延安看上去好像一场大雨就可以把它冲走似的。这座小城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黄色沙尘，城边那些斑驳的山坡上满布着半圆形的窑洞。在延安的郊区，人们仍旧居住在窑洞里，但很多穴居者还是喜欢显山露水。有的窑洞已经用上了电视机、电冰箱、卡拉OK。在延安以北的村子里，学校的校舍和政府的办公室都修建在这样干燥的黄土坡上。在这片夏季酷热难当、冬季寒冷难耐的土地上，这样的生活方式简朴而实际。

在中国的北方，在这样的乡间地区，到处一片荒芜，生活十分艰辛，风景却也出奇地美丽。在四川生活了一年之后，这样的地方正是我所向往的，跟涪陵那些绿油油的梯状稻田和浑浊的江河相比，这里的一切都显得迥然相异。延安的空气十分干燥，湛蓝的天空下，延绵着尘土覆盖的群山。

那个暑假，我很空闲。“美中友好志愿者”出资让我们到西安学习一个月的汉语，但要两星期之后才开课，我于是溜达到了陕北地区。从几个方面来说，这一地区都算得上是现代中国的核心——至少是政治的核心，因为1935年时万里长征就是在这里结束的。从一到达涪陵开始，我就听说过长征和延安岁月，我因此知道，在中国共产党抗击日本人和国民党统治者的过程中，陕北曾经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从历史资料上我还了解到，这里的土质脆弱只是个假象。这一地区的大小山峦见识过的何止是狂风暴雨，但它们至今依然挺立着。

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入口处有一条标语：“庆祝香港回归，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为了参观博物馆内的陈列品，我花了十元钱。毛泽东的坐骑被做成了充塞类展品，跟他用过的弯刀和鞍子陈列在一起。还有一首毛体特征明显的手书战争诗歌作品，几幅关键的战役地图，以及在延安生活过的重要革命家们的一些照片。游客不多见。那匹嵌着玻璃眼珠的坐骑名叫小青马，它孤零零地站在那里，显得有点不在状态。

看着这匹马，我想起了毛泽东到延安时与之结婚的江青，而我也反应过来，有关她的照片，我一张都没有看到。我又回到纪念馆的入口处，一个检票员正在织毛衣。

“毛主席不是在这里认识江青的吗？”我问道。

“是呀，”那位工作人员回答道。

“有没有她的照片呢？”

“没有‘四人帮’的照片，”她干脆地回答道，然后继续织起毛衣来。

枣园公园同样如此，这里曾经是毛泽东和其他红军将领们的家。刘少奇住过的窑洞里挂着他和他夫人王光美的照片，朱德曾经居住的窑洞里也挂着他和他夫人的照片，但在毛泽东居住过的窑洞里，江青曾经生活过的踪迹已经荡然无存。江青的历史错综复杂，所有有关她的记忆已经全都被抹掉了，窑洞里剩下的只有一些简单的家具：一张床、一个澡盆、一个书架，以及铺地的石板。窑洞门前，游客们可以穿上共产党人在战时穿着的那种灰布制服，拍下自己的照片。十几岁的小女孩们跨上战马，挥舞着手枪，嘴里发出咯咯的笑声。

我认识了西安铁路局一位四十多岁的机修工，他说他带女儿来这里了解一下革命。他的女儿八岁，梳着辫子，穿着印有香港回归标志的塑料凉鞋。“中国的这些年轻人啊，不了解革命，”她的父亲说道，“我们那一代人很了解啊，所以我带她来这儿了解了解中国的历史。”

他问我，美国人怎么看待这一段革命的历史。我告诉他，大多数美国人对此一无所知，这是最安全的回答方式。如果某个外国人说他们对中国不甚了解，中国人听了总会比较高兴。我和这位机修工聊了一会儿。接着，为了很有礼节地表示我们的闲聊即将结束，他一本正经地说道：“我们两个国家所走的道路不同，但我们现在成了朋友。”

“对，”我回答道，“我们可以忘掉过去存在的问题和麻烦。”在涪陵和延安这样的小地方，我总是以那样的答语来结束我的即兴闲谈。人们好像老是觉得有必要对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做一番总结陈词，似乎这样才会使我们刚刚进行的闲谈显得根基牢固。一般而言，这样的人是第一次跟一个美国人说话，这使得我们的交流带上了历史性时刻的意味。在中国的偏僻之地，能够以这种方式打发时间，我非常喜欢——每一次即兴闲谈都是一次重大的外交事件。

我的谈兴正浓，于是，我在公园的入口处找了个凳子坐下来。几分钟之后，一个老人看见了我，便急匆匆地走了过来。他告诉我，他是个退伍军人，当过延安红军。当我告诉他我是个美国人的时候，他笑了笑。

“感谢你们美国人在抗日战争中帮助过我们，”他说道。因为自己的国家在二战中扮演的角色而得到别人的感谢，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重庆的出租车司机尤其喜欢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对着这位老人，我把曾经用来回答出租车司机的答语又重复了一遍。

“没关系，”我回答道。

此时，几个人围拢过来，因为看见我这个外国人，大家的脸上都充满了好奇的表情。我跟西安交通大学的一个学生交谈起来，她告诉我，她来这里参观的原因，是她对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颇感兴趣。我问她，如果革命失败了，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那今天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她回答道。

“那又会怎么样呢？”

“中国会是另一种模样。”

“怎么讲？”

“可能就像台湾，”她说道，“就像美国。”

“那两个地方怎么样？”

“经济很发达，但——”一下子，她从说中文转而说起结结巴巴的英语来，因为她的记忆里有一个曾经学到过的句子——“但富者更富，穷者更穷。”

“新的经济政策怎么样？你支持改革开放政策吗？”

“当然了，大家都支持嘛。”

“有没有想过贫富差距？会不会越来越大呢？”

“有些人会富裕起来，”她回答道，“比如，科学家和商人。但为了发展经济，这是必需的，尽管其他人可能会改善得慢一些，但他们总是会得到改善的。”

我们又交流了几分钟。她问我，大多数美国人是不是真不了解中国，我给了她一个肯定的答案。在当做神龛一样供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曾经居住过的窑洞门前，竟然可以听到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垂滴说”，要了解这样的国家到底会面临怎样的挑战，我只字未提。走出纪念馆的路上，我看到了一排排的纪念品摊点，出售的有毛泽东挂像、共产党的历史书籍、仿冒玉石、衣饰挂件、项链、雕像、手镯、邮票、鼓锣铙钹、美食小吃。一套香港回归纪念币售价三百二十元。我往外走的时候，小摊小贩们冲我叫卖起来。

那天晚上，几个警察在午夜之后闯入了我的房间。那家廉价旅馆靠近火车站，就在我快要睡着的时候，几个警察闯了进来。

事先没有任何提示。我从里面反锁了房门，但警察从服务员那里取来了一把钥匙，一进入房间就打开了电灯。等我坐起身来的时候，床边已经围了五个警察，这着实让我吃惊不小。

“有什么事儿吗？有事儿吗？”我反复地这样追问着，可他们只是用眼睛瞪着我。“有什么事儿吗？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他们就这样充耳不闻，只是拿眼睛盯着我。末了，其中一个警察终于开了口。

“我们想看看你的护照，”他说道。

我战战兢兢地取下装钱的腰带，取出护照递给了他。他翻开护照，对着首页上我那张照片看了看。然后，他又慢慢地翻到第二页端详了一阵。那一页上面，除了照片纸张特有的彩色水印，什么东西也没有，但其他几个警察也凑了过来想一看究竟。那个警察又翻到了第三页，那是个空白的彩色页面，可他还是对着它端详了一小会儿。

我的头脑终于清醒过来了，这时我才看清楚，他们几个显得那么稚嫩——几个精瘦的小伙子穿着松垮垮的制服。他们略显羞涩地看着我。我翻到签有中国签证的那一页指给他们看，这倒有些中他们的意，因为那一页是他们看得懂的。他们翻了翻其余的页面，随后微笑着把护照还给了我。

“没问题了吧？”我问道。

“没问题，”其中一个人回答道。可他们仍旧直视着坐在床上的我。沉默了好一阵子。

“那么，”我说道，“我感觉有点累了，我该睡觉了。再见。”

“再见，”他们立刻接过了话头。他们又盯着我看了一眼，终于走了出去。我锁上房门，继续睡觉。

我实在没有恰当的理由去榆林，还花了我十个小时。出行指南对此只字未提，只说外国人仅限在两家昂贵的宾馆下榻。榆林是一个很小的城市，位于陕西省的最北端，跟内蒙古交界。正是冲着这一点，我决定去那里看看。

出了延安往北，充满绿意的乡村点缀在狭小的沟谷中，修建着窑洞民居，显得更加荒凉。顺着道路流淌的一条小溪几近干涸，在骄阳的炙烤之下，所有的生活都集中在了这条苟延残喘的溪水里：农民们挑着水桶来到这里，妇女们在这里洗着衣物，赤身裸体的男孩们在绿莹莹的浅水塘里游泳。河岸上很高的地方是一台一台的庄稼地，树立着几块尘土覆盖的大字标语：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这里也看得见人影，已经很能说明中国的问题。而在这样的蛮荒之地依然标称着控制人口数量，其中的深意更叫人回味。

五个小时之后，我终于看够了。那天极其炎热，空中沙尘弥漫，道路正在修建，破旧的公共汽车里人头攒动。可除了耐着性子，我无事可干。实际上，我在中国出门搭乘的每一辆公共汽车似乎都达到了这样的极限——我起码需要双倍的忍耐才行。我知道，我回来的时候还得再经历一次；而到了榆林，我只能花上一笔不菲的钱，去住允许外国人下榻的三星级宾馆。想到这一切，我真希望自己没有来。

我到达的时候，太阳刚刚落山。我在汽车站的边上找到了一家便宜旅馆。我的出行指南上说，这里仅限中国人入住，但我寻思着，试一试也不会损失什么。我走进旅馆的时候，里面的服务员十分诧异地盯着我看了看。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一言不发，只是一个劲地摆着手，示意我退出去。

“我会说中文，”我这样说道。听到这句话，惊得她的眼睛瞪得更圆了些。过了一阵，她才回过神来，问我要做什么。

“我想住旅馆。”

“外国人不能住这里，”她说道，“你到别的旅馆去住吧。”可她的诧异劲还没有消退，依然彬彬有礼，当大多数服务员无法答应你什么要求的时候，他们总是这个样子。这倒让我想到了一个法子。

“这条规定已经改了，”我说道，“外国人可以跟中国人住同样的旅馆。”

她的双眼不再圆睁，可她依旧只是在听我说话。我取出我的中文教材，翻到词汇表照着念了起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修改了有关规定，”我念到，“刚刚在北京修改的。你没听到过？至少对老师来说，这样的规定已经修改了。外籍教师可以跟中国人住同样的旅馆，因为我们在中国工作，跟中国人拿的是一样的工资。看见没，这是我的工作证。”

我让她看了我的红色工作证、浅绿色外国人居留证、深绿色外国专家证和蓝色的美国护照。那一摞花花绿绿的证件堆成了一堆，服务员慢慢地翻看着，既充满了敬畏，又有些受宠若惊。中国人对于官方文件具有一种痴迷之情，他们常常会盯着身份证件上我那张洋鬼子黑白照片一看究竟。一份一份地，她仔细察看着，随后才递给我一张登记表，给我开了一间十几元一晚的房间。那之后的暑假生活中，我总会时不时地提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几个字眼。当别的法子都不奏效的时候，这成了极为有效的一种招数。后来，我终于领会了我在中文课上记住的这些政治术语的真谛。

次日一早，我乘一辆出租车来到了榆林的北边，有一段长城在这里的一片沙漠中间蜿蜒穿过。游客很少到这里来游览长城，因为这一段长城没有修复，而且陕北的道路非常难走。我的出行指南里没有提到这里有长城，但我有一份这个省份的中文地图，那上面清晰地标示出这里有一段长城废墟。

出租车带着我来到了一座巨大的明代要塞，距离市中心有八九公里远，榆林市有灌溉系统的庄稼地到此结束，再过去就是片大沙漠。站在要塞最高处的一个塔尖上，可以北望数公里远。一片荒凉之上，间或会有一丝绿意，有流水从中穿过——要么是一排树，要么是一块孤零的水田——但主要是沙地、褐色浅丘、空寂而无言的苍穹。上午九点钟的时候，太阳已经非常炙热了。我凝望着空寂的大地，眺望着远方低矮的地平线，终于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要在这里修建一段长城。即便这里根本没有来自蒙古人的威胁，光是对这片单调乏味的土地的恐惧感也会让人想到要修建一点什么东西才行。

这道城墙在沙漠里往东西两个方向延伸着。往西，一直延伸到了甘肃北部大山深处的嘉峪关。往东，一道道废墟延伸到了黄海之滨的山海关。这两个关隘之间的距离可能长达二万四千公里，而榆林正好是它们之间的一个中点。不过，没有人对长城做过完整的测量，也就没有人知道它的确切长度。站在沙漠之中的这座要塞之上，看着黄沙覆盖的群山上腾腾升起的热浪，我决定朝着大海的方向走一走。我紧了紧靴子，顺着长城废墟往东走了出去。

大部分废墟是一道道九十多厘米高的夯土埂子，早已遭到了大风和沙尘的侵蚀。每隔两百米远，我就会经过一个废弃的信号塔——这一堆六米多高的泥土几成齑粉，毫无用处地耸立在骄阳之下。顺着长城废墟，我穿过一个砖瓦厂，跨过一条灌溉渠，又穿过了一片玉米地。一个沙丘吞噬了这道土埂子，我绕过沙丘，终于又看到了远处耸立着的另一个信号塔。边上种着一片杨树，在陕北的骄阳之下，这些树显得干瘦而无精打采。一片三十多厘米高的沙丘又吞噬了万里长城，再过去，孤寂的沙漠在水平方向上伸展得更遥远了。

这里的土地支离破碎，缀满补丁，绿色的玉米地和成排的杨树显示出劳动的艰苦。面对这绵绵的沙丘和了无生气的褐色地平线，这样的艰苦劳动显得有些劳而无功。同样，废弃的长城说明了另外一种形式的劳而无功，明代统治者为抵抗外敌而修建了这些要塞，可如果采用外交的手段，这样的外来者处理起来要容易得多。这个东西的尺寸——既小得可怜，又大得惊人；我一脚就能轻易跨过，可它又长达两万多公里——全都在显示着，一旦出错，中国人可以走多远。

不过，同样很有中国特色的是，尽管这道城墙当初是个败招，现在却极有价值。它已然变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符号，举国荣耀，没有人想到蕴含其中的负效应，如孤立主义、固执己见。电视台经常会播放在万里长城之上拍摄的一个MV，歌曲名叫“爱我中华”，讲述的是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在中华大家庭享受到的幸福和快乐。《爱我中华》是一首糟糕的歌曲，令人大倒胃口，但它跟电视台上播出的许许多多低劣音乐节目一样，有着要命的吸引力——我常常要耐着性子才能看到它的结尾。歌曲的结尾部分描述了身着传统服装的少数民族代表们站在长城之上，歌唱着他们如何地热爱中华。每次看到这里，我都在想：你们的中华修筑这道城墙，就是想把你们挡在外面啊。

电视上似乎总有类似的东西——实际上，一天中的每一个小时，你总能找到一个频道，正在讲述某个快乐的少数民族，经常是藏族同胞。这样的娱乐节目让我觉得十分虚假，至少在我次年从中国回到美国的时候是这样感觉的。回到密苏里之后，我到一所公立小学上一些辅导课程，学校的孩子们为了庆祝感恩节，讲了一些传统故事，说美国早期的清教徒和印第安人建立了怎样牢固的友谊。我由此意识到，这样的荒诞故事正是联结美国和中国的一种纽带——两个国家都有些骄傲自大，把自己曾经的惨败扭曲成了骄傲的资本。一想到这里，我就回忆起来，我在美国的电视荧屏上看见印第安人跳舞的次数比这还要多得多。

不过，正如感恩节那样，万里长城也早已超越了它当初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现在仅仅意味着伟大。针对它所作的很多描述——说它具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说从太空中也能够看见它——从常识上来说都有点不太靠谱，但这样的事实无关紧要。哪怕是它所喻示的中国人的孤立主义也已经没有任何说服力了，因为每一个外国政要都会被带到北京附近的长城做一番参观，每一个外国游客都可以随意参观。它已经变成了新兴的开放中国主要的胜景，它与其说是一道城墙，还不如说是一座桥梁，它让外来者仅凭着一道令人叹服的景观就领略到了中国的无尚荣耀。非但没把蛮夷之族阻隔在外，反而确保他们来到中国之后，会带着某种崇敬之情看待这个国家。这样一来，这个建筑工程再也不是什么浪费。虽然时间又过去了五百年，但中国人最终发挥了长城的用途。同样，我知道这些散布在沙丘之间、被辛勤耕耘过的玉米地也不会劳而无功。不管怎么说，它们都会熬出头的。

我沿着城墙往东走了一个小时。有时候，我踩在城墙之上，泥土在我的脚下碎成了粉末。我又经过了一片杨树林，惊起一只野鸡，它扑棱棱地钻进了灌木丛中。蜥蜴在沙地上到处乱蹿。我带来的水用光了，接着便回到了那座要塞。

来到榆林之后，我才第一次意识到，我在中国的日子算是渡过了难关。作为一个外国人，要在涪陵这样的地方生活绝非易事。那里的种种压力令人心力交瘁——别人对我无关宏旨的关注、老是冲着我戏谑性地大喊大叫、我极力挣扎着要弄明白一个外国人可以干什么不可以干什么。不过，这样的骚扰也有另外一面，因为中国人对外国人总会有些好奇和迷恋，一旦交谈起来，他们往往比一般人对我要好得多。这一点跟美国很不一样。在美国，你当然不可能因为某个人长得有些古怪就冲着他大吼大叫。不过，你也不会撇下自己的正事儿去跟他闲聊一番，或者向他展现你的善意。

早在春季，我已经体会到，这其中的益处开始多过难处，而这主要跟我不断培养的耐心和信任有关。我得允许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如果有某个人朝我走了过来，我会跟他做一番交谈；如果有人向我发出邀请，我基本上都会接受。我不会期望能够控制所有的形势，我也不能老是怀疑别人的用意，而事实上他们的用意无一例外都很好。以外国人的身份生活在这里，就要求你具备某种被动性，但我从来也不是一个被动的人。那个春季的大部分时间，我都用来让自己逐渐地适应这样的角色。到了榆林，我终于觉得那样的做法很正确——我终于认可了一点，只要我顺其自然，事情总也错不了。

时间是关键因素之一，而我在中国有的是这个东西。在涪陵，即便在我教学最忙碌的日子里，我也总会有大把的闲暇时光，因为在美国占据我时间的那些东西——家人、朋友、日复一日的生活节奏——统统溜走了。我上不了因特网，也打不了电话找人聊天。我倒是可以写信，可邮政的速度太慢，要交流什么几乎不可能。第一年的那个秋期，我的大妹妹生了个女儿，可我竟然在三个星期之后才得知这一消息。

这么多的闲暇时光本可能会令人不知所措，但也可能让人觉得极为洒脱。无数个下午，我什么事情也不做，只是手拿一张报纸，坐在某个茶馆里，无论谁过来，都和他交谈一番。这也成了我旅途中的一种惯例，每新到一个城市，我都会找一个公园，或者别的什么地方，然后坐下来读点什么，直到某个当地人愿意停下脚步跟我闲聊一番。

沿着城墙走了一阵，我在一处明代要塞的阴凉处坐下来，写起了日记。几分钟之后，三个年轻的妇女停下脚步，问我来自何方，我们便闲聊了一阵子。她们几个原来是中学同学，现在正赶回城里参加一次聚会。她们的另一位同学和她的丈夫就在这条路上开了一家餐馆，她们便邀请我和她们一起去吃午饭。当地的特色菜肴是用猪肚做成的，我们一边吃着，一边喝起了榆林产的啤酒。

她们全都搞不懂，一个外国人为什么会大老远地来到榆林。我随后告诉她们，我一直生活在四川。在她们看来，这一点颇能说明问题。

“四川人好狡猾啊。那儿的女人名声不好哦。”

“四川人没有我们陕西人这么有文化。你知不知道，这里是中国文化的摇篮呢？”

“你到过西安吗？那是我们陕西的省会，也是中国的古都。所以我们说的话比四川人说的话好懂吧，因为我们这里的方言曾经是全国的标准话呀。北京的普通话跟我们这里说的话很相近呢。四川人说话的腔调才难听哦。”

她们对于方言的看法非常正确——在陕西旅游，就好像是搬开了压在我胸中的一块语言巨石。对于她们的其他观点，我倒是不敢全信，因为我知道，中国人总是对其他地方的人抱着一种强烈的偏见。在我离开涪陵之前，廖老师就给我详细地介绍了一下陕西的情况。

“我好想去西安看一看啊，”她叹息道，“你可以去看看兵马俑、始皇陵、碑林。你很幸运啊。不过，北方人跟我们南方人可不一样。你知道，他们块头很大，因为他们吃的是小麦而不是大米。那里的女子也没有我们四川的女子长得漂亮。因为那里的光照很厉害，风沙太大。北方女人的皮肤很不好。”

听着这几个陕西女子批评四川人，让我想起了廖老师曾经跟我说过的那些话。我琢磨着，作为一个听话的好学生，我只有提一提北方人的不足才算是对的。

“在四川的时候，”我对这几个女子说道，“有朋友对我说，南方比北方好，因为那边的气候要好一些。他们说，北方人皮肤不好，就是因为日照太厉害。我不知道这样的说法对不对，但他们就是这样跟我说的。”

听了我这一番话，她们谁也没有感到惊讶。很明显，她们之前早就听到过这样的说法，也早就知道该怎么反驳了。“这种说法对北方多数地方来说是正确的，”几个女子中间最健谈的王玉梅表示了认可，“但榆林不一样，因为我们这里的水不一样。我们这里的水很好很好！我们喝的水从地下很深的地方抽上来，有人说，就因我们喝了这样的水，我们这里的女子长得很漂亮。所以，就算这里的日照很厉害，我们的皮肤也很好。看——我的皮肤一点也不黑。”

我得承认，那也正确——王玉梅的皮肤一点问题也没有。我在想，要是你能够想方设法把榆林的井水抽起来输送到涪陵去的话，涪陵的女子毫无疑问会变成全国——也许乃至全世界吧——最漂亮的女子，因为这里有山有江，还有来自沙漠小城的深井水。

午饭之后，我们来到了街对面的一处佛教寺庙，几个女子中间唯一未婚的郭小琴要算算命。我们走进寺庙的时候，其中的大师正在跟一个年轻人大声争执着。那位大师给年轻人算了个歹命，年轻人便拒绝捐出利是。争到最后，年轻人把寺庙里的东西给打翻了，那位大师则把他揍了几下。那位大师六十多岁，站在院子中间，正在挥舞着拳头。年轻人嘴里还在骂着下流话，跟他来的朋友好不容易才拉住了他。天气非常炎热，我和几个女子坐在厢房的阴凉处，等着那一场争执结束。

就公共场所的争吵而言，一般会由两幕构成。年轻人的朋友把他拉出了院子，但他挣脱之后又闯回到寺庙来，跟那位大师足足又吵闹了五分钟。看得出来，年轻人无疑并不想伤害那位大师，但要改变他的命运的确也为时已晚。他不过是为了争争面子而已，他的朋友笑着把他拉出了庙门。等他们走后，我们又等了一会儿，一直等到他的叫骂声在远处变得越来越小。十分明确，不会有第三幕了。我在涪陵看见的有些争吵幕数太多太多，就连棒棒军们都会感到十分厌烦，会各自溜之大吉。

来这间寺庙算命，那一场吵闹的确不是什么吉兆。但二十六岁的郭小琴明显地觉得时间是个大问题，她因此还是决定要等下去。那位大师让自己镇定下来之后，嘴里念叨了一番，就让郭小琴在神坛跟前磕上三个头。磕头的时候，他敲了一下铜锣，然后给了她一个装满木签的圆筒。她摇动圆筒，直到其中一根木签子掉了出来。那位大师看了看木签上的编号，就推起了命理。他说，她很快就会嫁人，可能就在年内吧，这让每个人都松了口大气。王玉梅给了大师十元钱。他微笑着送走了我们。

顺着那条路，我们来到了红崖峡。这里的砂石崖壁上修筑着几座道观和佛寺，其中有的历史在一千三百年以上。峡谷之中，流淌着一条清澈的河流，两边都是砂石河岸。我们脱了鞋，在浅水区涉水而行，然后找了个阴凉处坐下来。河对岸，五六个年轻的农民正在进行野炊。那是一群二十多岁的男男女女。吃过午餐，他们到河里玩水，男人们在峡谷里来来回回地追逐着几个女人，而几个女人则发出一阵阵尖叫声。

“你们国家也这样吗？”王玉梅问道。我竭力地去想象我跟美国的朋友也来这么一场聚会，并随便找个外国人跟他待上一天——纯粹出于好奇，出于善意——会怎么样。

“不，”我回答道，“跟我们国家很不一样。”

我不想离开榆林。我住的旅馆不错，尽管白天天气炎热，但夜晚总有沙漠的凉意，根本没有睡不着觉的问题。清晨非常愉悦。每天，我都起得很早，然后会观看着主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车流景象。老头们清扫着自己的店门，女人们拖着送奶车沿街叫卖，夜间清粪车纷纷往城外的方向开了出去。拾荒者拉着板车，敲着手中的小鼓招引卖家。马拉车沿街给小餐馆送来了煤炭。瓦屋顶上，太阳明晃晃地升了上来，尘土覆盖的小城慢慢地热了起来。

这条主大街从三座明代城堡之下穿行而过，沿街的建筑物几乎至少可以追溯至清朝时期。榆林的古城墙完好无损，比一般建筑物高出六米多。在中国，我从未看见过保存得如此完好的古城镇，而这里也没有多少外国游客。

每天，我都会观看清晨的主大街，直到气温变得酷热难当。然后，我会买上一些酸奶，找个阴凉处的小餐馆，吃上几个花卷，再看看报纸。一天早晨，我在一个老头那里买了酸奶。他很是兴奋，示意我在那里等他。接着，他便跑回了家。等他回来的时候，手里拿了一本中文书籍。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把书递到了我的手里。

我翻开书本的第一页，想看看那上面写了些什么。有些字看不太清楚，但我还是明白了大意——讲的是如何创世、地球和水、光明与黑暗。在我翻读的过程中，他很有耐心地等待着。我翻完了全书，然后我才意识到，我竟然都读过去了。我抬头看着那老头。

“你是个基督徒吗？”我问道。

“是呀，”他笑着跟我握了握手。

“这本《圣经》是从哪里来的呢？”

“瑞典朋友给我们的，”他回答道。我推测，那些人一定是路德教会的传教士。我告诉他，我小的时候在瑞典生活过，这令他非常高兴。他问我是不是也信基督教。

“我信天主教。”

“差不多，”他说道，“跟我们基督教差不多。大多是一样的，只不过你们信玛丽多一些。”

他认为玛丽是关键人物，这个看法倒是正确的。不过，他遇见我好像还是显得非常开心。他姓罗，他随后邀请我去了他家，于是我见到了他的儿子和孙子。

罗家人就住在主大街上，住的是一个传统的四合院。现在，里面住了七房人，全都姓罗。几个世纪以来，这套建筑没怎么变样。在老人的家里，他们还睡在传统的土炕上，冬天在炕下烧煤炭取暖。

他告诉我，他的先祖是清代的士兵，在18世纪的时候从西安派遣到这里来攻打关外的蒙古人。他们被派驻在这里是为了阻滞外国人，可他们的子孙却深受外来的影响——解放前，传教士们让这位老人的父母亲皈依了基督教。在他家那破旧的炕头上，挂着一个简单的十字架，这件文物令人不禁心生好奇。

老人的儿子名叫罗晓磊，四十好几，在当地一家文学杂志社当编辑。他的女儿刚从榆林高专中文系毕业。这一家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十分友善，我在榆林停留的一周时间里，每天都会去他们家走一走。通常，他们会留我吃午饭。吃过饭，我们就坐在他家客厅的阴凉处喝茶、吃西瓜。

“文革”期间，罗晓磊在监狱里关了五年，因为他既是知识分子，又是个基督徒，他的父亲则被下放到偏远的沙漠地区进行了十年的劳动改造。老人对那一段经历不太爱谈，只是说劳动很艰苦，找不到奋斗的目标。说到下放，人们的看法基本相同——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浪费了时间。

我发现，很容易跟罗家人进行推心置腹的交谈，不仅因为他们自身的经历让他们对一切都充满了怀疑，还因为我不久之后就要离开榆林。那是我要旅游的最大便利——我不用对说的话、做的事负任何责任，我可以跟任何人闲逛一番，也可以跟任何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跟生活在涪陵很不一样，那里有人记录我的行踪，我时时都得想，我在这个江城还得再待上一年。在中国有一个家会带来很多好处，但那也是其中的缺憾之一。

一天下午，罗晓磊问我，我自己是怎么看待在中国教书这件事儿的。由此我才意识到，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回答。

“总体而言，我很喜欢，”我回答道，“我尤其喜欢我的那些学生。我觉得他们比美国学生更尊重老师。我教的是文学课，那也很不错。我的中国学生比大多数美国学生还要喜欢诗歌。不过，我不太喜欢大学里面的政治体系。这很难解释——有时候，这样的体系实际上对学生还有很大的影响。他们的很多观点都很狭隘。”

那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孔老师教我学会了这个词语，而这个词很好地概括了我在涪陵深感艰难的那些东西。罗晓磊点了点头。“也许他们还不太适应外国人，”他说道，“你知道，在我们中国的一些偏远地方，外国人还不是太多。”

“我知道，但还有其他的问题呢。他们用的教科书不行，有时候他们学的东西都是不对的。”

他的女儿跟我们坐在一起聊天，我问她，他们学校中文系的学生要不要学习孔子。

“不学，”她回答道。

“但你们要学马克思，对吗？”

“是的。”

“涪陵也是这样。我的学生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课程，要学习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但他们不学孔子。那些东西都是别人的，孔子思想是你们自己的文化呀，可谁都不再去学习了。”

“你们美国的大学要学习马克思吗？”她问道。

“要学，但只学一点点。美国的很多大学生都要学，因为他毕竟是个哲学家嘛。”

“你们美国的大学生怎么看待马克思主义？”

“很多人觉得很有趣，但它不太……”我在搜罗一个恰当的词语，可她一下子就知道我在想什么问题。

“不太实用，”她接过话头。

“对，不太实用。”

“我同意，”她说道，“我觉得纯粹是浪费时间。我们学习的政治课程多是浪费时间。”她把脸上的头发往两边拢了拢，然后看了看坐在她对面的父亲。他在想别的什么东西，等他意识到他的女儿正在等着他有所回应的时候，他笑了笑。他的头发一片灰白，戴了一副圆圆的眼镜。因为想起了什么，他的眼神为之一亮。

“对，”他说道，“马克思主义用处不大。”他自己的父亲坐在阴凉处吃着西瓜，一句话也没有说。

在榆林，我的日程安排得很有规律，上午到老罗家串门，下午到一家小餐馆等着吃饭。那家餐馆的饺子味道很好，还可以喝到当地产的啤酒。老板娘是个艰苦而务实的人，在累了一天的男人们常去喝酒的地方，总能看到她的身影。她会拿我的口音开玩笑，说一半像老外，一半像四川人。只要餐馆里进来一个顾客，她就会把我那些重要的信息宣示一番：国籍、年龄、中文名字、单位和薪水。顾客们总是强调说我的薪水太低，因而要替我付酒钱。为了维护一下面子，我对“美中友好志愿者”的性质做了一些解释，还说我们来此是为了建立美中友谊，而不是为了挣钱。无一例外，这样的解释又会激起大家的热情，又要替我付一轮酒钱。我于是想办法付第三轮酒钱，但总是不成功。接着，我们会热情地握手，说一些改善美中关系的话。然后，我就回到旅馆，等夜晚凉下来就上床睡觉。

我在榆林的最后一天，两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来到餐馆，要替我付酒钱。一个姓王，一个姓赵。他们让我跟他们以同志相称。那天是星期五，他们刚刚在附近一家工厂上完了早班。

我们几个人很快就喝了两轮啤酒，喝到第三轮的时候，两个年轻人的脸上开始发红，他们也开始讲起了中国的历史故事。王同志给我讲了禹王的故事，他是第一个控制住黄河水的人。幸好我在中文课本上学到过这个故事，因为口音的问题，王同志讲的那个版本多少有点不太利索。我时不时地点点头，装作明白了他讲的那个故事，而赵同志间或也会插嘴：

“说普通话！你讲的是方言，他怎么听得懂！”

王同志点点头，讲起了普通话。可随后，讲到禹王做出更多英雄壮举，沿黄河修建堤坝和护岸的时候，他又转回到了方言。故事大概是说大禹王辛勤劳动，尽管数次从自己的家门口经过，却都没有时间进去看一看。控制黄河水，可真是个大工程啊。

黄河终于被控制住了，王同志靠在椅背上，喝光了杯里的啤酒。他们又要来了好几瓶，我们的桌子上摆满了空瓶子。在中国的小餐馆吃饭，其中的一个好处是，只要你没走，他们绝不会清理你的餐桌。这样一来，任何人只要从边上走过的时候瞥上一眼，就知道我们几个还不到两点就已经整光了多少东西。那很有面子。那一天，我们干得不错。

“听懂了吗？”赵同志问道，“没听懂，是吧？他老用方言讲。”

我说，讲得很清楚，还根据我自己的课本内容复述了几个细节。

“看见没？”王同志很是得意，“他全听懂了！”

王同志突然之间提出，我必须去看看他在这条街上的一个投资项目。餐馆老板答应留着那张餐桌，等到我们回来。他们俩都是大个子，我走他们的中间。在卵石街道上，我们三人跌跌撞撞地走着。从罗先生的小摊前走过的时候，我跟他挥手打了个招呼。我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投资项目——他们只说有投资项目，只说我们要去看看王先生的投资项目。那天下午很炎热，喝了那么多啤酒，走在街上的时候，我们几个人都热得大汗淋漓。

我们进入一个门廊，又爬了一段窄窄的楼梯。上到二楼，有一个大房间铺着硬木地板，只有一个穿着轮滑鞋的女孩在来回忙碌着。

“这个，”王同志说道，“就是我的投资项目。”

他很自豪地看了看这个溜冰场，然后走到销售区域，跟那个工人说起话来。

“这个项目投资很大，”一俟王同志走到了听不见的距离，赵同志有些痛心地低声说道，“他借了好多钱，根本还不清。”

我看得出来，王同志正在跟那个工人讲关于我的事情，我竖着耳朵想听见点什么。

“来的人不多，”赵同志小声说道，“昨晚上还打了一架，打坏了几块玻璃。他亏了好多钱呢！”

王同志拿着一双轮滑鞋走回来，并把它交到了我的手里。“你来滑一滑，”他说道，“现在就试一试，免费的。”

我结结巴巴地解释说，我不会轮滑。“你肯定会！”王同志说道，“这就是从你们国家传过来的呀！”

我跟他们说，我有一条腿受过伤，他们则提出要带我去看医生。赵同志说，这条街上就有个医生，还说中药很有效的。我说我知道中药的疗效，因为曾经有个中医就建议我多坐，尽量避免溜冰这样的活动。经过几轮礼节性的提议和回绝之后，我们找到了解决之道，那就是回到餐馆，坐下来继续喝啤酒。他们看上去丝毫没有受到冒犯，王同志因为我观看了他的投资项目而显得非常高兴。桌子上依旧堆放着空的啤酒瓶。

我们又喝了一轮，王同志直视着我。

“何伟，”他喊了我的中文名字，“我另外一次看到美国人是在峨眉山上，当时他给我的印象很不好。那个人很胖，老是要别人替他做事。‘做这个，做那个！’他找了几个人抬他上山，像个大地主。可你不同——在我认识你之前，我以为所有的美国人都是坏人，我现在才知道，不是那样的。”

我觉得很感动，也感到很内疚，因为我撒了谎，说我看过中医。不过，那是中国式的善意谎言，也许还恰到好处。我谢了谢王同志，相互祝愿了一番。

“还有，峨眉山上那个美国人太白了，”他说道，“他的皮肤好白，好难看！你的皮肤有一点点带黄——你看起来更像个中国人。你的皮肤比他的好多了。”

那个暑假，诸事进展顺利。我到西安一所大学去学习了一段时间，课程不算太难。那座城市倒是有很多不错的公园，我可以要一杯茶，然后跟当地人聊聊天。每天的温度都是三十五摄氏度（九十五华氏度）。据说政府有一条规定，如果气温上升到三十七度，所有人都不用上班。因此，官方报告的气温总是三十五度。我常常骑着朋友的自行车来到兴庆宫公园，要上一杯茶，然后问那里的工作人员，今天的气温是多少度。

“三十五，”他们一边回答，一边不停地用报纸给自己扇风。

“昨天的温度是多少？”

“三十五。”

“明天呢？”

他们翻了翻眼皮，叫我只管喝自己的茶得了，在他们看来，这不是什么玩笑。中国也许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由政府控制温度的国家，尽管北京的气象预报台在两年之后开始如实播报温度。当地的报纸对此大加颂扬，说这是一种进步，是在向公众报告真相方面迈出的一大步。不过，政府说得很清楚，高温放假的说法仍旧只是神话，所以新的气温预报方式并不意味着人们就可以休假了。那只是说明，大家知道到底有多热了。

西安最炎热的三十五度到底有多热，可想而知。到了夜晚，我难以入睡。不过，即便如此炎热难耐，那个暑假依然算得上诸事顺利。我的妹妹安吉拉是斯坦福大学的地质学研究生，被派到了中国最西边的新疆从事一个暑期研究项目。她跟我在西安待了一个星期，我们一起参观了多处历史遗迹。我总是给别人讲，她是在新疆帮助中国探寻石油，我则在四川志愿从事英语教学工作。这令大家高兴不已，他们总会因此给我们一些特别的待遇。兵马俑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大受鼓舞，他让我们以中国人的价格进去参观，针对外国人的额外收费全免，因为我们是在为中国做好事。

安吉拉坐飞机前去从事她的研究项目了。一个星期后，学习结束，我也坐着火车来到了新疆。那是一趟四十八小时的旅程，列车沿着古丝绸之路穿行，需要穿过甘肃和新疆两个省区。我一直很喜欢漫漫的火车之旅，以及广袤而空旷的沿途景象。

我坐的是硬卧，在中国的列车上，我觉得那是最好玩的一个等级。硬座是一场噩梦，因为挤满了农民和农民工；软卧太靠近另一个极端，需要跟领导干部、大腹便便的商人和外国旅游者为伍。硬卧车厢说不上不好——每人一个铺位——票价也比较便宜，一般的普通旅客都可以承受。尤其在火车上，跟老百姓说话很容易，大家闲聊着，喝喝茶，吃吃方便面。

第一天，来自河北省的一个年轻人坐在我的对面铺位，观看着甘肃的群山往后掠过。他今年二十五岁，在新疆工作了两年，但他并不喜欢那儿。新疆太极端了，他这样说，夏天太热，冬天太冷。他刚休完了四个月的假期，对于坐四十八小时的长途列车，而且还心知肚明，完了又得在新疆那个地方开始上班，真不是件快乐的事情。他的工作是在一家石油公司从事安全管理。

“每年，都有两三个工人丧命，”他说道，“尤其是在沙漠地区的道路上很容易出事。新疆的交通很糟糕，所以每年都有工人丧命。对这个问题，我们也无能为力。”

我告诉他，我的妹妹在靠近吐鲁番的地方寻找石油。他耸了耸肩，似乎在说：那可够她受的了。车窗外面掠过了一连串低矮的小山，随着火车滚滚向西，土地变得越来越干燥。

他头脑聪明，跟我在中国经常进行的闲聊不同，跟他的交谈一点都不机械刻板。他的眼神里透着某种深邃的东西——他的眼皮很厚，但我看得出来，他对周围事物的观察非常仔细。他察觉了我正在笔记本上做着记录，但跟大多数人不一样，他没有问我在写什么东西，也许他早已猜到了我在记录些什么吧。一般情况下，我会说我在写日记。有时候，我只是这样告诉他们：“我在练习用外语写作。”那足够满足所有人的好奇心——如果你学会了某一种外语，很显然需要拿很多时间来练习写作。似乎从没有人意识到，实际上我是在写他们，写我周围所有的一切。不过，这个河北人看着我的钢笔在纸面上上下翻飞的时候，我认为他知道自己正被我记录在案。然而，他还是随心交谈着。我们略略谈到了政治，谈到了中国共产党。我问他是不是中共党员。

“不是，”他说道，“我不想入党。”

“为什么？”

“太麻烦了。我的朋友们——大多是年轻人——都是这样认为的。我们不感兴趣。这跟你们美国不一样。我们中国只有一个党派。”

中美两国之间的差异好像令他很感兴趣。“中国人都很喜欢美国人，”过了一会儿，他又说道，“可很多美国人觉得我们这里存在人权问题。实际上，老百姓才懒得去关心那么多呢。老百姓只关心吃饭穿衣。你看。”

他指了指窗外——铁路边上，是一个肮脏的小村子，还有一个垃圾堆，一个身着蓝布衣服的农民手里牵了一头瘦骨嶙峋的犟驴。又是老百姓。

“你觉得那样的人会关心民主吗？”他问道，“他们首先需要提高生活水平，然后才能够考虑别的问题。那正是中国和美国的症结所在——这两个国家根本没法相比。”

我们撇开了政治话题。他说起了婚姻，说他在三年后才会娶老婆。在我认识的中国青年人身上，通常会有这样的计划和安排。在爱情、政治和其他任何事情上，他们都是实用主义者。眼前这个年轻人说了说他的理由——三年之后他就二十八岁了，既不算大也不算小，而且那时候他将有足够的钱用来结婚。结婚要花很多钱，他说道，在新疆他是不想这么干的。三年后，他希望回到河北生活，或许到东海之滨德国人曾经的租借地青岛过日子。他满怀喜悦地说起了青岛，说起了那儿漂亮的红色屋顶、清洁的街道、友善的市民，以及静谧的大海。他说这话的时候，我们的火车隆隆向西，开进了沙漠地区。

那真是漫长而空洞的一天——车窗外，无物可看；车厢内，无事可干。我坐在那里，跟几个人闲谈了几个小时，然后爬到了自己的铺位上。我们的列车驶过了甘肃的省会城市兰州，满布污物的黄河水覆盖着茫茫白雾，显得闷闷不乐，我也睡着了。等我醒来的时候，一切都变了样——我们已经身处一片明亮的大地之上，周围满是绿色的草地、黄色的油菜花，以及向远方地平线延绵过去的沙丘形小山。

一个肥料商人十分现实，向我问起了钱的问题。美国一辆新车多少钱？旧车呢？办执照要多少钱？税是多少？保险呢？他用一个笔记本把我的回答记了下来——全都是些估计形成的数字——我则乐于看见，列车上还有别的人也在记东西。可在这么偏僻的地方，他们到底种植什么东西，还需要化肥呢？

“小麦和玉米，”他回答道，“当然，还有葡萄，以及其他一些果树。而且，在靠近乌鲁木齐的地方，还有水稻呢。不过，我们生产的化肥主要销往内地。”他又回到了金钱的问题：美国一套房子多少钱？失业救济金有多少？政府给你们提供什么样的保险？

问完这些问题，我们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两眼望着窗外。我觉得，我有必要继续闲聊下去，但关于化肥的问题太多了。我问他，他是什么时候来新疆的。

“我出生在新疆，”他回答道。

“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来新疆的？”

“我的父母是在解放后的50年代来新疆的。他们来这儿是为了支援国家建设。这有点像美国。”

我们俩都凝视着车窗外的场景：绿色的田野上，一个牧民正在放牧；一个人穿着蓝布衣服，骑着一辆自行车，行进在一条土路上；一排土坯房的四周围着黄色土墙；向南、向西是一座座嶙峋的白色山峰；宽大而空旷的地平线……这样的场景我在中国从来没有看到过。一连数公里，没有看见一棵树。

“西去吧，年轻人！”也许是想起了很久以前历史课上学过的这个句子，这位肥料商人说了这么一句话。

在火车上的第二晚，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经过了嘉峪关，也就是长城的最西端。我没能亲眼看见那道防御工事，但次日一早，我们很明显已经越过了那道城墙。没有村庄，没有城墙，只有岩石和尘土，以及低矮而崎岖的小山，在沙漠骄阳的照耀下，它们投下的影子十分清晰。

我们来到了中国的边上——或者说，只是象征意义上的边上，因为还可以往西走上一千多公里，仍然超不出中国的疆界。不过，这里已经是汉人生活的边界了。我们现在已经隐隐约约来到了丝绸之路。中国人把这个地区叫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人是这里的居民。

“新疆”意即“新的疆界”，两千多年来，它一直在中国的手里失而复得、得而复失，直到1949年，共产党终于坚定有力地控制了这一地区。但这块地盘管起来十分头疼——它毗邻印度、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蒙古国等，占到了中国陆地面积的六分之一，富藏石油和矿产资源，大多数居民——也就是维吾尔人——信奉伊斯兰教，说突厥语，跟汉人没有任何相同之处。所有因素加在一起，使新疆的形势十分复杂。就在那一年的2月份，在靠近北边的地方，发生了一起骚乱事件。对他们来说，最迫切的事情是把汉人赶走——四十多年前，这一地区的汉人只占四分之一，可现在呢，这一数字已经增加到了接近百分之五十。汉人来此有很多事情可做——在部队当军人、在政府当干部，或者经商卖化肥——他们就像我这样，坐着火车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在我那节车厢里，一个维吾尔人也没有，而其中有许多汉人是到西部来找工作的。

这种紧张情绪是火车上的人不愿意谈论的——我好几次问起了春天那件事情，但每个人都支吾着不肯回答。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告诉我，她搞不懂那样的事情，因为她只是个老百姓。作为老百姓，那是最大的好处——他们可以对什么事情都不负责任。在任何一个国家，普通公民都把自己称作“平民”，这是共通的，但中国老百姓的比例超过了绝大多数国家。实际上，你碰到的每个人都会这样描述自己，没有谁会说发生的那些事情跟自己有任何关系。

把自己定位为老百姓之后，那位妇女开始向我问起了关于大山的问题。大山是个加拿大人，他的汉语非常流利，经常在电视上露面，无疑成了中国最有名气的外国人。人们把他叫做“中国通”——就是“很了解中国”的外国人。每当我时来运转，说话流利的日子里，也有人说我是“中国通”，不过我知道，那多少有些奉承的味道。要成为中国通，我要走的路还很长。根据我从大山身上看到的情形，这样的目标对我也没有太多的吸引力。也许他是个好人，但在他的相声表演和戏剧表演上，不过比经过驯服的猴子要好一点点罢了。

走到哪里，人们都会问我关于大山的问题，他的名气只能说明老外在使用中文方面是多么的糟糕。这无异于众多美国人热衷于某个中国人，仅仅因为这个中国人的英语非常地道。

“你认识大山吗？”那位妇女问道，“你说我们的中文说得很好，但你没有大山说得好。”

“对，他比我说得好多了。”正因为这样，在中国的很多外国人非常讨厌大山：你的中文说得越好，你越跟老百姓聊天，你就越听得到大山这个名字，说他比你好多了。

“你认识他吗？”那位妇女问道。这是第二个共同的假设——所有学习中文的外国人都应该认识，并通过一种错综复杂的全国系统如“共济会”相互保持着联系。

“不认识，”我回答道，“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大山。”

“他的相声说得很好——他很搞笑。”

“对，我看过。他确实不错。”

“大山的中文比很多中国人都说得好，”那位妇女又说道。

“对，很多人都跟我这样说过。”

“他还会唱中国民歌。他是你们美国人吗？”

“不是，他是加拿大人。”

“你们美国人对大山有什么看法？”

“我们美国的电视上看不见大山。我们美国人根本不知道大山是谁。”

“那他只上加拿大的电视吗？”

“他也没上加拿大的电视。他只上了中国的电视。”

对那位妇女来说，跟我碰到过的很多中国人一样，那样的回答令他们非常失望。对一个国家来说，产生了像大山这样天资聪颖的人，却让另外一个国家垄断了他的天资，真是个悲剧。但我对那位妇女解释道，这实际上在加拿大是很普遍的现象，因为就像“北美职业冰球大联盟”的特许经营权那样，所有的天才都会很快一走了之。她想了想，继续谈起了大山。

“他娶了个中国太太，”她问道，“你听说过吗？”

“听说过，”我回答道。关于大山的各种推测，我都听到过。偶尔有人会说，他的祖母是中国人，但因为他的金发碧眼，这看起来不大可能。他的中文老师也跟着出了名，人们有时候会建议，我也应该搬到东部沿海地区，找一份这样的差事，两千多年前春秋时期周游列国的学士名流不就是这样做的吗。我学习汉语已经开了个好头，他们会这么说，呆在四川这样的地方浪费时间，真是可耻，因为当地人自己都不会说普通话。

“你知道大山的工资是多少吗？”我问道。我想跟她说说别的事情，而钱这个东西是最有指望的话题。

“他每个月拿好几千呢，”那位妇女很确切地回答道，“他拿的工资很高。你拿多少？”

“一千块。”

“没有大山多。”

“对，”我说道，“没有大山多。”

“不过也够了，”她说道，“对一个单身男人来说，一千块也就差不多了。”

“对。我拿的工资比很多涪陵人要多得多。你听说过涪陵吗？涪陵在四川。”

她使劲地想了想，然后摇了摇头。

“你肯定听说过涪陵榨菜，”我说道，“很出名啊。你看过电视上的广告吗？”接着我还唱起了那句广告词：

乌江牌，

涪陵榨菜！

这个句子用汉语说出来，比英文要好听得多，那位妇女一下子就听出来了。所有的中国人对涪陵榨菜都非常熟悉，那也成了我告诉别人来自何方的最有效的方法。我和那位妇女又交谈了一阵，然后她说了几句得体的外交辞令，说我们中国对外国越来越开放。我向她表示了感谢，她便回到了她的座位上。

我们进入吐鲁番-哈密盆地之后，火车上变得越发闷热起来，铁路两旁的土地被太阳晒得裂开了大口子。远处的一座座山丘渐次低矮，地平线随之也越来越低，直至大地看上去完全平坦，澄明的天空好似一个蓝色的穹顶，稳稳地倒扣在黑色的地球之上。

在绿洲城市哈密，我们停留了一个小时，车站的标识语既有阿拉伯文也有中文。一路走来，我第一次看见了维吾尔人，他们在站台上卖着葡萄和西瓜。维吾尔人长着高鼻子，脸被太阳晒得发黑，如果换作在沙特阿拉伯、土耳其，甚或是意大利，这样的特征倒是恰如其分。几个世纪前，很多维吾尔人还干着沙漠行商或者游商小贩的行当，以在丝绸之路沿途买卖为生。即便到了今天，这种灵感还会驱使他们在中国各地穿梭不停地寻找商机。维吾尔人一般在大城市充当黑市外汇兑换商，也有人以卖葡萄干和水果糕饼为生。即便是在涪陵，也常常可以看见一对夫妻在市中心的大街上支起小摊，出售水果糕饼和葡萄干。他们带着大箩小筐，顺长江而下，往东漂流，每到一个大城市就待上几个星期，然后继续前行。在我见过的中国小商小贩中，维吾尔人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他们离家在外两千英里，随身仅带着一筐葡萄干和一大盘水果糕饼。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赚钱的。

在哈密火车站，我和那位安全管理员站在一起，看着几个水果商贩。我问他，汉人和维吾尔人的关系怎么样。

“有问题，”他回答道，“有时候的关系很不好。现在，我们的政府帮助他们发展教育、农业和经济，但问题仍然存在。这是历史原因，不是政策原因。每个国家都有这样的麻烦——你们美国，跟黑人之间也有这样的问题吧。”

真是说到点子上了。我告诉他，我认为新疆的问题不关美国人什么事。不过，我告诉他，如果那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的话，涪陵和重庆的报纸上根本没有谈论过发生在春季的暴力事件，这显得非常奇怪。

“四川太偏远了。大城市的人都知道这里发生的事情。”

“什么事情？”

“炸弹爆炸，”他耸耸肩说道，“很像以色列吧。”

“你们公司雇用维吾尔人吗？”

“没有。他们的教育水平不高，如果教育水平不高的话，很不安全。如果他们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可以雇用他们。”

“你会说维吾尔语吗？”

“不会。也用不着。上班、买东西的时候，我们都说汉语。”

“你总会说几个单词吧？”

“知道一点点儿。比如，‘你好！’‘谢谢’……”

他停下来使劲想了想。他已经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生活了两年时间。“忘了，”他只好这么说道，“哦，还有‘再见’。”

他把那个词说了一遍，但说得很小声，完全淹没在了横扫车站的沙漠热风之中。

每过一两个小时，就会出现一个绿洲小城。这样的小城会突然出现在铁路的两旁，然后很快消失在岩石、尘土和沙漠之中。这样的绿洲可没有什么浪漫之处：没有棕榈树、也没有耀眼的水池；只有混凝土、沙尘和玻璃。绿洲和沙漠仿佛互换了位置。火车驶出小镇的时候，我会长舒一口气，因为实在无法想象这样的地方曾经对游客来说有那么巨大的吸引力。这里的土地非常贫瘠，可也魅力十足。但这些小城却魅力全无。

要是那样的旅途能够再持续数日，就这样经过一片片沙漠绿洲，观看着铁轨两旁撼人的空寂，我也会感到非常高兴。火车很舒适，车上的人们非常友善；我是那节车厢里唯一的外国人，其他乘客总会送给我一些食品和饮料——番茄、黄瓜、冰激凌、干鱼片、啤酒。偶尔有人会停下脚步，跟我聊一聊物价和中美关系这样的话题。可聊到最后，我跟他们所有的闲聊似乎都被吞没进了广袤的不毛之地。大家都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两眼直瞪瞪地看着窗外。

南面出现了火焰山，无数道猩红嶙峋的山脊依次耸立着。紧接着，天山也出现了。高高的山峰上闪耀着皑皑白雪。天黑了，东方的天空上升起了一轮满月。火车隆隆向西行进着。我们的火车好像永远也到不了乌鲁木齐，可我根本不在乎。

新疆的公路上设有检查站，带着机关枪的警察需要检查所有经过的车辆。中国的警察很少有机会像那样操控武器，新疆这儿的警察对于履行这样的职责显得非常得意，不住地捣鼓着弹匣和枪把。他们不会把枪带简简单单地挂在身上——有了那样的武器就应该时时握在手里，并且要瞄准什么东西才行。这就像把一支自动步枪交到了一个小孩子的手里。我从乌鲁木齐坐了一辆公共汽车去吐鲁番，检查站的警察在查验我们身份证明的过程中，用机枪的枪管直截了当地指使着每一位乘客。

大城市存在的紧张关系触手可及，跟维吾尔人聊不了多久就会听到他们开口抱怨。他们抱怨汉人数量太多，抱怨政府把好工作都给了汉人，抱怨计划生育政策，就算是维吾尔人也只能生两个孩子，并且还仅限于农村地区。春季的问题远远没有烟消云散，这也就不足为奇了。以我对中国人的了解来看，他们宗教观念淡薄，对于非汉人的观点嗤之以鼻。在我所认识的涪陵人身上，一大优点就是他们对自己的文化有着极强的自豪感——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地方，人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有着如此强烈的认同感。尽管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自我毁灭，紧随其后又亟不可待地对外开放，何谓中国人的确切意识依然存在着。我相信，这会让他们顺利地熬过现代化进程。不过，这样的观念也极其狭隘，汉人仿佛根本不可能来到新疆这样的地方，学习别人的语言，并跟当地人交朋友。在他们五千年的历史长河里，汉人很明显对于开疆拓土没有多大的兴趣。时至今日，这样的性格特点极大地限制着他们，哪怕就在自己的疆界之内。在他们看来，做一个中国人是一件极尽满足的事情。他们还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这样觉得。

当汉人来到西部地区，如新疆和西藏之后，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些人应该变得跟内地一样，尤其应该实现现代化，哪怕是以牺牲他们的文化为代价。我一直很难理解这样的观点。在我看来，世界上已经有太多美丽的地方过快地经历了现代化。我因此觉得，中国这些相对没被人动过的角落应该保持原封不动。不过，我没有经历过贫穷，这导致我跟大家对新疆这样的地方的看法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在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看来，所有事情都是另一番景象。在秋季学期的写作课上，当我们学习到美国中西部这一章节的时候，我已经领教了他们看待事物的观点。我们先是讨论了西进运动，我随即给学生呈示了19世纪晚期的两难境地：印第安人被白人蚕食挤占，印第安文化也岌岌可危。我让学生们想象一下，假如他们是美国公民，会提出什么样的建议来。所有学生的回应跟下面这两个学生如出一辙：

印第安人应该像其他人一样，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哪怕他们贫穷野蛮，但我们可以帮他们建立保留地，提高他们的文明程度，教给他们先进的知识和经验，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这样子，我们可以让他们富裕起来，适应现代化生活。最终，印第安人才会和我们友好相处，共同前进。

世界在发展变化。我们应该让印第安人适应我们的现代生活。印第安人习惯了平原生活，时常迁徙，居无定所，但在我们的现代生活看来，这非常不实用……我们的国家要强大，就一定要让印第安人适应我们的现代化生活，跟上社会前进的步伐。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强大起来。

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们对于进步和现代化的看法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就算我给学生讲过一些东西，那也应该是我对于印第安平原生活的理想看法，可学生们对于这样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丝毫不感兴趣。不过，跟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他们大都是上一代才脱离了极度贫困的状态。我觉得是自由和文化的东西，在他们眼里却是苦难和无知。

身处这样的紧张关系中，我的身份显得十分尴尬。维吾尔人不喜欢说汉语，在旅游区，有人说的英语和日语比汉语还要流利。对于说汉语的外国人，他们表现出一定的不信任，可如果你说的是英语，反而会好一些。但这对我来说很难——整个暑假，我一直在享受熟练应用汉语带来的便利。可突然之间，就因为我用了这种语言，让我变成了一个外人，一个政治意义上的外人。

除了语言，还有大量的新的文化上的规则，使我跟维吾尔人的交流变得非常复杂。他们跟我在涪陵认识的中国人大不相同——维吾尔人感情外露，易怒；我发现，跟他们讨价还价十分不爽，因为这个过程有时候竟会因为发火或者不信任而招致他人嘲弄。我怀念起汉人身上的可预见性，我已经习惯了他们的社会规则，我知道他们会对我的言行做出怎样的反应。在我们之间近乎陈词滥调的闲谈——我的薪水、美中关系、大山——里面，有一种令我欣慰的东西。到了新疆，我发现自己大受汉人开的餐馆和商店的吸引。我尤其喜欢跟四川人聊天，他们曾经成群结队地迁徙到了这里。在路上奔忙了一个暑假，再次听到他们那含混不清的语音语调真是太好了——比维吾尔人讲突厥语时的颤音听起来舒服多了。我意识到，我也已经带有了汉人与生俱来的某些狭隘心理：我对做一个汉人也感到非常满足，即便到了新疆。

不过，如果我不开口说话，情况会完全不同。我身上有意大利血统，看起来跟维吾尔人差别不大，我可以走在大街上完全不招人注意。偶尔，有人会把我当成本地人——汉人有时候会问我是不是维吾尔人，而维吾尔人有时候会问我是不是哈萨克人。在涪陵的时候，我总是非常在意自己的长相，因为每一天跟我打交道的当地人看上去跟我都大不相同。到了沙漠小城之后，我看见其他人的鼻子、头发和眼睛跟自己长得一模一样，我才第一次意识到了种族的重要性，它不仅把人群进行了划分，还让你觉得你跟与你相似的人有一种联系。整整一年，我没有感受到这样的联系，来到新疆之后，哪怕这样的联系十分脆弱，也毕竟是一种聊胜于无的联系。

我的假期在一点一点地流逝着，可我并不急于离开这里。我喜欢旅途中的不紧不慢和自由洒脱，我还喜欢我在新疆这里模棱两可的身份属性。我在这里不但没有工作，连种族都成了问题。这就是一个模棱两可的地方——连这里的时间都有些不太确切。全中国采用一个时区，也就是说，新疆的太阳要在八九点钟才会升起，晚上十点之后才会下山。大多数人采用了更富实效的作息制度，这样的作息制度以并不存在的地方时区为基准，比北京的标准时间提前了两个小时，但政府部门和国有交通运输系统仍然采用了官方的标准时间。这正是一个绝好的象征，治理者和被治理者分了家，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地方，但各自的作息相差了整整两个小时。

在新疆，我最喜欢的是那里的粗犷风景。我在天山山脉三千多米高的地方露营了整整三天，一天后，我又来到了吐鲁番，这里的沙漠盆地位于海平面一百五十多米以下，而它的城北就是火焰山。吐鲁番实在太热了，连政府也控制不了这里的温度。我待在那里的每一天，气温都达到了四十二摄氏度，也就是一百零七华氏度，而天气预报都做了如实的报告。中午时分，所有的商店都关了门，大家待在屋子里休息，以躲避最厉害的日照。

哈密差不多一样炎热，可我的妹妹安吉拉还要在那里寻找石油。跟她一起来的，还有斯坦福大学的另外一个地质学家，雇用他们的是一家中国国营的石油公司，这家公司在哈密城外几乎又建起了一座城市。严格说来，这就是一座城市——规划整齐的街道上，依次排开的有学校、医院、商场、住宅楼，但仅仅四年之前，这里还是一片不毛沙地。在这里工作的有五万多人，全都是汉人，是从甘肃省迁移到这里来的。我去那里市场的时候，人们把我当成了维吾尔人，因为他们没怎么见过当地人。这些汉人很少离开这一片区域，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全都来自沙漠上用石油建成的绿洲城市。

不过，这座城市算得上是海市蜃楼。在了解这一地区地质结构的安吉拉和她的同事看来，哈密的石油并不丰富。这一切都是个谜——他们为什么要在这里的沙漠中建立起一座城市？这么多人被迁移到这一片不毛之地是为了什么？他们在找寻什么？五百年后，这里会不会跟长城一样，金钱和工作全都被埋进了沙土里？让他们来到这样的边疆地区、却又不大融入当地生活的那些汉人到底怎么了——谁鼓动他们修建了这些城墙、堡垒和城市；为什么要在自己的国境内如此偏远的地方修建这样丑陋的庞然大物？是什么原因不允许他们跟生活在这个地方的本地人有实质性的交流？

我已经没有时间去解析这些谜题了。我在哈密只短短地停留了三天时间——我住在安吉拉下榻的宾馆，跟我住一起的还有我在吐鲁番碰到的另一个志愿队员亚当·维斯。然后，我们的时间到了，维斯和我坐上一列返回成都的火车，离开了这座沙漠之城。

到成都的火车开了五十个小时，从我跟维斯一起买票的那一刻起，我就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在哈密站，他们不卖给我们卧铺车票，他们只是说我们可以上车之后再去想办法把硬座票升级成卧铺票。

学校即将开学，火车上挤满了返回四川上学的大学生。卧铺票早就没有了，硬座车厢里也没有空座位了。过道上挤满了人，他们就坐在各自的行李包上，东倒西歪地靠在一起。车厢的连接处也挤满了人，有的蹲着，有的坐着，有人还坐到了洗脸槽上。那是我在中国见过的最拥挤的火车。

没有座位的五十个小时，是一段漫长的旅程。第一晚，我和维斯在过道上坚持了一夜。我们坐在自己的行李包上，但根本睡不着觉，随时有人走动，随时有人磕碰到我们。那一节车厢的列车员对拥挤的人群也感到很烦，为了发泄心中的怨气，她在第一晚就把车厢地板用拖把清扫了三次。为了腾地方，她的脏拖把拖到我们脚下的时候，大家都得站起来，把行李包举过自己的头顶。她在八点、十点和十二点各拖了一次地。每个人都在抱怨，但谁也没有反抗。在中国，若你花钱请来为你服务的人有了坏脾气，你只能忍受，就像你只能忍受以大欺小和其他种种烦心事一样。或者，你可以离开，我和维斯最后就是这么做的，我们换了一节车厢，那里的服务员看上去要讲道理一些。情况有所改善，但火车在沙漠中缓慢向东行驶的过程中，我们还是只能站在过道上。

这样的旅途难以激发我们往好处想。我和维斯议论了我们那一批的其他志愿队员，以及他们各自都做了哪些令我们讨厌的事情。我们还谈论了刚来的新志愿队员，他们这一年的日子会如何如何地难过。我们抱怨整个暑假期间我们见过的各色外国人等。我们观察着车厢里的其他乘客，然后一一评论着他们各自的瑕疵。我们讨论了一回到美国就要做的事情和要吃的东西。我们回顾了“声名远扬B.I.G.”新专辑里面最容易冒犯人的几句歌词。我们还谈到，如果“声名远扬B.I.G.”坐在这样的火车上会做些什么，他的反应跟斯努普·道奇·道格有怎样的差异。我们认为，他们两个都不会喜欢这样的火车旅行。每一个小时，我至少看了十次手表。

我很少看窗外的风景，也没有办法阅读。有时候，我会听随身听，但我没带太多的磁带。我感觉太累，也不想说中文。然而，在下午的时候，我还是跟几个回成都上大学的学生聊了好一阵子。不过，那次闲聊是我精心算计的。我琢磨过，如果他们知道了我们俩的老师身份，有可能出于尊敬而给我们让个座。果不其然，经过三十分钟的闲聊之后，他们终于善心大发，把座位给我们腾出了一点点空间。第二个晚上，我和维斯轮流使用那个座位，一个坐着，另一个就站着。不过，这个座位一点都不舒服，我们俩一次睡着的时间最长还不到十分钟。

当我站着的时候，时间过得尤其慢。为了打发夜晚的时光，我做起了我在中国遇到麻烦时常做的事情。我开始回忆起我曾经到过的地方，尽量想着我最喜爱某个地方的什么东西——可能是旅馆舒适，可能是餐馆不错，也可能是有一条河流在碧绿的峡谷之中蜿蜒流过。我想了想，世界上有哪个地方跟我在中国乘坐的这一趟列车形成两个极端，最后终于找到了，那就是瑞士。为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我回忆起我在那儿曾经做过的几次长途野游。于是，在我的头脑里，我把那些路程又走了一遍。我想起了瑞士瓦莱山脉的某一段，我曾经从瓦尔德安妮维斯艰难跋涉来到这里。因为夜色降临，我又想起了我在高高的圣鲁克山上露宿的情景来。因为不停地爬山，我的衣服浸透了汗水，我得很快支起帐篷，因为天越来越凉，然后我就睡着了。

次日一早，我爬上了贝拉托拉山。当时正是初夏时节，山上还覆盖着冰雪。冰层上有一道道沙砾，这是来自撒哈拉沙漠的沙砾，焚风把它们吹过地中海，落到了这里的冰雪之上。攀登过贝拉托拉山之后，我继续翻过梅德帕斯山口，进入了图尔特曼陀，这是我顺着瓦莱山脉南部往东穿越的过程中到达的第一个居民说德语的峡谷。图尔特曼陀是一个陡峭而空荡的大峡谷，在它的南端覆盖着蓝色的冰层。在通往下一个山口的半山坡上，我把帐篷支在了一片草地上。我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检查了帐篷和睡袋之后，我就睡着了。我总在睡觉。

火车时而向东，时而向南。到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体内仿佛有东西散了架。我太累了，不想在头脑里行走，哪怕就在密苏里州我的家门口做一次短暂的散步也没有心思了。进入四川境内之后，有旅客开始陆陆续续地下了车。还有最后五个小时车程的时候，我和维斯终于坐上了座位。可这座位来得太晚，对我们已经没有丝毫益处了。我们坐在那里，直视前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傍晚时分，我们抵达了成都。这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在火车上已经站了两天。我的暑假结束了。我在“美中友好志愿者”继续服役的日子里，再也没有坐过火车。

神甫

天主教堂位于涪陵老城区，在教堂的院墙上有四行标语，每行四个字：

爱国爱教，

敬神爱民，

投身四化，

服务大众。

“四化”指的是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涪陵的这座天主教堂由法国传教士修建于1861年，很难看出它跟“四化”存在着什么关系。“服务大众”的是李海柔神甫，他已经八十六岁高龄，是“四化”年龄的四倍还多。

李神甫身高只有一米五多一点。他那头发花白的头上常常戴一顶黑色的无檐软圆帽。他的高鼻子很显眼——这个身在中国的罗马天主教神甫长了一只意大利人才有的高鼻子。他的眼珠是黑色的，有时候会充满感情地倏然一闪，但他那低沉而沙哑的嗓音丝毫不带感情。有时候，参观者会说起他光洁的牙齿，李神甫回答说那是“现代化”的产物，花了他两百元钱，让他喝了两个月的稀饭。他很爱笑。他拄着一根龙头拐杖。他的肾不时发痛，膝盖也是，每当这些疼痛发作的时候，他就用拉丁语做弥撒，因为这样更快一些。如果疼得实在有些恼火的话，他就不做弥撒，不过这样的情况很少发生。他的身体还算强壮，尽管步子很慢，但他走路的样子明显地透出一种威严。中国的老年人大都有这样的威严，因为他们生活在老年人应该受到绝对尊重的文化氛围里。像李神甫一样，很多老年人还表现出另一种自豪感，这样的自豪感不仅跟年龄相关，而且跟他们经历过的艰辛岁月有关。那些艰辛岁月就隐藏在他们倏然一闪的眼神后面。

整整半个多世纪以来，李神甫一直在涪陵做神甫。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做五十年的神甫都算是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在涪陵，五十年的神职生涯就是一辈子。

李海柔的曾祖父在19世纪早期跟随法国传教士皈依了天主教。李氏家族住在离重庆不远的大足，李海柔排行老二，他父亲是一个小店主。李海柔十一岁的时候被送到了法国人在重庆开办的一家教会学校，后转到成都学习，然后当上了神甫。他学习过法语和拉丁语。跟其他年轻的神学院学生一样，他也梦想着能够到罗马进行学习。其他人都去了意大利，但李海柔留了下来，在1944年——也就是他二十九岁那年——当上了神甫。三年之后，他被委派到了涪陵——一个贫穷省份里面更加偏僻、落后、遥远、闭塞的地方。如果换个年代，这个职位也许会非常清静平和。但在20世纪中期的中国，什么职位都不可能清静平和，先是抗日战争，随后又打起了内战，直到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这一系列的斗争几乎涉及重庆地区的每一个人。李海柔的哥哥死于战乱年代，他的弟弟在解放战争中站错了队，只好逃去新加坡，结了婚当了老师。但李海柔留在了涪陵，为三千余教民提供服务。跟他一起工作的还有两个法国神甫，他们本来是要等着革命的涟漪顺着长江河谷慢慢地蔓延开去。后来，法国人走了，革命的涟漪则涌上河岸，李海柔没盼头了。

“在50年代，”他说道，“一开始的麻烦是他们认为天主教就是教外语。后来，在‘文革’期间，更多的麻烦事来了，因为他们要破除封建迷信——不过这都是后来的事情。一开始，他们是不让教外语，所以在解放后，我就被派到了乡下。那是1953年的事情。我被派到了涪陵的北边，离涪陵有一百一十几公里远。那儿的条件很艰苦。吃的东西总是不够，很多人都饿死了。那个时候吃的是‘大公饭’，只有一口锅，一个人放点胡萝卜进去，一个人放点大米进去，另一个人再放点其他蔬菜进去。但还是不够大家吃。跟大跃进一样，那也是很大的错误。全都是毛主席的想法。他不像邓小平那样懂经济。毛主席喜欢的就是革命，他喜欢搞斗争。人们都给搞穷了。而你越穷，就越容易让人控制。”

李神甫此时坐在他的办公室，也就是教堂边上的一间又小又黑的房间里。跟中国许许多多的起居室一样，这个房间的装饰显得有些莫名其妙：一个空空如也的玻璃鱼缸、一只塑料唐老鸭、一小尊圣母马利亚塑像、一小幅圣诞老人画像、一只用普通话报时的石英钟。可最奇异的装饰还是挂在李神甫对面墙壁上的一大幅照片，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邓小平。

在这张黑白画像上，两个人端着茶杯，脸上带着微笑。他们两个人的椅子斜着摆放，那样的场景很像四川的茶馆。这幅照片摄于毛泽东的晚年，此时的邓小平已经在他身旁这位老人的政策中吃够了苦头。毫无疑问的是，相机没能拍下他们两人这次会面所怀有的一些感情。同样，在李神甫对过去的轻描淡写中，他内心的感情也没有流露出来。不过，在他抬头瞥见那幅照片的时候，他的眼神为之一闪，然后他摇了摇头，继续讲述他自己的故事。

“我在乡下没有法衣，没有《圣经》，什么都没有——我只有一串念珠，于是我每天用念珠做三次祈祷。我是1955年回到涪陵的，但我没有回教堂，因为教堂已经关闭了。我做不成神甫，于是被派到码头上去劳动。我的工作是扫地——拖地、扫地，把码头清扫干净。我一个月的工资是二十四元。你知道，那点钱根本不够。”

“我常常给自己做弥撒。不让我们有教堂，但我可以给自己做弥撒。不过，等到‘文化大革命’一来，我连给自己做弥撒都不行了。红卫兵把教堂改成了袜子厂，他们还常常监视我。我没有坐牢，但常常有人看管着我，红卫兵经常让我干很多事情。他们总是让我戴着高帽子，然后批斗我。他们还让我下跪，腰要弯成这样——”他把头弯下去，然后笑了笑。当他回忆着“文革”中那些事情的时候，他总会这样轻声地笑一笑。“他们把我弄去游街，还给我戴了个牌子，上面写着‘打倒帝国主义忠实走狗！’。他们让我戴着这样的牌子，前后各有一个，都写了字。”

他用手指蘸着茶水，在他面前的一张小桌上一笔一画地写下了这十个字。这是中国人跟外国人交谈时的一种习惯性动作——因为有很多同音字，我们的谈话总是要时不时地暂停下来，以便说话的人把某个词语写下来，让外国人能够明辨意思。他们要么在空中比划着、要么写在自己的掌心上，或者用茶水写在桌上。看着中国人这么做的时候，你就会明白这种语言是多么独特，每个字到底是怎么组成的——它们不仅有读音、有笔画，还能代表或触动很多有形的事物。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文字更加有形，竟然可以在公开场合戴着它游街示众。不过，李神甫没说这些，他只是在小桌子上写下了那十个字。随后，热腾腾的茶水蒸发到了空气中，那些文字消失不见了。

“那三年尤其糟糕，”他说道，“其中有三个月更是糟糕透顶。在这三个月，每天都有四个红卫兵整天看守着我，他们每天都要带我出去游街示众五次。”

访客问他，那是哪一年的事情，李神甫停下话头，望着空中，轻轻地嘟囔着什么。但他没能想出具体的时间来，他只好摇了摇头。“我记不确切了，”他说道，“但那段时间最糟糕。每次斗我的时候，那些红卫兵都会用东西扔我——有水果，也有其他的硬东西。那都是些学生——还都是些孩子。他们觉得这很好玩。”

这一次，他没有笑。他的眼神里仿佛有一种硬实的东西，只见他抬起头指了指照片中的毛泽东。“那都是他的主意，”他说道，“是他的错。邓小平上台之后，事情才变了样，但‘文化大革命’那几年真是糟糕得很。我倒没怎么受伤——那算什么问题呢。问题在于我没有东西吃。每天，他们只给我两碗稀饭。那个时候，中国的很多神甫都死了。大多是因病而死的，我们没有吃的，整天都不能休息。在重庆，很多神甫都死了。”

他又停下话头，数起数来。这一次，他很快就数清了。他想起了老朋友们，想起了一起念过书、做过祈祷、受过苦的人们。因为这个，他的记忆清晰了起来。尽管如此，他还是停了好一阵才回过神来。也许，在他的记忆里，他看见了他们的面容，他们死去的样子，和他几乎死去的样子。当他回忆着这一切的时候，他的眼神好像很遥远。过了一阵，他终于说道。

“六个，”他说，“重庆死了六个神甫。”

李神甫并不愤世嫉俗，那也许是他长命的原因吧。对于正在执政的共产党，他没有任何怨言。当他嘴里说着现在的政策是如何好的时候，那仿佛是他的肺腑之言。实际上，现在的各方面肯定比原来好多了。教堂得到了合理的修缮，政府给予了免税政策，每个月还给李神甫两百元钱的生活补助。他又可以做弥撒了，他的教友们也可以无忧无虑地参加他的弥撒了。周末的弥撒用拉丁语，星期天的则换成了当地方言。

星期天一般有五十个信徒，大多是妇女，全是老人。很少有四十岁以下的人。教堂不办婚礼，也不做洗礼——只做葬礼。

当然，规矩还是有的。在中国，官方也不许跟罗马天主教会有任何联系——这一纷争的焦点使中国和梵蒂冈之间的关系持续紧张了五个世纪，看来要得到解决远非易事。

“我们可以以私人的身份承认教皇，”李神甫解释道，“在我们的脑子里，在我们的信仰中，我们都可以承认他。如果我们不承认他，我们还叫什么天主教徒呢？我们每天都要为他祈祷。但我们跟罗马没有任何经济关系——他们不给我们提供经费。我们跟他们没有政治关系，教皇也不能来中国。他想来，但是来不了，因为他承认的是台湾。如果他承认大陆，他就可以来了。不过，还是有中国神甫到罗马去拜见他。今年，教皇去了古巴，离他上次去古巴又有好多年了。那次访问很成功。也许在将来，他也可以来中国看看。”

这些都是远虑，李神甫好像更关心他在涪陵遇到的各种近忧。他很担心他那些日渐衰老的教友们，他担心四川的传教士数量奇缺，目前有一百二十间教堂，但只有七十位神甫。他还担心钱的问题，因为他的教友大都很穷，给不了多少经济支持。自从他远在新加坡的弟弟五年前去世之后，外国援助也日渐减少了。

不过，他也不算太担心，因为跟他曾经见过的苦日子相比，这些只能算是小问题。他见过抗日战争，也见过内战，还有解放战争。从他个人来说，他经历过反对教外语和破除封建迷信的运动。他也见过法国人修建的教堂被改造成了织袜厂。他见过挂在自己肩头上那些丑陋不堪的文字。他见过教堂在1981年重新开张。那年的第一个星期天，不到二十个人诚惶诚恐地前来听他做弥撒。现在，涪陵及其周边地区的天主教徒已经多达一千多人，虽然每次弥撒的参加者很少超过五十人。对李神甫这样的老神甫来说，一生能够看见这么多东西，已经非常满足了。其他人可没有这么幸运。

不过，在他的办公室里，抬头就能看见毛泽东像，似乎有些奇怪，因为这个人在他的神甫生涯中曾经留下了三十年的空白。在四川，受过“文革”之害的人们如果在自家的墙壁上挂着邓小平的画像，这没有什么稀奇，因为他自己也是那场运动的受害者。但他们很少会挂毛泽东的画像。李神甫这么做，也许有他自己的政治原因——也许他是想宽宽干部们的心吧，就像外面院墙上的“四化”标语一样。在中国，很多官员把宗教——尤其是天主教会——看成是祸患无穷的东西。李神甫挂上这么一幅画像，也许意在让他们感到放心吧。

李神甫常常会抬头把这幅画像看上一眼。说到过去的种种烦心事，他会反复地抬头看这幅画像。每看一次，他的眼神就会为之一闪，仿佛画像里有什么东西牢牢地抓住了他的回忆。故事讲完的时候，他又抬头看了一眼。他再次用手指了指毛泽东。

“那一切都是他的主意，”他说道。他不再说话，仍旧凝视着那幅画像，画像里那两个面带微笑的人物懵然不知“那一切”所包含的东西：破旧的教堂、佩戴红袖箍粗野而残忍的孩子们、失去的岁月、失去的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