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们拿到《江城》的简体中文版，翻到我写下的这些文字时，希望你们跟我一样正在享受社会的平安与宁静，比如，春节大假里与家人的一次团聚，三四月间里晒上一会儿明媚的午后暖阳，或者是在骄阳似火的盛夏季节里享受一杯难得的清茶冷饮……可它的作者注定要暂时忘掉这一切，在纷乱不已的沙漠古都开罗开启一段迥然不同的生活之旅。

何伟（本书作者彼得·海斯勒的中文名）就是这样一个人，总会有异于常人的思维和行动。1996年8月底，我在成都看到他的资料，得知他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和牛津大学读书，并取得文学硕士学位，却要来到当时仍显闭塞的涪陵与我们一起从事教学工作，当即觉得有些意外。因为当时四川省的很多高校都成为了接受“美中友好志愿者”志愿人员的项目院校，除了成都市内布有数量不等的项目院校，离成都比较近便的绵阳市、乐山市等地都有项目院校可以接纳他们的志愿人员，而当时的涪陵师范专科学校是这些项目院校中离成都最远的一个。正如何伟所说，涪陵不光地势偏僻，就连路过此地的外国人也都十分罕见。那么，作为一个外国人还愿意来此工作的话，他的脑子不是进了水，也一定是被门框给夹扁了。这样的疑问不仅困惑过我，更是让很多涪陵人一度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还好，随着国内各大媒体对何伟的高度关注，大家终于知道了他选择来此的初衷和想法，这里不只地处偏僻，上级领导难得下来检查工作，而且远离中心城市，依然很好地保留了淳朴的民风，是他观察中国、描写中国的极佳位置。

涪陵的很多人都认识何伟，因为他跟很多来中国生活的老外不一样。正如我曾经在台湾地区出版的繁体中文版《消失中的江城》的序言《难忘的江城过客》中写到的那样，“也许由于这个非常中国化的名字，也可能因为其喜好交际且为人豪爽的性格，他在涪陵期间深入社会各阶层，广交朋友，对中国尤其是西南地区长江沿线的社会文化和风土人情，做了深入的观察和了解，为以后的创作积累了大量丰富的素材。”如果说读者已经通过《寻路中国》知道了魏子淇这个名字，那么《江城》将要带给大家的则是何伟在涪陵期间结识的朋友黄小强。前两天，当我在电梯门口偶尔碰到黄小强的时候，我首先想起的依然是他曾经开过的名叫“学生食家”的小面馆。这个只有几张桌子的小面馆是何伟和他的搭档梅尔康解决伙食的地方，门口是来来往往的车辆扬起的粉尘，店内的地板上也许就是哪位食客扔下的餐巾纸，但这一点儿也没有妨碍何伟把黄小强和他的一家人当成至交来看待。黄小强知道自己被何伟写进了一本书里，但他“看不懂”那本厚厚的英文小说，台湾的译本大概也还没有读过，所以他并不完全明白自己到底被写成了什么样，也就只好依然带着笑容听别人的描述和揣测。

何伟的父亲曾经在1997年底来过涪陵。他来何伟上课的教学楼、教室和办公室参观的时候，我正好课间休息，便跟他坐着寒暄了一阵。十几年过去了，我们聊了些别的什么，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但这些年令我一直印象深刻的，是他说他对自己的儿子很有信心。他很肯定地对我说，他的儿子有朝一日会成为家喻户晓的知名作家。我一直记得他说的这句话，但也一直有些将信将疑，以为不过是美国人的自负而已。《江城》的英文版出来之后，我试着把何伟父亲曾经说过的话告诉过很多读者，但国内读者对他真正的认可也许是在《寻路中国》出版之后。不过，何伟很早就用《江城》的英文版向国外的读者印证了他父亲早年的判断。还是在2006年的时候，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大学就指定《江城》作为学生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必读书目，该大学至今仍有读了《江城》之后对涪陵充满向往、对何伟充满崇拜的双重粉丝。

台湾久周出版文化事业有限公司跟代理人洽谈版权引进事宜期间，何伟曾经推荐我做该书的翻译工作。久周出版在经过综合考量之后，觉得大陆译者翻译的文本未必能够让台湾读者看得真切明白，最终选择由对台湾读者的阅读习惯能把握得更妥帖的吴美真女士进行翻译。不过，吴女士对何伟在《江城》里提到的人和事完全一头雾水，而其中的地点、人物和事件多数都是我非常熟悉的，有些甚至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上海译文出版社购得《寻路中国》的版权之后，旋即又取得了《江城》的简体中文版权，并直接交由我来担任翻译工作。

实际上，这并不是我第一次跟《江城》的翻译事宜有瓜葛了。《江城》英文版出版之后，作为小说主人公的涪陵人自然被激起了强烈的阅读欲望，谁都想一探究竟，何伟这么一个美国人到底是怎么看待这个地方的。地方上的领导们把这事儿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层层转交到了我的手上，要我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出中文译稿。时间紧张，任务繁重，我和我一帮同事一个月就翻出了大概。不过，那个时候是我们一帮人的译本，又没有现在的计算机这样方便地进行校对和检查，可能连前后的人名都有些张冠李戴。好在我们一群译者谁也没有拿到过最后的译本，上面是否署了名也不清不楚，甚至有限的印数现在流落到了民间的哪个角落也完全没有人说得明白。后来，我跟何伟很正儿八经地提过在中国大陆翻译出版《江城》，他可能是智慧比我多，也可能是还有别的什么考虑，总是显得那么不紧不慢。实在推不掉了，他就对我说，你去找出版社吧，我可以很便宜地卖给他们。所以，我也曾经向好几家出版社的领导们寄去过《江城》头几章的译文样稿，只是最后都石沉大海。

《寻路中国》出版之后，读者们对何伟深邃的观察能力和高超的叙事技巧给予了充分肯定，也有读者把这本书的畅销和火爆部分地归功于译者的认真，以及恰如其分的再加工水平。对此，我一方面觉得这是我沾了一点点跟何伟是朋友的光，另一方面也觉得这是广大读者朋友对我的抬爱，同时也是对我在《寻路中国》这本书上投入的巨大精力的一种认可。翻译《寻路中国》的过程中，我查证过很多资料，跟魏子淇通过电话，跟郭眯眯电邮沟通过，访问过“格雷电气”的网站，等等。有读者说，《寻路中国》的人物之一魏子淇应该吃的是“榆钱面”，因而怪我把它译成了“榆树面”，显得不够严谨。实际上，魏子淇告诉我，他们吃的就是榆树面，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榆皮面”，因为那实际上是把榆树的树皮剥下来捣碎，再掺合着玉米面做成粉条，是艰苦年代里难得吃到的美味呢。在《江城》的“白鹤梁”那一章，何伟记述了数段题刻的具体内容。但因为年代久远，涪陵本地编辑出版的好几种资料中，那些题刻都显得模糊难辨。我把电话打到了涪陵白鹤梁水下博物馆黄馆长的手机上，他一听我要求证白鹤梁上的题刻，当即问我是哪一段。我说是公元971年，也就是北宋开宝四年那一段，他立马脱口而出：“據左都押衙謝昌瑜等狀申：大江中心石梁上，□□古記及水際，有所鐫石魚兩枚。古記雲：唐廣德□□春二月次歲甲辰，江水退，石魚出見，下去水四尺。問古老，咸雲：江水退，石魚見，即年豐稔……”我继而向他求证公元1333年，即元至顺癸酉那一段，他同样十分熟练地背诵道：“涪陵誌，江心石魚出則大稔。予守郡次年始獲見，率僚友來觀……”同时跟我详细地解释了“左都押衙”、“守郡”等是些什么性质的官衔，其中的专业和敬业不言自明。正是何伟描述到的人物角色们这种耐心、细致而又极为严谨的解释带给我一种基本的驱动力，我没有理由把何伟精细的观察和雅致的叙述、以及那些故事主角们郑重其事的解疑释惑、还有读者们的满心期待加以任何形式的懈怠和轻慢。说到《江城》的写作过程时，何伟说他本没有必要写得那么快，但他对涪陵的记忆催促着他加快动作，因为他担心他“对涪陵记忆的即时感很快就要消失殆尽”。何伟这个“江城过客”尚有如此“觉悟”，我这个“江城常住民”自当出于其右。

《江城》的英文版出版以来，总有许多人慕名而来涪陵，特意到何伟曾经任教的“涪陵师专”（这总会让我想起他用涪陵人耳熟能详的椒盐普通话在“师专”这个名称后面加上很重的儿化音）来寻访一番。这么多年过去了，境外的大小书报摊上依然能够买到《江城》不同时期的英文版，总也有来华留学、商务、旅游的洋面孔拐弯抹角地向我打听何伟当初在涪陵工作时的点点滴滴。而国内的读者更是一直在期盼《江城》有一天能够被译成简体中文，以满足好大一部分人的好奇心和阅读需求，上海译文出版社及时引进版权，终于了却许多人多年来的一大心愿。

何伟在2001年重返涪陵的时候，敏锐地注意到他送给我的《江城》英文版初版被很多人传阅过，以致上面布满了茶渍、手印，连封皮也都起毛了。十余年间，他没有看到当初那本书在涪陵被更多的人借阅过，谈论过。但是当他下次再回到涪陵的时候（也许是在未来的五年间，也可能是在五年后他携着夫人——美籍华裔作家张彤禾，以及一对双胞胎女儿回到涪陵长住的时候），希望他会在涪陵的大街小巷穿行之中，看到席地而聊的棒棒军们、当街补牙的郎中们、眯着眼睛替人算命的大师们，还有正在等着顾客停下脚步的擦鞋匠们都正在捧读《江城》里写有自己故事的那些章节。也许，何伟会停下脚步，就他们提出的诸如“你啷个把我写成那个样子了哦？”之类的问题进行一番“外交使命式”的交流和探讨。这期间，他的脸上依然会带着那样的笑容，而涪陵人也一定能够读懂。

李雪顺

2011年12月写于长江师范学院李渡校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