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寨子离罗甸县城有四五里，依山而建。整个家族的房屋规则地聚拢在一面圆圆的山坡上，所以得名“坡球”。坡顶有一棵巨大的龙血树，树冠招展，枝繁叶茂，几里外都能看见，为世代子孙遮风避雨，也是陆氏家族兴旺的象征。小坝子是寨子的聚集之所，也是孩子们的天堂。每天晚饭时分，小家伙们匆匆扒完饭，便跨过高高的门槛，从四面八方奔到坝子上来野。嫩生生的嬉戏惊叫声，夹杂着鸡鸣犬吠，响彻山寨每个角落，传到对山又返回来，夜晚显得格外空旷、祥和。

二〇〇七年，罗甸附近要修一个大水库，波及黔桂十几个市县。水位要到“一四九”，红漆刷的水位线画上了祖屋的土墙，黄土墙有两尺厚，经过几十年的风雨，留下大大小小的窟窿，露出了里面的稻秆棕絮，但总让人觉得敦厚踏实，永远不会坍塌。油漆刷不到的墙缝形成了断裂的纹理。水库蓄水后预计会漫到龙血树脚下，整个寨子都会淹掉，所有良田都沉入水底，不得不都迁走，于是在筑坝的两年里，每家都忙于选址盖房，顾不得其他事，谁都没心思操持农务。

这个延续了两百多年的家族村寨，眼看就要星落云散了。父亲每次在电话里说起都忍不住叹息，我听了也很心焦，盘算着找一段时间赶回罗甸，去看看最后的景象。

说是老家，其实是父亲的老家，我并不是出生在那里，也没有回去过几次。但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有些精神上的牵绊。我是布依族，布依山村仿佛是与生俱来的根，让我回去时没有任何陌生感。老家人不管亲疏远近，都热情好客，只要同姓都是一家人，也许这是种血液里的身份意识。

记得上小学时，春节爸妈打算带全家回老家过年。临近年关却遭逢连日冰冻，山路危险，客运站多日不发去往罗甸的车。每日天刚亮，父亲便去车站问车次情况，每每失望而归。除夕一早，妈把我们叫起穿衣洗脸，说：干脆带着行李去车站，有车就上，没有就回家，别让你爸再折腾一次了。很幸运，那天我们遇到了一个胆大的司机，他也是罗甸人，想回家过年，便跟站里申请发车，加上乘客们也软磨硬泡，最后调度勉强答应，但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小心驾驶。司机连连点头，乘客们也欢欣鼓舞，跟司机一起给四个车轮都绑上粗铁链，以防遇冰打滑。拴紧之后，大家雀跃着上路了。

贵州的盘山路弯急路陡，一百九十公里，吭哧吭哧开了七个多小时，下午两点多才到罗甸。进站时妈指着车外说，你们看是谁。堂哥庆刚坐在路边的榕树下，半张着嘴冲来车方向张望，看见我们下车，手里烟头往地上使劲一摔，跳起来大喊一声，到啦到啦，挥手招呼旁边的一个中年人，一道跑过来。庆刚哥打完招呼，又用布依话跟我爸和中年人说了几句什么，就推起自行车飞跑起来，越跑越快，一横身跨了上去。原来那中年人是大伯找来接我们的卡车司机，车停在附近的小学操场。中年人拎起我们的包袱举到车上，笑哩哩地说：已经等你们两个多小时啦，快走吧。

我们舒缓好筋骨，喝水提神，又上了车。轰隆隆很快出了县城，一路黄土，路侧是山水相依的边外河，是罗甸水系的干流。爸说他小时候，每天放学先和同学跳到河里戏水，天快黑才回家。打鱼的木船经过，如果收成好，会给他们一人一条鱼带回家。沿着边外河弯走了一段，右拐上一条狭窄的山路，龙血树已遥遥在望。路旁大片的烟草地，一层又一层连接到对山。起伏的梯田上，散布着碉楼状的烤烟房。离寨子还有几百米，就看见坝子上密密麻麻的蓝衣蓝巾，是布依族的服饰，整个寨子的人都在那里翘首以盼，远远看见我们的车，欢呼起来。越走越近，成片的蓝色蜂拥而来，把我们团团围住，拍肩问好，帮着拿行李，簇拥着我们回到了老屋。坝子边的甘蔗渣堆成了山，小孩们尖叫着跑上跑下，当蹦床玩耍。

晚上寨子老幼济济一堂，大人喝酒唱歌，小孩放鞭炮捉迷藏，直至零点，开过了“财门”，仍未收场。接下来的正月里，每天都要吃十几家饭，刚进一户的堂屋坐下，门口已经等着好几家人，刚夹起一筷菜，另一家人已经要把我们拖走了。

老家人的热情，每每想起，总让人心头滚烫。想到这样的场面以后再也不会有了，不由得让人难过。

再次回老家，又隔了多年。大家都用起了手机。我找到庆刚哥的新家，已经有几个堂兄弟在等候了，看见我哈哈大笑，搂得我喘不过气来。他们搬到了坡球对山的缓坡上，兄弟三人没钱就自己动手盖房，盖了一年，将近完工。门前也开出了一小块田地，种些蔬菜过日子。

我们坐在未盖好的堂屋里聊着天，堂嫂她们进进出出，准备各种食料，杀了一只鸡一只鸭。男人们抽烟聊天打扑克，女人们干活。想帮堂嫂分担一点，但是她们把我推到一边，笑着说：这是女人的事。我听了有点难过，但也不知道能说什么，就站在一旁看。她们反倒不自在起来：你在这里做什么呀，看得人不好意思啦。我讷讷傻笑，只好回屋陪堂哥们打牌吹牛。

坐久了想走走，就贴墙爬上没有扶手的楼梯，到楼顶去看看远处。太阳一点点落了下去，巨大的阴影森森地爬上了山尖，天空已经没有了射线状的余光，彩云变成了淡墨色，山山水水泛着天光，敷上了一层灰蓝，万物的色彩消失了，只剩下明暗调。暮色浓稠，仿佛扯不开的膜。楼下，堂嫂们仍在昏昏中摸索，行动迟缓起来。柴火猎猎地烧，溅起火星子，映亮了她们的脸。

屋里还没有点灯，我摸索着下了楼，坐到靠墙角沙发里，静静看着这陌生的时光。在稀薄的天光下，牌桌前的男人们，几乎叠成了一片黑影，嬉笑着费力地辨认手里的牌。女人们仍旧进进出出，互相招呼着。他们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有远有近，在黯淡的世界里，仿佛是从收音机里传出来的。

晚饭时天已经全黑，实在看不清牌了堂哥才想起开灯。罗甸气候温和，虽是冬季仍大敞着门，堂屋里摆了很大一桌。堂哥招呼大家坐下动筷子，堂嫂则端着碗散到旁边，坐成了一圈。我很奇怪，叫她们一起来坐，她们笑吟吟推辞了，堂哥说：她们死脑筋，喊她们上桌都喊烦了，就是不肯，我有什么办法嘛，别睬她们了。

推杯换盏间，门口聚集起不少人，都是散在附近的坡球人来看我这个远客。堂哥说，远的打电话了，近的叫小孩去通知的。这时我才意识到，下午叽叽喳喳的小孩子们突然都不见了。

堂哥频频招呼男客进来喝酒，女客就在外面看看笑笑，聊着天。人太多了，堵住了门口，里里外外不止三层。喝高兴了，有人唱起歌来，大家跟着唱，唱累了就哈哈大笑一场，继续端盏相劝。

趁稍微静一点的空隙，庆刚哥递给我一支烟，点燃说：我看见小艾姐了，在门口。小艾姐是大姑妈的女儿，六十多岁了，我们两家一直都非常亲，但我只见过她四五次，上一次见面应该是十年前了。我连忙奔出去，没看见小艾姐。回来问庆刚哥，他说：可能走了吧，她家搬到了麻阳，十几里路，我还以为她不会来嘞。说着他又劝酒，大家嘻嘻哈哈不以为意。

我赶紧问清小艾姐家的方向，追了过去，碎石子在脚下嚓嚓作响。跑出了一里多路，看见前方泛白的山路上隐约有个黑影，我拿不准，就大喊：“小艾姐，小艾姐！”四野很空旷，远远传来的回音，大概连酒席那边都能听到。黑影停住了，回了一声：“哎。”我噔噔噔跑过去，小艾姐双手背在身后，兜着一个一岁多的小孩，泪流满面。孩子搂着她脖子，脸贴在她后肩上，静静地看着我。

我说：你怎么走了。她不说话，就是哭，然后问我怎么跑来了，我说追你来了啊。她说：哎，你回去喝酒，我就是来看看你，在门口看见你好好的，高兴了就回家了，哪个晓得庆刚会跟你讲。我心头一堵，讷讷地不知道说什么。她腾出一只手来擦眼泪，问我爸妈好不好，问我在北京好不好；又说搬家之后，我们陆家人很少在一起了，新家地方不好，住得远，上坟都不容易。“我家太远了，得赶忙回去，你去陪他们喝酒吧，不用管我，明天来家里玩。”我一边答应一边送她走了一程，她死活推我回去。分别后我点了一支烟，站着看她走远，眼泪哗一下就流了下来。

回去的路上，我特意放慢了脚步，整顿下心情，越走越近了，听到屋里还在唱歌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