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或生活的适应，乍听之下好像都有一点我尊你卑的感觉，但老师们说“适应”这两个字不好，真正的说法应该是“融合”。

一九九七年四月十日，距台湾四十九海里之外的兰屿不像我们想象的那般晴朗、炎热、色彩强烈。不知是今年夏天来得比较晚，还是我们来得不巧，那几天吹的是东北风，海上浪大，水温低，所以虽然飞鱼季节已经开始了，小船季也都结束了，但鱼群仍不见踪影。所以不管船也好，人也好，都只好静静等待。

朗岛，位置正好是在东北风的迎风面上，云层特别厚，于是天似乎也亮得特别晚。朗岛一天的活动，似乎是从朗岛小学所播放的古典音乐声中开始的。老人们随着音乐声出门看天气，小孩则出门上学去。

淑珍的两个小孩，儿子凯祥六年级，女儿嘉文一年级。他们好像才刚刚被妈妈叫醒，睡眼惺忪地踏上征途。其实不只有凯祥和嘉文，或许是学校就在几步的距离外，所以早上七点半的朗岛，移动着的几乎都是半睡半醒的孩子。

朗岛小学的校舍建筑似乎代表了某个阶段的教育经费和教育观念。最旧的是四四方方，毫无美感，有就好的平面教室，而且还是海砂屋。中间的是四四方方，一本正经的楼房，是一栋蓝图全台湾共享的建筑。最新的则是设计别致，有地区独特风格的教室。

八点钟，淑珍的妈妈，还有别号“八脚鱼”的爸爸，也准备到村外的水芋田去工作。或许都受过日本教育，而且和本岛有阻隔，所以即便是四五十年后的现在，我们看到的依稀是一个军人，还有他温文恭敬的夫人。在兰屿除了上学、出海捕鱼、山上种芋头之外，工作机会是零。特别是在等待渔汛的现在，生活似乎不得不悠闲。

淑珍的先生和许多兰屿的男人一样，在台湾工作。为了贴补家用，淑珍开了一家小杂货店。一个小小的村落，三十公尺不到的路面上，却有四家杂货店。淑珍说村里的人买东西，是四家轮流着买，或者想到哪里，买到哪里，所以也没有什么好竞争的。不过或许淑珍的生意头脑还不错，最近她就开发了另外一种别人所没有的商品，她卖一些自己做的卤味。

淑珍妹妹的先生也在台湾做工，她待在家里没事，所以也来帮淑珍姊姊看店，或者做卤味。在兰屿，所谓的没事，就是真的什么事也没有。电视有三台，可是比较清晰稳定的只有一台。没有菜市场，没有美容院。主妇们除了聊天，真的想不出有什么事情可以做。

学校早自习结束了。短短的下课时间，嘉文还可以慢条斯理地回来拿早点。家里既然开的是杂货店，早餐当然就在冰箱里、货架上，要什么自己选，完全是我这种年纪的人小时候的梦想。嘉文拿了自己的，也没忘记帮哥哥拿一份。

今天或许是高年级大哥哥、大姊姊们校外授课的日子，所以气氛有点不一样。上课铃早已响了，低年级的小朋友却还在外面混。问他们为什么还不进教室？小朋友说老师还没有叫。后来老师终于忍不住出来找人了，众小将们这才从四面八方归队，脱鞋、洗脚，准备进教室。由于是外岛，朗岛小学小朋友的福利比较好一点，制服免费，鞋子免费，还有一顿免费的营养午餐。新教室的设计和设备，在校长跟老师们的建议下，既人性又现代化，令人觉得开心。要脱鞋的实木地板，附设午休用的跃层式的通铺，每间教室有自己的卫生设备，有电视、录像机、饮水机和计算机。更重要的是他们有被允许的超高标准的自由。

“……我觉得是孩子给我的因素比较大。他们是不接受控制的，像要求他们在教室坐好，要听老师说话，他不理你，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刚开始一个礼拜，我都常常会在外面追小朋友，追到了这个，另外一个又跑掉了，根本没有办法上课。我会觉得‘天啊！怎么是这个样子？’不知道该怎么样处理这种情形。后来在八个月中，我慢慢地调整。本来当初也在怀疑自己是否待得下去。其实我来之前也想过，我不会打小孩子，我不会生气，而且又有爱心，是一个有理想、抱负的年轻人，可是发现当我在教我的孩子时，为什么会跟以前老师一样，忍不住想拿棍子打他们，自己会对自己产生怀疑，觉得自己是否适合教书……”一位朗岛小学的老师说着自己的“心路历程”。另一位男老师则说：“我刚来头一年带的学生，现在六年级。学生们经常以眉毛甩两下表示说‘我懂了！我知道了！’以我们汉人社会，会觉得怎么这样随便，就会很生气。起先一个月，我真的觉得很难过，觉得学生都不甩我。但是后来搞清楚了，原来他们眉毛这样甩一甩，就表示说我知道了，我会去做！后来他们跟我讲什么，我也眉毛甩一甩，表示我知道了。”

原本以为被派到兰屿的老师都是非常不得已的，后来才知道，兰屿几乎是他们的第一选择，所以能来的几乎都是毕业成绩前几名的有为青年。每位老师想到兰屿教书的动机，虽然不一定都一样，但态度和精神却相同：诚恳、认真，令人难忘。

或许兰屿跟我们隔着海，许多自己的文化传统反而可以幸运地保留下来。举个例子来说，走过台湾许多村落，兰屿大概是当地语言保留得最完整的地方。汉语似乎只在教室里面说，但老师叫唤着的依然是学生们雅美语的名字。老师虽然没说，但我们都知道这是真正的尊重。尊重不正是教育的开始，也是最终的目的吗？

早上十点钟，高年级的小朋友已等不及要往校外走，可是老师们还忙成一团，他们还在认真地讨论今天上课的重点。或许老师们的年纪相当，生活、工作又全在一起，在这里有时候我们觉得他们不像老师，反而比较像一个志同道合的大学社团。

第二天上午十点整，高年级的小朋友在低年级小弟弟、小妹妹羡慕的眼光注视下，愉快地走出校门。虽然是校外授课，但去的却是他们最熟悉的地方，最熟悉的海，最熟悉的山。

即便是最熟悉的地方，在老师们的引导下，他们想知道的事，却还有一大箩筐。有时候看他们把老师给问倒了，老师们倒挺老实地说：“这个嘛！我也不知道，我回去查查看，不然，我问其他老师看看！”

虽然将近中午时分，天色却依然昏暗。男人们说今天飞鱼不来了，明天可能还是没希望。我们只好放弃跟男人们出海捕鱼的场面，转在凉台上跟淑珍还有其他女士们聊天，也听她们小小说了一些外来的我们曾经对兰屿造成伤害的罪状。希望她们所说的都已经是过去的事。因为海的阻隔，我们不了解兰屿，一如兰屿的朋友也不了解你我。不记得是哪个老师说的，如果不让孩子们亲身体验，我们怎能强求他们了解课本里“美浓游记”的乐趣，怎么能让他们完全了解“塞车”是什么状况？还有高速公路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在这里，与其说教育，不如说我们是跟孩子们一道学习。而第一课是不分彼此，一起了解兰屿，当然也了解自己。

文化或生活的适应，乍听之下好像都有一点我尊你卑的感觉，但老师们说“适应”这两个字不好，真正的说法应该是“融合”。他们半认真半开玩笑地举了例子说：“融合的结果是即便是老师也可以大大方方到杂货店赊账，领薪水的时候再还。欠人家跟被欠的都觉得心安，都觉得理所当然。”

午后低年级的小朋友放学了，高年级的小朋友继续上课，这回他们要去的地方在岛的另一边，所以有车子可以坐。在兰屿除了公交车，还有警车，所有车子都没有牌照。就算有牌照，也没有意义，因为大多数的车辆都是台湾淘汰的旧车，就算挂着车牌，不是作废的，也是过期的。于是兰屿成了许多车子最后的去处。走在兰屿的路上，我们仿佛随时可以看到一堆堆车子的坟场。不知怎么了，我们忽然想到核废料，当然也想到雅美人对死亡、坟场、幽灵、魔鬼的禁忌和他们的不安；而我们却偏偏把这些东西都丢在这里，离我们只有四十九海里，一个我们所不了解的，仿佛也不想真正去了解的海岛上。

途中我们路过八脚鱼的水芋田，我们上去看了看，走过防风林的林投树，这才发现两个老人家所耕作的田地是那么一大片。在台湾，早已是农药、除草机加上耕耘机的农作方式，在兰屿，他们用手，用最简单的工具和最自然的方式让作物生长。我一直不明白，这到底叫落后，还是叫坚持？但至少在农场的水芋田里，竟然可以看到遍山的烧酒螺，甚至游动的小鱼。

八脚鱼为什么叫八脚鱼？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名字是他的荣耀。因为他是朗岛上最会抓章鱼的人。那天要不是海面风浪太大我们阻止了他，当他吃完今天的第一餐“莎莎亚加维士比”①之后，差一点就下海抓章鱼去了。

八脚鱼的太太沉默多礼。据说早年有个日本人爱她至深，后来是她坚决不肯离开兰屿。淑珍说，其实爸爸妈妈都老了，没牙齿了，番薯跟芋头纤维多，不好消化，他们现在都改吃稀饭，但他们还是要种。我们不懂那是另外一种坚持，还是一种劳动的习惯呢？

八脚鱼愉快地喝着维士比，唱着日本歌。他的太太却用日本话告诉我们说，她没有学过中国话，所以不好意思，懂的不多……八脚鱼跟他太太的生活方式，除了饮料之外，跟五十年前比起来，仿佛没什么改变。然而新一代的孩子们，却在老师的汉语里头，学习怎样保护已经被破坏的环境。我们几乎在同一个时间里，看到了传统跟所谓的现代正交接而过。

爸爸跟妈妈下工了，淑珍可还忙着。她正准备明天村里头每个礼拜一次的黄昏市场的货色。所谓的黄昏市场，通常是四点开始，七点结束。除了夏天，旅游季节之外，卖东西的或是买东西的，都还是白天里你我所看到的所有人。所以与其说是每周一次的黄昏市场，倒不如说是每周一次的乡村野宴，或嘉年华会。

太阳下山了。八脚鱼的太太沉默地把今天除草时顺便挖来的芋头跟番薯送到女儿家去。哥哥还在校外授课，妈妈还在店里，一年级的嘉文竟然可以自己扫地、洗衣服，只是力气比较小吧，衣服拧不干，一件一件都还滴着水。奶奶帮她晾，眼神里面尽是怜惜。

六点半了，淑珍跟她的妹妹准备收店。除了有高年级小朋友夜宿的校园里传来孩子们的笑语和热门音乐的声音外，整个朗岛村一片沉寂。

兰屿的一天过去了。大人们或许期待明天天气好，飞鱼会成群地来，而小孩子们呢？他们期待的是什么？是不是像老师说的，能有人送给他们一些好看的书，还是不止这样呢？如果不止这样，他们还期待什么呢？

①莎莎亚是一个椰奶品牌；维士比是一种饮料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