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辑 搏真情的朋友们 他不重,他是我兄弟

这首歌当年常在司令部的坑道里流泻。

那时部队驻防金门,两年期间义务役的兵没有任何回台湾休假的权利和机会;所以举凡想家的时候、女朋友没有来信的时候,总有人会把那卷录音带塞进整个坑道唯一的一部录音机里,让它一遍又一遍重复地呐喊着:“...he ain't heavy,he's my brother!”

其实,可以和所有人心境共鸣的并不是歌词的涵义,而是它那近乎控诉、宣泄种种郁闷般的旋律和唱腔。

思念,的确是另一种形式的忧郁或焦虑。

有一天,当我们一群行政士在支付处等着领钱的时候,阿哲忽然说:“……好想打自己一枪,然后被送回台湾,只要有机会可以跟我女朋友见见面,抱一抱,要怎样我都甘愿!”

阿哲是大专兵,工兵营的行政士。听说分发来的时候营长嫌他太白净、瘦弱,说他的手“根本是摸奶的手,哪像工兵的手?”,所以被留在营部管行政。

阿哲的女朋友毕业不久就先出去了,两人的联系就靠久久才一封的航空邮简。也许信是寄自海外,所以几乎每一封都会被政战单位拆阅,因此在自我约束、克制之下,那种云淡风清的内容根本无法稀释重度的思念,或者消解情欲的饥渴吧?

那年冬天,工兵营正赶工开挖一个坑道,二十四小时三班制马不停蹄。一个休假日的下午,我们营长和师部监察官在外头的饮食店小聚;这种吃吃喝喝的场合,营长常会要我顺便去打牙祭,其实要我带行政费去付账才是真正的目的。

那天高粱酒都还没喝到平时的量,宪兵忽然出现在门外,跟监察官报告说施工的坑道出事,包括预官和士兵十二个人被错误引爆的炸药炸碎在里头。当我们赶到时,第一批尸块正好运出坑道。现场分明人马奔窜,但却一遍死寂,耳边只听到木麻黄在冷风里颤抖的声音。

满脸通红的监察官冲到覆盖着白布的水泥搅拌桶前,没有任何预备动作地将白布一把掀开,刹那间所有人几乎同时呆住,一如影像的停格。桶子里装的是满满的碎裂的人体;有可分辨的手掌、穿着鞋子的腿、混着脑浆和血块的头盖,也有不可分辨的夹在破烂军服中的肠子、内脏……

监察官忽然立正举手敬礼,用尽所有力气一般地大喊:“弟兄们,对不起,监察官没有好好照顾你们,对不起!”

然后,我听到一声令人心碎的哀鸣打破现场的寂静,本能地转头看去,是阿哲。

他和一整排拿着工具准备救援的工兵营士兵列队站在稍远处,他掩住嘴巴整个人跪倒在地,然后,我看到一身汗水、泥巴和血迹的年轻连长,没有目标地在队伍里跑来跑去,一边大骂:“谁哭?我操你妈,谁在哭?弟兄们平安了,你哭你妈个屄?你哭你妈个屄?”

最后……我听到一百多个男人慢慢地、此起彼落地从忍不住的饮泣到大哭到沙哑地干号,而连长依旧持续骂着、推打着那些士兵。

事后的某一天,阿哲忽然出现在坑道里。

他服装笔挺、两眼发亮,脸上有我从未见过的兴奋神情。

他在我耳边低声地说:“我可以回台湾了,至少可以用国际电话跟我女朋友好好讲讲话了……营长说我长得比较像样,也比较会讲话,要我送那些人的骨灰回去。十二个人分头送……半个月公假,如果船期配合不上,说不定我可以在台湾混个个把月……”

那时不知道是谁又把那卷录音带塞进录音机里。

阿哲静静地听着,好久之后忽然自言自语地说:“真的不重。十二条人命加起来好像都没有我要带回去的高粱酒和贡糖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