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义和他似乎在开学第一天就已经交上朋友了。

第一堂课的自我介绍，他才一开口全班就已经笑成一团，因为他的国语带着很重的南部腔，听起来很像餐厅秀里头的猪哥亮。

没想到他好像也没生气，看了大家一眼之后说：“我是很认真地想跟大家认识，但如果我的国语让大家觉得是这么好笑的话，我道歉，在这么严肃的场合，请容许我改用闽南话讲。”

然后他就用流利而且有点古味的闽南话介绍他自己，不过语气里有掩盖不住的愤怒和挑衅。他说其实他不想来北部考高中，因为家里是种田的，土味重，都市没泥巴，怕水土不服；不过，初中校长想拼业绩，说如果他考上北部第一志愿高中的话，三年学费要帮他出，所以他才勉强来考考看。

他说原本以为这个学校既然这么难考上的话，进得来的学生必定都很优秀，没想到连自己竟然都考得上，所以觉得“咱大家都差不多而已，不必龟笑鳖无尾，以后就共同学习，共同漏气求进步”。

讲完之后全班安静，不过，肯定不是震惊，而是大部分的人根本听不懂，少数听懂的也不能体会那些显然超龄的语意，直到阿义笑出来并且率先鼓掌之后，全班才有点礼貌性地跟随。

他寄住在板桥亲戚家，亲戚做的是承包办公大楼清洁的生意，假日或寒暑假他也都跟着帮忙。奇怪的是，每次出去工作他总是穿学校制服；混熟了之后，有一天阿义问他为什么不跟其他人一样穿工作服？没想到他的回答竟然是：“那人家不就把我当成跟他们是同款的人？”

阿义的妈妈很疼他，因为是同乡。阿义的妈妈常邀他到家里“吃好料、补一下”，两个人在厨房讲乡下的过去和现在，讲学校的老师谁还在不在等等；妈妈常说阿义初中之后跟她讲的话还没他多。

两人后来更热络，因为一起编校刊。不过，后来校刊出了大麻烦，因为他访问了几个当年称为“党外”的校友，学校有意见，报纸上还闹了好几天。

阿义常想或许就因为这个因缘吧，他从此和“政治”沾上边；大学时期他花在已经选上公职的那几个“党外”校友的办公室里的时间好像比在教室多。

阿义和他大学同校不同系，阿义念企管，他念的是历史。

考上大学的时候，阿义的母亲包了一个十万块的红包给他，笑着说是“同乡会”给他的奖助学金。阿义记得他红着眼眶跟妈妈说：“我一世人会记得你和阿义这份情！”

阿义的爸爸对他始终没那么热情，有一次还有意无意地跟阿义说：“这种朋友要小心，嘴唇薄的人，比较无情。”记得妈妈还骂他迷信。

毕业后，阿义跟着爸爸从商盖房子卖，而他果真走上政治之路。

第一次参选的时候，阿义赞助了他一大笔钱，总部成立那天他早早到，当看到竞选文宣上他把“校刊事件”也当作过去抗争的资历时，阿义才蓦然想起青春年少时曾经发生过的那件事。

板桥那些亲戚看到阿义全都热络地迎过来，端茶、递烟、递槟榔；当阿义看着那一张一张黝黑、热情的脸的刹那间，不知道为什么也想起当年他说“那人家不就把我当成跟他们是同款的人？”的时候，那种有点不屑的表情。

后来阿义常跟朋友说，那一天他第一次了解什么叫做“选择性记忆”——他记得的，阿义早已遗忘；而他或许已经遗忘的部分，阿义却如此深刻地记得。

那次他当选了，报上说他是少数形象清新的当选人。

阿义还记得在另一次的选举活动中，当某个政党的某个候选人在台上以激情的语言述说“民主运动”过程的挫折和所遭受的迫害时，底下听众回应的是同样激情的呼喊和掌声；当有人发现阿义并没有类似的热情时，竟然毫不避讳地高声喊道：“没鼓掌的他家死人。”

没想到那声激动的咒骂最后竟然成真。

八〇年代初期刚好也是房地产的谷底，阿义父亲的公司之前在郊区所盖的一大批社区型的房子完全滞销不打紧，连当初大量买进的山坡地也因为规定改变，有很大的一部分被禁止开发，而剩下的部分如果要符合新的规定规范开发的话，则要增加可观的时间和成本，资金方面银行又遇雨收伞，于是公司当下进退两难。阿义的父亲在心力交瘁之下，有一天竟然就在赶赴银行谈判的路程中猝死在计程车上。

当天夜里，已经一两年没有联络的他竟然出现在阿义家仓促设立起来的灵堂前。阿义只记得他一进门就跪了下来，然后趴在地上一路号啕地爬进来，嘴里有一句没一句地呼喊着什么“大恩来不及回报……怎能就这样走了！”之类的话，夸张的动作和声音把在灵堂前帮忙的邻居都给吓傻了。

当阿义的母亲扶起他之后，他紧紧地抱着她，喃喃地说：“阿母，对不起，我来晚了，对不起！阿母！”

忙碌了一整天的阿义直到那一刹那才发现怎么这整个过程都有镁光灯断续闪烁着，而当镁光灯不再亮起的时候，他随即放开阿义的母亲，走到阿义的面前说：“事情怎么会这样？”

阿义虽然看到他满脸通红，闻到他一身酒味，但还是把这几年来家里的状况、生意上的压力等说了个梗概，他身边一个类似助理的年轻人倒是挺认真地记录着。最后他跟阿义说告别式那天他会来，“我们主席，还有重要的党工等要人我也会请他们来，你的场面，我不能让你漏气！”他说。

第二天一大早，阿义家里来了一大群帮忙打杂的邻居，阿义听见他们都在赞美“那个年轻的议员真有心”，说昨天半夜有人按电铃，开门一看竟然就是那个经常出现在电视上的议员来问路，跟他们说阿义的父亲过去对他有恩，知道他老人家过世了，不管多晚也要赶来探视、上香；而且，听起来他好像不只按了一家的门铃，而是连续问了五六户之后才找到阿义的家。

阿义的母亲狐疑地看着阿义，喃喃地说：“他才几岁记性就这么坏？没几年前来厝里就像在走灶脚咧，怎么现在就要问路？”

阿义原本想说：“他在扮戏啦！”但最后还是没说出口。阿义更不想跟母亲说当天的报纸上有她的照片，就在他父亲猝死的报导旁边，她被一脸哀戚的议员抱着，标题是：缅怀昔日恩情，×××午夜泪洒灵堂！

告别式那天他来了，阿义当然记得，因为在公祭的过程中，阿义瞥见灵堂外头的他站在一堆政治人物的中间，面对一排摄影机激动地说：“……因为他的栽培，才有今天的我……我唯一的报答，就是把悲伤化为为‘民主’持续奋斗的力量！”

很多人都知道阿义和他之间曾经有过的友谊，不过，每当人家问起阿义对这个政治明星的看法时，阿义总习惯这么说：“不错，他……演技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