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是间接听说的传闻，所以我不能确定真实性。据称，小野洋子女士曾经说过：“男女平等？为什么我们优秀的女性要放低姿态，降格去和男人保持平等关系？”

不愧是学姐！同样毕业于学习院大学的我，读到这句话时乐不可支。

有趣之余，我发现这是很美国化的视角。在像我这种在欧洲成长的人看来，在美国度过青春的日本人，思路多少有些过分地简单直接，让人跟不上节奏。这种倾向不仅反映在男女平等的问题上，在政治、外交上同样如此。

这里，我们姑且不谈美国化、欧洲化，就以土生土长的日本人的思路，来考虑一下男女平等的问题。它既不有趣也不复杂，事实上非常正统，就一句话：男人和女人必须平等。

倘若稿酬上有男女之别，我肯定怒不可遏。如果是按照市场供需原则，名气大的作家的稿费高于我，我可以坦然接受，仅因为我是女性而降低价格，那绝对是要生气的。所幸，在我从事的自由职业这个世界里，不存在类似的性别歧视问题。那些在工作中遭受歧视的女性希望废除待遇差别的心情，我非常能够理解。总而言之，社会上、法律上的差别应该废除，趋向男女平等。

然而，世间的事情并不全是靠修改社会、法律的规定便能解决的，尤其是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如果是个体对个体，会出现不少法律无法约束的现象。换言之，它们属于精神层面的问题。

先说结论。对我而言，公正平等的人际关系，只存在于同性之间。而与男性，可以说毫无例外地从来就没有平等过，我更不像洋子女士那样地位高人一等，而几乎始终处于劣势。占优势的，应该说让他们占优势的，都是男人。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更显感官性嘛。

我与女性编辑之间，是公正平等的人际关系的最典型例子。我有两位在工作上配合得很好的女编辑。在我刚进入文坛还是新人作家时，她们也是刚入行不久的新人编辑。我个人之后的成长情况不好说，但她们两位早已是优秀的职业女性。我们的合作之所以顺利，也许是因为双方成长的速度比较接近吧。

相较于作家与编辑的关系，我们更像是共同制作者。敏感的话题彼此不会碰触，但如果听到谁健康上出了问题，那是打心眼里为对方忧心的。她们都是极其敬业的人，有时候会对我的文稿表示不满。遇到这种情况，我也毫不胆怯，竟然大言不惭地说“连载，本来就是鱼龙混杂”。

话虽如此，心里还是想尽量把文章写得龙多过鱼。公正平等的人际关系，类似于同伴之爱，双方都为了将事情做得圆满而付出，彼此的利害关系是完全一致的。

尽管做好事情这个目标相同，但如果共同制作者是男性的话，我与对方的关系形态就完全变了模样。尤其是对方年长时，我们之间绝对是不平等的。准确地说，是我将彼此的关系变成了这样，因为和年长的人打交道，这样做反而更简单、更轻松。

面对年长的男性编辑时，我总是直言不讳，向他们抱怨自己的作品没有获得正当的评价，书籍销量低迷，等等。想来他们会暗中叹气，盐野七生如果能像她的文章那样，理性地控制个人情绪该有多好。不过，他们从我初登文坛起便习惯了我的作风，所以总是耐着性子聆听我的牢骚，给予鼓励，有时候也会呵斥：

“你这么说，我倒想问问，如果一开始我就告诉你这样那样写，作品会获得好评，会热销，你听得进去吗？”

“应该不会。”

“既然如此，那你就按自己的方式写下去，不要再抱怨什么孤独、孤立。”

这种时候，我会笑得很开心，因为就是想听到对方的呵斥。被批评或鼓励之后，阻塞的思路会重新通畅，能够继续写下去。为了维持这种关系，男女平等绝对是百害无一利的。必须让对方处于绝对强势的地位，否则对我不利。

话说回来，如果对方比我年轻，方寸就被完全打乱。倘若只相差五六岁，还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可是我也年岁渐长，近来不得不和20多岁的年轻编辑打交道。任我再怎么想方设法地抬举对方，总达不到如期效果。年龄上相当于小姨和外甥的我们，唯一的安慰是对方觉得和我一起工作比较有趣，这样双方就能建立起一种近似玩伴的关系，首先在工作上容易交流。话说回来，由于是玩伴关系，所以不会出现对等关系中的那种严谨。

说到和那些在工作上没有密切交往的其他人，我同样坚持不平等。首先绝不容许对方叫我“老师”。“不要用这种干巴巴的称呼！”

一句话堵住对方的嘴。如今人人都叫我盐野女士，有些自信的人会叫我七生。关系近到这一步，哪怕共进晚餐时让我坐上座也不会有影响。当然，双方仍然不是平等的。我是以约会的心态打扮得漂漂亮亮去赴宴的，绝不会做谆谆教导这种蠢事，不过会给对方一些精神上的刺激。教导和刺激，完全不同。教导是由上至下的行为，而刺激则是平等者之间，抑或下位者面对上位者时所使用的优雅且有效的武器。

我有两位“大哥”，他们是我一厢情愿认下的，并没有征询过本人的意思。所谓“大哥”，字典的解释是“如兄长般敬奉的人”，在我这里，他们是我敬爱的人。

不用说，两位大哥的地位现在亦凌驾于我之上。但这种上下关系，从我们最初相识起便定了型。

他们两位都是大学教授。在我首次于《中央公论》杂志发表文章的稍早之前，他们在同本杂志作为评论家横空出世，而且由同一个编辑负责。所以，我们算是兄弟姐妹。

如今他们都是日理万机的大忙人，以至于我们很少有机会能三人相聚。当年轰动整个传媒界时，他俩只有30多岁，相对比较清闲。那时我们常常和编辑一起，坐在《中央公论》杂志社顶楼的法国餐厅，喝着咖啡高谈阔论。揣着第一本书稿坐在边上舔着冰激凌的我，每每被他们的对话惊得目瞪口呆，心中感叹怎么会有如此聪明的男人，他们刚才说的那句，我能不能用在哪篇文章里。

尽管我们年纪相差无几，但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彼此间不平等的关系。

20多年前，他们根本没把我这个刚从蛋中孵出，羽毛未干的小鸡崽放在眼里，现在，他们依然不把我当回事。我每次出新书必定赠送给他们，但他们出版书籍从来没想到我。不平等关系延续至今的最好证明是，他俩是图书奖的评选方，而我则属于被评选方。而且，他们还在政府的委员会任职，似乎肩负着决定国家走向的职务。如此看来“大哥”和“小妹”的关系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我想，我们女人把男人当成闺蜜或大哥，人生应该会更多彩、更精深，而且更愉快。男女平等是否可以让它停留在法律层面？毕竟，无时无刻不强调“平等”，身体首先就吃不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