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从来都是悲惨的、愚蠢的，当避则避。然而，百害也有一利。战争唯一的好处，是简化了人的欲望，除了想方设法保住自己及家人的性命之外，不做多想。

可是一旦天下太平，人们的欲望就变得复杂、多样。这一边社会主义国家兴起的各种群众运动，令人眼花缭乱，那一边自我感觉良好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样存在着民心不稳的问题。无论在哪一种体制下，人们在基本生存欲望得到满足之后，都会产生其他的需求。

这正是和平的代价。如果不想打仗，唯有控制住人类这种根深蒂固的欲望本性。

A国的某大臣，因酒后乱性，没能通过上议院的“考试”；B国的某领导人，因为与从事世界上最古老职业的女性关系密切，再优秀的政治能力也没能挽回他下台的命运；而在C国，对领导人的第一要求则是清廉，无论如何不得与钱亲近。

如果按以上的标准选择领袖，饮酒便醉的亚历山大大帝完全失格。女性问题上，尤利乌斯·恺撒简直到了无可救药的程度。罗马军团攻下城池列队进入占领区时，那些仰慕恺撒并跟随他南征北战的将士，会半真半假地齐声呼叫：“漂亮的姑娘们赶紧藏好！我们的老大下手可快呢！”

论清廉，恺撒更是“百毒不侵”。连一向以学术严谨著称的德国历史学家蒙森（Christian Mommsen）也一头雾水地表示，搞不清楚恺撒身边为何永远不缺金主。

通读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从头至尾没找到他将清廉定为领袖的条件。他甚至说：

领袖最需要关注的是将国家维持在一个良好的状态。如果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所有人都会赞扬其手段是高明的，值得称赞的。

不过，马基雅维利也说过：

作为领袖不必拥有各种良好的品质。但是在众人面前，他有必要表现出自己具备一切优秀的品质。

亚历山大大帝或尤利乌斯·恺撒，毕竟是战时的领袖。和平年代的领袖，虽然没了拯救千万人性命的责任，但至少应该表现得像人民心目中领袖的形象。

至于那些对维持国家良好状态没有任何贡献，只热衷于中饱私囊的领导人，就不在此讨论范围内了。

所谓“小人闲居为不善”。我个人的理解是，因为世事太平才有小人抬头，因为世事太平才能闲居，结果便无事生非做坏事。这也是和平的代价。

既然连万恶的战争都有那么一点点可取之处，追求清廉的风潮，更是有利有弊。利在彻底清除藏污纳垢的现象，弊在无辜者可能会不幸地被当成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