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日本，自由化进程最为缓慢，几乎和大米进口同样落后的行业，是学术界和舆论界。

学术界的部分领域已经实现了自由化。至于舆论界的情形，我们不妨把它看成国产米。

事实上，无论学术或舆论，和经济一样，如果不实现自由化，就不可能具备真正的国际竞争力。

因此，作为隶属这个行业的写作人，我今天打算谈谈什么是舆论的自由化。

作为读者，进入这个世界的人，如果听说此事势必会大吃一惊：原来舆论界也有“仁义”一说。不管是报社、出版社或广播电视，都有一项约定俗成的规矩：对自家的作者或嘉宾所发表的言论，即使不赞赏，也不能批评。这种保护主义倾向，连年轻的从业者都习以为常。

举一个例子。某家报社出版了曾在报纸连载过的小说单行本。而同一份报纸的读书版面，又刊登了批评这本小说的文章。结果惹怒了小说的作者，竟然一个电话打给文化部部长。在作者看来，报社不仁不义，既然自己的作品为行业做出了贡献，作为回报，报社就不该批评作品。

这种“仁义”的盛行，形同于经济上的保护主义。作为直接参与者，写稿和约稿的双方，最终都从中获利。和经济保护主义的情形一样，遭受损失的永远是消费者。舆论界的消费者，就是读者、观众。

话说回来。即便是这种常年保持一团和气的舆论界，近来似乎也兴起了一股自由化的浪潮。这股浪潮的积极推动者是《中央公论》。正是这本月刊杂志，刊登了被通称为“修正主义对日观”的沃尔夫廉、詹姆斯·法洛斯等人的文章。

那些外国记者没有团伙意识，不懂约定俗成，而且对日本知识分子始终回避的那种指名道姓的批评，可以说毫不避讳。就连《中央公论》的常年签约作者，也没能躲过他们的抨击。“无仁义之战”正在舆论界打响。

当然，舆论界和黑社会毕竟不同，还是为被批评者提供了反击的场合。由于是月刊杂志，挨骂的人在读完批评的文章之后，有足够的时间著文回击。更何况，那些指责的确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事实上，《中央公论》就多次刊登过针对遭点名批评的当事人的相反论调。

不过，在阅读过反驳文章后，我的感觉是，那些人并没有正面回击自己所遭到的非议。

或许是当事人认为，跟挑衅者较真是不成熟的表现，又或许是源于日本知识分子的“辩论等于吵架”的固有认知。在跨学科的模式逐渐成为主流的当下，整个日本知识界成了熟人圈，而“文人相争”从来都不是日本人喜欢看到的事。正因为如此，那些所谓的相反论调，大多不是采用国际通用的形式以理服人，而是带有感情色彩的非国际性语言。

“无仁义之战”的好处，是真正有实力的人最后会赢。小打小闹，激发不出斗志，可以说是一无是处。

我想，实现舆论界的完全自由化，也许要等到日本的报纸、杂志同步发行英文版的那一天。

既然是和日文版同步，就不会像以往面向海外专门制作的英文杂志那样戴着一副面具，而是以平常姿态示人。只有这样，无须顾忌少数懂日语的外国人，业界一团和气的现状才能被打破，当事人才会认真地去回应对方的批评。避重就轻、躲躲闪闪的态度，在国际场合从来不会受到重视。

届时，因自由化而获利的，不用说，一定是第一次看到真正的较量的读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