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10月17日，大晴。

的确有一部电影叫作《柏林谍影》，影片根据推理小说家勒卡雷的成名作改编，理查德·伯顿主演。昨天，在全世界拥有6亿信徒的罗马天主教会选出了教皇这位君临所有教徒之上、神在地上的代理人。尽管他并非间谍，但却属于铁幕那边的人。他就是沃伊蒂瓦枢机主教，曾任波兰南部靠近捷克斯洛伐克的克拉科夫大主教，当时他很年轻，只有58岁。

这项人事安排出乎几乎所有人的意料。今天早晨，《泰晤士报》刊登了一篇报道，里面有这样一句话：

由经验丰富的枢机主教团进行的这次选举，倒像是用了一群学生的选法。

昨天晚上6点19分，西斯廷教堂屋顶的烟囱里冒出了浓浓的白烟。聚集在圣彼得广场上超过十万的群众不约而同地发出了巨大的欢呼声。在枢机会议选举的第二天，经过八轮投票，他们选出了新教皇。新教皇选出之前会冒黑烟，选出之后则冒白烟。基督教徒无人不知这个规矩。

新教皇必须获得参加选举的三分之二的枢机主教的支持才能当选。在这次有111位枢机主教投票的情况下，必要票数是三分之二加一，这就意味着，某人已经获得了75票。谁当选了呢？外部人员此时完全不清楚。比起有两三个候选人的自民党总裁公选，选出新教皇相当困难，可以把它当作预测赛马冠军，而这次新教皇选举简直就是爆了个大冷门。

不一会儿，枢机主教团中最年长的枢机主教费里奇的身影出现在了圣彼得大教堂的正面阳台上。他根据惯例用拉丁语公布了选举结果。我当时一直在看电视。在我看来，上一次公布新教皇当选时费里奇枢机主教一脸满意，笑容可掬；但这次他脸上没有笑容。从他的语气中，我也分明能感到他希望尽快结束的心情。宣布了成为新教皇的枢机主教的名字后，广场上鸦雀无声，人们像是在问自己：

“波兰人，这又是怎么回事？”

身穿金黄雪白两色教皇长袍的沃伊蒂瓦枢机主教出现在阳台上。他要主持新教皇的首次祈祷。他有一副典型的斯拉夫人长相。等在一边的礼宾部长官在他耳畔小声耳语：“请用意大利语，请用意大利语。”这话被麦克风传了出来，令人不禁发笑。

新教皇似乎想让沉默的群众放下心来，开始用意大利语讲话。他算说得不错的。尽管拉丁语是教廷的官方语言，但能当上枢机主教的神职人员都有留学罗马的经历，几乎都会讲意大利语。再者，教皇还兼任罗马大主教，不会说意大利语会很麻烦。全世界任何地方的教区一般都让当地出生的人当大主教，只有罗马人的大主教是一个波兰人。人们表现出困惑也并非没有道理。新教皇用的名字与罗马人所喜爱的前教皇约翰—保罗一世一样，这或许对减少罗马人的困惑也起到了一些作用。新教皇继续说道：

“我用你们的语言，不，现在也是我的语言——意大利语所说的话中如果有错，请大家纠正。”

听到新教皇如是说，善良的罗马百姓报以热烈的掌声。

卢恰尼枢机主教从乡下司祭起家，一路升到威尼斯大主教。他既不像约翰二十三世那样拥有外交官的资历，又没有像保罗六世那样在教廷中枢任职的经历，但却在从未如此迅速的选举中当上了教皇，取名约翰—保罗一世。他在位33天后又以同样从未有过的速度去了天国，令世人震惊不已。街谈巷议中甚至出现了谋杀论。这在总不缺少愉快话题的意大利很是滑稽。谋杀论者认为这是CIA（美国中央情报局）所为。为参加选举而来罗马的苏联和中国的枢机主教在教皇死前去世，这也与教皇猝死一事挂上了钩，谋杀论者说这也是CIA所为。教廷公布的教皇猝死原因是心脏病发作，考虑到教皇13年前曾发过一次心脏病，死因尚可接受。况且，即使杀害了约翰—保罗一世，美国也得不到任何好处。

现代的CIA似乎被赋予了类似文艺复兴时代波吉亚的角色。当时，只要有枢机主教和外国政要死亡，都会被说成是波吉亚家族的“毒药”所致。现代的意大利人和创造出辉煌文艺复兴文化的祖先不同，他们比起文艺复兴时期祖先连十分之一的才华和能量都不具备，只继承了祖先把责任推给别人的癖好。前首相莫罗遭到暗杀等，一切的一切只要自己的警察解决不了，就全都说成是CIA的谋略。这便是近来的流行做法。

CIA谋杀的传言越是甚嚣尘上，便越说明约翰—保罗一世是在幸福的巅峰上去世的。他当选的时候，我曾经在《诸君！》杂志上写过，他当选教皇是因为保守派成功卷土重来。可是，这位教皇在位时间过于短暂，彻底打乱了枢机主教团里保守派的算盘。也就是说，在这次选举中，上次败下阵来的革新派能以原班人马出战决定胜负。相反，保守派却无法再次选出一个像前教皇那样能够获取浮动票的“棋子”。仅仅过了33天，上次选举中的黑幕——佛罗伦萨大主教贝内利便从上次的赢家变为最大的输家。文艺复兴时代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身为教皇的父亲死后，切萨雷·波吉亚成功地让自己一派的枢机主教当选为教皇，人们都认为他统一意大利的野心将会就此顺利实现。可是，这位新教皇庇护三世在位仅仅26天就去世了。切萨雷没有时间重建队伍，教皇的位子被反对派头目夺了过去。无论是约500年前还是现代，人的命运有时与他的能力并无关系。

我们再来说说新教皇波兰人约翰—保罗二世。我认为，没有哪位教皇会像他这样引起各方面的困惑。各国政府的正式声明和意大利大报的舆论不足以作为参考，总体说来这些都是外交辞令式的见解。但其中《泰晤士报》的坦率评论实属罕见。自己的主教大人是来自“寒冷国度”的人，这让罗马的百姓瞠目结舌。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想把问题集中在下面两点：首先，他是一个外国人；第二，他出身于共产主义国家。

教廷由出身于意大利的教皇主持，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450多年。外国人入主教廷不可能不给包括人事在内的教廷的方方面面带来影响。而且，教廷与意大利有着密切的关系，无论这关系是好还是不好，外国人入主教廷，对意大利的政治走向一定会产生不小的影响。举例来说，一旦与共产主义者朝夕相处的波兰人当上教皇，共产党人加入政府也许会变得简单，而不会成为问题。

但如果教廷与意大利的关系淡薄，也会有值得高兴的一面。一个外国人肯定无法理解复杂离奇、内幕重重的意大利式政治，所以可能会放任自流而不管闲事，意大利政治家便不得不第一次自立起来。我想，如果马基雅维利还活着，他一定会喜出望外，他一生都致力于把披着宗教外衣的伦理道德与政治切割开来，毕竟他写过让教廷滚到瑞士去的话：

“如果能把建筑和美术品留在罗马，教廷可以搬到华沙去。”

马基雅维利也许会说出这样的话——我想，这比教皇坐在罗马而被罗马人厌恶要强些。

很抱歉，话题又要回到文艺复兴时代。约翰—保罗二世前的外国人教皇是阿德里安六世，他的情况是这样的：

1521年，教皇利奥十世去世，在罗马召开了选举新教皇的枢机主教秘密会议。枢机主教团里最大的派系意大利枢机主教分裂成了两派。为打败可憎的亲人索性投靠外人，于是，根本没有参加大会的荷兰乌德勒支大主教当选为教皇。我坚信这次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意大利人团结心之淡薄并非始于今天。

新教皇阿德里安六世精通教理，是一位哲学家，同时还是一位优秀的行政官员，并因其在行政事务上的口碑被推举为教皇（这一点与此次的波兰人教皇很相像）。但也许是他过于严肃，他总是不对罗马人的心思。所幸（对罗马百姓而言），这位教皇仅在位一年多便去世了。他去世的第二天，教皇主治医生家的门便被贴上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这样的话：

罗马市民向我们的解放者表示由衷的感谢！

此后，外国人教皇便成为灾星。这样过去了约450年。

现在说说第二个问题，即来自共产主义国家的人成为教皇这件事。关于这一点，英国各报已经敲响警钟。关于共产主义的论断，与其相信美国人，我宁愿选择相信英国人。因为相信美国人会有这样的风险——只要脑海中出现有关波兰天主教徒的臆想，美国人就会激动，甚至会认为选出波兰人教皇是对波兰人最好的馈赠。而英国人则不会因为对这种事情激动而误判形势。

在现阶段尚不可能预测新教皇会对共产主义国家采取怎样的态度。不过，有两件事情已经很清楚。第一是他在波兰还有亲戚，也会有很多亲近的人；第二，正因为波兰天主教徒吃了那么多苦，还坚守着信仰之灯，要他在行动时忘记祖国的教徒是绝对做不到的。为了使居住在匈牙利的信徒获得信仰自由，就连意大利人保罗六世也不得不向匈牙利当局妥协。即使要求波兰人约翰—保罗二世像英国人那样思考，他大概也做不到。

大多数日本人不是基督教徒，所以一定会有很多人认为谁当基督教的头目都无所谓。可遗憾的是，罗马教皇不仅仅是罗马教皇，尤其是这次选出的新教皇把事情搞得更加复杂了。这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出了第一个教皇”和“给教廷带来新风”那样单纯的兴奋所能描述的事情。

197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