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雪最深时，从公路到我家有半英里长的那条路，好像是迂回曲折的虚线，每两点之间都有很大的空白。一连平静一星期的天气中，我总是跨出同样的步数，同样大小的步伐，谨慎地行走，像一只两脚规一样地准确，老在我自己的深深的足印上，——冬天把我们局限在这样的路线上了，——可是这些足印往往反映出天空的蔚蓝色。其实不管什么天气，都没有致命地阻挠过我的步行，或者说，我的出门，因为我常常在最深的积雪之中，步行八英里或十英里，专为了践约，我和一株山毛榉，或一株黄杨，或松林中的一个旧相识，是定了约会时间的，那时冰雪压得它们的四肢都挂下来了，树顶就更尖，松树的样子倒像铁杉木；有时，我跋涉在两英尺深的积雪中，到了最高的山顶，我每跨一步，都得把我头顶上的一大团雪摇落下来；有几次我索性手脚都扑在地上爬行了，因为我知道猎户都躲在家里过冬天。有一个下午，我饶有兴味地观察一个有条纹的猫头鹰（学名Strixnebulosa），它坐在一株白松的下面的枯枝上，靠近了树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站在高它不到一杆的地方，当我移动时，步履踏在雪上的声音，它可以听到的，可是它看不清我。我发出了很大的声音来，它就伸伸脖子，竖起了它颈上的羽毛，睁大了眼睛；可是，立刻它又把眼皮阖上了，开始点头打瞌睡了。这样观察了半个小时之后，我自己也睡意蒙眬起来，它半开眼睛地睡着，真像一只猫，它是猫的有翅膀的哥哥。眼皮之间，它只开一条小缝，这样它和我保持了一个半岛形的关系；这样，从它的梦的土地上望我，极力想知道我是谁，是哪个朦胧的物体，或是它眼睛中的一粒灰尘在遮住它的视线。最后，或许是更响的声音，或许是我更接近了它使它不安了，在丫枝上蹒跚地转一个身，好像它的美梦被扰乱了，它颇不以为然；而当它展翅飞了起来，在松林中翱翔的时候，它的翅膀是出人意料地展开得很大，可我一点儿声音也听不到。就这样，它似乎不是用视觉，而是用感觉，在松枝之间缭绕，仿佛它那羽毛都有感觉一样，在阴暗之中，它找到了一个新的枝头，飞了上去，栖息在上页，在那儿它可以安静地等待他的一天的黎明了。

当我走过那贯穿了草原的铁路堤岸时，我遇到一阵阵刺人肌骨的冷风，因为冷风比在任何地方都刮得更自由；而当霜雪打击了我的左颊的时候，纵然我是一个异教徒，我却把右颊也给它吹打。从勃立斯特山来的那条马车路也不见得好多少。因为我还是要到乡镇上去的，像一个友好的印第安人一样，当时那宽阔的田野上的白雪积在瓦尔登路两侧的墙垣间，行人经过了之后，不要半小时，那足迹就看不见了。回来时候，又吹了一场新的风雪，使我在里面挣扎，那忙碌的西北风就在路的一个大转弯处积起了银粉似的雪花，连一只兔子的足迹也看不到，一只田鼠的细小脚迹更是不可能看到了。可是，甚至在隆冬，我还看到了温暖、松软的沼泽地带上，青草和臭菘依然呈露常青之色，有一些耐寒的鸟坚持着，在等待春天的归来。

有时虽然有雪，我散步回来，还发现樵夫的深深的足印从我门口通出来，在火炉上我看到他无目的地削尖的木片，屋中还有他的烟斗的味道。或者在一个星期日的下午，如果我凑巧在家，我听见了一个踏在雪上的悉索之声，是一个长脸的农夫，他老远穿过了森林而来聊天的；是那种“农庄人物”中的少数人物之一；他穿的不是教授的长袍，而是一件工人服；他引用教会或国家的那些道德言论，好比是他在拉一车兽厩中的肥料一样。我们谈到了纯朴和粗野的时代，那时候的人在冷得使人精神焕发的气候中，围着一大堆火焰坐着，个个头脑清楚；如果没有别的水果吃，我们用牙齿来试试那些松鼠早已不吃的坚果，因为那些壳最硬的坚果里面说不定是空的呢。

从离得最远的地方，穿过最深的积雪和最阴惨惨的风暴来到我家的是一位诗人。便是一个农夫，一个猎户，一个兵或一个记者，甚至一个哲学家都可能吓得不敢来的，但是什么也不能阻止一个诗人，他是从纯粹的爱的动机出发的。谁能预言他的来去呢？他的职业，便是在医生都睡觉的时候，也可以使他出门。我们使这小小的木屋中响起了大笑声，还喃喃地作了许多清醒的谈话，弥补了瓦尔登山谷长久以来的沉默。相形之下，百老汇也都显得寂静而且荒凉了。在相当的间歇之后，经常有笑声出现，也可能是为了刚才出口的一句话，也可能是为了一个正要说的笑话。我们一边喝着稀粥，一边谈了许多“全新的”人生哲学，这碗稀粥既可飨客，又适宜于清醒地作哲学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