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万里长城和《史记》，究竟哪个更伟大？我认为是后者。如果没有司马迁写下的《史记》，那么，遍及全球的十几亿炎黄子孙，将发生“身份”认同的危机。五千年文明从哪儿来的？从司马迁来的。是他远在公元前，就挥舞书写历史的巨笔，将华夏文明上溯三千年。在他之前，也在史家的各类记载和民间传说，但不成系统，形不成源流，是他首创了纪传体的通史。他笔下的诸多帝王，从远古到战国，无一例外地追溯到黄帝。轩辕黄帝在今天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没有司马迁是不可想象的。司马迁的功绩，怎么说也不过分。一大群帝王将相加起来，分量也不如他。今天的科学家们，一次又一次探寻长江、黄河的源头，而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仅凭他一人之力，以非凡的洞察力和常人难以想象的意志力，探寻中华文明的源头。

众所周知，他是身体不完整的伟大的男人，汉武帝因李陵冤案而废掉了他的生殖器。悲剧发生在他四十七岁的那一年，从那以后，他称自己是“刑余之人”。他是在侮辱和愤怒中完成自己的伟业的。今人可能单从性能力丧失的角度来看他的悲剧，而在司马迁，侮辱是第一位的。他把人分为十等，最后一等，就是他这种受宫刑的人。受刑之后，他再也不去父母的坟前祭扫，无颜面对父母的在天之灵。读他的《报任安书》，字字都是血。读这样的文章，我们才会懂得，为什么说一本书比性命还要紧。李陵遭诬陷他挺身而出，而数年后的任安事件，他深知内情却缄口不言了。为《史记》，生命退居次要了。他本来是可以免受宫刑的，可他穷，拿不出朝廷规定的赎金数目，只好任凭行刑者亮出他的尖刀。出狱后他还到武帝身边做事，形同太监。他把各种各样的人都写进《史记》了，包括以色事君的佞幸男人，惟独不写太监列传，可见他内心的伤口碰不得，一碰就血流如注。

所有这些事，后面再细说。

史称汉武帝雄才大略，打仗，扩大版图。但是这个人多欲而少慈，皇帝能干的坏事，他几乎都干过。本文不想评价他的是非功过，只因司马迁，不得不涉及他，包括他手下的大将，比如置飞将军李广于死地的大将军卫青。

汉武帝废掉了司马迁的生殖器，不喜欢《史记》，但是这个自以为雄视百代的皇帝，对他眼皮子底下的文弱书生无能为力。他死后二十年，《史记》从民间冒出来，横空出世。阴间的汉武帝会发现，轮到他来受刑了。

司马迁并未侮辱他，只不过摆史实讲道理，单凭这一点，这位“刑余之人”就比那位万乘之君更为高贵。

司马迁和汉武帝刘彻几乎是同时消失的，他消失在民间，带着他的巨著。皇帝的“龙体”腐朽时，史学兼文学巨著的《史记》散发出夺目的、永恒的光辉。

司马迁的死是个谜。可能是为了保全《史记》，他远离宫廷潜入了民间。今天，我们希望他是含笑暝目的，他活过了七十岁，寿终正寝。有人认为他死于刘彻之手。皇帝取他的性命易如反掌，废他的下体如阉猪狗，可他手头的书早已藏之名山了。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司马迁的死，就比泰山还重。

司马迁的家乡是现在的陕西韩城县西南，家贫，小时候做过放牛娃。父亲司马谈在京都长安当太史令，俸禄少，被官员们普遍看不起。史官名为天官，记录并评论天子的言行，但实际上没人当回事。皇帝以“倡优蓄之”，养起来好玩的，心血来潮的时候，听他们讲讲故事，说说趣事。大西北的黄土地，秦人因之成霸业，秦灭汉兴，不过六十余年。汉廷对秦人是抱着防范心理的。最典型的例子是陇西人李广，沙场建功无数，始终未能封侯，并于激愤中挥剑自杀。他的儿子李敢则被暗杀，汉武帝还封锁消息。李广的孙子李陵更惨，替皇上卖命，却被灭三族，几百口人哭天号地腰斩于市，而司马迁讲了几句公道话，就失掉了生殖器。

黄土地出硬汉子。自然条件的恶劣，磨砺出粗犷的天性。地域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从外貌到性格，而性格又决定行为方式。如果比较一下江南人和西北人，不难发现，他们的皮肤、发音、生活习惯和心理特征，差异都很大。

司马迁放牛也读书，牛背上读，躺下来谈，天高云淡，易生遐想。他是独子，也许曾经有过兄弟姐妹，未能存活下来。他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但还得放牛羊。父亲钱少而书多，类似历代的读书人。一群不识字的放牛娃围绕着识字的放牛娃，听他讲书本，讲他听来的长安。而牛在吃草，风在吹，对面山腰上，有汉子扯着嗓子唱信天游。

他们也去看黄河，惊叹它的雄浑，一泻千里。

大概到了十来岁，司马迁随父母迁往长安茂陵。这是司马谈的一个重大举措：将儿子带到政治文化的中心。年轻的皇帝在茂陵为自己建坟墓，将天下富豪往那儿赶。这个陵墓规模巨大，财政预算，将花掉全国总财政的三分之一。司马谈是主动去的，但很多有钱人都是被迫去的，比如一个叫郭解的人，江湖上名气大，号称郭大侠。郭解托大将军卫青在汉武帝跟前为他讲情，说是家里穷，本不该在迁徙之列，是有人跟他过不去，把他的名字写在迁徙名册上。武帝想了想，对卫青说：这姓郭的什么大侠，他能托你讲情，就表明他不穷。

于是，郭解也到了茂陵。不久，他老家那个跟他过不去的人就被人杀了。司马迁听父亲讲这件事，心里很震动。父亲身为史官，不仅在官办的图书馆读了大量的书，而且注重民间的各种传闻，这也影响了他的儿子。司马迁经常听故事，童年生活弥漫着神秘感。

司马谈性情豪爽，在京城交了一些朋友，主要是读书人。读书人交读书人，还是比较容易的。一个叫孔安国的人，做了司马迁的老师，此人据说是孔子后裔。司马迁还听过大儒董仲殊的课。汉武帝为了统一思想而独尊儒术，这姓孔的和姓董的双双走红。司马谈为什么替儿子选择这样的老师？他本人是推崇道家的。他写过《六经要旨》，对道家差不多全是赞美之辞。武帝之前的文帝、景帝，取道家学说治国，无为而治，尽量不扰民，让老百姓休养生息。“文景之治”，繁荣了半个多世纪。汉武帝登台，来了个大转折，对外杀敌，对内杀人，制造了无数冤案、血案，他又兴土木，迷神仙，追随秦始皇。史称他雄才大略，又说他好大喜功，我不知道那个词对他更贴切。我所能分辨的是：这两个词没有理由放在同一个人身上。

同时，我也实在搞不懂，为什么要独尊儒术呢？儒术不等于儒家学说，它已经迅速变成了统治术。百家争鸣不好，各种思想自由竞争的局面应当被打破，就连已被证明对管理国家非常有效的黄老学说也靠边站了，儒术一统天下，霸道得很。

汉武帝独尊儒术，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极其深远。

司马谈让儿子拜儒者为师，也是当时的风气使然，适当为儿子考虑一下仕途。打个不一定恰当的比方，眼下都说应试教育不好，但是做父母的，却又希望儿女考高分。形势比人强，古今都是这个道理。不过，司马谈并未对儿子说：现在道家不吃香了，赶快扔掉它，改学儒术！

司马谈不是赶时髦的投机分子，司马迁更不是。父子二人秉性相似，都是西北汉子，有骨气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儒家学说也并不反感。到后来，经过孔安国、董仲殊的调教，司马迁对孔夫子毕恭毕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