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五

汉武帝除了打匈奴,另一件大事就是忙着做神仙。人间至尊不过瘾了,衰老和死亡横竖叫他寝食难安。升天该有多好,升天不成,长生不老也不错。他养了大量方士,也就是道士,有人说亲眼见过神仙,有人通过各种方式证自己活了几百岁。最厉害的是一个叫李少君的人,证明他活了八百多岁。武帝听他讲话,眼睛就会发亮,对他言听计从,修了一个大七围、高三十丈的青铜柱子,上有仙人雕像,手托承露盘。武帝每天吃露水,和着玉屑吞下,吃得拉肚子。李少君死了,武帝相信他不是去见鬼,是去见神仙安期生。道士多得很,这时又冒出一个山东人叫公孙卿的,在他的怂恿之下,武帝制定了庞大的计划,要去封禅泰山。这原是帝王的一桩古礼,登泰山祭祀天地,为民祈福祉。但汉武帝另有想法,要当神仙。皇帝号称天子,天子不升天是说不过去的。或者退一步:李少君能活八百岁,汉武帝至少该活一千岁吧?他下令文人写诗作赋,司马相如这类文人是很积极的,这个人写过《长林赋》,挖空心思赞美劳民伤财的皇家猎场。司马迁同样接到了歌功颂德的旨令,却收集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资料呈上去,聊以塞责,武帝不高兴,但很忘把这个小郎官儿忘了。

汉武帝封禅泰山之前,先去崆峒山(今甘肃平凉县西),巡游黄帝曾经巡游过的地方。这也是道士的主意,学黄帝不学别的,专学黄帝成仙。司马迁也去了,趁机走访老年人,打听黄帝的传说,和他研究过的《尚书》相印证。作为远古历史文献的《尚书》是残缺不全的,需要补充很多资料,包括民间传说。司马迁的工作,是大胆设想,小心求证。

这一转眼,司马迁三十四岁了(公元前112年),跟随武帝各处巡游,长了不少见识。可能真是上天的安排,不是让武帝成神仙,而是让司马迁成为历史学家,记录华夏文明的进程。

次年,他奉命出使西南夷,安抚不大听话的西南诸国邦主,沿途做笔记,收集官府保存的各种资料,在李冰治水的都江堰停留了好几天。行期近一年,为他写《西南夷列传》打下了基础。这一年里,汉武帝的封禅大典正式举行,十八万人,浩浩荡荡的队伍向泰山进发,道士靠前,儒生退后,比如公孙卿就比公孙弘气派多了。司马迁没能去,感到遗憾,职业的冲动使他对这件事十分看重。不过他父亲在队伍中,能目睹这一盛典。

可是封禅大队在陕西中部却发现了黄帝陵,武帝紧张了:不是说黄帝升天了吗?怎么会有坟墓呢?公孙卿解释说:黄帝当然是羽化登仙了,这儿只是衣冠冢。武帝转忧为喜,大手一挥,继续前进。

到洛阳,发件了一件事:太史令司马谈病倒了。儒生和道士共同开会,讨论封禅的细节,一辈子谨慎的司马谈,终于忍不住,谈了几句不同的意见,说这样搞封禅,并不符合古礼。他很快被告发,兴头上的武帝十分恼火,喝令他离开队伍。这对于一个史官来说,无异于五雷轰顶,司马谈病倒洛阳。

司马迁赶来了,赶在父亲的弥留之际。

司马谈撒手西去,但他是闭上眼睛去的,他惟一的儿子司马迁,跪在床前哭着发誓,一定要继承他的遗志。古代的史官,子承父业是常事。司马迁小时候就确立了这一志向,二十岁出游,行程数万里,强化了这个意志。司马谈留下遗著《六经要旨》,和一大堆未经整理的史学笔记。

司马迁匆匆料理了父亲的丧事,快马加鞭追赶武帝。父亲的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了,而他必须看清封禅大典的所有细节。他赶到泰山,却被挡在山脚下,不许到泰山顶上去。所谓封禅,山顶祭天叫封,山脚祀地为禅。满山遍野十几万人,车驾旌旗无数,的确壮观。司马迁千方百计打听山顶上的情形,听说那情形并不妙,刚刚举行祭天大典,霍去病的儿子霍嬗就得了怪病,没过几天死掉了。汉武帝非常扫兴,也感到害怕,不敢按预定计划去东海看神仙,而是绕道向北,绕了一个大圈子。整个行程一万八千里,皇帝威风十足,就是没见神仙。司马迁倒是获益非浅,沿途考察了很多他所需要的东西。

此行的一大收获,是后来写成的《封禅书》,一万三千多字,在《史记》中几乎是篇幅最长的,而今人夏松凉先生的注释多达数万字。这篇文章记录了从虞舜到汉武帝,三千多年的时间里帝王们的祭祀活动,为后人研究古代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他的史笔,一向是言之有据,翔实而又生动,视野辽阔,语言极具个性色彩。

《封禅书》那么长,而讲述汉武帝的《孝武本纪》却那样短,涉及武帝平生功业,仅六十来个字,其他几页都选自《封禅书》。不知道司马迁是不是别有深意。《史记》一百三十篇,这一篇是最奇怪的。也许针对当朝皇帝,很多事都不好讲,包括皇帝的伟业在内。司马迁的风格,是方方面面都要讲,比如讲汉高祖刘邦。对汉武帝,既然不能按他一贯的风格讲,他就干脆不讲。其实,不讲也是一种讲,如同沉默常常是一种表达。司马迁写《史记》,五十二万字,如果把它比喻为一幅国画,那么它留白的地方是非常多的。所有的省略都是意味深长。这和他长期学习《春秋》有密切关系。所谓春秋笔法,一般人都懂。历代的学者们,对《孝武本记》是否出自太史公之手争论不休。

两三年后,也就是封禅大游行结束后不久,三十八岁的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可以整天呆在皇家图书馆,读各类书籍,接触尘封的档案。武帝不重视史官的工作,反而给他留下了空间。不然的话,那些档案就加密存封了,向不同级别的官员有限开放,还要分出时间段。他伸手拂去那些尘埃,让历史得以清晰呈现,包括不少宫廷秘密,比如汉景帝的登基是靠运气,有些羞于见人的。写史不是揭密,但也会披露一些不为人知的东西,这些东西当中,有时会藏着被掩盖起来的历史真相。

一般历史学家,能够写下真相就难能可贵了,而司马迁道出真相之后还要评价,每篇文章的末尾都有“太史公曰”,立场很鲜明。认真读《史记》,会明白什么人才是大历史学家,知识的后面是勇气。所谓读史明智,只说出了一半,大历史学家是大智大勇。

当上太史令的几年间,他好像仍未娶亲,肉身都交给迷宫重重的精神探险了。人类的杰出人物,像他这样的也不少,康德、尼采都是独身一辈子,虽然后者闹过轰动一时的恋爱风波。精神过于集中,肉体可能被遗忘。司马迁一头扎进图书馆,有时把稀微晨光都当成黄昏了。他又时常一副呆相,衣衫陈旧灰头土脸,相亲相不中也是可能的。总之,精神的触角愈是延伸,肉体的锋芒越发迟钝,不像有些人,比如中国的辜鸿鸣、法国的萨特,两种东西齐头并进。司马迁攒钱也很困难,买书和考察都是自己掏钱。武帝给他一点俸禄,并未拨给他研究经费,为他组建写作班子。浩如烟海的史料,他一个人去对付,要钻进去更要打出来。他治史的方式是史无前例的,既是原创,又是开创。历史在他手上,是活生生的历史,千年宛如昨天的历史。他密密麻麻地记录着,谨慎而又大刀阔斧地筛选着,日日夜夜地思考着,他自知责任重大,一管毛笔千钧重。一个长期处于这种紧张状态的男人,忽视身体再正常不过了。只有到了身体遭切割、不复完整的那一天,他才转过身来对身体高度关注,可惜为时已晚。

年近不惑的司马迁和女人睡过觉吗?

这问题好像不够严肃,但是,很多人都想到了这个问题,因为《报任安书》的激烈程度,以及他提到自己的几句话,会令人作这样的猜测。人们想到了却又不能说,为什么?

司马迁的笔下,可没有这类禁忌。当时独尊儒术,还没有尊到他的的头上,他本人无疑是春秋以来百家争鸣的产物,不是统治术下的乖孩子。

这些学术问题,不应该是板块状的,它们迫切需要“思想的细心”。——这话是德国哲学大师海德格尔讲的,我读他已有若干年,几乎一直在想:海氏为何把历史性和历史学分开来谈?历史性是一切历史学的前提,文献史要变成问题史,而离开了这个前提的历史学形同故纸堆。海氏的学问纵贯古今,他给学生上课,旨在启发思索,他那无限丰富的知识,无不指向比知识更高的东西。孔子教弟子也是如此,重在传道。孔子甚至说:“朝闻道,夕死可矣!”

司马迁为太史令刚好十年,真够辛苦的。他大约娶亲晚,四十几岁才有了一个女儿,后来嫁给杨姓男人。他本该和夫人再生几个孩子,让其中的某个男孩儿继承他的事业。他没做到,为此痛心疾首,深感侮辱先人。早知汉武帝要剥夺他的生育权,他无论如何要提前结婚,生下一堆男孩儿女孩儿。

这期间他已经开始写作,伟大的工程在狭小的寓所内有序展开,并且有点做地下工作的味道。有人曾经偷走了他一些草稿,呈给汉武帝。武帝看了摇头,很不以为然。不过,皇帝对史官的轻视再度起了作用,他没有追问下去,没有派人去烧那些竹简,在他看来,玉女经和长生不老术要重要得多。

司马迁汲取教训,比以前更像一位地下工作者了。夜深人静孤灯之下,他瘦削的身形不时传来几声咳嗽,波澜壮阔的历史,以一手漂亮的汉隶从容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