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八

《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涉及汉以前三千年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全书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本纪”记帝王事。“表”记载历代世系、列国关系与官职更迭。“书”记载典章制度;也讲天文水利、经济文化等,类似后来的科学专史。“世家”写各时期的王子诸侯。“列传”最丰富,写谋士、将相、侠客、刺客、巫师、商贾、文人、佞幸等,所占篇幅为全书之首。

《史记》的体例,为历代正史所沿用。

这五个部分当中,列传,世家,本纪,基本上都是优秀的传记文学。当时史学和文学尚未划出明确的界线,二者融合的典范,就是司马迁这部《史记》。把历史写成传记文学,后来的史家大都不敢这么做,不敢带入个人情感,一味的冷静描述,貌似客观,实则替封建统治者说话。班固继承他的父亲班彪,写断代史《汉书》,其正统面目就露出来了,他还讥讽司马迁不善于明哲保身。而《汉书》中的好东西,包括体例在内,几乎全是学《史记》。战斗性、民间性和个人性,《史记》开了先河,后来却变成小溪细流,渐渐干涸。二十四史,《史记》所显示的姿态是孤傲的,它所达到的高度和广度,后人难以企及。鲁迅对它的评价最为精辟:“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楚怀王放逐屈原,屈原写下这首长诗;汉武帝阉割司马迁,司马迁写成五十二万言的《史记》。

身体被阉割,精神反而变得强壮,透出强烈而又罕见的自由气息。自由这种东西,自西汉以后,虽时有反弹,但总的趋势是变弱,变得面目模糊——封建统治者把它抢走了,偷走了。在中国,没有一个皇帝不是取走自由的强盗和小偷。抢和偷,双管齐下。

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自由精神是否被统治者所阉割,是我们今天衡量古代文人的第一标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司马迁视为历代杰出文人的先驱。

司马迁那个年代,有些文人过得很舒服,典型的例子是司马相如,勾引女人本事大,歌功颂德的本事更大,写了不少辞赋,华丽而空洞。后来的枚皋、杨雄等辈,和司马相如差不多。当然,他们在生活中有好的一面,比如相如出使西南很成功,比如杨雄为人不错。但是作为文人,他们是精神的残缺者,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被阉割者,没有立场,不为老百姓讲话,一门心思往上爬,唯恐主子不高兴。这类文人的作品也往往缺乏美感。原因很简单:美感永远源自真情实感。“汉赋”标志着汉代文学,真是汉代的不幸,依我看,汉赋无疑是历代文学中最糟糕的。幸亏有个司马迁写下《史记》,单手托起史学与文学两座高峰。

读《史记》,印象最深的,是它的简练与生动。司马迁用字就像拍电报,字字精当。字写在竹简上,罗嗦可不行,那要多砍多少竹子?早期汉语的书写方式决定了它的风格。汉赋堆砌词藻,毕竟字数有限。《史记》五十二万字,如果用现代汉语来写,恐怕有五百万字。司马迁在单字上下功夫,往往一字多义。名词、虚词作动词使用的例子比比皆是。司马迁的能耐在于:他还写得明白晓畅。他在书中经常采用“互见法”,比如讲项羽,有些事要放到刘邦或韩信的传记里去,而且不是随随便便,是含有深意的。再如讲秦始皇迷神仙,则暗示汉武帝想登天。他对汉武帝的批评,表现在人物的选择上,好官都在其他朝代,而鱼肉百姓的酷吏则集中于当朝。——单凭这一项,武帝要弄死他就不愁罪名了。他把没做过皇帝的项羽列入“本纪”,把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列入“世家”,并且加以赞赏,这需要很大的勇气。也难怪受正统思想毒害的学者,称《史记》为“谤书”、“秽史”。——司马迁居然把同性恋都写进去了。

司马迁对口语的运用也是非常出色的,他人在宫廷,笔下并无一点宫廷气,洋洋几十万言,没有一句像皇帝秘书的口吻。中国人似乎张力有限,容易被他的社会角色所霸占,干部通常是干部脸,秘书往往是秘书腔。司马迁显然是个例外,他能把上班与下班截然分开,他有两张脸,表面的模糊,里边的清晰。作为旷世大学者,他一直心向民间,他的民间立场一点都不勉强,不像眼下的经济学家跟风神速。他曾是黄土高坡的放牛娃,漫山遍野奔跑。所谓文章力透纸背,一定是源自真切感受。司马迁不缺这个,他反而是真情太多,必须加以压缩,有时还要伪装,以春秋笔法,以微言大义的方式讲出来。他一生都在读书,行路,行了十万里路。他对后世文人的修炼树立了楷模。前面提过,中国文人的一大特色是漫游。李白漫游天下,学的就是司马迁。游历,学历,经历,三者合一。也有不游或游得少的,比如伟大的曹雪芹,曹雪芹走的是漫长而又曲折的精神之旅。西方大作家,像卡夫卡、福克纳,他们盯着小块地方写出了大作品。

司马迁是写人的高手,寥寥数语,人物就活灵活现。大处把握和细节铺陈,他都做得很到位。后世文人,不单写散文的推崇他,连明清小说都在他身上汲取营养。《古文观止》选他的文章,数量超过苏东坡和欧阳修。他是模糊文本的先驱,用小说和戏剧手法写项羽,写刘邦,真是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写“鸿门宴”的紧张气氛,本身就像戏剧,不同的人物扮演着属于自己的角色:项庄、项伯、范曾、张良……司马迁还专程做过实地考察,将每个人的座位都弄得清清楚楚。针对这种严谨,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赞叹说:“秦楚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唯有太史公序之如指掌……盖自古史书兵事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自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所能几也。”

中国历代大文豪,几乎无不推崇司马迁,所谓道德文章,人品与文品,司马迁都足以垂范后世。他笔下那些分布在各种行业里的人物,由于其鲜活,所以可亲近,可景仰,可叹息,可鄙视,可憎恨。这些历史人物,也影响了中国人的人格及性格走向。比如春秋战国的层出不穷的豪杰们,被历代所演绎,化为戏剧和小说,在民间广为流传。最近,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教授撰文说:“我的心在先秦。”这话饶有意味。对先秦的记录与阐述,没人超过司马迁。先秦是个大时代,已成学者共识。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演绎了一部断代史,而《史记》真实描述了三千年的通史,二者都是中华文明的宝贵的资源库,但后者显然更珍贵。司马迁笔下的历史,是波澜壮阔的生活画卷。他对生活世界的全方位考察,将历史学提升到历史性的高度。可以说,他以一人之伟力,为中华文明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精神资源。

汉武帝阉割他的身体,反而催生了这种伟力,这是上天的安排吗?

历代封建统治者,养肥了多少御用文人,却阉割了他们的灵魂,把他们变成锦衣玉食的行尸走肉。本文瞄准司马迁,事实上也同时瞄准了相反类型的文人。如同司马迁写伟人,小人已经活跃于其间了。小人乃是伟人的残缺样式,反之亦然。

关于《史记》,历代集注、阐释和评论如汗牛充栋。我手头的这本,是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史记今注》,它借鉴了前人的成果,释文也很清晰。顺便提一句,我个人并不是搞《史记》研究的,读的东西有限,但我景仰司马迁却是由来已久。

《史记》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所以它才真,不是板着面孔、仅仅代表某些阶层讲历史。文学艺术家,天生与它亲近。人类文化的巨著,无论哲学、史学还是文学,无一例外地是个体劳动的硕果。《史记》是伟大的,却不是封闭的,司马迁自己讲: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犹如伟大的哲学思想,它一定是开放的,可以讨论的。我个人并不完全赞同司马迁的某些倾向性,比如他对项羽的态度。我倒是觉得,项羽就是匹夫之勇,短见,狭隘,吝啬,残忍,动不动就屠城,泄私愤火烧阿房三百里,不耐烦坑杀降卒二十万。幸亏刘邦打赢了他,逼他自刎乌江,不然的话,他多半是他曾经发誓要取而代之的暴君秦始皇。

而与项羽相比,刘邦的毛病几乎全是小毛病。多谢司马子长(司马迁字子长)记录详细,让我们得以从不同的角度掂量历史。

另外,司马迁对游侠有偏爱。荆柯刺秦王是大义凛然,而郭解这种大侠,义字却是表面文章,骨子里推敲不得。他善于做秀,借一件事情在江湖上扬名立万:他姐姐受人欺负,希望他出面为她撑腰、摆平,他却当众批评她,不理她,给人留下公正的印象。然而得罪他的人,大多数要死掉;结交他的人又多是豪强……

还有其他例子,不用讲了。

每个人读《史记》,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这恰好证明司马迁的博大雄浑。伟人从来就不是完人。

品读司马迁,意味着无穷无尽的生发。

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担任联邦德国驻华大使的魏克德先生,曾写下广播剧《汉武帝与太史公》。魏克德是名作家,活跃于欧洲外交界和文学界。他写司马迁,立意奇特,让史官和皇帝当面争论历史的真相问题,各执一端,互不相让。汉武帝刘彻,不能让他手下的史官按他的意图写历史,恼羞成怒。刘彻不杀司马迁,却变尽法子折磨这倔犟汉子,霸占他美貌的妻子,阉割他传宗接代的下体。但是这个司马迁,头可断血可流,写《史记》的原则决不丢。不可一世的汉武帝,终于拿一个文弱书生没办法……魏克德先生以戏剧冲突的方式,将皇帝与史官的矛盾推向极致。而他从中得出的精辟结论,却是中国人的老生常谈:

讲真话要付出血的代价。

2006.10.30.改定于眉山之忘言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