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是成都人,成都人有两个特点:一是聪明,鬼点子多,二是嘴皮子厉害。两千多年前的司马相如是个典型的成都人,二者都具备。他本来穷得丁当响,却以一曲《凤求凰》,让年轻的富家寡妇卓文君心旌摇荡。中国文学史上,他是汉赋的代表人物,其代表作为《子虚赋》、《长林赋》、《长门赋》,受到皇帝和皇后的高度称赞。而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是他和卓文君的风流韵事。取材于这段韵事的小说、戏曲、评书、话剧、电影、广播剧、电视剧绵绵不绝。专家学者熟悉汉赋,普通百姓爱听故事。也有大作家来凑热闹的,比如郭沫若。郭老写过话剧《卓文君》,对这位有才华的美少妇称颂有加。而我记得,2005年有个电视剧,请漂亮而清纯的韩国演员演卓文君。总之,卓文君的美貌、多情是举世公认的。司马相如大名鼎鼎,其实也多少沾了女人的光,沾了卓文君的光。古往今来多少事,除了饮食就是男女,老一套的爱情故事永远新鲜。曲折的、充满悬念的、带了一些情色意味的故事永远打动人。而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完全符合这些要素。

鲁迅讲过:文人传播名声有两种情况,一是人以文传,二是文以人传。眼下有些作家爱生事儿,奇招频出,吸引大众的眼球,走的就是文以人传的路子。作家先闹事儿,其次才是写东西。司马相如的情形还不同,他写诗作赋在先,谈恋爱在后。三十岁以前他一直落魄,碰上卓文君,命运才出现转机。这桩使他名传千古的风流韵事,还带给他财运、官运。财、色、权、名他样样占齐了,一辈子过得舒坦。换成今天的思维,人们会一拍大腿说:这美女值,太值啦!

既然司马相如属于“文以人传”这种类型,那我们就有理由把重点放在他这个人身上。我们仔细来瞧瞧,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从他身上,我们能品出一些什么东西来。

司马相如生于成都的哪条街,今天已不可考。他父亲作何营生,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没说。两个复姓司马的男人,年龄相差三十多岁,并不沾亲带故。他们同在汉武帝手下做过官,先后都出使过西南夷。武帝时代,西南这一大块尚被称为“夷”,含有化外之地的意思。其实说白了,就是皇权染指还有限的地方,老百姓还不大服管教。管是管束,教为教化。成都当时为一郡,郡守叫文翁,显著的政绩是兴办学堂。相如的父亲可能跟他熟,送儿子到官学读书,也学击剑。换句话说,司马相如是文武双修。家里有财产,这是不言而喻的,穷人家的孩子哪能上官学?小时候他叫司马犬子,不是小名儿,是正式的名字,可见他父亲对文字这东西还比较隔膜。四川的农村,至今仍有把儿子取名狗儿的,名字愈贱,愈能成活。司马犬子读了一点书,知道一点天下事了,发现这名字老土,擅自改为相如:他崇拜战国时期赵国的外交家蔺相如。“完璧归赵”的故事,就源自这位蔺相如。父亲也不懂,由他改。司马迁记载说,他成人后到长安“入赀为郎”,赀通资,就是花钱买官做,在汉景帝身边做郎官,换个称谓叫侍从,吃官饭但没啥俸禄。皇帝身边这种人一大群,有人会拳脚,有人会唱歌,有人善于扮小丑,有人写辞赋下笔千言……个个亮出看家本事争宠。相如为当这郎官,估计是把家底掏空了。汉代仕途窄,远未形成庞大的官僚集团,有专家统计过,当时四千多个平头百姓养一个吃公饭的。而眼下大约二十八个养一个。司马相如花大价钱买小郎官,风险很高的。总之,全家人把宝押在他身上了,年复一年,盼长安传来好消息,真是望眼欲穿。

汉景帝却不好辞赋,善于舞文弄墨的相如找不到进身的机会,于是跳槽了,跳到梁王刘武门下。刘武好辞赋,身边已罗列了一些写手,比如写过《七发》的枚乘。汉赋在形式上继承以屈原的作品为主的《楚辞》,但内容以歌功颂德为主,内容又反制形式,汉赋在形式上也不能同屈原的诗篇相提并论。汉初的辞赋家贾谊是个例外,贾谊郁郁不得志,不能报效国家,命运和屈原相似。当诗人远离君王走向民间时,往往能写出好东西,而在权贵门下讨饭吃,帮闲就在所难免。所谓帮闲文人,比媚俗的文人格调更低。

包括屈原在内的中国历代文人,都有俗的成份。通俗和媚俗是两回事儿。

司马相如跳槽跳到刘武门下,很努力,因为他必须和枚乘等人比个高低。他终于写出了《子虚赋》,大大露了一回脸。大伙儿常常跟随梁王左右,哪儿有排场就往哪儿赶,宫殿竣工啦,主子出猎啦,贵客盈门啦,庙堂祭祀啦,都是他们收索枯肠的好时机。他们穿得好,吃得好,出门有车坐,举止有气派。一旦来了灵感,下人急忙笔砚伺候。辞赋讲究铺排,一连串的优美词句,整齐,押韵,吟诵又别有一番功夫。洋洋洒洒的《子虚赋》,来了一堆“于是乎……”怎么样怎么样,的确有气势,听上去回肠荡气。应该承认,司马相如在语言及学问上很下了一番功夫,从诗经到楚辞,到诸子著述,都要纳入学习的范围。汉赋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有它一定的道理。相如那个时代,国力空前强盛,辞赋家们歌功颂德,有些肉麻,但还不算十分昧良。我个人以为,特定时期的颂歌也有不少好东西,艺术感染力强,唱出了老百姓的真感情,几十年老歌唱不够。一般说来,辞赋写到结尾时,也要来几句规劝,劝主子享乐之余要节俭,适当关注一下民生。朝廷有个叫东方朔的,也擅长辞赋,平时以滑稽本领逗汉武帝开心,却能找时机进谏,委婉批评皇帝,做了一些好事儿。这方面,司马相如不如他。

相如既为门客,要靠辞赋吃饭,而吃饭为天下第一桩要紧事。动物为了食物,要使尽浑身解数。人从动物来,为吃饱饭吃好饭花样更多。即使相如不为自己,也要为父母着想,老人盼他飞黄腾达光宗耀祖呢。他离开成都,恐怕已有十来年。眼下食有鱼出有车,可是没啥积蓄,梁王随手赏赐的金银,他随手花掉了。门客之间有竞争,要比拼,而成都人好面子,相如不甘落人后的。所谓千金散尽还复来,文人挣大钱,有时也容易。以他出众的才华,能写赋会弹琴,不愁挣不来华屋美女。可是梁王生病了,不久又死了,也未曾立遗嘱,令王太子善待这些文人。一帮门客作鸟兽散,一个个愁眉苦脸。辞赋这东西,寻常百姓是看不懂的,除了一些王公贵族,市井很少人能赏。街上没市场,只好卷铺盖。不像今天,某酒楼某公司开张,出高价请人作赋,有几百个字卖上几万元的。

梁王死了,门客各奔前程,也许喝了一回伤心酒,挥泪而别。司马相如西风瘦马回成都,家里一片破败,父母是否还活着,司马迁没记载。相如闭门不出整天睡大觉,身体也有毛病,消瘦,口渴,喝不完的水。他也无钱瞧医生,捱着吧。睡够了出门转悠,当时成都小,一个时辰转完了。他穿戴华贵,有一件裘皮的衣物,系梁王所赐,但老穿它也不行。他开始动脑筋想点子。有个故交名叫王吉,在临邛(今成都郊县邛崃)当县令,相如捎信给他,他很快回信,盛情邀请相如到临邛作客。

司马相如毕竟见过大世面,朝廷干过,王府干过,成都有他这等经历的找不出第二个。他几乎穷得揭不开锅了,可经历是一笔潜在的财富,他动手搞开发。他的“开发公司”,专门开发自己。他不会去结交穷朋友,除非他犯神经。他都穷成这样了,再去结交穷人,两穷相遇只能更穷。

当时的文人,还没有形成为底层呐喊的传统。司马相如更不可能,他手中的生花妙笔,主要为帝王服务,要用它奔个前程。我个人从来不认为,关注底层是文学的唯一要务。生活世界是广阔的,审美情趣是多元的,眼中只有穷人或富人,同样是一种遮蔽。海明威很少写穷人,获诺贝尔奖的《老人与海》不是声讨富人的檄文,而是人类命运的缩影。英国大哲学家罗素认为,人类文明的重大成果,几乎都是出自有闲阶层,为此他写了《闲散颂》。品读中国文人,这是一个重大课题。涉及到司马相如,先顺便提几句,也算个伏笔,往后再来阐述。

当然,古今中外的文学大师,也没有任何人是鄙视穷人的。杜甫,雨果,托尔斯泰,他们都是心向底层的伟人。相如匆匆上路了,带着他象征着身份的裘皮服装,时为初春,川西坝子正碰上倒春寒。他并不知道,此行将带给他命运的转机。当初奔梁王,眼下趋县令,他已经很掉价了,一路上不会很兴奋。大文人朝着小县城,哼着几首宫廷歌曲。到县府打打秋风,混个幕僚之类,日后再作计较。他在成都这些日子,饱一顿饿一顿的,想肉吃想酒喝,比想女人还厉害。到王吉的地盘上,酒肉是不成问题的吧?即将碰上一桩千古艳遇的男人,首先想到的是肚子问题。

王吉在县衙为相如接风,安排他住在都亭。都亭类似县政府招待所,但规模小,一个普通院落,两棵老槐树。王吉这个人,也是鬼精鬼精的,打量相如,虽然落魄,但举止依然潇洒,谈的全是他这县令闻所未闻的大见识,开口皇帝闭口君王。王吉佩服得五体投地,暗忖此人暂时潦倒,将来的发展却说不准。两人谈得投机,喝空了一坛好酒。临邛这地方工商业发达,铸铁的,酿酒的,大富豪好几个,县财政自然充足。县令与富豪是哥儿们,常来常往。司马相如喝得半醉,王吉问他婚配,他随口说:不好意思,三十出头的男人,身边没个女人伺候。王吉低头寻思,一拍脑袋说:有了!

二人叽叽咕咕到后半夜。

司马相如住在都亭,王吉每天去拜会他,恭恭敬敬的样子。有时相如还不耐烦,不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临邛令缪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见之,后称病。”缪是假装的意思,而相如称病,等于说装病。这个看上去大有来头的神秘男子,偶尔出现在临邛街头,竟然坐着县官的车骑,小城轰动了,纷纷猜他的身份。就像今天,某人如果把县长的小牌号轿车据为己用,他同样会引来多方猜测。眨眼已是仲春季节,春暖花开了,川西坝子的油菜花一人多高漫山遍野。相如出门溜达,无数目光投向他。不用说,他是市民眼中不知名姓的大名人。两个大富豪慌了,一个叫卓王孙,一个叫程郑,他们开铸铁加工场,延续十几代,家资巨万,仆从无数。县令的贵客,他们居然不认识,怎么得了?城里发生什么事都行,但这种让富豪有失颜面的事儿决不行。他们找王吉问个究竟。王吉说:你二位想结识他不是不可以,但要按规矩办嘛。不搞个像样的饭局怎么行?卓王孙忙点头道:我来办我来办,县尊请客我花钱……

于是卓王孙大摆家宴,专等神秘贵客。等了很久,日头都有点偏西了,贵客迟迟不现身,好比时下某些领导。几十桌有头有脸的客人饿得、谗得,那模样笔墨也难形容,但贵客未至,县领导不动筷子,谁敢下箸呀?王吉亲自去请,司马相如才来,一身漂亮的绕襟深衣(深衣即长衫,穷人穿短衣),形体修长,脸色不大情愿。入座,渐渐谈笑风生,“一座尽倾”,所有的人都为他的谈吐所倾倒。这很正常,小小临邛县,谁听过景帝、武帝还有梁王的那些事儿啊?酒酣,客退,相如在卓王孙、程郑、王吉等人的陪同下,表演古琴。屏风后隐约有佩环之声,相如心中有数的,谁在偷听?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在偷听。

司马迁写道:“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

这话道破机关了。但我想,司马迁把包括心理活动在内的细节都写出来了,其中的想象成份不言而喻。

这儿有两个关键词:新寡,好音。字面上是说,守寡不久的卓文君是个音乐爱好者。字面下则有潜台词:卓文君懂古琴,不仅能欣赏,她自己也会弹奏。小县城她美貌出众,对琴的理解也不是小城的水平,琴者情也,是传达心声的东西。她守寡的时间不长,可能一年可能半载。一般认为,她此时的年龄在十八岁左右,郭沫若的《卓文君》说她二十四岁,恐不可信。郭老笔下的文君,更像一位斗志昂扬的“五四”女青年。她是美貌的,懂琴的,情感丰富又有过夫妻生活体验的,而这些日子,小城盛传风度翩翩、来头甚大的神秘男子,她早已听说过,暗地里想象过。父亲宴请司马相如,她遵循妇道不能出席,但她躲在角落里雕窗下,窥探过多少回了?众宾客为相如所倾倒,她更是耳热心跳。在这样的时刻,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他假装看在县令的面子上弹几曲,实则以琴心挑逗卓文君。司马迁惯用《春秋》笔法,廖廖数语,王吉和相如在都亭内的那些勾当,读者就心领神会了。关于文君的情况,相如已了如指掌,而男女风流这一套,他也堪称老手,指尖抚弄琴弦,以琴心挑之,一挑就成功了。他边弹古琴,边唱今天仍在流行的《凤求凰》: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

不期佳人在此堂,室迩人遐毒我肠。

何缘交颈为鸳鸯,长空展翅共翱翔!

这歌曲的色情意味一目了然:佳人就在此堂中,却“室迩人遐”,不能够交颈为鸳鸯。司马相如出手可谓稳准狠,卓文君被击中,一时呆住,对她来说,相如的琴声和情歌何尝不是“毒我肠”?

文君身边的丫环目睹了这一奇观。丫环为主子着想,如同文人为帝王服务,她动开脑筋了。

当天晚上,相如命县衙拨给他的随从,潜入卓府,花钱买通文君的丫环,双方一拍即合。闪电式的爱情落到实处,司马迁说:“文君夜亡奔相如。”亡是奔跑、投奔的意思,夜色中的佳人,气喘吁吁两眼放光。三十出头的老光棍与十七、八岁的小寡妇,一见之下就交上颈了。——这并非杜撰,有《史记》为证。但卓王孙鉴于社会舆论,不会同意这桩婚事,如何是好?连夜私奔。——估计是卓文君的主张,女人于情事,特别有智慧,哪怕她在亢奋的状态下,也能考虑到下一步该怎么走。车骑悄悄离开临邛县城,两三个钟头到成都,文君踏入相如家的门槛,大吃一惊:这男人原来是个穷光蛋!

爱情令人激动,吃饭却成问题。没日没夜地交颈,身子还得分开,考虑肚子和嘴巴的要求。文君的父亲卓王孙大发脾气,一分钱不给。靠爱情撑不下去了,两口子卖掉车马裘服作小买卖的资本,回临邛,挑个热闹地段开起酒家来。卓文君穿平民的衣裳,捋衣挽袖,亲自当垆卖酒。司马相如系围裙,灰头土脸,跟几个打杂跑堂的一般无二。两口子这么做,显然具有广告效应,县城几条街,一传十十传百,卓王孙没脸见人了,闭门不出。包括王吉在内的一帮兄弟上门劝他,索性认了这门亲事,免得他女儿与那浪荡青年当街卖酒丢人现眼。卓王孙无奈,自认倒霉,堂堂大富豪,陪嫁还不能少,拨一百个家僮给女儿,钱百万。这卓王孙有家僮八百个,其规模,超过了《红楼梦》中的荣、宁二府。

司马相如春风得意,带巨款携娇妻,浩浩荡荡回成都,置田产换房子,过上了大地主的日子,有爱情更有美食。不能说他骗色又骗财,像时下都市里的高级流氓。他耍了一些把戏却是有据可查,小他三十多岁的司马迁不会冤枉他。

财色到手了,过几年官运又来。汉武帝好辞赋,下令收集这方面的作品。朝廷有个职位叫狗监,不管人专管狗,只因皇帝出猎,除了带侍从,还要带猎犬。狗监名叫杨得意,四川人。有一天汉武帝读《子虚赋》,读得摇头晃脑,狗监灵机一动,向人主献媚说:这辞赋的作者司马相如跟我是同乡呢,陛下想不想召见他?武帝说:快,快叫他来,朕还当他是个古人……

于是,相如到了长安,对武帝说:《子虚赋》是旧作,不算什么,臣子要为陛下的写一篇《上林赋》,赞美气势宏伟的皇家猎苑!武帝高兴了,说:好呀,你写出来让朕瞧瞧。你先干郎官吧,跟随朕的左右。司马相如叩谢圣恩,开始构思打腹稿。

御用文人要大干一场。但是且慢,我们先说这上林苑,它耗资巨大占地无数,单是苑内供皇帝休息的离宫,就有七十座之多。汉初,丞相萧何主持建未央宫,因其奢侈,被高祖刘邦狠狠骂了一通。开国君主懂得艰苦奋斗,后来渐渐变了,铺张浪费搞排场,武帝为甚。口号喊得越凶,铺张越厉害,比如一顿官饭,要吃掉农民多少血汗钱?武帝身边的文人,也不是人人都唱颂歌,为这上林苑,东方朔就委婉地批评过他。而司马迁无论是作为太史令还是中书令,都一再敷衍武帝,拒绝用他的如椽巨笔舞文弄墨歌功颂德。文人的分流,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两个复姓司马的男人,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史记》有非常明显的个人化写作的特征,和古希腊的文学、戏剧和哲学相似,是今天的主流、当初的暗流。两条泾渭分明的河流,它们共同的源头在《诗经》,“风”和“小雅”有着浓郁的民间气息,“颂”和“大雅”则开启了宫廷文学,造就一大批御用文人。我们不采用阶级划分法,但不能回避阶级这一重大的、贯穿几千年的历史现象。马克思的伟大研究不会过时,即使在眼下的西方,仍然是一门受到高度推崇的显学。海德格尔曾说过,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洞察,没有任何人能达到与马克思对话的水平。

巨人能看见历史的进程,几十年乃至几百年,就像普通人,能预见到几天或几十天。精神境界的差异,要比物质领域大得多,只不过眼下的人类更容易看见有形的东西罢了。

司马相如憋足了劲,熬夜,喝大量的水,终于写出《长林赋》。后人将它并入《子虚赋》,赋中假设楚人子虚与齐国乌有先生竞相夸耀,最后,亡是公出场,代表相如本人,大肆炫耀汉天子游猎上林苑,压倒齐楚,表明诸侯国的那点排场微不足道。赋中的连词、对偶、排句,层层渲染,一波盖一波。而在我的印象中,凡是供朗诵用的现代诗,几乎都爱用排比。我不知道是学了汉赋的文句优点呢,还是出自跟汉赋作者相似的心理机制。总之,成心要唱颂歌的,无论古人今人,形式会趋于一致。举例来说,给某某大酒店献文章,总不至于写一篇杂文吧?《上林赋》还炫耀作者的学问,用了一连串生僻字,孔乙己似的。常人看不懂,越看越讨厌,可是皇帝喜欢呀,司马相如何乐而不为呢?创造性的哲学大师,因其工作的拓荒性质,拓宽人类精神从未抵达过的境域,不得已才生造概念;文人则不同,文人用生字用僻词,是有意的,是虚张声势,是华而不实,是拿语言去沽名钓誉。

而武帝喜欢辞赋,不是没有原因的。他这个人好大喜功,讲排场很厉害,后宫佳丽八千人,供他一人享用;封禅秦山十八万人,浩浩荡荡,行程近两万里,大肆挥霍国库。一些重大仪式,和一些轻松的场合,都有人念辞赋,配上相应的音乐。辞赋的形式,介于散文和诗歌之间,开篇通常像散文,两三个自然段之后,排比来了,连词来了,四言八句层出不穷,如同钱塘江的潮水,一浪高过一浪。汉武帝听得“龙颜大悦”,他喜欢,满朝文武都喜欢了,从王侯公卿到下大夫,很多人都会背几句,有些官员还倒背如流。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官员们干这种事儿一向最讲认真,认僻字辨生词,一个比一个高明。这样的形势下,文坛岂能甘寂寞?文人写辞赋,一时成风尚。司马相如的作品被奉为典范,《子虚赋》传入各地市井,穷酸文人竞相模仿。“文章”这个词,就是汉代出现的,本意是“以文章显”,而章通彰,显为显贵。文章写好了,也能跻身上流社会。司马相如扩大了辞赋的流通领域,为文人进身、献媚于权贵开拓了一条大道,历代文人又借他说事儿,把他抬到祖师爷的位置上。有他在,阿谀奉承就理直气壮了。东汉,两晋,从辞赋到骈文,热闹得很,比如左思的《三都赋》令洛阳纸贵。

时隔两千多年,我们来看看司马相如的代表作《子虚赋》,做个切片就行了,不必从头看到尾。

赋中描写云梦泽,是这么写的:“臣闻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观其余也。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者耳,名曰云梦。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罢池陂陀,下属江河。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附,锡碧金银,众色炫耀,照烂龙鳞……”

电脑没辙了,中间省略的都是生僻字,而白附的附本该是土旁。后面更复杂,不敢再引了,上下右左他要说遍,还不算接踵而来的一大堆“于是乎……”,真是够呛。拿语言做排场,汉赋是个发明,真能吓唬人的。难怪汉武帝会喜欢它,他一生的风格,就是讲排场和吓唬人。

语言列队而来,像排山倒海的军队,像驰骋草原的战马。

司马相如的笔,画出汉武帝的“世界图像”,升官发财不在话下。文学史称《子虚赋》为“大赋”,我不知道是怎么个大法。

司马相如一跃而为成功人士,官大了,钱更多了。卓文君的问题却来了。

她原本是个小女子,不会站在民间的立场去责怪长卿(相如字长卿),夫荣妻贵,她高兴都来不及呢。她只是有点担心:长卿大红大紫了,换车换房换地方,如果他换成瘾了、接下来想换妻,她可怎么办呢?

司马长卿一发而不可收,又写下《大人赋》,歌颂武帝不惜血本向往神仙。他煞费苦心地考证,神仙究竟住在什么地方。皇帝夸他写得好,皇后又来找他:第一任皇后陈阿娇遭冷落,派太监送千两黄金到相如府上,这就是所谓“千金求赋”,相如创下卖文天价,以一篇《长门赋》,写尽废皇后的哀怨之情,开了“宫怨诗”的先河。但武帝太好色,《长门赋》不管用的。司马相如想必是熟悉了卓文君的哀怨,才写出陈阿娇的哀怨,在他所有的辞赋中,这篇倒有些动人处。这表明,好作品的前提条件,永远是真情实感。时过境迁,卓文君年龄大了,生孩子失容颜,丈夫盯上了茂陵的漂亮女孩儿,她愤而写下《白头吟》,载入了中国诗歌史。其中有几句说:“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诀绝……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

汉代的钱币,有铸成刀形的,故称钱刀。卓文君是埋怨丈夫一味重钱财,将男儿重意气的本色抛到九霄云外。这首诗的作者历来有争议,有人说是卓文君,有人说是无名氏。诗人语气沉重,态度坚决。雪一般纯净月一般皎洁的爱情,却经不起时光的消磨,她受到伤害,鼓起勇气提出分手。两汉这类站在女子的角度埋怨、指责男人,批判礼教的民间诗歌,数量不少,比如有名的《上邪》、《有所思》、《孔雀东南飞》,后一首是叙事长诗,写媳妇反抗公婆,不惜跳水自杀,情绪如波涛起伏,比之一流文人的诗篇毫不逊色。由此生出的问题是:女子生怨,好像自古而然,无论她身在宫廷,还是呆在民间。富贵也好,贫践也罢,担心老公出问题的心思如出一辙。我想,有两个因素,一是男权社会对她们的压迫,二是女子情爱至上,头发白了还要坚守这两个字。现代社会,女子在经济上相对独立了,但遭遇这个问题的几率并不比古代少,古代妇女孩子多,而母爱是分心的最佳渠道。

卓文君生了几个小孩?不知道,史书,包括各类杂记没有记载。这一点,还是皇后王妃占优势,她们的孩子要写入正史。卓文君一代红颜,从小养尊处优,懂音乐,会写诗,她的名声在正史之外。有艺术修养的女人,对情感的要求会更高,她写下激愤的《白头吟》,应该说是可信的,虽然我们无据可查。两口子文风迥异,一个佶屈聱牙,一个明白易懂。

司马相如终于没做负心汉,读卓文君的诗作,感动了,临邛私奔的情形重新浮现。——这段记忆像一服药,专治他的花心病。情感记忆有它的倾向性,如果换成负心汉,他能从相反的角度阐释那段记忆,有些男人还头头是道。幸好,司马相如不是这种男人,他大卓文君十几岁,他不能忘了,是谁伸出了玉手,拯救他于穷困潦倒之中。再说他身体不好,消渴病缠绵终身,文君照顾他体贴入微,比请来的老妈子强多了。二人总算是琴瑟和谐,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卓文君的寿命更长一些。她流传至今的形象全是正面的、美好的,以她的名字命名的文君酒,芳香四溢,邛崃县有文君井,两千多年清澈如镜。成都市有抚琴路、琴台路……而司马相如的形象要打折扣,他粉饰太平影响恶劣。

相如后来以中郎将的身份出使西南夷,写下《难蜀父老》,文笔潇洒恣肆,阐明了汉武帝“通西南夷”的战略步骤,安抚蜀中父老,为大一统的格局立下一功,多少挽回了后世对他的非议。所谓历史自有公论,是说时间卸掉了权力的重压,公道的评价得以抬头。但值得注意的是:公道本身也具有相对性。人类没有一层不变的价值体系,虽然有一些核心价值会给人留下永恒的印象。比如,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近现代几经折腾,今天又悄然浮现。鉴于此,人们又总结说:历史是波浪形前进的。这类说法取的都是近似值。什么叫前进呢?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后退几千年,尽可能看清中国历史的方方面面,从朝廷到民间,从书本到市井,那么,我们前进的动力从何而来?单靠科技进步和利益驱动,我们这个星球将走向灾难,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都无从谈起。顺便提一句:西方哲人对技术主义、消费主义的反思与批判,在今天,在越过了原始积累的中国,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相如衣锦还乡,蜀中为之轰动。当时的成都,好像没出过这么大的官。靠一管毛笔写来锦绣前程,官运亨通,财色俱全。一时写诗作赋行情看涨,四川人跟风快,至今犹如此。模仿相如最出色的,是东汉另一个成都人杨雄,认为自己有很多佳作。但诸葛亮瞧不起他,将他视为卖弄词藻的典型。孔明先生待人很平和的,又是汉家道统的维护者,提到杨雄却不留情面,说明肉麻的歌功颂德,除了当朝权贵,到哪儿都不受欢迎。

相如专程到临邛拜见岳父卓王孙,卓王孙又高兴又惭愧,追加家僮一百名,钱百万,使女儿在家产中占的份额和他儿子一样多。照例大宴宾朋,王吉、程郑等人都来了,相如谈笑如当年,却透露了他和王吉唱的鬼把戏,举座大笑。贵人搞阴谋,可以原谅的。文君女士抚琴。郭沫若先生考证过,那把古琴叫绿绮琴。绿代表春天,绮为绮思,情思之意。古琴弹奏出阳春三月的情思,但眼下的卓文君即将走入秋天了,她把含有深意的目光移向清瘦的丈夫,其中有欢乐,有感激,有惆怅,都在琴声中了。

相如立功回长安,按常理,该步步高升了,他向皇帝显示了两方面的才能:既能写辞赋,又能办实事儿。可不知为什么,他向汉武帝请了长期病假,闭门著书立说。可能是因为有人诬告他出使西南曾“受金”,武帝一度免了他的职,他对官场感到厌倦了。武帝弄清真相,让他官复原职,他不想干了。他患上口吃的毛病,跟官员讲话,期期艾艾讲不清,遗人笑柄。我估计是心理问题,他有了表达的心理障碍。他讨厌官场的尔虞我诈,昨天热脸今天冷脸,这种体验,他早在景帝和梁王手下就有过了。眼下加剧,他来个大转身背向朝廷。

司马迁说:“相如口吃而善著书……与卓氏婚,饶于财。其进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病闲居,不慕官爵。”司马迁讲得很明白,相如娶卓文君发了财,一辈子享用不尽,拚搏仕途的心就淡了。此间他曾上书,劝武帝打猎要适可而止。他毕竟是个知识分子,读了很多“子曰诗云”,一旦退下来,民间立场就得以显现,虽然他和司马迁仍不能同日而语。御用的角色伴随终身,如同他的消渴病,也即糖尿病。

司马相如晚年幸福,死于公元前118年,生年不详,所以不知寿数。大概在六十岁以上吧。他临死前,武帝还想读他的辞赋,派太监到他家去取,太监空手而还。他死后,太监又去,卓文君说:他写一篇朝廷就拿走一篇,恐怕没有了。找了半天,找出一篇《封禅书》,文章不长,建议汉天子封禅泰山。后来汉武帝兴师动众封禅泰山,名为效古礼祭天地,实为访神仙,寻长生不老术。而司马相如这篇文章,连同他的《大人赋》,为武帝一系列劳民伤财的大动作作了理论及舆论铺垫。司马迁也写过《封禅书》,一万三千多字,详细记录三千年祭祀活动,为后世研究中国古代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文献资料。两篇《封禅书》,标示了两种相反的立场。

相如生命垂危时,武帝不是派人去看望他,而是取他的辞赋。卓文君接待太监的语气,也有些不耐烦。司马迁这么写,似乎含有深意。读《史记》要格外留心。司马迁是言外之意的高手。在皇帝眼里,御用文字很重要,而御用文人的生命无关紧要。如果相如泉下有知,一定会感到非常悲哀。

然而中国历朝历代,御用文人绵绵不绝。官场的诱惑是巨大的,权杖的份量无处不在。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相如死后不久,司马迁继承父亲的遗志接过史笔,在皇权之外展开了他的伟大事业。

春秋战国时代,已有弄臣出现在诸侯列国,只要有本事让君王开心,就能跻身大臣之列,享荣华富贵,甚至傲视百官。汉武帝时代,“文学弄臣”呈群体现象。一大群文人围绕着武帝,枚乘,朱买臣,吾丘寿王,董仲殊,司马相如……这些人,或多或少都有弄臣面目。他们直接影响了东汉的辞赋作家,像枚皋,班固,杨雄等人,粉饰太平,“润色鸿业”,超过了前辈。汉朝中叶,政治黑暗,歌功颂德的东西尤其叫人难以容忍。而吊诡的是,统治越黑暗,越需要文人唱颂歌。文人不比伶人、倡优之人,文人有学养,能思考,让他闭上眼瞎吹一气,他也会难过。杨雄写到后来,发现辞赋不过是雕虫小技。枚皋也觉得自己不伦不类,“深悔类倡”,倡即是倡优,耍杂技弄小曲儿逗帝王开颜的。受诸子百家的影响,知识分子有了相对独立的人格,能量大的,能够抗衡皇权;能量小的,则被皇权吸附过去。这是政治的、文学的、心理层面的,也符合物理现象:质量小就定不住。武帝时的史官,其实也在弄臣之列,“固主上所戏弄”,但司马迁很强大,汉武帝不足以吸附他,他上班搪塞,下班甩开膀子悄悄干。这个人文现象,不能不说意味深长。司马迁攻击皇权,发动正面强攻和迂回偷袭,战术不一而足,往往指东打西,地道战,持久战,能用的都用上。多亏了司马迁,我们才拥有非皇帝钦定的、史诗般的历史画卷和文学巨著。

司马相如,司马迁,两个复姓司马的男人,一个日子过得蛮好,精神却被阉割;一个遭冤案受宫刑,失去男人宝物,却令人吃惊地精气神十足,在文学兼史学领域,给中华民族留下无与伦比的文化珍宝。他们的生命历程,分别完成了各自的隐喻。这也太巧了,这是上天游戏人类的巧安排吗?

中国文学史,汉赋占一席。我听朋友讲,对汉赋的研究本来很有限,是一个四川学者写了一本厚书,填补了这一空缺。讲文学史,一般把汉赋放在两汉乐府之先,我以为无此必要。乐府主要是官府采集来的民歌,词存曲亡,变成了民间诗歌,从形式到内容,对后世影响很大,而且都是正面影响。汉武帝设乐府,是想观察民间的动静,听一听小民的声音。估计他有点失望,因为赞美太少。不过,他也没打算撤销这个机构,他的铁血统冶,除了匈奴人,无人能够构成威胁。乐府采集民歌,持续近两百年,将一大批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刊行于世,其中的五言名篇如《陌上桑》、《孤儿行》、《艳歌行》、《孔雀东南飞》等,连同被萧统收入《文选》的《古诗十九首》,对后来的大诗人陶渊明、白居易、杜甫、苏轼等,都有启迪。辞赋的特点是堆砌文字和装腔作势,而民间诗歌生动朴实,是各种各样的生活形态的真实写照。因其真实,就不会去卖弄文字。两汉乐府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有怀念征夫的,有反抗赋税的,有指责丈夫花心的,有春天的爱情,有秋天的悲剧,有孤儿的眼泪,有穷汉的辛酸……《陌上桑》写乡间的漂亮女子罗敷,人与乡间风物皆如画,她断然拒绝高官的追求,还嘲笑他,数落他,弄得高官很难堪。这类鲜活的形象,这些清新的情调,令人联想刘三姐和白毛女,联想邓丽君演绎的江南民歌。细读这些乐府之后,再去反观汉赋,感觉更糟糕,几乎就是反面典型。汉代的文学,有司马迁这样的模糊文本的大师,有两汉乐府交相辉映,汉赋应当靠后,辞赋作者的地位应当降低。前面提过,我们并非一味地反对歌功颂德,当统治者的利益和老百姓趋于一致时,颂歌也会感动人。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这种上下和谐的局面少而又少。

文人也是凡人,他要吃饭,他想发财,于是他“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据我所知,眼下的都市,辞赋又有流行的趋势,文人的生花妙笔转向公司、产品和老板,如同某些影视明星打广告,不问青红皂白,只管瞎吹,一味卖弄。伪劣商品坑害百姓,他(她)是不管不顾的。卖和弄,原属不同的现象域,文人学商人,将二者合而为一。今天的四川人有个顺口溜:卖钱不卖钱,摊子要扯圆!

司马相如赞美皇帝成瘾,他拿到了他想要的高官厚禄。他是御用文人的老祖宗,和屈原、贾谊、司马迁走的不是一条路。个人化写作,对他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他忍不住要跑到长安去,不可能呆在成都描绘他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也许他是对的,他不往长安跑,不写肉麻颂辞,不出馊主意,不建功立业,他的名字就不会被列入《史记》。他歪打正着,爱情也流传千古了。

司马相如为官还算正派,不是官场小人,他能厌倦,口吃,关起门来写书,可惜著述已失传。这些都具有文人的特征。古代文人为官者,倒是好官多,贪官污吏少。司马相如作为文人,既成功又失败,成功是暂时的,失败是永久的。当然,这所谓失败,并不意味着他将断子绝孙——总有人会接过他那枝吹得天花乱坠的笔。

相如风流倜傥的形象,老百姓是喜欢的,从看戏听书到观赏电视剧。没人记得他的辞赋,哪怕是一句。他的人格不如司马迁,谈不上道德的高度,但他为官、为夫、为人,总的说来还是好的。他弥留之际、以及他死后的遭遇是个讽刺:皇帝只关心御用文字。他开了一个伤心的头,后世像他这样的文人,亦复唏嘘,虽然许多眼泪是悄悄抹去的,我们看不见。

司马相如是浪得虚名的平凡人物,文以人传,看情形还会传下去,写进教科书。历史留住他也淘汰他。本文无意从文学史上抹掉他的名字,恰好相反,他这位粉饰现实的老前辈,以他的光芒照亮了这一流派,显现浑浊,映衬清流。

2006.10.26.眉山之忘言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