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三

谁希望着出现这样的景象呢?

“恶搞”是个恶兆,须严加防范。

而“软实力”、“以人为本”在这样的时刻成为中国主流媒体的关键词、常用词,真是令人感到欣慰。

几百所“孔子学院”正遍及全球……

鲁迅早期的重要文章有《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人之历史》等。前者发洞见云:“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

这段话十分透彻。

鲁迅把当时的中国诊断为“沙聚之邦”,几亿人呈现为大沙漠,被刮来刮去的风不停地改变着形状。沙漠是如何形成的?人,又是怎样变成沙粒的?清王朝的经济实力不是远胜于日本么?为何又是聚沙之邦?

鲁迅盯上了中国人的个性。个性不张,造就了聚沙之邦。

中国封建社会,权力运行极端化,覆盖面广,持续的时间长。而极端化的封建权力注定要制造庸众,把活生生的、有自主性的个体演变成沙粒。这也如同西方国家资本运行的极端化,极端化的资本变尽花招制造消费群,把人钉在消费的单一图景上,把“全面发展”的个体置于死地,把人的可能性掏空,把“人”消灭在历史的进程中。——几年前,不是还有个叫福山的人宣称要让资本主义终结历史么?而西欧北欧的一些国家,在“二战”之后的若干年,倒是渐渐融入了诸多社会主义的元素,公平与效率并重,发展与福利共存,传统与现代之间有了足够的缓冲地带,生活世界因之而呈多样化。欲望被仔细辨认,单面人的蔓延趋势受到遏制……

聚沙之邦将如何转为人国呢?鲁迅给出的答案是:“洞达世界…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这洞见,预示着日后着名的“拿来主义”。

弗失固有之血脉,乃是鲁迅式的“回行之思”。必须返回人文传统,在历史的深处获得跃入当下的力量。回行有三种方式:一是借鉴,二是批判,三是融合借鉴与批判。鲁迅先生是终其一生,或隐或显地居于三者之间。他的投枪匕首,他的横眉怒目,乃是针对漫长的封建社会的权力极端化的恶果。

《文化偏至论》又提出“非物质”、“张灵明”。

人是万物之灵,有价值系统,有道德承载,有诗意向往,有灵光闪烁。动物的决定性的因素是物质环境,而人之为人,是由文化环境来决定的。物质的急剧丰富,可能会导至精神的贫乏。概言之:物比人大。物欲横流,肯定对社会和谐有害。

活着要有意义。活着有意义的人才会活得精彩。

德国哲学大师马科斯.韦伯说:“人是活在由他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

这倒不是说,人是凭空编织这张意义之网。人生“此在”的参照系,取决于社会的“共在”。生活之意蕴层,犹如天空中的臭氧层:没有任何一个大陆板块能置身局外。臭氧层出现了大空洞,修复需要时间。生活的完整性遭到破坏,修复也须点点滴滴的做起。意蕴层受损,软实力下降,每一个人都会受伤害,不管他是富人还是穷人、是官员还是百姓。

所谓修复,前提是要察看受损的程度。提升软实力,任重而道远。原因是:软实力的提升,很难下硬指标。

二十世纪初,鲁迅在日本发出他的追问:“事若尽于物质矣,而物质果足尽人生之本也耶?”这个追问,既有近代欧洲启蒙运动的背景,又追溯到庄子的智慧:物物而不物于物。

庄子的这个短语,在今天意义重大,所以笔者一再重复。

一百年前的鲁迅又说:“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

掊物质:抑制物欲的恶性膨胀。

这几乎等于说:两个文明(物质与精神)要一起抓。

为什么要抑制物欲?因为物欲横流有害于个体的全面发展,有背于全社会的健康向上。“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

物欲显然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几股大力之一,但物欲横流醉生梦死,既造成无数罪恶,又导至“生活世界”的种种遮蔽。物的丰富,决不等同于人的丰富性、日常生活的丰富性。

鲁迅在日本,近距离审视欧美的物质文明,掉头为自己的民族把脉,他得出的结论是:兴国,首先要立人。

周氏三兄弟,树人,建人,作人,应该含有这层意思。周作人在抗战期间作了汉奸,又另当别论。

任个人,排众数,是致力于中国人的个性解放,瞄准并揭示民族的劣根性。民众的愚昧和麻木,是鲁迅一生都深恶痛绝的。爱之深才痛之切,才责之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沙聚之邦,个体罕见。先知先觉先行者,必定遭到“众数”的漠视、歧视、乃至敌视。耶稣、苏格拉底、布鲁诺的命运都证明了这严酷的现实。鲁迅也不例外。他晚年有句名言:他是为他的敌人活着的。这位悲天悯人、恶斗旧势力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却出此沉痛语,我们今天当能倾听、掂量。

鲁迅的“最痛苦的灵魂”,源于他感受和辨认黑暗的能力。

据他的朋友讲,他常常对事不对人。这在一副面团形象的国人中间是要犯大忌的。他看得透彻,所以才一针见血,才直截了当。惯于作揖打拱、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人们自然会不舒服。这些人是中庸之道的产物,其集体潜意识盘根错节,犹如深海的藻类。他们的感觉注定要滞留于表层,不会意识到鲁迅的良苦用心。他们还跳起来,缠斗鲁迅,消耗着巨人的体力。

觉醒的个体,面对昏睡的庸众……

鲁迅发现了尼采和易卜生。而尼采发现了超人、末人,易卜生发现了真理常在少数人的手中。

辛亥革命时期,真理确实在少数人手中。

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足迹遍及欧美,他是既反抗封建主义,又洞察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在《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中非常准确地指出:“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

孙中山是先行者,鲁迅是先觉者。孙中山致力于社会革命,鲁迅全力以赴改造中国的国民性。

二十世纪初的鲁迅,发出了这样的声音:“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

精神战士披挂上阵了。

这样的战士,千古一人。

1980年的《鲁迅研究》,彭定安先生写道:“他一走上战阵,就显露了一个伟大文化战士和启蒙思想家的最宝贵的品德:献身的赤诚,战斗的激情,清醒的现实主义,实事求是的态度,思想家的睿智和深沉,战士的勇猛和坚定。”

鲁迅二十几岁就几乎成为鲁迅,令人不无惊讶。当时的日本东京,聚集着来自中国的各路豪杰。革命的,改良的,复古的,保皇的,主张暗杀的……分成若干派系,竞相发出声音。中国面临着列强瓜分的危险,知识分子受到前所未见的刺激。既要排满、反封建,又要反列强,各种各样的救国论杂然纷呈。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医学救国,黄金黑铁救国,坚船利炮救国……而鲁迅的救国思想,当发端于南京读《天演论》的时期。进化这个词一再刺激他,掀起他的灵魂风暴。不进则退,不进则亡。但是社会的进步,在他看来是要取决于个体的壮大。救国,首先要救人。

鲁迅读进化论,读来读去,读出个体二字。这使他获得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几十年受用不尽。这个基础,为他提供了人生的舞台,文学的创造性区域,韧性战斗的战场。

也使他孤独、痛苦。

发现了个体,也就发现了沙粒、沙聚之邦。鲁迅是研讨沙粒、沙化的专家。而他改造国民精神的荒漠化,常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尽管他装备精良:有卓越的思考能力,有表达思考的杰出的汉语艺术。他呐喊,投枪匕首并用,却如同置身于无物之阵。

民族的劣根性,发现它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了,何况要去改造它。“沙聚之邦转为人国”,这工程的浩大与艰难,恐怕没人能够测量。

鲁迅十几岁家道中落,由小康跌入困顿,生存的落差唤起紧张的思索。而历代杰出文人,几乎都有类似经历。在南京的水师学堂他常吃辣椒御严寒,渡重洋到东京去求学,他又尝到了初恋的涩果,这些身体层面的“失败”,反而催生鲁迅的精神成长。也许,这里显现了“自卑与超越”的生存环节。“风雨如磐黯故园…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二十一岁写下的诗,表明他正在完成着自己的超越。时代风云也影响他。但鲁迅之为鲁迅,单凭说一句“时代影响”却是不够的。时代影响千万人,鲁迅却具有清晰的唯一性。

鲁迅为什么能看见个体?因为他很早就“活向”个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破落户的子弟”能思索。所谓破落户子弟,一般显现为两种“生存情态”:游手好闲混吃骗喝;发愤图强勇于思索。鲁迅当然属于后者。家学渊源,母性呵护,严谨的三味书屋,健全的童年生活,阻断了鲁迅滑向前者的可能性。

二十岁前后,鲁迅形成了个体修炼的态势,步入个体的运行轨道。而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个体修炼与古代杰出文人的修身有同构的关系。

唯有这种个体,方能发现个体的对立面:庸众和沙聚之邦。

鲁迅赢得了思想的持续的喷发点,也“赢得了”前所未有的黑暗。像顾城诗句:黑暗给他一双黑色的眼睛,他却用来寻找光明。

喷发力,也是针对黑暗的攻击力。

理解鲁迅,不妨聚焦于此。他的写作和他的生存姿态。

把握鲁迅的精神脉络,乃是本文的努力方向。

也许只能思到中途,但只要有思,就是好的。个体的特征,思为第一要素。

对创造性的人物,必须以创造性的思维与之对接。

鲁迅在东京弘文书院待了两年多,然后去了仙台,学医。严谨而又慈祥的藤野先生,后来成了他终生铭记的恩师。三十年代,日本对中国虎视眈眈,但鲁迅的书房里仍然挂着藤野的照片,仍与开书店的内山完造交厚,信任日本医生须藤,这说明他确实对事不对人,待人行事,全凭自己的目光。日本军国主义和具体的日本人,他是区别对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