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两难境地的鲁迅，将朱安的生活也考虑到了。

事情就这么简单。

这里没有什么符合人道选择的万全之策。鲁迅不伤害朱安，就会伤害自己。他对朱安人道了，对自己就不人道。难道“自己”就是不是人吗？这是什么样的人道主义道德律令、非得牺牲自己去成全别人吗？平等的观念不是这样的。

犹如财富的平均主义，在古希腊人的眼中莫名其妙。

犹如儒家文化提倡悲悯情怀仁者之心，却也处处强调等级。

这里的分寸感极为重要。一个健全的社会，雷锋精神当与富豪榜并存。偏颇是有害的，走极端则导至灾难。

贫富有区别。精神境界有差异。

健全社会的运动过程中，应当有能力同时显现此二者。显现是说：尽可能地去掉遮蔽。

个体形成的过程中，则应当警惕极端个人主义。

悖论的是：人人趋利，损人利己，既有害于社会的、单位的、家庭的和谐，又不利于个体的壮大，个体的幸福。

想想看：乌眼鸡它能幸福吗？乌眼鸡只会去找乌眼鸡……

如果动物本能的充分调动就是幸福，丛林法则的普世应用就是大同，那将把人类的几千年文明置于何处？把真善美的百代努力置于何处？

而当所有的眼睛都只能反射钱币之光的时候，生活的完整性也无从谈起了。爱意、诗意、神性、道德、风俗将集体退场。生活之意蕴层撕裂出大空洞，就像天上那个肉眼看不见的臭氧层。

只能辨认有形之物的那双眼，乃是标准的动物之眼。

不难想象：如果鲁迅活到今天，会对有蔓延趋势的拜金主义拜物主义使用他的短刀、他的投枪匕首。

唯有全面发展的“那个人”，才无愧于人的称号。

我们这些只知为一点蝇头小利而忙忙碌碌的人，不妨扪心自问：对得起为重建民族之魂耗尽了心血的周树人么？

鲁迅婚后不久，去杭州两级师范学堂教书。许寿裳在那儿当教务长，校长是沈钧儒。鲁迅教化学，教生理卫生，兼博物学的翻译。他对学生讲生殖系统，面对一张张惊异甚至惊恐的娃娃脸。他面无表情，单用抑扬顿挫去表达。声音是他的表情。他冷幽默。下面即使哄堂大笑，他的面部肌肉的变化也不大。

讲课的风格，讲演的风格，形成于杭州师范。

也影响着日后的文字风格。

幽默这东西，一旦“热膨胀”，容易油腔滑调。鲁迅懂得这个微妙的分界，专门写文章，告诫年轻人的油腔滑调。

这告诫放在眼下仍然适用。油腔滑调有变式，比如对文学及影视经典作品的恶搞。

三十岁的鲁迅住着单身宿舍。学校里他是最能熬夜的教员，备课，读书，整理和学生们一块儿从野外采集来的植物标本。他抽“强盗牌”香烟，吃杭州有名的条头糕。这两样东西，校工每晚给他送上。物质生活，比在日本的时候强多了。

深夜他在小院徘徊，觉得天空奇怪而高。

香烟总是在手上，而思绪袅袅在空中。

然后，一个人卸衣上床……

沈钧儒去职，来了个新校长夏震武，强拉许寿裳陪他去孔庙“谒圣”，遭到许寿裳的严辞拒绝。

鲁迅给这位新校长起了个外号：夏木瓜。

很快，“夏木瓜”在教员们中间广泛传开了。恼羞成怒的木瓜摆出了权力面孔，拉虎皮作大旗，惹得群情激愤。双方斗了几个回合，以教员们的胜利而告终。木瓜辞职，学校开起了庆功会，鲁迅痛饮绍兴老酒。

这是1910年，离辛亥革命很近了。夏木瓜尊孔，真是不合时宜。

鲁迅“升官”了，从杭州返回绍兴，在绍兴府中学做了学监。

还是穿廉价的羽纱长衫，抽强盗牌香烟，吃条头糕。还是形同单身汉……

绍兴古城弥漫着革命的空气，人们公开议论三年前死去的秋瑾、徐锡麟。鲁迅一头短发，昂扬走在街上。绍兴府中学的学生们满怀敬意地望着他走过，悄声议论他与秋瑾的友谊。

“革命”来了。

革命党人王金发的队伍从杭州连夜开到了绍兴。穿蓝色军装的士兵们，穿草鞋，扛步枪，打裹腿，精神抖擞。

绍兴城亮起了各种各样的灯：油灯、纸灯笼、玻璃方形灯、桅杆灯。没灯的人点起了火把。

革命照亮了千年暗夜。

鲁迅出任绍兴师范学堂的校长。上任的头一天与全体学生见面，他戴着一顶军帽。校长致辞，简短有力。下面的操场内响起了欢呼声。

可是没过多久，绍兴的人们看见革命的标志性人物王金发长胖了，满脸油光。绍兴的士绅们用祖传老办法，群而而捧之，拜贴如雪片，这个送衣料，那个送翅席。绍兴府虽然改成了军政府，进进出出的却还是那些人。

城里忽然有了许多名目的革命党。不少人开口革命闭口革命。

城里和乡下的闲汉们兴高采烈，纷纷涌入军政府衙门，穿皮袍大摇大摆。

沉渣泛起。鱼龙混杂。

王金发变了，拒绝青年们提出的惩办杀害秋瑾的刽子手的强烈要求，说是“不念旧恶”、“咸与维新”。

青年们愤怒了，发传单，办报纸，痛骂王金发，请鲁迅做他们的后盾。

鲁迅站到了王金发的对立面。

绍兴城一度盛传，王金发要派人杀鲁迅。

鲁迅的母亲吓坏了，要他出城到乡下去躲避。

鲁迅不走。夜里还上街，打着灯笼，灯笼上写着大大的“周”字。过了一段时间，平安无事。他还当校长。王金发虽然糊涂，却不至于暗杀他。

许寿裳在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部任职，请鲁迅去南京。教育总长是蔡元培。

1912年的春天鲁迅离开了故乡绍兴。

同年五月，临时政府迁往北京。鲁迅随教育部北上，住在宣武门外一条僻静的胡同：南半截胡同里的绍兴会馆。八月，他从教育部第二科科长的位置，升为部里的佥事，是个高级干部了，月薪丰厚，权力亦大。于是，找他的人多起来，几乎排着队，到他的办公室或会馆小屋。如果他愿意在官场中谋个前程、编织关系网的话，此间是绝好的机会。

可是对鲁迅这样的人来说，有些机会根本就不是机会。

他看不见这些机会。

鲁迅的意识之所向，乃是时代。而由于他这么多年来死死地盯住人，盯住个体不放，所以，他所看见的那个时代，跟他的同时代人有巨大的差异。

他实在不喜欢那些形形色色的来访者。事实上，那些人所怀揣的各种名利念头，他要么在脑子里一晃而过，要么看不见：视若无睹。

现代中国最杰出的思想家，不得不置身于庸常官府、庸常的人际关系的纠缠。他做上教育部的高级干部，跟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的欣赏有关。后来，二人都从按部就班的政府部门转入了大学。蔡元培是现代教育的奠基人。鲁迅是现代思想和文学的奠基人。

思想家每天上下班。思想家夹着公文包匆匆走着，走过北京的一年四季。

鲁迅越来越烦那些敲门者，有时候对敲门者非常的不客气。

一个不愿意把别人当成敲门砖的人，自己也不愿成为别人的敲门砖。有趣的是：鲁迅既不知道“门”是什么东西，又不知砖为何物。

脑子里满是民国、民族、历史、当下，门砖之类哪有踪影？

活在历史进程中并能意识到这种进程的人，眼里哪有鸡毛蒜皮、鸡零狗碎？而西方近现代，这种具备了历史感的人特别多。中国从先秦到汉唐宋，目光长远者亦比比皆是。

民国初年，思想又在北京的一条小胡同里高速运转了。

鲁迅一头扎进古书、古碑、古佛经。为了前行他回望着历史。他辨认着黑暗。黑暗的广大与深长，经由历史的惯性延续到民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割据……

鲁迅紧张辨认着黑暗的“核心物质”。

郁闷，痛苦。历史的毒气与鬼气，也侵入鲁迅瘦小而坚硬的身躯。欲辨认对象，他是要和对象近距离接触的。

针对历史的毒素，鲁迅必须以剧毒之身，携带着强大的异质性力量，跃入历史的深潭以毒攻毒。他清点着历史的有毒物质，寻找那颗支配着无数吸盘的魔鬼般的章鱼头。

而历史自有闪光处。

鲁迅发现了魏晋文学和嵇康。那是一个具有“人的自觉”的时代，读书人纷纷反抗儒学礼教，不惜以死相拼。个体要成为自由的个体，付出了血的代价。龙章凤质的嵇康四十岁赴刑场，乃是追求自由的个体在封建权力魔掌下的历史性的闪亮登场。

礼教。这章鱼之头。

鲁迅自己就是礼教的受害者。以及那位在绍兴默默地陪着母亲的无辜的朱安……

六年过去了。鲁迅郁积着巨大的攻击力。地火在运行，岩浆在奔突。

这无声的、近乎阴冷的六年，鲁迅完成着自身的修炼，朝着更高更强更坚硬。

同时他也攒着钱，准备在北京买房子，把母亲和朱安都接过来。他抽烟，喝酒，吃甜点心。头发长，胡子乱。总是穿相同的衣服和鞋子，却不至于“扪虱而谈”；或是拨出短刀去追赶苍蝇。魏晋士人的佯狂，鲁迅能一眼看到。

郁闷也包含了性苦闷。

1918年春季的某一天，钱玄同突然来访，带来了一本《新青年》杂志，请鲁迅写一点文章。鲁迅并不兴奋，他说了一段后来被专家作家无数次引用的话：“假如有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鲁迅话是这么说，但还是同意给《新青年》写稿。胡适、陈独秀都是这个杂志的编辑。

这一年的五月，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问世。这是漫长的封建礼教史上的第一声惊雷。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块奠基石。现代小说自《狂人日记》始。

小说用第一人称，写一个患有受迫害妄想症的“狂人”。小说的原型是鲁迅的一个亲戚，原本在山西做幕友，忽然觉得所有的人都要陷害他，于是仓皇逃到北京。他虽然住下了，但还是很恐慌，要逃跑，换了一个又一个房间。鲁迅安顿他，劝慰他，却苦于怎么说都没用。有一天这位亲戚极为惊恐地朝鲁迅喊：“今天就要被拉去砍头了！”并颤抖着拿出了一封绝命书。鲁迅认为他精神错乱了，送他去池田医院时，沿途的巡警又吓得他面如土色。医院里治了一星期，无效。鲁迅托人送他回了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