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发生在1916年。

短篇小说《狂人日记》酝酿了两年之久。

而小说中弥漫的恐怖氛围，直指四千年吃人的封建礼教。

且看“狂人”的感觉世界：

“早上，我静坐了一会儿。陈老五送饭进来，一碗菜，一碗蒸鱼；这鱼的眼睛，白而且硬，张着嘴，同那伙想吃人的人一样。吃了几筷，滑溜溜的不知是鱼是人，便把他兜肚连肠的吐出。”

“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仁义道德吃人，谁愿意去看这样的历史呢？或者说，谁有能力如此去看呢？鲁迅看了，而且看得仔细。粗看就滑过去了。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中说：“中国人因为向来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

直面人生的鲁迅先生，发现了瞒和骗。三个字，概括了多少事，多少丑陋的内心。有些人主动地瞒和骗，有些人被动地、不自觉地瞒和骗。

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

战士鲁迅，如此登场。

《狂人日记》的主题，可以浓缩为四个字：礼教吃人。

强者吃弱者，弱者又吃更弱者，于是吃人的筵席就排得很长了。清中叶的思想家戴震说：“后儒以理杀人。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

理，是清代盛行的程朱理学，是“灭人欲存天理”的那个理。曹雪芹与戴震气息相通，所以才写出豪门大族的那么多惨死。

几百年的理学，几千年的仁义道德。封建统治者在举起屠刀的同时，使用着各式各样的软刀子。

鲁迅既反抗屠刀，又辨认软刀子。辨认的艰难在于：仁义道德贯穿了封建社会的教育体系。

而仁义道德，在它的源头上、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不是这样的。历代杰出的儒者、文人，亦在强力维护着这个源头。即使封建统治阶层，也从来不乏敢于为民请命的“中国的脊梁”。

而鲁迅在当时，必须亮出彻底反封建的战斗姿态。

针对封建礼教的极端化、日常化，必须以另一个极端来揭示它。否则，礼教强大的遮蔽力量将抵消任何揭示的力量。

思想的高速运行，显现了穿透力。1907年，二十八岁的鲁迅写《文化偏至论》，向我们亮出了他的辩证思维。

偏执有洞见。或者说：偏执的洞见。

偏执也标示出五花八门的面团形象，温吞水似的喋喋不休。温吞水照不出温吞水。面团希望永远碰上面团。

读《狂人日记》，并不令人愉快。

《地洞》、《变形记》、《复活》、《死屋手记》、《局外人》、《铁皮鼓》、《喧嚣与骚动》……也不是叫人产生“阅读快感”的。卡夫卡福克纳加缪等人执意表现痛苦的荒诞，揭示种种异化，批判非人道，为西方文明的艰难进程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这也是所谓精英文化的组成部分，早就进入了西方文化的主流传承。

人类的心智，应该有能力正视痛苦。

快乐是“痛苦的快乐”，犹如阴天是晴天的阴天。一味回避痛苦，有两个后果：

1.快乐失去参照系从它自身脱落；2.导致更多的痛苦。

人所不能承受的，是生命之轻。

《狂人日记》是岩浆的喷发点，从此鲁迅一发不可收。六年的沉默、沉积，来了个大爆炸。

《药》。

《祝福》。

《孔乙己》。

《阿Q正传》……

“狂人”虽然是城里人，可在乡下也能找到；“阿Q”是农民，却能折射城市里的各色人等。

阿Q真能做：舂米便舂米，割麦便割麦，撑船便撑船。他是未庄的流浪汉，睡在土谷祠，忽而去了城里，变成了“革命者”又回到未庄，吓唬赵太爷，投奔假洋鬼子。他满脑子白盔白甲、元宝、洋纱衫、秀才娘子的宁式床；他满嘴锵锵锵，哼唱“我手执钢鞭将你打！”，喊叫“造反了造反了”。他打不赢王胡，却意外地做了个天下无能第一，很自豪，精神胜利了。他与小D缠斗，双方抓辫子，抓住就不放。他有癞头疮，于是忌讳一切有关“亮”或“光”一类的字眼，而为了应付难堪的局面，他发明了怒目而视，对鄙睨他的人说：你还不配！话一出口，癞头疮就变得高尚而光荣了。他摸了一把小尼姑的光头，凭了指尖留下的滑腻感欢喜半天，对众人道：和尚摸得，我也摸得……他想和吴妈困觉，“对伊跪下了”。他在死刑书上画押，惭愧自己未能把圈画圆。他莫名其妙赴了杀场，看见所有的熟面孔全出现了。他被“咔嚓”给麻木而凶狠的看客们看，似乎还介于喜与悲、自卑与自傲之间。“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阿Q真不想断子绝孙。

不知鲁迅先生看没看过卓别林的电影。

如果让卓别林来演阿Q，那才叫绝呢。

让人笑得直想哭。这是什么样的艺术？

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荒诞派，黑色幽默……什么标签不能贴？

鲁迅之作为艺术大师，其艺术形变的能力之强，至今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从小说到散文诗《野草》，到《故事新编》，到杂文。顶级艺术，向我们保持着它的神秘性。就像《红楼梦》。

读阿Q，笑得想哭，又哭不出声，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在阿Q身上嗅到了自己的气味。却又不好明说，大家装糊涂，反指别人是阿Q。

麻烦在于：反指别人是阿Q的时候，更靠近阿Q。

阿Q似乎无处不在，布下了国民劣根性的天罗地网。

这部几万字的中篇小说，于1921年连载于《晨报副刊》，暑名巴人。副刋编辑孙伏园每隔几天到鲁迅的住处催稿。杰作是催出来的。初看像滑稽小说。看到后来，又越看越不像滑稽小说：很有些读者笑到一半便停下，疑神疑鬼地瞅瞅也拿着报纸的其他人……

官绅阶层，智识阶层，敏感者尤多。

阿Q是未庄游荡的阿Q，他们为何敏感呢？

他们的魂灵被击中了。灵魂深处那黑糊糊的一团东西，突然注入了一道强光。这强光，仿佛来自天外。

阿Q自轻自贱又自傲，很善于自欺欺人。

他有个口头禅：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

中国落后于西方国家，阿Q的这种语气当时很流行。提倡国粹、“整理国故”的声音一波又一波。《阿Q正传》点了胡适的名。

平心而论，鲁迅先生有偏颇。偏颇却有洞见。

当时的中国既落后于西方、遭凌辱受挤压，自己又搅得一团糟，却总是有人高叫：中国的精神文明冠于全球！

这口号即使无大错，也叫得不是时候。

更何况，关于中国固有之精神文明，很多东西要重新回首。

鲁迅是回首的伟大的先驱。

他给青年学生开书目，建议少看或不看中国书。他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说这番话的，蕴涵了深意和苦心。借助西哲的眼力，清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毒素。这是需要勇气的，需要大智大勇。以胡适辈的中庸，焉能看到这一层？这才是重振民族自信心的战略性眼光：鲁迅的一生，是致力于让固化的文明得以疏松。

鲁迅乃是历史性的鲁迅。也许今天，是辨认他的伟岸身影的更好的历史时机。

《阿Q正传》编入小说集《呐喊》，一经问世，轰动全国。连云南昆明这样的西部偏远城市也供不应求。

鲁迅剖析国民魂灵的手术刀，往往首先对准他自己。

混合了自卑与自傲的“自欺欺人”的心理模式，是鲁迅揭示的。

由此生发了这种心理模式的对立面：勇于解剖自己；触及灵魂；人贵有自知之明；批评与自我批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人，对这些句子耳熟能详。毛泽东把鲁迅精神带到了新中国。

鲁迅以轻松的笔调为阿Q画像，同时烛照着、剔除着自己身上的阿Q因素。

比如忘却。阿Q是很能忘却的，他到钱庄赌钱，输了一大把，很想不通，于是自抽嘴巴，似乎打人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人，于是，他心满意足地倒在了土谷祠的杂草地上，呼呼入睡了。

甚至到了示众砍头的时刻，“他一急，两眼发黑，耳朵里喤地一声，似乎发昏了。”可是转眼的工夫阿Q又忘却了，“很羞愧自己没志气，竟没有唱几句戏。”末了，他无师自通来一句：“过了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身首异处的一刹那，他竟然还惦记着去博取看客们的喝彩。

这叫至死不悟。

鲁迅对中国人的各种类型的“忘却”深恶痛绝。《为了忘却的记念》，故意说反话，把“忘却”抛到前台。我以前也是读不懂，盯上了忘却二字，正中先生的下怀。

忘却也是弱者的特征，弱者的生存术。试想：如果阿Q不善于忘却，桩桩屈辱铭心刻骨，他还能在未庄混下去活下去吗？

所以鲁迅先生，对阿Q们，对孔乙己们，对“鸭子般伸长颈项”的可怜又可怕的看客们，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揭出病苦”，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

可是很多人并不这么想。小说刺激了他们的神经。

当时有人在《现代评论》撰文说：“鲁迅先生站在路旁边，看见我们男男女女在大街上来去，高的矮的，胖的瘦的…笑的哭的，一大群在那里蠢动…鲁迅先生的医学究竟到了什么程度，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他有三个特色，那也是老于手术富于经验的医生的特色，第一个，冷静，第二个，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

这话是嘲讽的，却也讲出了鲁迅特色。

写《包法利夫人》的法国大作家福娄拜，同样保持着外科医生式的冷静。

冷收缩反衬热膨胀；

“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此系苏轼名句。

冷与热的辩证法，鲁迅体验最深。

契柯夫的特点，俄罗斯人总结为：淡淡的幽默。冷热之间的淡淡的幽默，可能是契柯夫经过曲折的探索之后找到的艺术喷发点。而读过契柯夫的人都知道，这位伟大的小说家对俄罗斯抱着怎样的火热的感情。

鲁迅很喜欢契柯夫。二人都学过医。都弃医从文。

《阿Q正传》自问世以后，数十年间一直处于激烈的争论中。争论的焦点是：阿Q这个艺术形象，是否指向中国社会各阶层？阿Q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吗？

许许多多的学者作家卷入了这旷日持久的大争论。而争论本身，又折射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眼光和心态。这是小说的延续。一石激起千层浪。惊涛拍岸不停息……

郭沫若说：“旷代文章数阿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