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说：“我们有时自己反省，常常疑惑自己身中也免不了带着一些‘阿Q相’…作者的主意，似乎只在刻画隐伏在中华民族骨髓里的不长进的性质，——阿Q相。”

郑振铎说：“这个阿Q，许多人都以为就是中国人的缩影。”

钱杏邨则批评鲁迅：“不但没有抓住时代，而且不曾追随时代。”钱的文章发表于1928年，马上有人撰文反驳：《阿Q时代没有死》。

鲁迅自己说：“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是一件难事…我也只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

1933年，鲁迅在《再谈保留》一文中又说：“十二年前，鲁迅作了一篇《阿Q正传》，大约是暴露国民的弱点的。”

鲁迅认为，“中国国民性的堕落…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远，加以‘卑怯’与‘贪婪’，但这是历久养成的，一时不容易去掉。”

这“一时”是多久，鲁迅没有讲。

几千年形成的病根，几十年难以去掉。历史有不易察觉的惯性。

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读《阿Q正传》深有感触，他写道：“可怜的阿Q将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由此可见，国外也有阿Q。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

真该好好地看看。

鲁迅研究国民性由来已久，《呐喊》是一次集中喷发。他要“救救孩子”，免得他们长大后，“昏天黑地的在社会上混。”

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遗憾地发现，阿Q还在到处走，虽然他已经不戴毡帽，不唱“我手执钢鞭将你打！”。怯懦、油滑、短视、中立；麻木、侥幸、忘却、投机；自卑、自傲、自欺欺人、欺软怕硬……学界商界演艺界的阿Q，市井的阿Q，农村的阿Q，机关大楼里的阿Q……

花样翻新的精神胜利法，还在强势推销。“市场前景”难以测量。

二十年代前后，鲁迅成为鲁迅，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的心。”由于他的作品立意不凡，样式特别，吸引了大批追随者。他仍在教育部，兼了北京大学的课，以讲师的身份讲授《中国小说史略》。他花掉多年积蓄，卖掉绍兴老屋，在北京八道湾买了房子，将母亲、朱安和弟弟都接来同住。他回过一次绍兴，闰土来看他，当初的英俊少年变得非常木讷，像个木偶人。鲁迅为此写下着名的《故乡》，忧郁的目光瞄准饱受欺压的底层。

早年在南京下矿井，鲁迅对“鬼一般工作着”的矿工们印象极深。

病态的社会，苦难深重的底层，此二者，牢牢地牵扯着鲁迅的神经。

他一直在看，深入地看。

悲天悯人的情怀，乃是中国文化的一大传统。

杜甫看。白居易看。苏东坡看。陆游看……

1923年的7月，鲁迅和周作人突然闹翻了，开始自己弄饭吃。次年初他搬出八道湾，住进西四条砖塔胡同。六月十一日，鲁迅回八道湾取他的东西，“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詈殴打。”启孟即周作人，其日本妻子名叫羽太重久。

兄弟失和，从此不见面，与这日本女人有关。细节无考。周氏兄弟共同的朋友川岛是目击证人，写过文章《弟与兄》。

鲁迅回忆往事的散文集《朝花夕拾》，其中一篇叫《风筝》，表明他对弟弟是牵挂着的。川岛也披露了兄弟失和之后的一些事。

周氏两兄弟道不同。论述已多，此不赘言。

鲁迅从北大转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并迁西三条长住，戏称工作间为“老虎尾巴”。几年间他陆续接待了大量的来访者，多为青年。“五四”运动使中国青年走到历史的前台，鲁迅是他们持久的偶像之一。《呐喊》使无数青年想要呐喊。鲁迅待客的房间小，他吸烟又多，常把玻璃窗打开，透透气。窗外有个小院子，院中有杨树，冬日盛开着几树梅花。

谈话不拘题目，往往一谈大半天。来访的青年们还留下吃饭。言语激烈碰撞时，鲁迅静静地抽烟，望望玻璃窗外的杨树或梅花。

这情形与绍兴会馆的那几年形成鲜明对照。

鲁迅四十出头了。他和小他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很融洽。争论，探讨，夹杂轻松的闲聊与开怀大笑。思想自由地绽放着。这是中国式的思想讨论班。思想的火花喷溅到社会。此间鲁迅忙于支持青年们的未名社，办《语丝》和《莽原》杂志，而他的写作瞄准了散文诗。跳跃而短促的句子，沉郁而滚烫的意象，仿佛思想自动寻找着火山口。《野草》令人联想波德莱尔的《恶之花》……

萧军等人回忆：《野草》震动了他们的心。

鲁迅在女师大讲厨川百村的《苦闷的象征》。这本论艺术的专着是鲁迅翻译的，它有两个思想来源：柏格森的创化论、精神绵延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

艺术是苦闷的产物。苦闷源于对现存秩序的不认同，在“不”的领域矜持着，固守着。苦闷是能量的蓄积。鲁迅十几岁就开始苦闷，他追忆说：“父亲的穷下来，也是一件好事，使我想了很多事情。”他在南京苦闷，在东京、仙台苦闷，回国后依然苦闷。他把身体放到一边，让精神迎着苦闷顽强地生长。精神界之战士，这仿佛命中注定。不同时期的苦闷似乎各有名称，先前叫呐喊，此间叫彷徨。

《新青年》的编辑部散了，对鲁迅刺激很大。陈独秀去了上海，打算把这本影响甚大的杂志带入政治的可操作的层面；胡适钻进了“整理国故”的象牙之塔。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尚彷徨。”

这是小说集《彷徨》的题辞。

思想者前行艰难。在确认了自己的选择之前，宁愿寂寞着，彷徨着。

所谓独立思考，必然伴随着寂寞与彷徨。

在中国，寂寞、孤独几乎是思想的同义语。

鲁迅苦闷着，压抑着。

压抑好比将气球按入水，按得越深，气球弹得越高。

思想，艺术，语言，乃是压力所致。鲁迅的文字像钻石般坚硬而漂亮，乃是长期受力的一种结果。他的轻松，随意，是从不轻松、不随意的地方争来的。犹如他的幽默，有着并不幽默的广阔的背景。

按一般人的理解，二十年代中期的鲁迅已经名利双收了，却何苦还跟自己过不去？教育部官员，大学正教授，着名作家，青年偶像，他已是许多人眼中的社会精英、上层人物。然而他从未给人留下社会名流的印象，他的生活十分简朴，凡事喜欢自己动手，包括砸煤劈柴这类体力活。

思想者偏爱干粗活、手工活，中外例子甚多。嵇康打铁，陶潜种田，莱布尼茨当针表匠，维特根斯坦送掉巨额遗产做了一所中学的园丁。海德格尔是木匠的儿子，自己也喜欢摆弄铁锤，搭建托特瑙山上的小木屋，而他惊动欧洲的“上手性与在手性”的杰出思想，是从铁锤的起落中悟出的。

质朴有丰富，奢华有单调。

唯有质朴的状态方能与丰富照面。

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是一名质朴者，能思想者，精神与物质的双重贵族，反衬形形色色的暴发户。能思想者就是能感受者。能感受者就是能幸福者！

一个辛勤耕耘的老农民，其对自然、对生活感觉的丰富，当胜于几打名缰利锁之辈。后者其实挺可怜，他的最高境界，不过是动物式的欲望循环。

鲁迅毫不经意地滞留于质朴的状态，远离了惰性群体的持存状态。

奢华有单调是说：当一个人有了小汽车的时候，他再也看不见自行车的诸般好处与妙处。

鲁迅从质朴出发，展开他的丰富而强劲的思考。毋宁说，一切强劲的思考，均与质朴为邻。

思想与奢华不两立。

如果二十年代的鲁迅过上了成功人士的奢华生活，出门摆谱，回家享受，那么，“思想”就会跟他过不去。

鲁迅穿有补丁的衣衫和皮鞋到女师大上课，惹得阔小姐们掩嘴娇笑。他这叫名士风度么？从魏晋唐宋到明清、民国，不拘小节的名士、狂士的故事太多了，鲁迅是这支奇特的队伍中的一员么？女生们私下议论着。

鲁迅在课堂上讲厨川百村，批评弗洛伊德。他一再抨击性的潜意识学说，倒使人联想他的已经受到意识控制的潜意识。

升华的鲁迅，也许尚处于回望那升华的地基的开端。

学贯中西与文理的鲁迅，讲课随意发挥，旁征博引，妙趣横生。他不是学者型的教授，知识的后面有思想支撑。他无意带出一群女战士，却能对她们潜移默化。

清华、北大、女师大的学生们，读着鲁迅的书。读着《语丝》周刊、《莽原》杂志，以及胡适梁实秋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作品。

“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声音在延续着。声音也在分化中。

女师大学潮不断，赶走了流氓式的女校长杨荫榆。

向来温和的、一说一个笑、一笑两个小酒窝的刘和珍，是学生领袖之一。学生当中她人缘好，具有温和的感召力。

生一张圆圆的俏脸的刘和珍，崇敬着鲁迅。她并不宽裕，却毅然预定了全年的《莽原》。

1926年3月18日，青春活泼的刘和珍倒在了血泊中。

这一天，北京三万多人大游行，抗议帝国主义列强在上海制造“五卅”惨剧、抗议列强在北京以“八国通牒”的方式威逼段祺瑞政府。学生爱国，徒手请愿，却突然遭遇呼啸而来的子弹：卖国贼段祺瑞下令屠杀，枪声持续了十多分钟，又有衙门里冲出来的大刀棍棒队，将倒在地上的呻吟着的伤者击毙。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刘和珍和她的几个同学被子弹打死、刀棒杀死。

鲁迅为这个血腥的日子命名：“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他写下《记念刘和珍君》、《无花的蔷薇之二》。

“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我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们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

军阀卖国贼，杀人不眨眼。鲁迅这么写文章，而且发表出来，是冒着杀头的危险的。战士不怕流血，却没必要作无结果的牺牲，鲁迅痛苦地呼吁：请愿的事，从此可以停止了。

1926年的这个3月，鲁迅亮出的身姿、写下的文章，惊天地泣鬼神。死者无言，后死者发出如此彻底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