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八

墨写的文字,偕美丽而勇敢的死难者长存。

鲁迅的生命受到了威胁,北京一时盛传:当局要抓他。

北京是待不下去了。鲁迅和许广平去了上海。又分手,相约过两年再见面。师生情侣频繁通信。《两地书》是二十世纪的经典情书。

鲁迅到厦门大学任教,任文学系教授兼国学研究院教授。这所大学背山靠海,鲁迅几乎独住一栋临时安顿他的生物学院的三层楼,夜里听呼呼的风声,白天看茫茫的大海。

鲁迅也到沙滩上捡贝壳。

他整理《汉画像考》、《古小说钩沉》,并将这两本书付印。此前的《中国小说史略》已在北京出版。以及杂文集《热风》。

编古籍,伴随着孤寂。

教学的头绪很多。累了一天,独自上三楼,有时自己做饭吃,自斟自饮。学校的教员多玩家,且排外,鲁迅和他们格格不入。

鲁迅后来在《三闲集》中形容厦大的孤寂的生活:这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望后窗外面骨立的乱山中许多白点,是坟冢;一粒深黄色的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灯。前面则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简直似乎要扑到心坎里。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

寂静喧嚣着。

这是我读过的关于寂静的最出色的文字。寂静之色香味扑面而来。这是海洋般的寂静与喧嚣。

寂静与坟冢,于鲁迅仿佛有某种亲和力。

他在坟前照了一张相,并寄给北京的朋友。

肖红写过鲁迅先生走夜路将“鬼魂”踢成活人的故事。

对死亡的敏感,对孤寂的亲近,几乎是一切天才思想家的先天素质。历数西哲或诗人艺术家,谁不敏感着死亡呢?以布勒东、阿拉贡为代表的超现实主义者宣称:死亡乃是唯一的主题。有个巴黎诗人布置他的房间,墙上贴满了“死亡通知书”。死亡是人生的极限,是无底的深渊,是短暂者返身打量一切生存的最佳的炽热地带。

孔子曰:“不知生焉知死?”

西哲云:“不知死焉知生?”

两个追问,在鲁迅身上合而为一。

而两千多年前的儒学圣人将死亡与知性相连,表明思之力已抵达“坟”前。可惜圣人止步了。

可惜鲁迅在坟前留影,并给一本杂文定名为《坟》,学者们似乎鲜有思考。

鲁迅太熟悉寂静、孤独、死亡与黑暗了。思想的原发地带,此四者为常态。

现实的层面,则是无声中听有声,听惊雷;黑暗中寻光明。

1927年,鲁迅去了有“革命策源地”之称的广州。他到黄埔军校演讲,强调枪杆子的重要性:一首诗吓不倒孙传芳,一个炮弹却能将他轰走。

中山大学他是唯一的正教授,兼文学系主任,月薪三百大洋,可能相当于现在的两三万块钱。他住在东堤的白云楼。许广平当他的助教。她是广东人。

鼎鼎大名的鲁迅,自然被视为社会名流。各式请柬雪片般飞来,名人请名人,要员请名人,其中有孔祥熙、戴季陶、陈公博这样的显赫人物。而那些自以为是个人物的人也请鲁迅吃饭,真是五花八门。鲁迅不吃这种饭,拒绝十分彻底:门上贴出四个字“概不赴宴”。吃一回就会有十回……鲁迅之所以能够发现各式“捧杀”,与他拒绝成为名流、拒绝插上各式身份标签有关。赴许多饭局,说无穷套话、废话,对一个思想者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萨特曾形容这类饭局:不是人吃东西,倒是东西吃人。

萨特拒绝诺贝尔文学奖,理由是:拒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加缪并不拒绝这个奖项,却同样讨厌社交。

多少英才被无谓的应酬缠死。犹如水下杂草缠死浪里白条。

纠缠花样之多,几本厚书写不尽。

时间多宝贵。而总有一些人活着就为了互相纠缠。废话滋生废话,时间消耗时间。周旋作揖打拱,每张脸上都暗藏几张脸,鬼头鬼脑层出不穷……

鲁迅以坚实的个体,很容易识种类繁多的群体式的伎俩。

思想者岂是一句空言!

难怪他后来感慨:浪费别人的时间,无异于图财害命。

鲁迅在广州,曾秘密会见当时的中共广东区党委书记陈延年。

上海发生“四一二”政变,国民党在广州也大搞白色恐怖。中山大学的进步学生被抓捕,鲁迅冒雨参加紧急集会,愤而辞去大学里担任的所有职务。

一年几千块大洋,不稀罕。

鲁迅曾长期寄希望于青年,现在希望趋于破灭,《答有恒先生》说:“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

《而已集》题辞:“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在广州,鲁迅陆续编定了《野草》、《朝花夕拾》、《唐宋传奇集》。在那样的环境中,脚踏实地的文化工作未曾中断。

十月,启程去了上海。

上海十年。

先住闸北景云里,许广平先生有文章《景云深处是吾家》,每个字都饱含亲切。后迁北四川路大陆新村九号,房子宽敞而整洁,陈设漂亮。鲁迅从不排斥物质生活。

《语丝》从北京搬到了上海。

创造社、太阳社在上海很活跃。茅盾、郭沫若分别从武汉和香港来到上海。鲁迅与茅盾、郁达夫、冯雪峰等一见如故。后来与翟秋白更是平生至交。他不喜欢梁实秋。讨厌帮闲文人……

三十年代的上海,聚集着中国的文化精英。

鲁迅专心着述,翻译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及理论着作。他很少出去演讲了,虽然各大学纷纷邀请他。

许广平生了孩子,取名周海婴。鲁迅对她体贴入微,在她的房间里布置鲜花,让她出院回家惊喜不已。

1931年的9月25日,上海文化界新闻界祝贺他的五十寿辰。

他工作,工作,工作……

通宵达旦是寻常。肖红说:“鲁迅先生在椅子上躺一躺,翻翻闲书,就是休息了。”

别人喝着咖啡,鲁迅工作着。

他抽烟,抽烟,抽烟,时常每天多达五十支烟。鲁迅先生,太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了。多少爱着他的人劝他少抽,或抽点好烟。朋友送他好烟,他却给朋友们备下,自己还是抽劣烟。

他事必躬亲,连寄给朋友的书都包得整整齐齐,棱角像刀切过。青年给他的稿件,几万字的,几十万字的,他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着。字迹太潦草的,也使他生气。但生完了气还是埋头细看,抽着劣质烟,咬嗽着。

翟秋白的文集《海上述林》,耗去他多少体力。编辑,校对,一遍又一遍看清样,酷暑严冬放不下,还拖着病躯。秋白泉下若有知,当仰天慨叹: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鲁迅先生工作之余的乐趣,是和朋友们谈天,坐汽车看电影。未曾逛过一个公园。

他关怀着中国新兴的美术运动。也自己动手设计书籍的封面。

他注视着上海的日常生活,写“上海的少女”、“上海的儿童”、“我们怎样做父亲”、“三月的租界”、“上海文艺之一瞥”……

《且介亭杂文》,厚厚的,厚重的。

三十年代初的上海,也是血雨腥风的上海。

常来看望鲁迅的柔石,和殷夫等其他四位青年作家被反动派杀害,鲁迅愤而写下《为了忘却的记念》,痛感“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他深夜挥诗笔:“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九一八”事变,日本人向中华民族挥舞着屠刀。日军迅速占领东三省。

鲁迅与宋庆龄、蔡元培、杨铨等人组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3年六月,副会长杨铨被执政当局派出的特务暗杀。鲁迅也被列入暗杀名单。他去参加杨铨的追悼会,出门不带钥匙,赴死之心已决。

大雨滂沱送杨铨…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无情最是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血呀,血呀,同志的血;同胞的血……

三十年代的鲁迅,写长篇巨作几乎不可能。炮火威胁他的寓所,使他几度出走。

杂文一本接一本。《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论战激烈。短兵相接。鲁迅对他的论敌毫不留情,撕开他们的各式面具。这倒不是说,鲁迅全对。没人全对。有一些争论的对手后来明白鲁迅是对的,公开向他认错,赤子之心如鲁迅。比如闻一多。

真理一词在德语中含争辩之意。中国人,太多的是折中面团,太少的是唇枪舌剑。

鲁迅形容说:两个中国人见面,通常互问台甫,拱手,假笑,然后是“今天天气哈哈哈”……中国人哼哼哈哈的本领倒是称冠于全球。

鲁迅中年得子爱怜有加,有人却拿这个说事儿了,嘲讽他。鲁迅付之一笑,写诗云:“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鲁迅的旧体诗,现代罕有企及。

鲁迅想写红军长征的小说,想写盛唐杨贵妃的长篇小说,并为此作了很多准备,却未能如愿。这非常可惜。

三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正是工农红军屡遭围剿极艰难的时刻,鲁迅明明白白地表达了他对共产党人的敬意。红军到达陕北后,他拍贺电,托人给红军送去火腿。他细听陈赓、冯雪峰讲长征的故事。这人类历史上的壮举,在鲁迅杰出的大脑中长时间再现着酝酿着……

鲁迅写杨贵妃的念头则起于二十年代,1924年他去过西安。他眼中的盛唐时代和杨玉环这样的悲剧佳人会是怎样的呢?他多次讲,决不相信女人祸国的。

伟大的思想家小说家写盛唐及盛唐之衰,将是何等景象?

鲁迅不是专治史学的,可他的历史感、他的历史性眼光强于任何历史学家。历史学离开了历史性,势必变成一堆唠叨。历史性,乃是哲学意义上的价值判断。

鲁迅写杨贵妃的冲动,是否包涵了瞄准他自己身上的某些盲区?

可是所有这些,只剩下深深的遗憾:民族的遗憾,历史的遗憾,文化的遗憾。

鲁迅先生病了,病情时好时坏。

肖红这样写:

“一九三六年三月鲁迅先生病了,靠在二楼的躺椅上,心脏跳得比平日厉害,脸色略微灰了一点。

…鲁迅先生必得休息的,须藤老医生是这样说的。可是鲁迅先生从此不但没有休息,并且脑子里所想的更多了,要做的事情都象非立刻就做不可,校《海上述林》校样,印珂勒惠支的画,翻译《死魂灵》下部;刚好了,这些就都一起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