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慢不是当今的时尚。这个时代崇尚速度和更快的速度，坐船去纽约或许会成为你发神经的证据，男人和女人见面就上床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我至今还在用一部1998年买的诺基亚手机，这成了一件比什么都叫人新奇的事情，人见人说，为此我受够了各种夸奖和嘲笑——这些夸奖和嘲笑，都是因为我失去了速度。速度，挑战更快的速度。速度，满足于更快的速度。速度，一群聪明人送出的礼物，一头风做的怪物，一条上去了下不来的贼船。毫无疑问，在今天，你想拥有一部手机要比没有一部手机还要容易，你想拥有一部新手机也比保留一部老手机容易。这就是一个追求速度的时代的魅力，也是问题，速度在裹挟着我们往前冲，我们慢不下来，慢下来就是逆流而行，需要我们付出双倍的气力和努力。

　　众所周知，新时期以来，文学创新的速度是够快的，有句话一度很响亮：创新像一条疯狗，追得我们满街乱跑。奔跑中，我们留下了速度，却使文学丢失了许多可贵的品质，比如真实，比如美，比如善；同时也让有些作家失去了一个写作者应有的心态，比如耐心，比如坚守，比如安静。前不久，我看到云南的一位我敬佩的作家在报纸上说，他的写作不过那种加盐的写作，是在最基础的层面进行思考、写作。这也让我想起去年我读到的一部长篇小说，作者如今已经身居要位，指名道姓出来也许有媚俗之嫌，鉴于此，请许可我用X、Y替代。X写了一篇叫《Y》的小说，我认为那是一部超常“慢”的小说，慢慢地开始，慢慢地推进，慢慢地结束。它放弃了速度，把一段历史，一个地方，一门家族，一些新老事情，事的是是非非，情的恩恩爱爱、悲悲楚楚，都摆放在午后的茶桌上，以一种午后阳光移动的速度慢慢写来，娓娓道来，前因后果，起承转合，曲里拐弯，里应外合，尽量将变迁的人和事、情和理、形和状、意和义，苍茫的外部和深邃的内部，说透说圆，圆得没有了线条和角度，透得像在玻璃的另一边。我曾经想用两个晚上把它读完，但二十天后它还没有撤离我的床头。这是所有慢小说的特点，阅读成了一种考验。当然，如果没有诱惑，也就没有了考验。换言之，一方面是它的“慢”在考验我，同时也在诱惑我，它身上有太多的肌肉和重量，它行动迟缓而笨拙，但是柔软的，温暖的。这也是文学应有的感觉，一种让人舒缓、慵懒的感觉，一种让人身体慢下来又化开来的感觉。

　　客观地说，这小说写法非常老套，具有深郁的中国特色，谋篇布局，风格味道，大有中国古代言情小说的精髓。让我惊讶的是小说给我的第一感觉却不是这样，不是“返古”，而是“创新”：一种崭新的姿态，一种久违的陌生感。这使我不禁想到：创新也许不是一味地标新立异，有时候也许是“守旧”，是回归，是后退。《Y》这篇小说之所以让我感到“新”，就在于它所传递出来的精神气息，和这个时代的很多写作都不尽相同，它用它的笨拙，守护了我们生活中即将消失的旧和慢——这对一个正在以审美加速度前进的时代而言，其实就是一种创新。所谓的创新，也包含着对旧的事物的重新理解，正如所谓的先锋，也常常意味着是一种精神的后退一样。由此，我甚至觉得，真正的创新，有时恰恰应是一种创旧，也就是说，你要敢于在一个日日新的时代里，做一个旧的人，敢于在一个以加速度前进的时代里，做一个慢的人。我常常问自己：当时代变动得令人眼花缭乱的时候，我是否还有勇气继续做一个不动的人，一个以不变应万变的人？当快成了多数人的写作速度，我是否还有耐心使文学本身慢的品质不致失传？当别人前进的时候，我是否愿意独自后退？当大家都被推到喧嚣的中心时，我是否还能安于一个角落继续寂寞、孤独地写作？

　　因此，文学的创新绝不是为了尽可能多地分享公共的经验，而是要在公共经验的丛林里，找到一块属于我自己的地方，以及一个属于我自己的观察世界的角度和深度；文学的创新也不是为了承认、赞美已有的文学现实，而是要在已有的现实之中，敞开一种新的写作可能性。文学创新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我们学习如何在人群中成为那个面目清晰、风格鲜明的“个人”。这，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我煞有介事地说它不是为了炫耀，只是为了和大家一起重温、共勉。

　　2007年11月15日

　　我用大脑写作拙作《风声》获第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7年度小说家奖。此文是获奖感言。

　　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此刻在想什么，也不知道明天的天气会如何，是晴到多云，还是雨过天晴？这个世界是神秘的，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很多事情我们知道后又被弄得不知道了。所以，我现在干脆什么都不想知道，只想一言以蔽之——这世界是神秘的。

　　我得这个奖，我认为是替这个神秘的世界又加增了神秘的内容。我是说，我和这个奖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和关系，我几乎想都没有想过。说真的，四十岁前我渴望得奖，庄重文奖，冯牧奖，鲁奖，茅奖，省内的奖，省外的奖，我都暗自念想过。但是现在，从四年前起，我改变了自己，我不再念想那些奖。为了安慰自己，我非常刻意地记住了一位文学大师的话，这位大师说：得奖总的来说是满足虚荣心的，既然是满足虚荣心，那么不得也罢了。但奇怪的是——也可以说神秘的是，从那以后我断断续续得了一些奖。为了体现我的成长和成熟，我不允许自己在奖状面前喜乐，我套用大师的话对自己说：那不过是满足了虚荣心，虚荣心总的说是要克服的。我尽量保持平常心，把因为得奖而可能异动的心熨得服服帖帖。

　　但是此刻——或者确切地说，从得知有此刻的那一刻起，一种喜悦按捺不住地浮沉在我心间，像花香之于花开一样。这有两种可能：一、我四年来对自己改变是假的，起码是不彻底的；二、是这个奖已有的荣光击垮了我，就像我以前部队的一位首长，他在一只装满百元大钞的坤包前弩张剑拔，虎虎生威，但一天晚上当这只坤包换成一只麻袋时，他变得谈笑风生起来，轻浅的笑容，期许的目光，称兄道弟的平易近人。这是他垮掉的形象，我一点也不欣赏。鉴于此，我不知道得这个奖是我的幸，还是正好相反。

　　我得奖是因为《风声》，这是一部我用大脑写出来的小说。我一直简单地认为，小说有三种写法：一种是用头发写，一种是用心，还有一种是用脑。用头发写的人叫天才，写出来的东西叫天赋之作。天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是从冬瓜藤上结出的西瓜，横空出世，无法无天，可遇不可求——一般说来要几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能一遇。所以，这没什么好说的，也没人能说得清。可以说一说的是，用心写还是用脑？这是个问题，而且我们有选择权。

　　我知道，要想留下传世之作必须用心写，我们平时谈论的那些经典名著大多是用心或者是用心又用脑写成的，光用脑子是无论如何写不出这些传世巨作的。但用心写经常会出现两个极端：好的很好，差的很差，而且差的比例极高。那是因为大部分作家的心和大部分人差不多，荣辱要惊，爱恨要乱，欲望沉重，贪生怕死。相对之下，用脑写可以保证小说的基本质量，因为脑力或者说智力是有参数的，一个愚钝的人总是不大容易掌握事物的本质，分辨纵横捭阖的世相。我很希望自己能够用心来写作，同时我的智力又告诉我，这可能不是一个用心写作的年代。用心写作，必须具备一颗非凡伟大的心，能够博大精深地去感受人类和大地的体温、伤痛、脉动，然后才可能留下名篇佳作。但这个年代用李敖的话说：形势大好，人心大坏。我不相信我的心在这个潮汐一般的市声以无以复加的速度和力度，汹涌地遮蔽心灵的年代里能够出污泥而不染，独秀于林。当我看到周围人的欲望和黑暗被无限地打开，喧嚣得连天上的云层都变厚了，地下的水不能喝，身边的空气污浊了，我更加怀疑自己的心早已蒙羞结垢，因为无论如何我不可能比大自然更了不得。统而言之，我不信任我的心，所以我选择用大脑来写。

　　用脑写，通俗地说是把小说当做一门手艺活来做。1944年，博尔赫斯通过给一本小说集命名的方式宣称：小说是手工艺品。这让不少小说家们心惊胆战，一时间遭到各路豪杰的无情怦击。是啊，感天动地的小说——心灵艺术——怎么可能是手工艺品呢？事实上，我敢肯定，博尔赫斯自己也不会这么认为的，他所以这么说只是一种态度，是对小说家们日渐疏离技艺的一种质疑，一种不满，一种嘲笑，一种呼唤。说到底，把小说说成手工艺品，是对小说的一种退到底线的说法，是对小说家注定应该遵守的纪律的强调。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的小说已经变得越来越平庸、弱智，缺乏教养，我们很在乎写作速度，却不在乎笔下人物的长相、口音、身份，更不要说人事变迁的逻辑道德和心理坐标了。我记得李敬泽曾讽刺我们小说家都是地铁司机，只管一路狂奔，把人拉到目的地了事。他认为小说家应该是三轮车夫，一路骑来，叮当作响，吆五喝六，客主迎风而坐，左右四顾，风土人情，世态俗相，可见可闻，可感可知。我用脑写，就是想当一个三轮车夫，把各条路线和客主的需求研究透，然后尽可能以一种服人的实证精神，给客主留下一段真实的记忆。把假的说成真的，这是我们小说家的基本功，也是我们想让小说可能承载其他意涵的物质基础。如果这个“基础”是假的，破的，你往里面装最救命的东西最终都是要漏掉的，更何况今天的看客似乎?不需要救赎，起码是不愿意被蛮横地救赎。我认为，我们不少小说对读者的态度是有些粗暴和蛮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