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百万群众支前忙

“为了太原早日解放，要啥我们给啥！”

工、农、商、学，各行各业，都在为解放太原贡献自己的力量。武装的民兵集中了。运输队、担架队，组织起来了。战伤医护队、文艺宣传队也成立了。准备直接参战的十多万民工，已处于待命状态。为战役服务的上百万群众，忙着筹措粮草，准备器材，赶制被服，碾米磨面，修桥筑路……

为了更好地完成繁重庞杂的后勤任务，支援解放太原作战，太原总前委决定成立太原战役联合后勤指挥部，统一组织指挥这次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由太行区行署主任裴丽生担任主任，晋中区行署主任牛荫冠担任政委。下设有关办事机构。

太原战役联合后勤指挥部成立以后，立即以高度的组织才能，把浩繁的后勤保障任务，完成得井井有条。他们认真贯彻总前委的指示，动员参战民工，筹集、运送粮秣燃料，调运弹药及各种作战所需要的器材，组织构筑窑洞，修补道路，设立仓库、粮站、副食站、柴草站、转运站、军械站、弹药库、被装库、兵站、医院等，件件做得卓有成效。

当时，面临的环境和条件是：人民贫困，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运输工具缺乏，参战单位众多……这给后勤保障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把如此庞杂艰巨的工作，组织得有条不紊，源源不绝地保证了前线的供应，可以想象，后勤战线的无名英雄们，为此付出了多么辛勤的劳动，倾注了多少心血和汗水啊！

在晋中地区，几乎是全体出动。男女老幼都在为解放太原服务。这里，不分白天黑夜，不管雨雪阴晴，家家户户在做军鞋、缝军衣，为部队碾米磨面，制做干粮。无数民工在修旧路、开新路，架桥梁，运送粮草、弹药和攻坚器材。不少人家在修整房屋、窑洞，准备给路过的部队居住。桥梁、涵洞、山隘、仓库等交通要道和重要目标，都有民兵警戒和巡逻。工会、妇联会、学生会、儿童团，都在为支援前线作战而奔忙。打算盖新房的，拿出了木料；准备结婚的，献出了粮油和肥猪；有的卸下了门板，腾出了麻袋，送给解放军做攻城器械。运送作战物资的车辆和牲畜忙不过来，就人扛肩挑。壮劳力上前线了，后方就组织代耕，由老人、妇女和娃娃们担负着春播生产的任务。

在通往太原的南、北同蒲和正太三条铁路上，机车和车皮全部启动了。铁路员工顶风冒雪，昼夜抢修车站、铁路，桥梁和涵洞，运送着大批军用物资。在铁路沿线的每个转运站，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民工，在突击装卸车辆……

在太行区、太岳区，在晋绥区、察哈尔区，在冀中区、冀南区以及陕甘宁边区，十几万民工，告别了父母、妻子和儿女，离开家乡，组成支前民工连队，餐风饮露，星夜兼程，行进在通往太原的崎岖山路上。更多的民工，组成了运输队，赶着大车，牵着毛驴，冒着雨雪风尘，为部队运送粮食、弹药、草料、被装，油盐、菜蔬和各种物资器材。一支支由石家庄工人组成的军械器材维修队，由临汾医护人员组成的战伤医护队，由晋中榆次学生组成的支前服务队，由长治、壶关、襄垣专业和业余文艺团体组成的文艺宣传队，也都身背行囊，千里跋涉，奔赴太原前线。

在通往太原的大道和小路上，一队接着一队的人流，向前涌去。人们的欢笑声，车把式的吆喝声，骡马的嘶鸣声，汽车的喇叭声，火车的铿锵声，组成了一曲雄壮激越的交响乐，在原野和山水之间回荡。人们忘记了饥饿和疲劳，忘记了沉重的行装，都在争先恐后地往前赶路，脚下就象踩上了风火轮。

这是愤怒的激流，这是炽烈的火焰。它要冲刷掉旧世界的污泥浊水，它要熔炼出新中国的灿烂明天。让我们从这激流和火焰中，选几滴水珠和火花，看看我们的人民群众是怎样在为解放太原贡献力量的吧！

冀南的武成县张庄，有个民工叫孙生堂。他家祖孙三代给地主当牛做马，到头来还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自打解放，他家分了房子，分了地，过上了好日子。这年春节，孙生堂娶上了媳妇。全家人高兴得不得了。生堂的爷爷和父亲常对他说，好日子是共产党、毛主席给的。要不是解放军打天下，哪有穷苦人的活路！咱可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孙生堂的思想也很进步。不论是参加民兵，还是为烈军属代耕；也不论是支前作战，还是征用粮草，他样样走在前边。这天，他听村干部说打太原要抽调民工，晚上和媳妇商量好，第二天，来到村头大庙，对村长说：

担架队抢运伤员

“打太原民工，算我一个。”

没等村长开口，一个后生就说道：“别人可以，只有你去不得！”

“为啥？”

“这还用问？”后生说：“就是你爷、你爹都赞成，那刚过门的新媳妇也不会同意！”

还没等大伙笑出声来，一个清脆的声音接过了话茬：

“我同意，我俩已经商量好了！”

大伙一看，说话的正是生堂的媳妇秀芳。

秀芳接着又说：

“要是需要妇女上前线，我也要报名哩！”

“好！”村长站起来，高兴地说：“生堂是好样的，秀芳也是好样的。他俩是一对模范夫妻，大家要向他俩学习！”

人群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支前民工出发了。孙生堂肩扛一副担架，走在队伍前头。队伍进了山，道路坎坷崎岖，走起来一身汗，停下来浑身冷。路远村稀，没地方做饭，就啃口凉窝头充饥，渴了喝口山泉水。一天，走到孟县境内，突然雨雪交加，孙生堂受寒病倒了。白天里昏昏沉沉，身上忽冷忽热，夜晚咳嗽不止，浑身烧得火炭一般。一连几天，尽管他咬牙坚持，瞒着大伙，还是被村长发现了。

村长对他说：“你不能再走了．我给你找辆顺路的大车，你回去吧！”

孙生堂摇头，硬是不同意。

副县长得知，也过来劝他回去，还给他写了一张公函，递给他说：“这是证明信，写着你是因病返回，到村好好休息治疗。”

孙生堂把证明信又塞到副县长手中：“说什么我也不回去。”

正定县的医护队赶上来，给他检查，确诊是急性肺炎，需要就地治疗。

两天两夜之后，孙生堂的病情好转了。他睁开眼睛，望着窗外，听到人欢马叫的声音，“噌”地坐了起来，要穿鞋下地。护士问他干什么，他卷上小行李卷，快步溜出门去，招招手说：“我要赶队伍，上前线了！”

他搭车找到了县民工的驻地，见大伙都在往阵地上搬弹药，二话没说，扛起一箱子就搬。当副县长和村长发现了他，他嘿嘿憨笑了几声，说道：“我身子结实。一干活，出出汗，病就全好了。”说着，他钻进了运输队伍的行列中。副县长摇摇头，赞许地说：

“真是个铁疙瘩，拿他没办法。”

在正太铁路沿线，还流传着寿阳县母女俩争运军粮的故事。母亲婆家姓段，娘家姓李，因为家里没有识字的人，始终也没有起个名字。丈夫在正太战役中当支前民工，牺牲在堑壕内。她只有一个女儿，名叫花花，这年才15岁。虽说解放区政府把她家按烈属优待，各项征调都照顾，但母女俩还是尽其所能，支援子弟兵作战。做军鞋，碾军粮，样样都走在前头。听说要攻打太原，需要向前方运送粮草物资，又听说要抽调一部分女劳力，母亲就去找妇联主任，要求去给部队运军粮。妇联主任说她50多岁了，路途遥远，没有答应。

她又找到村干部，说：“打太原是咱山西最后一仗了，要不尽点力，以后就没机会了。年岁大怕啥？佘太君百岁挂帅，穆桂英53岁还领兵出征哩。我比不上她们，背几十斤粮食还满可以。”

花花听说，也找来苦苦哀求：“让我去吧！刘胡兰、尹灵芝不也是十几岁吗？她们为咱受苦人做了那么多好事，最后都牺牲了。太原人民还受苦，解放军打仗要吃粮，我背上它几十斤，也算是出了一点力呀！答应我，让我去吧！”

母女俩的决心感动了村干部，大家研究决定，她们娘俩个，只去一人。到底谁去，由她们自己商量。

母女二人回到家。母亲说：“好孩子，你还小，骨头还没长成，比不上妈妈的老腿老胳膊。来回200多里，背几十斤粮，路上顶不住，不是倒拖了别人的后腿？”

花花知道自己说不过妈妈，便表面上痛痛快快答应了。暗地里，她却背着妈妈悄悄做着走的准备。

出发那天早上，花花第一个来到粮库。向会计说：“锁子叔，给我秤70斤。”

会计笑了：“花花，规定每人50斤，你娘怎能背动70斤？”

“不是背，”花花解释：“我娘从姥姥家借来一头小毛驴，是用毛驴驮的。”

会计相信了。过了秤，花花在一个口袋里装了一多半，剩下的倒进了另一个口袋。然后，急急忙忙把那个大粮袋背回家，对她妈说：

“运粮的都在村南头集合啦！你还不快去！”

妈妈带上干粮，背起粮袋就往村南走。花花锁了房门，到粮库背上那个小粮袋，从村北绕着走，直往村西大道急步赶去。

花花她妈走出不远，遇上了妇联主任，问她：“你到哪里去？”

她答：“到村南集合。”

妇联主任说：“不对，是在村西集合。快走吧！”

运粮的人们集合齐整，带队的村干部简单说了几句，就出发了。

运粮队伍翻过了一道山梁，老远看见一个小孩背着半口袋粮在前面蹒跚地走着。不一会儿，就追上了她。大伙一看，原来是花花。人们一下子围了过去。

“你怎么一个人先跑出来了？”

“不是让你家来一个人，怎么娘儿俩都来了？”

“看，累坏了吧？”

俗话说，路远无轻担。花花背的虽然只有20多斤，但她毕竟是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开始走还没事，可越走觉得身上越重，脚步也迈得小了，脚上还打了泡。妈妈看见女儿这般模样，又心疼又生气，说：

“你这孩子太任性了，怎么事先也不跟我说一声？”

花花望着妈妈和众人，装出轻松的样子说：“我一点儿也不累，保证拉不下。不信，咱们比比看！”

妇联主任要她把粮食均给大伙，回村子去。

“这可不行。”花花急了，“我走了好几十里，再有几十里就到了，我非坚持到底不可！”

解放区民兵也扛起了枪妈妈心软了，便去向妇联主任说情：

“这闺女是个犟脾气。也走了这么远了，别让她回去了。把她的粮均给我一点儿，剩下的还让她背。”

“大婶，你别增了。让花花给我均一点好了。”一个健美的年青姑娘一边说着，一边接过花花的口袋，往自己口袋里均了一些。

这支妇女运粮队伍，又继续前进了。母女二人走在头里，有说有笑。妇联主任瞅着这母女二人的背影，笑着对众人说：“妈妈好像穆桂英，闺女好像杨金花。母女英雄，实在了不起！”

在榆次南面我军的总仓库附近，有一座新墓。墓前有一块石碑，上写着：“为保卫榆次总仓库牺牲的无名烈士之墓”。这位无名烈士，是从晋中各县抽来运送粮食的一个车把式。但究竟是哪里人，姓甚名谁，都没有查清楚。根据有关同志的回忆，听口音，他好像是太谷或祁县一带的。论长相，是个中等身材，满布皱纹的脸上长着络腮胡子。一看，就是个饱经风霜的人，大约有50来岁。平时，总爱叼着烟袋，即使烟抽完了，也不愿从嘴里拔出来。每天除了喂牲口，就是不停地运东西。

只要有任务，不管白天黑夜，拿起鞭杆就走。车停在车站或仓库，还帮着装卸车。发现口袋破了，他给缝好。见有洒在地上的粮食，用随车携带的扫帚扫起来，扬净后再装进口袋。雨天，他帮助检查苫布盖好了没有，有时发现鼠洞，使用石块、白灰堵起来。他平时少言寡语，也很少放大嗓门说话。一个多月的时间，只有两次说话着了急。一次，是领导表扬他以后，他说：“老老实实地干，是咱的本份。早点救出太原的穷苦百姓，豁出这条命也没说的。

我才干了点甚？有甚可夸的？”再一次，是他赶车进库，看到在库房值勤的一个青年民兵打盹，说了这个民兵几句。这个民兵不愿听，他就嚷了一顿：“你这个年青人，怎就那么困？仓库里这么多东西，离太原又这么近，说不定阎锡山派特务来捣鬼，受了损失，你能担得起？”人们从他的片言只语中知道，他的老伴早年得了产后风，死掉了。一个儿子被阎锡山拉，抓到临汾当了兵，在逃跑时被打死了。一个女儿被“铁军基干”轮奸后上吊自尽了。如今，只剩下他孤身一人。他常常夜晚睡不着觉，独自坐在炕上，面对太原城，瞪着愤怒的双眼。有一次，他拉着一位解放军干部的手，说：“你们快点拿下太原，抓住阎锡山，让我来挖他的心，替穷人报仇哇！……”

这一天，这位车把式照例比别人多拉了两趟。掌灯时分，在返回的路上，有四个鬼头鬼脑的家伙想搭乘他的车。他没好气地说：

“看不到车上拉着东西，能坐人吗？”

四个人没趣地走开了。他却提高了警惕，回头见那几个家伙正嘀咕什么。他侧耳想听，开始听不清，后来只听了一句：“快，……这会儿开饭，咱正好下手……”

他扬鞭吆喝牲口，加快了速度。不一阵，马车到了仓库门口。他对值班民兵悄声说：

“我在路上碰到几个不正经的人，听他们说话的意思是要搞什么名堂，可要小心。”

“他们在哪里？”

“在后边。我先去卸车，你千万注意。”车把式说完，匆匆赶车进了仓库。

他卸了车，没去吃饭，又来到门口。值勤的民兵对他说，没见有人来。他奇怪了，便顺着围墙，向粮垛那边走去。

突然，他发现一个黑影翻到围墙里来了。他赶紧猫着腰快步冲了过去。借着远处的灯光，他见就是刚才在路上遇到的那四个人中的一个。正要扑上去，又一个家伙从他身后闪出来，搂住了他的脖子。他猛地一甩，将那人摔了个嘴啃地。接着，对准头部就是一脚，把那个坏蛋踢昏了过去。他大声喊道：

“快，抓特务哇！”

没等他喊出第二声，又从墙上翻过来一个，手里拿着匕首，向他刺来。他一闪身，躲了过去。又喊了一声：

“有特务，快来人哪！”

正在这时，匕首刺进了他的胸部。他挣扎着，猛地向前一扑，死死掐住了那个家伙的脖子，又狠命向他脸上咬了一口。那家伙嚎叫了一声，二人一起倒了下去。

第一个跳墙进来的特务，正在粮垛边点燃烈性炸药。这时，民兵、民工闻声赶到了现场。包围抓捕了这几个坏蛋。另一个民兵扑上去切断了导火索，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

当人们从血泊中把老车把式抬起的时候，他只断断续续地说了一句话：“保护好粮食，……支……支援解放军……打太原……”

经过对特务的审讯，查明他们原是阎匪组织的“敌后工作队”的成员，是专门来袭扰我军后方，刺探我军情报的。

同志们以简朴而严肃的仪式，安葬了这位没有留下姓名的老英雄。在他的墓前，放上了一束迎春花。人们默念着：

“无名英雄啊！你为了太原的早日解放，不辞辛苦地工作。你为了前线的胜利，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你将永远活在我们心里。你的事迹，将同解放太原的胜利一起永存！”

多少个象武成县民工孙生堂、寿阳县的母女俩和这位不知名的车把式一样的人民群众，他们不会说什么惊人的豪言壮语，也不会用激昂的语调表达动人的感情。他们用朴实有力的行动，为解放太原献出了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他们做出了最大的自我牺牲。

地下工作者提供城防图

孙子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在太原攻坚作战中，我地下工作者凭借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本领，巧妙地获取了阎匪大量军事情报，为整个战役的胜利做出了贡献。这里，说的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次行动。

1948年秋天的一个傍晚，太原城内府西街谦益信自行车行经理张全禧正在整理东西，准备收摊子。忽然，进来一位农民打扮的中年人。此人头上蒙着一块白毛巾，腰间系着一条半旧的黑腰带，一进门就冲着张全禧说：

“经理，我有辆杂牌自行车，断了三根辐条，劳驾给修修吧？”

张全禧一听是规定的联络暗号，马上对答：“不客气，不客气。”

“那就谢谢了。”

“不用谢，不用谢！”

张全禧一步跨过去，紧紧拉住对方的手：“你是老李同志吧？”说着，便把那人拉进里屋，关上了门。

老李悄声对他说：“九○九负责同志派我来，给你交代一个任务：乔亚和刘鑫同志被叛徒出卖，牺牲了。城防图落到了敌人手里。咱部队很快就要攻城，要你尽快搞到一份更为详细的城防图。”

原来，为做好攻城的准备，准确地查明太原城内外的工事构筑和设防情况，我太行军区情报处所属小常村情报站的负责同志，指示埋伏在太原晋山中学校内的共产党员乔亚同志，设法绘制一份阎锡山的城防图。

乔亚同志接受任务后，秘密地展开了工作。他在1947年8月间，因领导本校的学生运动，曾被阎锡山的特种警宪指挥处扣捕过。后来，我地下组织通过多种关系，将他营救出狱，但敌人仍在暗中对他严加监视。这些，乔亚同志早已发现，可他为了完成这一重要任务，依然团结本校的进步青年学生刘鑫等人，利用被敌人抓去修筑工事的机会，一点一滴地积累资料。白天挖工事，夜间绘地图。经过近半年的努力，终于绘制成了一套城防简图。把阎锡山的主要城堡、战壕、炮兵部署等情况，一一绘录了下来。由于敌人对他监视很严，他便派了一个学生，打捞成小商模样，完成递送任务。不料，这个学生中途被捕，城防图落到了敌人手里。这个学生经不住威逼利诱，叛卖了乔亚和刘鑫同志。当夜，他们被捕，第三天就被杀害了。

小常村情报站九○九首长得知此情况，考虑再三，决定把这项任务交给老地下工作者张全禧同志。

张全禧送走了老李同志，回来反复琢磨着完成任务的办法。他想，要搞到敌人整个城防的部署和设防情况，如果单靠自己收集，恐怕一时难以完成。即使搞成，也不全面。最好能从敌人内部找一个了解城防情况的人。他想来想去，想起了去年春天结交的一个阎匪军官。

那天，张全禧正在给一位顾客整圈，一个阎匪军官推着自行车，来到车行门口，对张全禧说：“前胎跑气，请给补一下。”

张全禧把他让进里屋坐下，给他沏了一杯茶，让他稍等片刻。

不一会儿，张全禧便把修好的自行车交给了他。他要付钱，张全禧没有收。

过了十来天，那个阎匪军官又推着车子来到谦益信车铺。说车子骑着沉重，让给他擦洗一下。

张全禧让他放下，3天后来取。

张全禧给他擦洗了一遍，还把车子送到别的店铺，喷了漆。那个阎匪军官来取时，见车子大变了样，心里十分高兴。要付钱，张全禧又没有收。

连着几次接触，张全禧给那个阎匪军官留下了一个很好的印象。他拍着张全禧的肩膀，说张经理为人慷慨，讲义气。

以后，张全禧多方打听，了解到那个阎匪军官姓黄，是阎锡山的侍从参谋。他从小家境贫寒，民国初年时，曾在太原工艺实习工厂当过学徒。后来，投靠阎锡山的军队当了兵。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和师的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因执行命令不坚决，被阎锡山撤过几次职。到现在，只落了个有职无权的闲散职务——侍从参谋。

张全禧还了解到，这个贫苦家庭出身、中途发迹起来的旧军官，还有一定的正义感。日寇投降时，他曾经对国家的独立富强和个人的前途理想，抱有美好的希望。但是，当他随同阎锡山返回太原之后，所见所闻，与他想象的大不一样。日军司令登田，依然骑马佩刀，在太原市内耀武扬威。日本士兵，拒不交枪投降，还在烧杀抢掠，奸污妇女。伪省长、汉奸苏体仁公然出入于阎锡山的家门。汉奸杨诚、赵瑞竟然被提升为山西省防军司令。反动头目王靖国、梁化之、杨贞吉、赵承授等，则各立山头，明争暗斗，搜刮勒索，大发横财。这些无情的事实，使这位黄参谋逐渐产生了不满情绪。他越想越觉得自己过去的美好愿望，根本无法实现。加上，近年来连续遭受阎锡山的排挤打击，经济上也有许多实际困难。他便从此消极抑郁，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在痛苦之时，他也曾想过自己的出路，或是利用现有的职权，捞点外快，弃戎经商，维持以后的生活。或是到外省去，投靠旧关系，脱离阎锡山的控制。

张全禧了解到这些情况，对黄参谋的接待更加热情。他从经济入手，常常投其所好。有时，从北京托人买些好一点的水笔、图章、打火机等日常用品，送给他。逢年过节，带上许多食品礼物，给他送去。有时还送他一些现金。遇上他心情不佳，张全禧还陪他到酒馆，谈天说地，借酒浇愁。天长日久，彼此越来越近乎。黄参谋全家，都对张全禧感谢不尽。

就这样，张全禧利用巧妙的活动方式，和这位侍从参谋彼此交往着，一直维持到现在，丝毫也没有暴露自己地下工作者的身份。

张全禧分析了这位黄参谋的处境和各方面情况，决定利用他来完成绘制城防图的任务。

一天晚上，张全禧带着一个从北京买来的马蹄表，来到黄参谋家。黄参谋正伏在桌子上写东西。他见张全禧进来，连忙让坐，又去泡茶。

张全禧走近桌子一看，原来黄参谋正在给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写信。这几天，黄参谋的情绪很坏，对阎锡山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大。周围都是阎锡山的亲信爪牙，加上梁化之的特种警宪指挥处控制很严，彼此谁也不敢私下议论。一旦发现，不是杀头，就是坐牢。黄参谋早想向陈长捷发泄自己对阎锡山的愤怒，想写封信去，可又不敢公开投寄。最近他听说，他的一个下级军官，因双目失明，要坐飞机经天津，转南方某地疗养，便赶忙写封长信，托这个军官路过天津时，转递给陈长捷。

信的大概意思是，目前，阎锡山在山西的地盘日渐缩小，全省的军政单位和要员，都撤了回来，聚居在太原城周的狭小地区。城里城外，物价飞涨，一日数变。粮秣军饷，完全断绝，每天仅靠几架飞机空投接济，可大部分空投物资都落到了解放军的手中，城内所得无几。杯水车薪，实难长久支持下去。太原城里到处一片混乱，每天都在为吃饭闹纠纷。大部分士兵由于营养不良，变成了夜盲眼。投机钻营，贪污诈骗之风充斥各个军政机关。古人说：“失民者亡”，这完全是咎由自取。如此发展下去，前途很难料想。因此之故，我想离开此地，前往“钧座”那里效力，万请“钧座”设法予以安置……

黄参谋端茶过来，见张全禧正在看他的信，吓得心里乱跳。他脸色很不自然。语无伦次地说：“近来心情不好，随便写封信，想些办法……”

张全禧心里暗自高兴。因为这一下，可抓住了黄参谋的把柄。但他还是对黄参谋的遭遇表示同情，说：

“你还是不要太急，忍耐忍耐也有好处。其实，天下的乌鸦一般黑。天津也不一定会比这里好多少。你敢断定天津就比太原好吗？我劝你还是看看情况再说。到非走不可的时候，自然会有路可走的。”

黄参谋听着劝告，不住点头，表示感激，但他还是捏着一把汗，生怕张全禧给他泄露出去。

张全禧坦白地对他说：“请你放心，我绝对不给你外传此事。”

黄参谋听了此话，才算放了心。但他并没有细细琢磨张全禧话中的真实意思。后来，还是把这封信继续写完，托人带走了。

张全禧抓住了黄参谋的把柄，以后的交往，也就不再仅仅局限在经济上。彼此的谈话内容，带上了越来越浓的政治色彩。

有一次，张全禧试探着问道：

“黄参谋，听人家说，城里不如乡下好。乡下又不如山里好。你去过山里吗？”

黄参谋问：“你说是那个山里？”

张全禧说：“比如，像辽县(今左权县)、昔阳那一带。”

黄参谋连连摆手说：“那些地方都是八路军的地盘。我怎么能去？没有去过。”

说完，稍微停了一下，他又感慨地说：“不过，叫我看，这年头，城市也真不如山沟里好。起码不受这么多的窝囊气。”

两个人聊到这里，张全禧进一步摸了他的底，又趁机给他描绘了一番山里的景致，便告辞走了。

半个月之后的一天晚上，张全禧又去和黄参谋闲聊。聊着聊着，话便转到正题上，他说：

“黄参谋，说实在的，我过去曾经去过太行山里，也多少认识几个解放军。现在我想，咱们要是能和解放军取得一些联系，万一将来城破呆不下去，我们也可另图打算。你说，我这想法怎地？”

黄参谋听完，没有马上表态。停了一会儿，他开始追问张全禧的身份和历史。

张全禧毕竟是个老地下工作者。他严守党的地下工作原则，一点也没有泄露自己地下党员的身份。只是模棱两可地回答道：

“我的老家住在太谷小常村。5年前，才搬到太原，撑起了这个谦益信车铺。在老家时，有一次我掩护过八路军的两个地下工作人员。和他们也算是认识，有那么一点点联系。”

黄参谋问道：“现在还有联系吗？”

张全禧说：“在老家时，他们常来看我。现在来到省里，和他们见面的机会少了。”

黄参谋哼哼哈哈地应着声，态度还是不明朗。张全禧分析，他之所以还犹疑不决，一是因为对我党我军的具体政策，还不十分了解。再者，是因为他总认为只有去投靠老上级陈长捷才是出路。因此，张全禧和他谈到这里，再没有往下说，便分手了。

1948年11月，天津解放，敌警备司令陈长捷被我军活捉了。

张全禧得知，心中暗暗高兴。他当天晚上，便带着这个消息去找黄参谋。一进门，见黄参谋独自呆呆坐在那里，愁眉不展，心事重重。看来，他已经得知陈长捷被活捉的消息了。

张全禧见这是个好机会，便说：

“黄参谋，形势发展很快，有的根本估计不到。看来，投奔天津这条路，是走不通了。我们还是另图打算吧！”

黄参谋情绪很坏，答腔道：“有什么更好的出路呢！弄不好，太原城破，我也会走陈长捷的路。”

张全禧便给他分析了他与阎锡山的亲信爪牙的区别，肯定了他的爱国心和正义感。指出，只要愿意和人民站在一起，再不做有害于人民的事，人民是既往不咎的。解放军也是会衷心欢迎的。

张全禧如此这般一说，果然奏效。黄参谋沉思了片刻，忽然问：

“张经理，依你之见，我现在这个样子，能不能去投靠解放军？”

张全禧说：“让我说嘛，那有什么不能的？你要真心诚意，我可以帮忙。我们村就有解放军的地下工作员。我和他们联系联系。”

张全禧边说，边注意观察黄参谋的表情。见他并无反感，又接着试探着说：

“如果真的要走这条路，得赶快下个决心。再说，要走也不能就这样走。最好，在走之前能做一些工作。”

黄参谋听张全禧说的都在理，一个劲地点头。最后，他长吁了一口气，说：“原先，我是‘亲训师’的参谋长。那会儿，就是活捉他阎锡山，也能办得到。现在，兵权失手，不能接近他，又能做些什么工作呢？”

张全禧听他说完，故意在地上踱来踱去，嘴里念叨说：

“既然要做点事，就要干点像样的事。什么事对解放军最为有用呢？……”

他想了片刻，止住脚步，为黄参谋出主意说：

“你看这样行不行？解放军很快就要攻城了，你可以利用你的参谋身份，到前沿各个阵地去视察，了解—些城防部署和工事构筑情况，为他们攻城提供点情报。解放军一定很欢迎。”

由于形势所迫，天津走不通，太原呆不住，要投奔解放军，也只有立功赎罪才稳妥。黄参谋答应了。两人又详细研究了一番，决定搞个阎锡山的城防图，及时为解放军提供一份重要的军事情报。

这天，黄参谋把张全禧请到家中，取出一套军官服装，给张全禧穿上。给他明确了“参谋助手”的职称，两人便同坐一辆军用吉普车，开始到各个前沿阵地进行“视察”。

他们先城东，后城南，又汾西，一处一处仔细察看，一项一项都牢牢记在心里。他们用了半个月的时间，走遍了前沿各阵地。他们白天去“视察”，晚上就把收集到的工事、炮兵位置、主要部署、火器配备，一一标绘在图上。

为了进一步搞到阎锡山的城防作战方案，他们又以“核实校正作战图”的名义，向各守备部队索取了各种有关作战的资料。哪个地方是主要防御方向，哪个地方是次要防御方向，哪个地方组织了几层火力，哪个地方为扼守的要点，哪个地方兵力较弱，哪个地方是结合部，哪个地方是炮兵的火制区等等，都明确地标在了他们自制的城防图上。

经过他们的合作和努力，11张城防图绘制成功了。

11张图，卷起来一大卷，叠起来一大摞，目标很大，难以隐藏。如何把它送出城去，成了一大难题。

黄参谋在积极想办法，张全禧更是急得每天睡不着觉。要是送不出去，或者被敌人查获，前功尽弃，人头落地，都是小事。更重要的是不能给我军提供情报，会给部队攻城造成极大的困难和伤亡。他记取了乔亚和刘鑫同志的教训，和黄参谋商定了送图的任务，一定要由他亲自来完成。

想来想去，他们终于在修自行车工人张宪明同志的协助下，想出了一条办法。他们把一辆半新半旧的自行车拆开，从车梁的焊接处锯断，在每个管子里都塞进三张城防图。又将前后车轮的内胎也割开，各放进一张城防图。然后，又照原样把车梁焊接住，把内胎补好，打上气，一点痕迹也不露。就是敌人检查再细，也检查不出来了。

第二天，天刚刚发亮，张全禧就打点好行李，等着黄参谋。

8点多钟时，黄参谋开着吉普车来了。谦益信车铺的几位工人，把那辆自行车捆到吉普车后边。黄参谋将开好的几封信，交给张全禧。两个人一同坐进吉普车里，便朝大南门开去了。

黄参谋很顺利地把张全禧送出了大南门。在一个隐蔽的地方，他们停下来。张全禧从车后将自行车解下，便向黄参谋告辞，推着车子向杨家堡走去。

近来，太原城内外防守更加严密，城内不允许任何人随便出入。即便是军人，也需经太原市警备区批准。但在杨家堡一线的前沿阵地上，负责防守的亲训师第三团团长原是黄参谋的老部下。他见到张全禧递给他的信，得知是黄参谋的“卫士”要到太谷去安顿家眷，便毫不为难地笑脸放行了。

张全禧推着那辆自行车，顺利地越过敌人的封锁线，安全到达了“九○九”情报站。

城防图很快由一九三师，转到了太原前线总前委指挥部。它的及时到来，为太原总前委指挥部制定攻城作战方案，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