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优柔寡断

1948年秋天，国民党军在东北、华北接连败退。济南和兖州相继失守，国民党人心浮动。其时，国民党国防部长何应钦刚刚上台不久，心里也是焦虑不安。诚然是受命于危难之际。但他马上就得直接面对这个严酷的现实，不得不拿出更多的精力来对付解放军愈来愈凌厉的攻势。蒋介石得知丢了济南，更是暴跳如雷，将收音机摔得粉碎。

在淮海战役前夕，国民党军事上的优势完全丧失。政权有摇摇欲坠之势。而10月下旬，蒋介石又亲自在北平指挥辽沈战役，迟迟没有对全国性的战略作出决策。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国防部长何应钦见势不妙，为了能对蒋介石有个交代，不得不使出浑身的解数，尽量来保住蒋家王朝的半壁江山。

10月22日何应钦召集刘斐、萧毅肃、郭汝瑰、顾祝同等人研究中原作战的计划。何、顾认为辽沈战役失败已成定局，从全国形势看，应该诱导华北“剿总”以主力部队在津塘地区进行持久战，以牵制东北野战军，使解放军不能增兵黄河以南，从而改变其中原地区的不利形势。

这时在中原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由徐州“剿总”刘峙和华中“剿总”白崇禧分别掌握，二人相互协作很差。刘峙是有名的“福将”，别看他指挥作战不行，却连连高升。在抗战初期，时任第一战区第2集团军总司令的刘峙率部千里溃逃，丧师失地，只因为是蒋介石“忠实可靠”的心腹爱将，事后不但没有受到任何处置，反倒福星高照，官运亨通，早就引起了许多其他国民党将领的强烈不满。在1948年6月，蒋介石撤销其“陆军总司令徐州司令部”时，内部就有以白崇禧统一指挥各军之议，后来因为蒋介石、陈诚、顾祝同等人不放心白崇禧，所以才另设徐州“剿总”，任命“猪将军”刘峙为总司令，以分白的兵权。

当时南京政府内部议论纷纷，说徐州是南京的大门，应派一员“虎将”把守。若不派一虎，也应派一只狗看门，而今派一只猪，眼看大门就守不住了。当时任国民党国防部第三作战厅厅长的郭汝瑰听了这个笑话，就讲给顾祝同听。顾祝同没有笑，他板起面孔对郭汝瑰说：“徐州剿总的人选，我们考虑过两个人，即刘经扶(刘峙)和蒋铭三(蒋鼎文)。蒋铭三日夜嫖赌，常常不理公务，比较起来还是刘经扶好些。”刘峙就是这样当上了徐州“剿总”的总司令。

6月14日，刘峙率参谋长李树正乘飞机由南京飞往徐州，正式就任“徐州剿匪总司令”。临行前，刘峙提出要求，要在“剿总”下设一个“前线指挥部”，建议让国防部挑选一名黄埔一期出身、曾任兵团司令以上、资深而有作战经验、能孚众望者，以副总司令名义兼任“前线指挥部”主任。

这个想法，刘峙在头脑里酝酿已久，一开始他就提出来，把“前线指挥部”放在徐州，其目的显而易见：有了这个“有言在先”，以后自己好脱身到后方指挥。因为刘峙是直接通向蒋介石的人物，国防部长何应钦只好同意了这个提案，就以宋希濂和杜聿明为基本人选，签请蒋介石裁定。蒋介石最后选中了东北“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主要也是想以杜之长来辅助刘峙的不足。

从此，刘峙便事事放手让杜聿明安排。而杜聿明仗着他11个军的强大兵力，主张乘解放军新得济南的间隙，佯攻济宁，收复济南，实行《对山东共军攻击计划》，蒋介石和何应钦一致同意这一计划。

正当徐州国民党军主力向北推进之际，东北战场告急，蒋介石匆忙之间又把杜聿明调往锦州。刘峙顿感六神无主，急得直叫：“光亭走了，如何是好，北进谁能做主。”过了两天，副参谋长文强等请示刘峙：前线军事是坚决按原计划执行，还是有所改变。刘峙回答说：“光亭走了，谁能指挥得了前线的部队，我已经命令部队停止待命，原计划暂缓执行。”又说：“光亭既已升任冀热辽边总司令，不再回徐州，我正打算保荐宋荫国(宋希濂)来接替光亭，否则，守徐州的责任重，我个人是担不起的。”趁此机会，刘峙便命令部队停止待命，转而保举宋希濂来接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随之，佯攻济宁，收复济南，实行《对山东共军攻击计划》的作战计划便告流产了。

刘峙所部黄百韬、邱清泉、李弥、孙元良4个兵团共40多万兵力，从西往东，自河南商丘到连云港，排成了一字长蛇阵。对于作战来说，这是一个最容易截击，被各个击破的阵势。作为全军主帅的刘峙，却并没有及时改变这种阵势。

刘峙胖胖的身躯，圆圆的面孔，看上去并不讨人嫌，相反倒还让人有几分喜欢，另外他也不盛气凌人，好像总是严肃不起来。他不大过问具体繁琐细节，谁都知道刘峙本事不大，人很随和，是有名的福将，不管是打胜仗还是打败仗，部属跟着他都有官做。

现在，何应钦觉得不妥当了，他又重新提出以白崇禧统一指挥之议。本来何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但蒋介石疑忌何应钦而信任陈诚，因此，何又拉拢白崇禧。并且根据我中原野战军向禹县移动的情报，判断中原野战军即将进攻郑州，也可能协同华东野战军向徐州“剿总”的辖区进攻，因此主张徐州“剿总”放弃陇海线上各大城市，集中兵力于徐州外围。华中“剿总”以第12兵团所辖第2、第10、第15及第18等四个军进出周家口附近，依情况策应徐州“剿总”或华中“剿总”之作战。

当天就制定出了作战计划，命郭汝瑰在23日送到北平向蒋介石请示。临行之前顾祝同嘱咐再三：“要报告总统，白健生(即白崇禧)只是暂时统一指挥，会战结束后，华中‘剿总’和徐州‘剿总’仍将分区负责。”郭汝瑰到达北平的当天，蒋介石就作出了决定：

(一)徐州方面应采取攻势防御，可放弃郑州、开封等城市。第四绥靖区刘汝明部应固守商丘，第44军李振清部可由郑州退黄河北岸，准备以后打游击；

(二)华中、徐州两总部由白崇禧统一指挥；

(三)第2军及第15军可归入第12兵团序列，华中“剿总”必要时可以放弃南阳，以便使第12兵团进出周家口；

(四)可令宋希濂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

遵照顾祝同的嘱咐，郭汝瑰还是小心翼翼地向蒋介石说明叫白崇禧统一指挥只是暂时的措施。蒋介石说：“不要叫他暂时指挥，就叫他统一指挥下去好了。”为了敷衍白崇禧，蒋介石还是故意作出了个对白崇禧很放心的姿态。

10月24日，何应钦致电白崇禧，告知他蒋介石关于让他统一指挥的决定，并以蒋介石的名义向他下达了作战指示。

10月29日，在国防部的作战会议上，何应钦提出“守江必守淮”的主张。但与会者围绕如何守淮各执己见，就形成了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主张徐州“剿总”除以一至两个军坚守徐州之外，所有陇海线上的城市完全放弃，集中所有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间的津浦铁路两侧，作攻势防御，无论“共军”由平汉路、津浦路或取道南下，均集中全力找寻“共军”决战。

第二种意见，主张退守淮河南岸，凭险据守。

华东野战军部队经鲁西南地区向徐州挺进

择其善者而从之。在这两种结果面前，蒋介石思前想后，如果退守淮河，以后将不方便向平汉路或向北方面机动，一旦“共军”打通陇海路，向东向西调动兵力，都会很灵便，那样将对“国军”的处境造成不利。他觉得还是采取第一种意见的好，放弃海州(海州守敌第九绥靖区司令李延年这时还被蒙在鼓里)，必要时还可以放弃商丘。当天，他又明确地通过电报告诉了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

临阵不决是为将者的大忌，但蒋介石已顾不得这么许多了。哪里危急，他就先忙哪里，把次要的往后放。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曾主动提出出击鲁西南，与我华东野战军决战的举动，颇得蒋介石的欢心，就在这一方案马上要付诸实施的时候，辽沈战场告急。为了稳定东北的局势，蒋介石紧急把杜聿明调往东北，把徐州战场的一摊子事丢在一边。

辽沈战役发起之初，我华东野战军在濮阳一带整休，蒋介石得到这一消息，很是欣慰和放心。于是命令徐州各军就地固守，静观事态的发展。

就这样，他一会要放弃徐州，退守淮河；一会要出击鲁西南；一会又要固守徐州；搞得自己手下的将领也摸不着头脑，统帅部更是朝令夕改。

自我中原野战军解放郑州、开封后，与华东野战军造成东西夹击徐州之势。这时蒋介石才觉察到，我中原野战军有东进徐蚌，协同华东野战军作战的意向。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攻势之强大，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此前，他正想把江北主力撤退到江南，但又怕撤退后动摇军心，一直在心里犹豫不决。现在他已经判明解放军的首要目标是吃掉黄百韬兵团。蒋介石深感徐淮战场危急，于是急忙命令黄百韬兵团迅速西进；邱清泉、孙元良兵团及新组建的李延年兵团、刘汝明兵团向徐州集结；华中“剿总”集团的黄维兵团尽早投入徐州战场，即令黄维兵团由豫西唐河地区迅速返回确山、驻马店，尔后轻装东进，限其11月10日赶到阜阳、太和地区，增援徐州战场。

蒋介石企图将徐州周围的各兵团向徐州收缩靠拢，然后再由徐州向淮河一线撤退，集中兵力于徐州至蚌埠地区，与解放军进行“徐淮会战”。蒋介石电示徐州前线将被人民解放军击毙的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司令官黄百韬(即黄伯韬)的胸章和照片领：“此次徐淮会战，实为我革命成败、国家存亡最大之关键。务希严督所部，切实训导，同心同德。团结苦斗，期在必胜，完成重大之使命是为至要。”

字里行间，蒋介石稍稍流露出一丝隐忧。

中央军委从容定大计

中原重镇郑州解放后，中央军委电令陈、邓，攻克郑州休息数日后，迅即东进。两天后又指示中原野战军主力到蒙城地区集结，然后直取蚌埠，并准备渡淮南进，占领人民解放军苏北兵团通过唐河，向徐州东南前进蚌浦段铁路。陈、邓根据敌我态势，进行了反复研究，当天下午就急电军委，建议把集结地点改为永城、亳州、涡阳中间地区，这样无论出宿蚌线或打孙元良更方便。

中央回复同意。10月24日，在东进之前，邓小平在郑州绥署礼堂主持召开了参加郑州、开封作战部队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作了个简短的动员。邓小平说：“我们很快就要东进了，任务是要同华东野战军部队一起进行徐州会战，围歼国民党在围歼黄维兵团的同时，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以五个纵队南下迎击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这是坚守阵地九小时，胜利完成阻击任务的某部八连。军在长江以北的主力兵团。同志们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坚决彻底地消灭徐州地区的敌人，绝不能让敌人退逃江南。对此，每一个干部都要有清醒的认识，因为敌人退守江南将会给我们的渡江作战带来极大的困难。”邓小平本来就喜欢长话短说，这次讲话更是斩钉截铁，掷地有声。会场寂然无声，大家都在静静地倾听，不知不觉地就攥紧了拳头。

进入10月的最后一天，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在知道中原野战军不出淮南以后，就向中央建议：淮海战役即将发起，战役规模很大，请已到达前线的陈毅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统一指挥为好。

于是，中央军委立即作出决定，本战役由陈毅、邓小平统一指挥。

陈毅、邓小平复电：“本战役我们当负责指挥，惟因通讯工具太弱，故请军委对粟、谭方向多直接指挥。”

从上面这几次谦让当中就可以看出，将帅三方相互信任、同心同德。这和敌方恰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孰优孰劣，自不待言，而孰胜孰败，已初见端倪。

此时，华东野战军正在部署割裂、围歼黄百韬兵团，佯攻徐州。

与此同时，整个战局的发展对我军十分有利，在淮海战役即将发起之时，辽沈战役胜利的捷报传来。毛泽东兴高采烈，欣然命笔，写下了代表党中央祝贺全东北解放的电文。一时间国内外舆论纷纷，国民党总统府上下人皆失色。

11月5日，中原野战军主力进入商丘东南地区，发现敌第四绥靖区部队停留在商丘及马牧集地区，陈、邓首长当即决定发起汴(开封)、徐(州)段作战，歼灭这部分敌人吸引邱兵团西援，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

11月7日，攻击发起，敌人向东撤退，1纵在兄弟纵队配合下，一直追到张公店地区。敌181师退到张公店、张阁地区，在张公店和张公店以东、以南及东北方向构筑防守阵地，掩护第四绥靖区主力东撤。

人民解放军在围歼黄伯韬兵团时，华东野战军以三个纵队配署于苑山至大许家之间，顽强阻击由徐州东援的国民党政府军队。这是担任阻击任务的人民解放军某部八十七团一营在构筑工事

1纵各部队立即行动。凌晨4时，8团攻占许庄，敌人犹在梦中。在这期间有件事说起来如同笑话一般，敌人让当地的群众给1纵参谋长潘焱送来一封信，上面写道：“驻地友邻军鉴：南面不断打枪，究系匪军捣乱，抑或与我部发生误会，望告师部。”潘焱阅后朗声大笑，敌人主动把军情送上了门来。机不可失！下午，1纵派两个旅从东西两面迅速逼近张公店、张阁庄、小张庄，华东野战军3纵8师越过陇海路，同时对这部敌人形成分割包围之势。

11月8日，1纵对敌总攻击开始。在持续的攻击之下，敌师部火力点被消灭，敌人在炮火和硝烟当中人喊马嘶，乱成一团，敌师部院墙被炸开，敌人有的吓得蹲在墙根，有的钻进工事喊了起来：“你们不要打枪了。”我军的战士们喊：“解放军优待俘虏，缴枪不杀。”随着喊声，一群群敌人慢慢地举着双手走了出来。敌第四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兼181师师长米文、少将师参谋长董汝桂、少将参议张述文等800多人被俘。

张阁庄守敌也以敌团长胡树荃为代表向我军递交了投降信。

战役开始前后，我军在徐州周围的作战行动，曾使国民党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误认为我军要攻打徐州，他惊慌失措，拼命把兵力向徐州集中。当发现黄百韬兵团被围后，蒋介石即严令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全力东援解黄兵团之围，刘峙遂在11日下午决心调第2、13兵团5个军12个师的兵力向徐东方向进攻，企图解救黄兵团。这时，能否阻挡住徐州之敌东援，就成为能否全歼黄百韬兵团的关键。华东野战军首长当即调整部署，命10纵司令宋时轮、政委刘培善统一指挥10纵、7纵和11纵，于徐州以东陇海线两侧地区阻敌东援。

运筹帷幄

淮海战役的大幕终于徐徐拉开了。淮海战役使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由原来的配合作战，转变为统一部署下的直接协同作战，以23个纵队(中原野战军7个纵队，华东野战军16个纵队)及广大地方武装，同以徐州地区为中心的南线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

我中原野战军以清脆的枪声在中原广大地区打响以后，华东野战军立即全军南下。

10月11日，毛泽东在《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电报中，曾着重指出：

“要用一半以上兵力，牵制、阻击和歼敌一部以对付邱、李两兵团，才能达成歼灭黄兵团三个师之目的。这一部署，大体如同9月间攻济打援的部署，否则不能达成歼灭黄兵团之目的。”

用“一半以上兵力”来打援的巨大决心和部署，完全出乎国民党当局的意料。它对于淮海战役的首战告捷起到了重要作用。

多谋善断的毛泽东，在淮海战役正式发动前的一个多月中，和中央军委同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的指挥员反复磋商，根据不断变化着的形势及时地调整部署，从多种方案中比较选择，做出了正确的战略决策。从而使这场波澜壮阔的大决战得以有条不紊地胜利进行。

虽然基本方针已定，毛泽东依然十分谨慎，这同他平常不拘小节的性格几乎判若两人。10月27日，在决战前夕，他还没有因此而完全放下心来，再次致电华东和中原野战军叮嘱道：“你们在研究部署时除根据当前情况外，还要估计到情况的某些变化，要设想敌可能变化的几种情况，其中应包括一种较严重的情况，要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有对付的办法。”

第二天，华东野战军向中央军委、中原野战军报告围歼黄百韬兵团的作战计划。10月30日，毛泽东复电：

“计划与部署甚好，请即照此施行，”并且提议说：“各处一起动作，使各处之敌同时受攻，同时认为自己处于危险境地，互相不能照顾。”陈、邓方面“亦请同时动作”。

布置已定，毛泽东长出了一口气，又把目光投向遥远而辽阔的战场。

由于预见到淮海战役的规模会越来越大，毛泽东立刻考虑到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并肩作战的问题，一封封电报出自他那双拨云拨雾的手发往前线。

进入1948年11月以来，东北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毛泽东觉得原定在新安镇地区歼灭黄百韬兵团后，华东野战军主力转向淮安、淮阴地区的部署已不能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展。在淮海战役打响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7日，他致电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的领导人，提出第一仗估计需要10天左右时间，力争歼灭黄百韬等部22、23个师，如能达成此项任务，整个形势将改变，你们及陈、邓即有可能向徐蚌线迫进。

那时蒋介石可能将徐州及其附近兵力撤至蚌埠以南；如果敌人不撤，我们即可打第二仗，歼灭黄维、孙元良，使徐州之敌完全孤立。毛泽东于深思熟虑之中，提前构思着将要扩大的战役规模。11月9日，毛泽东在收到粟裕、张震关于“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分别削弱与歼灭之”的建议以后，当天立即起草电报明确答复：“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

“隔断徐蚌，歼灭刘峙主力”的总方针确定以后，淮海战役渐渐发展为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止商丘，北起临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的规模空前的大决战。

至此，不管是国民党军队，还是共产党军队，都在急急忙忙地调遣部队向着自己的阵地和目标进发，如果有一张全景式的图画，可以显现我军正在这一广阔的战场驰骋纵横，排兵布阵。

1948年11月1日，毛泽东仍亲自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直接向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下达命令。他虽然在思索当中，但眉宇间却带着自信，挥笔写道：“白崇禧考虑到徐州、陇海会战一触即发，已经命令黄维在太和、阜阳集中完毕。华野战斗发起以后，估计从11月8日到11月18日之间战况最为紧张，你们务必保障在10天内使邱清泉兵团不能东援。你们除对付邱清泉、孙元良两兵团外，还要对付黄维兵团4个军。我们认为6纵必须尾追黄维，10纵在南阳附近协同2纵尾追黄维。你们认为怎样？盼复。”

此时的黄维兵团正在进发之中。

10月30日，白崇禧由汉口到达南京。当天下午5时，南京政府国防部开会讨论中原作战问题。白崇禧满口答应以黄维的12兵团转用于阜阳、太和、上蔡地区，并主动提议以第3兵团(辖第7、第48军，均系广西部队)随第12兵团进出阜阳和太和附近。但31日上午10时再次开会时，他突然改变主张，坚决不肯统一指挥徐州和华中两“剿总”，并且认为第2军和第15军在形势和距离上不便归第12兵团序列，只同意第14军、第85军归入第12兵团。这就成了第12兵团指挥第10、第14、第18、第85等4个军进出周家口附近机动。

白崇禧一夜之间就改变了统一指挥的原议定，曾让许多人大惑不解。根据当时南京政府国防部的人们推测，有可能是白崇禧怕蒋介石做成圈套，准备于会战失败后委过于他。从以后事态发展看，人们才知道这与美国支持李宗仁，逼蒋介石下野有关，他是存心要拆蒋介石的台，给蒋介石一个好看。另一方面，蒋介石之所以让白崇禧来当徐州“剿总”的总司令，也有他自己的小算盘，他是为了让白崇禧手握的重兵驰援徐州，以桂系军队保卫他的南京和上海。精明过人，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才不上他这个当。

白祟禧原计划让黄维兵团赴援徐州，但等他回到武汉后，先是令黄维回师确山，后来又让他参加南阳作战，惹得蒋介石大动肝火，动不动就要骂人，但他又拿白崇禧毫无办法，干脆直接下令黄维按计划行动，仍赴援徐州。

为把黄维兵团拖住，刘伯承、邓子恢、李达率我2纵、6纵和地方部队，在桐柏山区艰苦转战。时至11月1日，蒋介石感觉到徐州方面吃紧，急调黄维兵团在确山地区集结，准备经阜阳、蒙城东援。

黄维接受东进命令后，即令各军向确山、驻马店地区集结，进行东进阜阳、太和的准备。

11月5日，黄维兵团在确山、驻马店集结完毕。分两路由确山、驻马店出发，向阜阳开进。

第二天，黄维兵团慌里慌张地仓促上路了，连粮草弹药都没有充分准备，就一路急奔而去。

为了赶时间，黄维将各军分成左右两路纵队，自己亲率一部分，由确山出发。黄维的路线是，连渡洪河、颖河，直达蒙城地区。

黄维坐在敞篷的吉普车里，大有一股“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自豪之情。另外，他也不相信“共军”会有三头六臂，能阻挡得住他的现代化兵团。

一路上，载重汽车拖着庞大的舟桥，在隆隆作响的声音中拼舟架桥，行军的队伍一眼望不到边，人群和汽车、坦克、大炮混杂在一起，场面蔚为壮观。黄维殊为得意，仿佛扭转乾坤已非他莫属。

根据黄维东调、王凌云第十三绥靖区南移的情况，中原野战军已经作出安排，刘伯承、邓小平、李达共同向中央军委作了汇报。

淮海战役总前委成员。左起：粟裕、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谭震林。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

为了继续牵制黄维兵团东调，刘伯承命令王近山率第6纵队实行尾追，不让黄维兵团顺利东进，同时命令第2纵队协同6纵坚决拖住黄维兵团。

刘伯承指示2纵和6纵：“要采取一切有效办法来截击、阻击东进的黄维兵团，迟滞其运动时间，以协助主力作战达到胜利。2纵应计算行程在6日黄昏以前赶到上蔡、汝南间，对敌右侧适时阻击、腰击，利用诸河流方向阻敌也需注意。”

同时，刘伯承要求豫皖苏军区地方武装和第1纵队第20旅沿途破坏道路桥梁，做好阻击准备。这已经是我军拿手的保留节目。

作战室里，刘伯承和参谋长李达等人还在研究敌情。

李达对刘伯承说：“师长，对付蒋介石的‘长蛇阵’你是很有办法的，现在老蒋摆了个‘十字架’，你打算怎么对付？”李达叫惯了刘伯承师长，一直还在用师长的老称呼。

刘伯承指着墙面地图上的敌我态势说：“你们仔细看看，蒋介石这回摆的还是他那个以不变应万变的‘长蛇阵’，只不过稍微变了点形，以徐州为界，扭起了蛇腰。我看了，我们也用不着去想什么新办法，就用我们的老办法，夹敌额、揪敌尾、断其腰。”

说完，刘伯承拿起一根教鞭，在地图上边比划边说：“军委的意图，是首先歼灭黄百韬，这是‘夹其额’。我们把黄维拖进了桐柏山，使他不能东顾，这不就成了‘揪敌尾’了。至于蛇腰，那就是徐蚌线，腰的要害部位在这儿。”刘伯承用教鞭敲了敲地图上标着宿县的小圆圈，接着说：“我们应该建议军委和陈老总、邓政委，相机攻取宿县，斩断蒋介石的‘蛇腰’。”

李达等人点点头表示赞同。征求完大家的意见后，刘伯承当即起草电文。

做好部署，刘伯承立即起身前往淮海前线。更大的战斗和一幕幕精彩的好戏都将在前台登场。

攻击令下

徐州大战爆发在即，由于白崇禧拒绝统一指挥，杜聿明还在葫芦岛指挥撤退。而刘峙又十分糊涂难当重任，无力指挥即将爆发的徐蚌会战，10月30日由北平回南京的蒋介石万般无奈，决定于11月4日亲赴徐州。后来因为有事才临时改成由顾祝同去代他调整徐州的部署。

11月4日，徐州机场。

刘峙早早地就迎候在这里了，国民党参谋总长顾祝同在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的陪同下走下飞机，刘峙就迎了上去，陪着顾祝同先检阅了部队，才驱车直奔“剿总”司令部。看着还算整齐的部队，顾祝同除了享受只有总统才有的待遇外，一时也说不出什么。顾祝同马上召集邱清泉、黄百韬、李弥、孙元良等各兵团司令和所有可能离防到徐州的军长等召开作战会议，研究徐州方面的作战部署。

郭汝瑰在宣读由国防部制定的作战计划。趁此机会，顾祝同则关注着在场众人的反应。

顾祝同最先注意到的就是他的黄埔同学、第2兵团司令邱清泉，今天他的坐相还算老实。顾祝同非常了解他这个同学，此君是从一个少尉排长一步步地升为中将兵团司令的，向来为蒋介石所宠爱。他现在可算是中央军嫡系中的嫡系、精锐中的精锐，所以非常狂妄，一般不买别人的账。加上他那受过伤的上唇被缝了数针，留下了一道深深的沟痕，一说话嘴就歪，越发显得满脸骄横。在国民党军中是出了名的“邱疯子”。

邱清泉出身于书香门第，所以他常常以儒将自居，但是却又非常迷信。目前他兵驻河南，总觉得商丘这个地名与他的姓氏相克，是“伤丘”的谐音。为这，他几次请求国防部要求换防，苦于没什么理由，国防部一直没批。这时，郭汝瑰正宣读到“第2兵团以永城、砀山为中心集结”，邱清泉马上面露喜色。

很快，郭汝瑰宣读完了作战部署，顾祝同脸色淡漠地提出请在座的各位发表意见。

第7兵团司令黄百韬首先站了起来，说在郯城以北地区发现解放军强大部队，可能要向他的兵团进攻。在前不久，黄百韬曾向刘峙提出过他的看法：“第一，陈毅部主力(指鲁南部分)将会合其苏北的3个纵队，夹击我部，而刘伯承部则从西南方向牵制支援我之援军，如我部被击破，那么将循序击破我各兵团，这个企图非常明显。第二，我军分布在陇海沿线，战线辽阔，备左则右寡，备前则后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惟有效拿破仑的团式集中法，结合各兵团于徐州四周，然后掌握战机，趁陈、刘大军尚未会师，便可各个击破之。”

黄百韬心情十分急切，但他的意见呈上去，久久得不到回音。

蒋介石给黄伯韬的亲笔信

在内战战场上，黄百韬是国民党军中少有的几个能打仗的将领之一，是顾祝同的心腹爱将，曾经是顾祝同部第25军的军长。顾祝同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特地保举黄百韬当上了第7兵团司令官，而第7兵团是国民党的主力兵团之一。在豫东战役中，国民党军主力部队被我华东野战军包围，蒋介石命黄百韬率第25军前去增援，不料也陷入重围之中，死战了8昼夜才得以突出重围。为此，蒋介石亲自授予他青天白日勋章一枚，褒奖他建立的“殊勋”。见蒋介石给杂牌部队出身的黄百韬这么高的荣誉，蒋的亲信邱清泉很不服气。邱清泉认为黄百韬虽然突出了重围，但并没有救出被围的部队。自此两人失和。

在徐蚌会战之前，蒋介石为了阻止苏北地区的解放军北上和鲁南解放军南下，截断徐州、海州间交通，命令黄百韬的第7兵团集结在徐州以东的新安镇附近。

趁这次开会的机会，黄百韬再次提议：采取以徐州为中心，集结各兵团对东南西北各个方向备战，进行深沟高垒，各兵团互相衔接的所谓“乌龟战术”。他还为自己表白说：“并不是我自己怕死，而是这样才能够持久，海州守不守并无关系。”

“不对！”邱清泉冷不丁地大叫了一声，歪咧着大嘴，很不屑地瞟了眼黄百韬说：“总座，我已抓住共军第3纵队侦察员，目前陈、刘‘共匪’已对我部形成东西夹击之势。华东野战军的第3、第8、第10、第11纵队及两广纵队在鲁西，其先头部队已到曹县、城武。”

李弥也站了起来：“总座！我部也侦察到共军主力正向我逼近。”

“各位，共军真正垂涎的是徐州！”刘峙也不甘落后地抢着发言：“徐州可是‘剿总’所在地，徐州不保，群龙无首。城内必须拥有重兵才能守得住，万万大意不得！”

与会者里面，只有两个人一直坐着没吭声。一个是第三绥靖区司令冯治安，按说只有他的部队才真正处在最前沿，但他知道自己是杂牌军，历来就是当炮灰的，说了也等于没说。另一个是第16兵团司令孙元良，他出身黄埔，却不愿参加这种有伤和气的争论。

“共军”主力到底何在？他们的作战意图在哪里？大家各执一词，莫衷一是，讨论没有任何效果，只得草草散会。

会议结果认为，无论华东野战军主力何在，徐州“剿总”各兵团在陇海路上一线排列，态势总是不利，必须进行调整。于是根据10月29日何应钦提出的“守江必守淮”的方针，决定放弃次要城市，集中兵力于徐州、蚌埠间津浦铁路两侧地区，作攻势防御，以巩固长江而保卫京沪，并决定了必要时可将徐州“剿总”移蚌埠指挥，徐州以一两个军坚固守备。

当晚顾祝同返回南京，在第二天又补发了正式命令：

(一)徐州守备部队应切实加强工事坚固守备；

(二)第7兵团应确保运河西岸与第一绥靖区、第三绥靖区密切联系，并在运河以西地区“清剿”；

(三)第2兵团以永城、砀山为中心集结，并在附近“清剿”；

(四)第13兵团应集结于灵壁、泗县地区机动并在附近“清剿”；

(五)第16兵团即以蒙城为中心，进行“清剿”，掩护津浦铁路之安全；

(六)第四绥靖区移驻临淮关，以原第八绥靖区为该绥靖区的辖区，原第八绥靖区着即撤销；

(七)淮阴守备应由第4军担任……

(八)东海方面应机动作战。

顾祝同发出上述命令后，又认为在东海第九绥靖区及第44军由海上撤退有许多困难，就又下令各部兼程经新安镇向徐州撤退。第44军到达新安镇后，受第7兵团司令黄百韬指挥，一同退过运河。第九绥靖区人员到徐州待命。

顾祝同以为用少数兵力固守徐州，可以使解放军不能有效利用陇海铁路东西调动军队，且主力控制于徐州、蚌埠之间，如果解放军向徐州进攻，无论沿平汉铁路或者经苏北地区南下时，他均可集中五个兵团寻求决战，在解放军未能击破其主力以前，便可保住淮北，从而也就守住了长江。

经过这一番部署，顾祝同心里很是得意，觉得总算对老头子有个交代了。

根据这个作战部署，体现在陇海路东段，自然是海州撤守，黄百韬兵团由东段撤回徐州。海州决定撤守以后，刘峙又下命令，让原先兼程驰援海州的100军立即折回新安镇，归入黄百韬第7兵团的序列。

第九绥靖区司令官李延年接到第100军不能东调的电报后，向正驻在海州的国民党总统府少将参军、战地视察官李以匡发牢骚说：“举棋不定，亡国之征！”

海州，处在陇海路东段，是山东、江苏边界的门户，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同时，它还是一个产盐基地，素有“盐都”之称。因为能通海运，所以在军事上、经济上的地位都很重要。蒋介石已经在这个地方经营多年。

李延年的第九绥靖区在海州接到撤退的命令，立即着手准备逃跑的事宜。没想到此时海州城里已是满城风雨。原来，刘峙开有几处盐店，他怕本钱蚀掉，就暗地派亲信、机要科长周某去报信。刘峙在通知李延年之前就已经把撤退的消息告诉了海州盐行的老板，消息传开，海州城人心浮动，官员们竞相逃命，局面不可收拾。撤守海州的决定，在南京政府国防部10月29日开的作战会议上就已经作出来了，一直到11月5日前，李延年都被蒙在鼓里，他还不如一个盐行老板知道得早：李延年异常气愤地说：“刘经扶看钱财比我们的事还大，真是岂有此理！这样泄露军事机密，不败何待！”

在这种情况下，李延年深感还是早点走的好。他5日夜间接到的通知，第二天就决定要撤退，他也是怕再不早走，刘峙又突然改变主意。

11月6日，李延年开始撤退时，又接到刘峙的电报，到达新安镇后，归黄百韬的第7兵团的序列。

此时，我华东野战军经过近一个月的休整，已是兵强马壮，并开始向鲁南集结。

淮海战场在相隔千里之外运筹帷幄，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统帅下，陈毅、邓小平指挥部，粟裕、谭震林、张震指挥部，刘伯承、邓子恢、李达指挥部三大指挥部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密切配合，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完成了对徐州守敌刘峙集团的战略包围。

此时，蒋介石根据我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将发起的攻势行动，已经判明解放军的首要目标是吃掉黄百韬兵团，便急忙命令黄百韬兵团迅速西进，邱清泉兵团、孙元良兵团及新组建的李延年兵团、刘汝明兵团向徐州集结，华中“剿总”集团的黄维兵团尽早投入徐州战场，将徐州周围的各兵团向徐州靠拢，然后再由徐州向淮河一线撤退，集中兵力于徐州至蚌埠地区，与解放军进行“徐蚌会战”。

1948年11月4日，华东野战军下达了淮海战役攻击命令。计划定于本月8日晚统一发起战斗。各部除了在自己受领任务的开进地段上，于7日黄昏前完成架桥准备外，统于6日黄昏开进。

11月5日，华东野战军主力进抵临沂、滕县一线集结待命。

11月6日，华东野战军司令部进驻临近的马头镇。当天下午，粟裕向华东野战军各纵下令：攻击！

华东野战军战斗打响后，陈毅、邓小平指挥中原野战军主力，配合华东野战军围歼徐州以东的黄百韬兵团，对陇海路的汴徐段守敌刘汝明兵团55军发起攻击，并解放了砀山，控制了郑州至黄口段铁路300多公里。

当天晚上，在徐州以东，博秋涛率我鲁中南纵队等部包围了郯城，歼灭了守敌第九绥靖区王洪九所部5000多人。

7日下午，王洪九光头赤脚、满腿泥巴，一副狼狈相，只带着少数人逃到了黄百韬的兵团部。

淮海战场上枪声骤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