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蹄声碎

一匹油光闪亮的枣红色战马，在由古源山至常德近郊河洑山的土路上撒蹄狂奔。铁蹄溅起泥沙，砸在路两旁干枯的河沟里，“嘚嘚嘚”的声响，在空旷的田野里回荡，一群群栖息在树枝上的鸟儿闻声惊起，扑翅向四周围散乱飞去。

“是虎贲吗？”骑在马背上的一个中国军队士兵大声问前方的路障哨卡。

“是虎贲。”哨兵回答。

“军部的！”

哨兵迅速闪开让路，几乎就在同时，飞奔的快马如同出膛的子弹般射了过去。

听到这一溜迅疾的马蹄声，在田地里帮老百姓种油菜、种冬萝卜的第57师官兵都停止了手中的活计，抬头向战马消遁的方向望去。他们面部的神情顿时严峻起来，他们敏感地意识到，战事来临了。

《书经·牧誓上》：“武王有戎车三百辆，虎贲三百人。”“贲”字和“奔”字同音同义，就是说武王的英勇战士像老虎奔入羊群一般，所向无敌。国军第57师，正是以此为荣誉代号。他们上至师长，下至士兵，所有的人都在军服的左臂佩戴一个品字形符号，上面印有“虎贲”二字。拥有“虎贲”的国军第74军，是国民党最精锐的五大主力之一。1943年5月，日军发动鄂西攻势，滨湖方向，敌以华容、石首等地作桥头阵地掩护，大举向湘北方面运动。当日军企图尚未判明清楚之前，常德已陷入恐慌之中。

王耀武奉命率第74军增援滨湖，51、58两师参加澧水流域北岸的追击战，余程万率57师驻防常德城内。“虎贲”入驻时，常德已成空城。大劫临头，部队入城后军纪严明，秋毫无犯，首先将全城洞开的门户妥为关闭，军官严束部下，非经指定，不得擅入民房，指定征用住所，均会同警备部、警察局、宪兵队将家具什物登记保存，以备开拔时同原主人当面点交。鄂西会战对常德来说无疑是虚惊一场，古城开始复原，市民心情怡然地纷纷归来。待城市秩序恢复后，57师移防城郊河洑山。面对完好如初的街道、楼宇、店铺，民众们感激涕零，交口称赞“虎贲”是他们的保护神，有“虎贲”的天神庇护，吉星高照，战火永远不烧常德。

可1943年11月4日这天，不祥的马蹄声还是在温馨的常德土地上踏响了。

57师师部设在河洑山道教太和观内，门口古树参天，高墙肃穆。

骑马的通信兵跃下马背，奔跑着向观内进去。

片刻的沉寂后，由师部指挥官周义重向57师所属169、170、171三个团及直属队发出余程万师长第一道命令：立即开赴常德，临战布防。

军令如山倒，昂扬的军号在各个部队所宿营的村庄吹响。

离别情

我是上世纪50年代出生在大陆的中国军人。我自幼便知道国民党是“刮民党”，国民党的军队是“遭殃军”。后来长大了读《参考消息》，知道国民党也骂共产党是“共产共妻”，共产党的军队是“土匪”。但我不相信国民党的宣传，因为我上学时念的课本，里面有解放军路过苹果园不动一个果子的故事，也有解放军攻进大上海，露宿马路的事迹。那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借东西要还的情节，更是被编成各种文字和节目，家喻户晓。

可我没想到相隔几十年，在奇山林立的湘西大庸，一户简朴得不能再简朴的院落里，原57师参谋处少校作战参谋杨云卿老人，向我叙述了同样的故事、同样的事迹、同样的情节，所不同的是，它们竟都发生在被称之谓“遭殃军”的国军官兵身上。

我感慨了。是感慨炎黄子孙共同具有的优良品行，还是感慨人类存在的难以填补的沟壑？也许我感慨的就仅仅是这些事情的本身而已。

“老倌子！老倌子在家吗？”

一个穿着蓝布棉袍的老倌子挂着笑，从屋里走出来，“长官，进屋来坐一下子”！

57师170团2营4连一个副班长提着木桶站在这户农民家门口，客气地推辞道：“不、不啦，我是来给您还桶的。”说着，将手里的木桶恭恭敬敬地递过去。

老倌子没有接，依依不舍地问：“你们要走啦？”

副班长点点头说：“要开拔进城了。”

“进城就不喝水啦？”老倌子诧异地又问。

“喝呀，不喝水怎么行？”

“那喝水用什么挑水？”老倌子显出几分农家的狡黠。

“用桶呀。”副班长不知是中了圈套。

“那你还把桶还给我做么子！”老倌子立即用责备的口吻说。

“嗨！”副班长一拍脑袋，怪自己不会说话。“不是，老倌子，桶是你的，要归还你。我们进城喝水会再去借，或者买新的。”

“现成的带走就是了，还去借去买做啥！”老倌子依然不肯接桶。

“我们长官说了有纪律，不能动百姓的财产。”副班长硬塞过去。

老倌子死活不接，生气地说：“是嫌我老倌子的桶破了烂了是不？那好，我再去给你换一只新的来！”

副班长听了不敢再拉锯下去，把桶往地上一放，拔脚赶紧逃也似的跑了。

工兵连两个大兵肩负重任，去老乡家还门板。门板是他们借了用来晚上睡觉的。

可他们站在老乡家空荡荡的堂屋里，喊了半天，也不见有人出来应声。他们觉得好生奇怪，院子里的竹杆上晾着衣服还在滴水，炉膛里的柴火显然是刚塞进去正熊熊燃烧，锅里的米饭“噗噗”冒着泡，可是人呢？

来之前，长官命令，要把借老乡的东西交到老乡手中才行。现在老乡家都没人，怎么还呢。这真把两个大兵急得团团转，活像在舞台上演《空城计》四处乱窜、探头探脑的跑龙套演员。

忽然，他们听到阁楼上有妹子捂嘴偷偷地窃笑。他们一下子明白了，原来是老乡故意躲着他们，好不让他们还门板。

于是他们心生一计，有意在锅台边用劲嗅着说：“啊呀，肚子饿了。”“就是呀，这么香的饭菜，老乡家没人也不敢吃呀！对，真让我看了眼馋呀！肚子好饿呀！”

老乡家的一位大嫂，终于熬不住，从阁楼上“噔噔”跑下来嚷道：“气(吃)饭气饭，快来气饭！有辣椒干鱼，还有腊肉……”

两个士兵见了大嫂高兴地敬了个礼，然后当着大嫂的面把门板卸下、放妥，道了谢，一溜烟跑了。

老乡们都涌了出来，大呼上当。

171团有个叫马宝珍的连长，安徽芜湖人，在黄埔军校四川铜梁十六期二中队毕业。小伙子待人热情随和，又长得一表人才，所以深受姑娘们的喜爱。但他发过誓，不驱倭寇，誓不为婚。因而他对戎马倥偬中萍水相逢的女子总是婉意谢绝。1941年12月，日军策动第三次对长沙的进犯，会战爆发后，日机不停地飞临长沙市上空狂轰滥炸。当时马宝珍正在干训团受训，驻在长沙市郊圭塘。一天拂晓时分，嘟、嘟的紧急警报声又在空中撕心裂肺地响了起来。几十架敌机像乌鸦一般盘旋。顿时，火光四起，一颗颗重磅炸弹呼啸着在马宝珍隐蔽的地方连续爆炸。趁敌机穿梭投弹的间歇他冒险迎着敌机飞来方向迅速奔跑，跳往刚炸出的新弹坑。正在这时，他瞥见一位年轻的姑娘被这惨烈的场面吓懵了，全身瑟瑟发抖，向他直勾勾地投来求援的目光。敌机又掉过头来，冷酷的机翼在调整角度，预备俯冲轰炸。千钧一发，马连长不假思索，一把拖起姑娘的手臂就跑，用力拽她一跃，掉进弹坑里。几乎同时，无数炸弹弹片就在头顶上空簌簌而下，訇然的声响随之传来，气浪将他俩掀倒，紧紧叠在一块，崩起的泥块雨点般撒满他们全身。

跳出坑外，姑娘跪下向马宝珍叩头，哭着说：“你救了我一命，我该怎样感谢你呢！请问恩人尊姓大名？”马宝珍告诉了她。姑娘又说：“我父母前几天被日本人炸死了，现在只剩我一个人了……”话尚未说完，奔跑拥挤的逃难人流就把他们冲散了。

在长沙火车站，马宝珍随干训团转移。南下的列车里三层外三层地挤得水泄不通，长沙人扶老携幼，哭爹喊娘地往车上挤。在万头攒动的人山人海中，突然有一个姑娘的声音在喊马宝珍。他顺着声音看去，正是几天前和他一起躲警报的那位姑娘，她穿过人群向他身边挤来。这时他才有机会打量她：身着淡杏色绸衬衣，暗红碎花短裙，肉色长丝袜，半高跟皮鞋，柳眉明目，樱口皓齿。她挨近了，一把握住马宝珍的手，大胆地说：“感谢上帝哟，又遇见你啦，我叫刘玉翠，我已经没有亲人了，只有你，我的救命恩人。你是个好人，如果你看得起我，我愿把终身托付与你，你到哪里，我跟你到哪里，一同抗日，甘苦与共。”

望着这位窈窕的姑娘，马宝珍也不禁怦然心动，可是战火连绵，作为一个漂泊无踪、不知生死的军人，哪里谈得上娶亲成家？他只得说：“这是什么时候，我给你带来不了幸福。好了，我送你上车，你先去桂林，再转到大后方去，多保重，勇敢地活下去！”姑娘忍不住泪水涟涟，伤心地哭起来。火车汽笛拉响了，站台上的人群再次掀起拥挤高潮，刻不容缓，马宝珍用力将她往车上一推，她奋力钻进了车厢。列车徐徐启动，她将半个身子探出车外，满脸泪水地朝马宝珍挥手，大声喊：“你也要保重啊！”

干训团结束，马宝珍分到第57师任职。这次随部队撤到河洑山扎营，房东是一位开明绅士，家里有位待字闺中的姑娘。没想到短短几月时间，却生出一段缠绵悱恻的艳情。

湘北的夏秋交替时节，白天太阳晒得燥热，到夜间却刮起阴风，吹得人冷飕飕的。那天半夜，马宝珍已熄灯躺到床上了，却听到房东家响起慌乱而又嘈杂的人声。他连忙起身出来察看，只见宅门洞开，房东的家人和一些外人脚步匆匆，进进出出，踏得年久的木板地“咚咚”直响。人们一会端着水，一会提着壶，在昏暗的灯光中楼上楼下地跑动，神色皆紧张而又悒郁。楼上是小姐的闺房，莫非是……

他扣紧军衣，登上楼去探视。

虽然是头一遭进闺房，但他除了嗅到一股异样的香味之外，其他都顾不及仔细端详。他看见小姐躺在雕花的床上，灯光映照出她惨白的脸色，两眼微合，喘着粗气，模样很痛苦。

马宝珍关心地问房东老绅士：“小姐怎么啦，是不是病啦？”

老绅士心绪败坏地点点头。

“那要去请医生来看呀。”马宝珍说。

“请啦。”老绅士声音嘶哑地回答。

“什么病？”

“说是摆子鬼附体啦！”老绅士愁眉不展地说。

摆子鬼是乡间巫医郎中的说法，而医学名称则该叫疟疾。马宝珍正要再问下去，一阵楼板响，上来的人喊，“先生，跳大神的老师娘请来啦！”

怎么如此开明的绅士，读过书留过洋还搞迷信？马宝珍不禁大惑不解。不过他又想，也许人家到了性命攸关的节骨眼，别无选择，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在这种场合，他觉得也不便多嘴，便退回自己房内。

“哇——”一声尖厉的惨叫划破沉寂的夜幕，接着巫婆的皮鼓声“咚咚咚”地一阵紧似一阵，而小姐的痛苦喊叫也不间断地传入马宝珍的耳中。他再也睡不下去，披衣来到楼上小姐的房间。

只见屋里乌烟瘴气，装神弄鬼的几个男女围着半昏迷的小姐又跳又唱，那个巫婆还抓起一把一把的香灰往小姐嘴里塞，小姐闭嘴不咽，就用手指硬往里捅。小姐的凄厉喊叫就是因此而发出的。

“住手！”马宝珍大吼一声。

屋里的人顿时停住，都畏惧地望着这位英俊而又愤怒的军官。

救人要紧，马宝珍顾不上教训他们，赶忙挂电话到师部卫生队，问有没有当时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喹宁。由于1943年日本切断了重庆国民党政府与国外的唯一通道中缅公路，各种药品奇缺，师卫生队根本不可能有喹宁。

马宝珍得知这一情况，便不再犹豫，骑上马，在浓浓的夜色中扬鞭向常德城飞驰而去。他知道城里有家美国人罗根开的广德医院，那里肯定有喹宁这种药。

这边，马宝珍的勤务兵已把巫婆们驱赶了出去，持枪守护在病重的小姐门外，等待着连长的归来。

天露微曦的时候，满头大汗、嘴唇累得发紫的马宝珍终于赶了回来。跳下马，他把一包喹宁塞在老绅士手中，命令道：“快，快给小姐服药！”

小姐得救了。这段插曲被当做佳话广为流传，传到“虎贲”部队师部，变成了老绅士赠送的一面锦旗，上书“军士与民如一家，天和地和又人和”。起初，我以为这锦旗上的词极不真实，因为它像几十年后毛泽东的“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嘛。可一追究，是我错了，锦旗之词是抄自曾国藩治湘军而作的《爱民歌》。

插曲也被变成了感情的种子，在小姐的芳心中发了芽。她在马宝珍连长每一顿饭的饭碗上都插上一支红如火焰般热烈的鲜辣椒，以表示她独钟于他的爱情。

可小姐的父亲老绅士对女儿的爱情并不赞同。他虽然感激马宝珍，但并不认为女儿就要嫁给他。做父亲的考虑其实也很实际，兵荒马乱，做军人的老婆得随时准备当寡妇呀。

小姐却偏不，她死心塌地了，生要作马宝珍的人，死要做马宝珍的鬼。小姐在父亲面前哭，哭得像个泪人儿，哭得昏天黑地，悲伤欲绝。无奈，老绅士终于答应了。

眼看立下“不驱倭寇、誓不为婚”誓言的马宝珍连长就要抵挡不住多情湘女的进攻，这时，部队开拔的军号，声声断肠地吹响了！

马宝珍去向小姐辞别，想最后说一句人世间最美妙动听的语言，“再见了，亲爱的”。可他没有说出来，因为小姐正沉睡在梦乡之中，单纯无邪的脸上挂着一抹姣好的笑容。他轻轻地站在她床头，没敢惊醒她。让她睡吧，让她做个美梦吧，也许她正梦见她和马宝珍在清波粼粼的沅江畔散步、拥抱、亲吻……

梦幻的翅翼被无情的战火折断了。这个名叫马宝珍的中国军官，在15天后就与常德城一齐从这个姑娘望断秋水的视线里消失了。

指向常德的太阳旗

庞大的战争机器根本无视像马宝珍这样的微小生命。它是国家政治的欲望、交易，对版图的谋算、瓜分。战争虽是人挑起的，然而人在战争中却像蝼蚁一般无足轻重。

也许，在日本国土上也有这么一位马宝珍在与自己的情人告别。情意绵绵的分手后，却死在异国的一次攻击一座对他来说毫无意义的城市的战斗中。

1943年，是日本帝国阴云笼罩的一年。在巍峨的陆军部大厦内，大本营陆军部参谋总长杉山元帅蹙着眉头，不停地在地球仪前踱步，犹如困兽一般。自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军宣称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全部被歼，日本报纸更是鼓吹美国海军的主力已被全部消灭，日本国民欢欣若狂。但实际上，在珍珠港被日本轰炸机群损害的舰艇，仅是美国太平洋舰队120艘中的15艘，港内还有40艘安然无恙，还有65艘停泊在珍珠港以外的军港，而且事件发生后，受损害的那部分舰只也修复了，开始参战。

紧接着，美日在1942年6月5日进行了规模宏大的中途岛海战。美军大获全胜，日方被击沉主力航空母舰4艘，重创战舰1艘，巡洋舰1艘被击沉、1艘受重创，驱逐舰2艘受到极大损伤，海军将士被消灭3200名。

日本军方未敢公布战况，企图用下一步的战绩来掩盖、冲淡。

但实际上在太平洋，日军接下来的战役败得更惨。1943年8月，美军在所罗门群岛开始反攻，而日本海陆军节节败退。日本政府的报道部部长谷荻广播阿图岛山峙部队的临终情况，泣不成声，每一句都像钢刀在扎日本人的心。

“有光辉传统的皇军，自大东亚战争以来出现了很多军神。但我从未听说过像这样多的勇士全部从容献身的悲壮事迹。2000多名官兵激战两旬，仅剩100余人，最后，重伤者全部自尽，其余的人遥拜皇宫，高呼天皇万岁之后，挺身冲向敌阵，全部壮烈牺牲。凑川之战也是如此，堪称军神部队，令人悲愤至极。只要我们一息尚存，只要还有一个日本人活在世上，就决不能忘记在波涛环抱的孤岛上玉碎烈士的忠节。”

莫斯科红场上，列队的苏军仪仗队威武地向中美英外长致敬。1943年10月，中、美、英、苏四国外长会议结束，发表了《美英苏中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提出同盟国要联合起来，消灭日本帝国主义。这使日本政府深感危机，天皇忧心如焚，寝食不安。

为了挽回这一系列失败造成的影响，日本军方迫切要在他们自认为把握最大的中国战场，发动一场攻势，用胜利来告慰国民，重振士气。杉山元帅对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大将叮嘱：“胜仗，一定要是场让世界瞩目的胜仗。懂吗？”沉重的声音在大理石的殿堂里发出持久的回响。

畑俊六受命返回南京没几天，任日本陆相的东条英机便接到可靠情报，中国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让孙连仲代理他的职务，而这位骁勇的三星上将则秘赴昆明集结了24个师，超负荷演练，准备反攻缅甸。另外，约有25万国民党精锐部队，正在从湖南往云贵方向调动，肯定也是与策划中的对缅攻势有关。

日本人十分清楚，1942年中国军队入缅作战失利后，中国唯一的一条对外交通线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因此，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曾数次向英美建议反攻缅甸北部，打通滇缅通道。

1943年8月19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邱吉尔在魁北克举行会议，决定在1944年2月发动对缅北反攻，并以蒙巴顿为统帅，设立东南亚战区。蒋介石喘了口气说：“这下好了，终于搬动大鼻子啦。”

秋阳下，一架军用运输机呼啸而下，降落在重庆机场，蒙巴顿叼着烟斗，带着自信的微笑跨下飞机。这位英国元帅来华的目的是召开军事会议，议定攻缅战略，他当时提出的设想是“以海空军为主，陆军为辅，先攻缅甸作为基地，然后逐次向马来亚及泰越南洋进击，与西南太平洋及中国战区盟军互相策应，以彻底消灭日军”。重庆国民党军委会根据《魁北克会议决定》和《东南亚战区进攻计划》，准备先由中国驻印军主力以及英集一部向缅北进攻。为了不惜一切代价打通大陆交通线，除空运三个师加强驻印军与远征军力量外，还将美国援助的新式武器和弹药主要用来装备印缅部队，兵员、器材的补充亦让这些部队占先。

“无论如何，也要拖住中国军队跨向缅甸的腿！”东条英机和杉山都毫不迟疑地向畑俊六下达指令。日本军部一方面急调第15师团、第33师团入缅以增强缅甸方面军的实力，一方面催促中国派遣军尽快在正面战场向国军发动局部的有效攻击，以牵制缅甸战局。

选择什么方向？攻击哪座城市？实现何种程度的作战意图？对中国战局深思熟虑的畑俊六在巨幅中国地图前反复酝酿方案。最后，他那对滴溜溜转个不停的老鼠眼，转到滨湖地区沅江边的常德城固定了。

常德。对，就是常德！畑俊六在向日本大本营报告他的战役构想时详细阐述了他对进攻常德的考虑。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优势的丧失，海空控制权已基本为同盟国掌握，同盟国的飞机、潜艇日益活跃，使日本在海上的船只损失愈来愈大，海上运输日感困难。为了确保对南洋作战部队的供给，只有赖于打通粤汉铁路，完成纵贯大东亚铁道计划来解决。如果该计划实现后，它不仅能增援南洋方面部队，防止同盟国****，同时还可以夺取南洋的战略物资，以解决国内财政枯竭的困难。常德地理位置因此就显得极为重要，武汉被日军占领后，常德便成为沅陵、贵阳、长沙、衡阳之前卫。如果攻下常德，日军西可指沅陵以入黔东，南可下益阳、衡阳以孤立长沙，粤汉、湘桂两大动脉即掌握于手，足可以影响整个中国战区的态势。

还有，畑俊六在报告中陈述，常德是川黔咽喉，是拱卫重庆的屏障，是中国后方的关键补给线。国民党军委会在1942年制定的《第六战区拱卫陪都计划》中将常德列在确保首位。《拱卫陪都计划》里说：“战区以拱卫陪都之目的，应确保常德、恩施、巴东、兴山各要点。”在以后的修正案中，第六战区更进一步强调要保卫常德，代理司令长官孙连仲在修正案里写道：“战区以拱卫陪都之目的，应确保常德、石门……”重庆国民党军委会对常德的重视极为具体，在军委会的计划中指出，如果常德方面发生战争，将命令“第九战区至少应以3个军的兵力转向湘西，使第六战区作战容易”。可见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政府是决心死守常德的，以确保这个军事上至关重要的“陪都屏障”，否则，常德一失，将会对重庆带来直接威胁。既然常德如此重要，那么畑俊六就认为不攻常德，便不达此次战役的战略目的。

另外，选择常德作为进攻目标，还有一个非常实惠的意图，即夺取洞庭粮仓。洞庭湖滨是中国著名粮、棉产区，国民党第六战区在常德设立了“湘谷转运处”，专门收集滨湖各县田赋粮谷，储存转运供应西南。从常德到陬市的沅水西岸，仓库储备达90万担。畑俊六仿佛已看见白花花的大米在他手指缝里“刷刷”地流下来。日本需要粮食，需要大米，甚至已超过了需要军火。内阁开会总是讨论粮食问题，各大城市的警察局长也为买米像办案一样四处奔波。在各地作战的皇军，就只得动手抢劫，即所谓的“以战养战”。畑俊六更是被大米难题困扰得焦头烂额，他在给大本营汇报情况时叫苦：“为了缓和华北粮荒，我认为有必要暂时削减一部分对日供给数量。”眼下正值秋收之后粮满仓的时节，畑俊六张开垂涎三尺的血盆大口，不去咬“湖广熟，天下足”的常德滨湖，还去咬哪？

报告用军用专机直接送往东京。1943年8月28日，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大将接到日军陆军部电令：报告批准。在年底抽调部分主力师团转用于南方之前，以第11军主力及第13军之一部进攻常德，寻机打击第六战区的中央军，务求达到阻止中国军队入缅作战之目的。

9月7日，畑俊六大将接到杉山参谋总长令派遣军参谋富永弘带回的亲笔信：

“在不妨碍大本营全面兵力运用之范围内(即1943年底抽调一批精锐师团于南方作战的计划)，极力加强对敌压迫，牵制云南方面远征军的反攻，必须进行常德作战。

“常德作战务须严加注意，不要因此妨碍大本营计划的全面兵力运用，同时又须达到歼灭敌主力，牵制敌兵力的最有效目的。为此，总司令官对使用兵力及作战期限等须严密计划，认真指导。”

对俊六甚为赏识和器重的杉山元帅还私下交代，他估计同盟军反攻缅甸的时间，可能在12月以后，并将持续到1944年的3、4月间，如果将常德作战时间定在11月上旬，定将取得最佳效果。至于作战后的撤退时间，可以视同盟军反攻缅甸的情形而定。

9月27日，日本军部正式下达了大陆作战命令：“常德作战可以实行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为执行现任务，可在华中方面临时越过作战地区进行作战。”日驻中国派遣军总部奉命后，即在9月28日向华中派遣军下达命令：“1.第11军司令官于11月上旬发起此次作战，进攻常德附近，摧毁敌人的战力；2.作战目的一经完成，即恢复原态势，关于其时机，另行下令；3.第3飞行师团应以侦察部队为主力配合前线作战。”

武汉。日驻中国派遣军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中将接到命令后，撮起日本太阳旗的标签，深深扎进地图上“常德”二字的中间。

“按既定作战方针办”

皖水和长江汇合处的安庆，10月份正是毛竹和石榴的收获季节。南门口的几个集市，每天都是从早到晚人声鼎沸，驴叫狗吠连成一片，满地的垃圾臭气熏天。

城门口站着两个日本皇军的哨兵，挂有太阳旗的“三八”大盖步枪扛在细窄的肩上，一动不动。

中午时分，正是一天最喧闹的时候。两个商人打扮的中年男子，悠闲地一步三晃，迈出城门。他们顺着土路走到日本炮楼的视线之外，忽然闪到路旁的庄稼地，脱掉长褂子，露出精悍的短打扮，利索地越野而去。

他们是国军潜伏在安庆的两个间谍。他们来到一座秘密据点，搬出隐藏的发报机，向他们最直接的上级情报站报告：“安庆一带日军集中数千人由师团长岩永旺率领，乘船赴武汉。”

这条重要情报耗时近半天才被收到，然而辗转几个电台，传到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时已面目全非。只得再指示情报部门复核。在复核过程中，安庆的那两个间谍不幸被日军第13军特高课击毙一名，另一名逃脱。

国民党军队缺乏训练，在通讯方面表现极为突出。无线电通讯人员由于缺乏培训，技术生疏，收发电讯速度极慢，往往贻误战机。一道命令通过无线电传递，从集团军总部到师、团一级，至少需要12个小时左右。如果天气不好，或部队行军、或其他故障，其时间更难计算。无线电通讯不仅发报收报速度慢，而且电讯也不保密。几次战役后发现，我方部分在作战过程中所发出的重要电报以及所在位置、部署等，都记载在所缴获的日军文件中。同时，无线电通讯器材和技术人员缺乏，“团以下因无线电通信器材及人员缺乏，一遇战局恍惚，即无法掌握部队；又因联络困难，更不敢放胆使用兵力，动失机宜”。

接着，重庆军事委员会又相继接到情报：“南得路之敌亦有一部乘船西上”，“通山以东之敌约二三千经崇阳向岳阳方向移动”，“平汉路南段之敌有大部分向沔阳方向移动”。

第六战区上报：监利、沙市间江面，日军集结船艇30余艘；滨湖各河汊日军集结汽艇300余只以及民船千艘以上；另外宜昌日军增加坦克10余辆，沙市至当宜公路日军增加汽车400余辆，运输频繁。

重庆军委会高大的办公室里，白崇禧伏在橘色的台灯下，阅完这些情报卷宗，批字：“敌抽调华中战场兵力准备向滨湖地区进攻，以消耗及牵制我兵力，并掠夺物资。”他作为副总参谋长的权限只能将指示批到这一步，他将卷宗很快转呈给了总参谋长何应钦。

何总长戴上金丝边眼镜，慢条斯理但非常专注地通阅了一遍情报呈件，签上他的名字后又骂道：“敌人虎视眈眈战略要地常德，建议按原作战部署办。”因为他也无权指挥和调动战区部队，所以就将卷宗直接送到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桌上。

实际上蒋介石清楚得很，真正作战还得靠底下战区的司令长官及他们的高参们运筹帷幄。他这个总裁，只是起最高统帅的全盘平衡和威慑作用而已。所以他更干脆，大笔一挥：“按既定作战方针办！”

既定作战方针，就是第六战区代理司令长官孙连仲根据《第六战区拱卫陪都计划》修正案制定的假设日军进攻滨湖常德地区，所采取的作战计划。这个作战计划全文是：

“孙代长官午箇(7月21日)奇战天地玄黄各电修正31年度(1942年)第一号作战计划(守势)大意，指导要领丑案：敌由宜都附近渡江，同时攻我公安，向西压迫第10集团军部队于暖水街、聂家河以西地区，转取守势，再向澧县、常德攻击之。

“(一)第10集团军主力向渔洋关附近集结，待敌转向澧常犯窜时，求其背侧攻击之；

“(二)第29集团军依情况，一部固守津澧、石门，依后方兵团之参加，歼灭敌人于澧石附近地区，并以石门为轴，主力转移石门西南地区，待敌到常德附近时，协同常德守备部队击破敌人于常德附近地区。”

由于第六、九战区对日军进犯常德的意图没有明确的判断，所以在上报时影响了重庆军委会的决心，对既定作战方针作了失误的调整。10月28日，作战部署正式下发：

“1.第六战区以第10集团军和第29集团军一部在河沼地带阻击日军，以主力利用津(市)澧(县)河流及暖水街一带之山地，用侧击或伏击等方法击退日军；2.以第74军57师固守常德，第51师、第58师及军部位于太浮山附近准备机动；3.第100军从浏阳开到益阳待命，支援常德作战；中美空军应派出大批飞机向沙市、监利、石首、华容附近集结的日军以及沙市、岳阳间日军舰艇轰炸。为策应常德方面作战，重庆军委会另令第26、第33集团军向其当面日军较弱之点深入攻击；第九战区以两师兵力向岳阳以东地区日军据点攻击；第五战区以两师兵力向京山皂市袭击。各策应部队应于11月4日以前移于第一线待命开始攻击。”

从以上可以看出，国军防御的重点并不在常德，而是放到了津、澧河流及暖水街以西的山地。

常德的兵力非常虚弱。

只有“虎贲”57师一个师在常德。

“天炉战法”

萧瑟的秋风带着几许早冬的寒意，枯黄的落叶在地上铺出惹人伤感的颓败色彩。师部辎重开拔后，太和观内一片刹静，道士最后执意要送行，与身着戎装的余程万一齐走出来。

“还是往后方撤吧，常德若有战事，必得殃及河洑山哪。”余程万边接过卫士递过来的大氅，边诚意劝说。

天庭饱满的老道士顿了一会儿又笑道：“将军，依我愚痴之见，别又是场虚惊吧？”

道士所说的虚惊，是指5月份刚发生过的鄂西战役。国民党军队的内河船舶数十艘，共约2万吨物资，不能进入川江，停泊在鄂西平善坝附近，日军以抢劫这批船舶为目的，发动了对第六战区的战役进攻。当时常德百姓以为日本人要来占常德，一时间惊恐四散，损失巨大，但实际上日军根本没有犯常的企图。

可这次日本人大军压境的汹汹来势，能与鄂西战役的小偷小摸相比吗？尤其是，余程万仔细琢磨了重庆军委会下达的作战部署，更使他产生了深深的忧虑。他觉得，这个作战部署使日本人有可乘之机。

作为职业军人，鲁莽型的比较勇猛，智者型的比较多虑。余程万属于后者。从他的经历看，他在学校钻研书本、研究理论的年头，要远远超过他带兵打仗的年头。他出生在广东台山一个比较富足的人家，毕业于番禺师范学校，接着又毕业于广东铁路专门学校，他是为数甚少携带大专文凭考入黄埔军校的学生。正因为他的老练成熟，所以他是继1926年“中山舰事件”的李之龙之后第二个成为将官的黄埔毕业生。当时他年仅25岁，风华正茂，又比其他同学多出点书卷气，所以似乎更适合在军事理论上发展自己。1928年，余程万入陆军大学特别班深造，同时还就读于北平中国大学政治系，这在国民党将领中实为鲜见。1931年10月，余程万毕业后就任南京警卫军教官，教战役理论。可仅过一年，不知是国民党军事理论界对他的赏识，还是他本人的意愿所使，他又入陆军大学研究班深造。凭学历，余程万完全是国民党军队中的才子。可是军队历来是丘八的天下，才子并不受欢迎、受赏识，所以余程万拿了一摞文凭到作战部队报到时，才当了个第49师289团的团长。营长都是少校，而团长则是个少将，令人哭笑不得。

余程万并不气馁，他自信自己在作战指挥上也不是个有识无胆的弱者。很快，他就用几个漂亮的战斗，让人对他刮目相看。没几年，他就擢升为第74军副军长兼57师的师长了。但常年造就的理论素养，还是难以改变他对各种战略部署的反复揣摩和深思熟虑。

他一眼就看出，军委会此次对常德会战的兵力部署，依然是“天炉”战法的模式。“天炉”战法，是薛岳在第三次长沙会战后授意九战区参谋处长赵子立总结出来的杰作。

1941年12月，第74军奉命开赴长沙参加第三次会战，他们于1942年元旦那天登车向北远行，1月4日晨到达湘桂铁路湖南起点衡南的霞流市附近。正准备徒步行军，接到长官部电话，犯长沙之敌已败退，74军即在衡山附近集结待命。不久，传来第三次长沙会战空前胜利的捷报。王耀武为学习友军守城经验和全面了解第三次会战致胜原因，抽调军、师参谋人员及特种兵部队长、步兵团副团长等约30人，由副军长余程万、副参谋长孟广珍为首，组成参谋旅行团。报经长官部批准后，赴长沙及湘北其它地方作战地参谋旅行训练。长官部对74军参谋旅行团颇为重视，先由参谋处长赵子立报告会战经过及第10军固守长沙街市取得胜利的经验，后又派副官处梁处长代表薛岳在长沙易宏发西餐厅宴请全团成员。

期间，余程万一直注意“天炉”战法，并与赵子立有过切磋，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认识。

“天炉”战法就是后退决战。它分为两部分，一是诱敌深入，将敌引向某处诱饵地点，引到烧红发烫的天炉中来。

薛岳曾对共产党革命根据地实行过五次围剿，当时采用的“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战术非常奏效，因此，在与日军作战中，他又把老战术拿了出来。然而，这种死守战地的打法，往往造成被动挨打的局面，并为日军所包围歼灭。例如，第26军、第37军守汨罗江就是如此。后来就定为逐次抵抗，这又带来新的问题，是直线向后方边退边打呢，还是边打边向斜侧后方撤退？如果直线退向决战地带，那么往往就一退不可收拾，稳不住阵脚，还冲乱了决战地区。被国人和共产党痛骂的“逃跑主义”，就是这样引起的。因此，逐次抵抗不能直线，只能斜侧线，斜侧形成反“八”字形，或称袋形。第九战区长官部为此及时修正了战略部署，修正后总的作战指导方针是：战区以诱敌深入后进行决战为目的，敌进攻时，以一部兵力由第一线开始逐次抵抗，随时保持主力于外线，俟敌进入预定决战地区时，以全力开始总反攻，包围敌军而歼灭之。

这就引出了“天炉”战法的第二部分，求心攻击。犹如天然巨炉熔铁，将炉中之敌烧为灰烬。

第三次长沙会战，薛岳诱敌深入成功，日军主力于12月31日已分别到达长沙外围附近，第40师团已到达长沙以东的永安市，第6师团到达东郊附近的梨市，第3师团到达东南郊附近的东山，全在“炉”中。

当晚7点，薛岳向摆下“天炉”阵的战区各部发出决战命令：第10军、第73军固守长沙，第19集团军(指挥第4军、第79军、第26军共9个师)、第30集团军(指挥第37军、第78军共5个师)、第27集团军(指挥第20军、第58军共5个师)、第99军主力(两个师)分别从株洲、浏阳、更鼓台、甕江、清江口、三姐桥各地附近，以长沙为目标，从南、东、北三方面行求心攻势。

这“天炉”，的确让薛岳烧成了。战后，曾有记者问他，为什么用这个古怪的名称，似乎不太像军事术语。他得意非凡地说，他之所以用这个名字，是认为这套战略战术是以法天地之幽邃，穷宇宙之奥秘，为鬼神所惊泣，人事所难测，无以名之，故曰“天炉”战。

为薛岳捉刀的赵子立，后为全国政协第七届常委、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1992年2月1日在北京逝世后，悼念他的文章说道：“在对日作战中，赵子立鉴于我军在武器装备、人员素质等处于劣势的不利因素，战术上常采用‘后退决战’和‘争取外翼’的指导方针。制定出了‘以长沙的诱饵，诱敌进攻长沙’的作战方案，在三次长沙会战前发给军以上人员研究……”

在秋风的吹拂中，余程万似乎忘记了身边太和观老道士的存在，他凝视着远处一片飘抖着的竹林陷入沉思。对于50年后还在被人颂扬的“天炉”战法，他当然不敢违抗，也无意去否定。但他心存疑惑：如果常德的确是这次“天炉”战中为日军设下的诱饵的话，那么为什么不像守长沙时调两个军，而是放他一个师？往坏处设想，一旦国军的“天炉”阵形不成或被击破的话，那么他这块香甜的诱饵，岂不一口让横山勇的大军吞掉？

想到这，他不禁浑身一哆嗦。卫士还以为师长是被冷风吹抖的，连忙给他套上大氅。

“老道长，常德怕真是要有场大血战啊，为了安全，你还是退吧。否则，你就是再多做几次醮仪，恐也避不了日本人的炮弹呀。”余程万诚意相劝。

老道士做了个祝福的手势，松开巴掌，手心有块缣绢，上面画有符咒，是道家驱邪避鬼的象征物，他把缣绢撒在余程万的战马下面。

余程万纵身上马。

队伍向常德城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