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德城中央银行的师部内，参谋处和电讯组的军官不言不语地来往忙碌着，虽已是深夜，但这里已没有深夜的概念了。周义重指挥官操着一口河南土腔，在地下室里打电话，喊得整个师部都听得见。小桌上那盏昼夜点着的煤油罩子灯，灯头拧的特别大。师长余程万坐在小床上，平时他是不抽烟的，可现在也一支接一支地不断燃烧着。副师长陈啸云坐在他旁边，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我们的东、西、北三面第一线阵地都被敌人突破了，幸亏现在还有南面的德山高地，邓团长守着没动……”

“可周指挥官打了几小时电话过去，怎么没人接呢？”余程万边是忧虑，边是狐疑地问。

“报告！”是参谋处派去169团督战的参谋回来，风尘仆仆地立在门口。

“快进来！”余程万命令，“德山方面有消息吗？”他迫切地问。

这位参谋是个20刚冒头的小伙子，话还没说出口，脸就憋得红彤彤，一串眼泪竟先滚落下来。

“怎么回事？”余程万问。

“师、师长，德山被敌人占领了！”参谋带着哭腔痛心地说，“不是战败的，是118团跑了……”

“啊？”在场的人无不倒抽口冷气。

原来这第118团自恃是第100军的部队，根本不服从除蒋委员长和军长施中诚之外的任何指挥官的调遣。王耀武命令邓先锋团长暂编到第57师的时候，该团就想南撤，被余程万一顿严厉的训斥后，收敛了些，回到德山修筑了些阵地，作了些准备。但是，外围战一打响，邓先锋见日军来势汹汹，他越想越感到118团迟早将被葬送在这沅江边上，与其等死，不如快跑，于是他不敢恋战，稍事抵抗后，连声招呼也不打，就悄悄率部从德山孤峰岭撤离阵地，向黄土店方向逃跑。为防止被日军发觉追歼，邓先锋干脆将全团化整为零，一哄而散，不知去向。第118团这一跑不要紧，德山这样一座常德的天然屏障，便轻易地落入日军之手。士气旺盛的日军第68师团234联队，越过德山后，马上蜂拥逼到皇木关的国军第169团1营的阵前。

“混账！”余程万不禁震怒地大骂，德山不仅是常德的屏障，而且是第57师的退路，失守后便意味着57师完全被掐死了，将严重地影响军心，在这关键的时刻，军心不可有一丝动摇呀！虽然他早就料到邓先锋靠不住，但他实在没想到这个堂堂的团长竟能干出如此卑劣的事情来，“他邓先锋是党国的败类！”余程万指着门外说，仿佛那个小人就站在那儿。

“给我要通黄木关的1营，我要和杨维钧营长亲自说话！”余程万觉得事情既已到了这一步，也只有要部下千万守好既有的阵地了。

但是，就在余师长要给皇木关1营打电话的时候，皇木关其实已经丢失了。

皇木关面对的是一条河，守军凭借河堤防卫，日军在飞机的低空掩护下，用河里残存的小渔船和木板绑扎的木筏抢渡，由于众寡悬殊，1营只好撤退到岩。渡过河的敌人，约有3千多人，携带轻重武器，分成南北几路，又一鼓作气向岩猛扑而来。

杨维钧营长把两个连，八字形的放在五里山和杨家冲两个点，一方面要策应北郊的防地，一方面要提防由德山沿沅江冲来的敌军，相当吃力。到了22日下午两点钟，日军的4门大炮，移到皇木关的北面谈家港，轰隆隆正对了岩轰击，持续了一个半钟头之久，每隔一分钟就有一颗炮弹在指挥所前后爆炸。从指挥所里向外看，满地烟雾上涌，已堆起了一座雾山。除了火光陆续在雾里开放着火花，已不能看清更远的地方。五里山过来的叶家岗，正挡住敌人向岩来的前进路线，那里有一排人扼守，日军的机群，就不住地在上空盘旋投弹。在那里坐镇的是第1连连长胡德秀，广东人，个子瘦小，说话有时还听不清，杨营长怕他顶不住，就不断地和他打电话联系。

电话里，夹杂着炮弹声，胡德秀说：“营长，广东人在57师，不曾丢过脸吧？我在这里报答祖国了。我是总理的同乡呀，中华民族万岁！”

杨营长答道：“好！敌人的情况怎么样？”

“敌人向这里放了五六十炮，又丢了70颗大小炸弹，我现在和弟兄们守在散兵壕里，不要紧，机枪在破坏的掩体里提了出来，一点没有损坏，还可以使用，我在这里死守！”胡德秀说完，又喊了声“中华民族万岁！”

副营长董庆霞，是个有名的石头人，他沉着一副黄胖的面孔，坐在地上一言不发，只管紧扎着绑腿。杨营长问他：“叶家岗那里比这边的炮火还要凶，胡德秀带一排人，只剩一个班了，我看把他们调回来怎样？”

董庆霞沉闷地说：“再撑一撑，敌人马上会有一个黄昏攻击，叶家岗在我们手里，岩潭会稳得多。”

杨营长一想也是。但胡德秀那儿兵力太单薄，他又担心能否支撑1小时。正在这时，胡德秀电话又来了：

“报告营长，敌人主力向叶家岗进攻，用波式阵……”语气颇为急促。杨营长说：“你撑着我就来！”说着，放下电话机，抓起枪，起身就要走。

孟庆霞猛地站起来说：“营长，这里更重要，叶家岗让我去！”说完，便带着早就等候在外面的预备队一个班乘炮弹爆炸的空隙，冲了上去。

董副营长走了后，杨营长马上发现情势不对，日军的进攻角度有了变化，他们不再理睬叶家岗的阻击部队，预备用炮火把它摧毁，同时日军集结所有兵力，向岩正面发动冲击，日军急不可待的样子，看得出他们不想在此过多纠缠，想尽快越过岩向常德大东门攻击。杨营长一边把此情况向团部柴意新团长报告，一边命令董副营长带叶家岗的胡德秀部，迅速撤回岩，集中力量据守。

这时，日军的飞机和大炮对准岩轰击的火焰，把前后周围上千平方米的地方，都笼罩在烟雾中。耳朵里听到的全是爆炸声，工事外面仿佛是不见天日的大雾天。杨维钧趴在营指挥所往外瞅，只见每隔几秒周围的平地就有一阵火花涌起来，而且频率越来越高，距离他所在的指挥所越来越近，他担心马上就会炸到这里来，于是果断地命令，将指挥所挪到旁边一点的皇经阁附近，这儿也能接住董副营长撤回的部队。幸亏他挪动了，因为他和营部人员刚走，一发山炮弹就命中了指挥所掩体。

董庆霞和胡德秀带的部队是从叶家岗爬回岩的。飞腾的硫磺烟屑、地上溅起的尘土、水稻田里的泥浆，把他们全身涂抹得像泥人一般。没来得及说话，眼睛里就全涌满了泪水，并不是伤心与痛苦，而是硝烟辣出来的。

“快，进入阵地！”杨营长大声喊道。

日军的步兵，分三路向岩猛扑过来。掩护冲击的轻重机枪，像大堤决了口一般，哗啦啦响着，分辨不了它有多少挺，也分辨不出在哪里起哪里落。而我方的机枪只有3挺，分别对着三路敌人，相比之下，简直像蚊子叫。

董副营长带领两个连抵抗了约莫有半点钟，在皇经阁的北首，又听见了密集的机枪声，并且有几发迫击炮弹，落在营临时指挥所附近。北首，即是岩的后背，如果让日军从前后夹击的话，那么岩肯定守不住了。杨营长紧张地把营部所有的人员都集中起来，他准备在必要的时候，作自杀性攻击。

幸亏这时董副营长知道了危情，带了一个连从前沿回来，就在临北的一道小堤上，临时布起了阵地，截击敌人。

“营长，快看那边！”营部一个兵喊着杨维钧，指着皇经阁后侧的一条小路，日军一支部队，分成三个波阵，向营指挥所这儿快速推进而来。

杨营长张大了嘴，心脏急骤跳动着，他的呼吸变得越来越急促，像是有条绝命索套在脖子上，越勒越紧。他料到他最后一分钟就要到来了，摸了摸身上挂的两枚手榴弹，又机械地推了推手中步枪的枪栓。

没等他和董庆霞、胡德秀等1营的官兵们再多思虑，有人说在激烈的战斗中，牺牲的人根本没有任何想法就离开了世间，这是错误的，因为从战场上曾经九死一生回来的军人告诉我，他在端着喷出火焰的枪支时，脑子里闪现的竟全是他曾经经历过或者曾经憧憬过的生活场景，不仅反差极大，而且容量也极丰富，所以说杨营长他们在那一刹那的思虑肯定是成立的，但只不过没有过多思虑罢了，日军对准岩排山倒海的炮火攻势便似海啸般地倾泻下来。就看到一阵久久不散的烟雾升起，等烟雾缓缓飘去后，除了粉末似的泥土外，其余什么也看不清了。

会战后日军派遣军总司令部总结，第116师团步兵攻击最出色，而第68师团的炮兵威力最大。因为116师团是强攻主力，68师团则配属了当时日本最先进的“皇家大炮”。

事实上岩1营覆没前，第169团柴意新团长带了一个连的兵力，配备充足的弹药，已经冲上来增援，但他只看到那股烟雾，他无言地遥望着，一句话也没说出来。

第118团临阵脱逃，导致岩守军无一人生还，是常德会战国军最阴沉的一幕。

《八千男儿血》出版后，1994年3月份的一天，我在广州的寓所突然光临了一位中年女性。她衣着普通，但透露出干练与成熟。她和我握手，话语有些激动地问：“你就是作家张晓然吧？”我点点头，脑海里急速搜寻，面前这个人很面生，我们见过吗？认识吗？

“你就是写《八千男儿血》的张晓然吗”她神情更加激动了。

“是啊！”我知道，也许是读者来“寻亲”了。

果然。“谢谢你，太谢谢你啦！”她眼里含着泪，“我就是你书中写的杨营长，杨维钧的女儿啊！《八千男儿血》让我找到了爸爸！”

我连忙将杨营长的女儿迎进家门。

她叫张亚杰。因为从小失父，母亲改嫁，她没有跟父亲姓。但她从小一直存着疑问，爸爸是谁？在哪里？妈妈告诉她，爸爸是国民党军官，死了。就因为这个身份，她虽然心里很怀念自己的亲身父亲，但不敢再问下去。如今的她已是中国水利水电长江葛洲坝工程局广东工程公司的副经理，但这个疑虑像块石头，压在心头几十年，沉重、痛苦。直到看到《八千男儿血》，之前她对所有的抗战读物都很关心，预感父亲就会在里面出现，所以买了一本。啊！爸爸终于出现了！

她泪流满面，一下子买了几十本，到处分发。“我爸爸找到了！我爸爸不是反动军官，他是抗日英雄！你们看，书上写了，他是打日本鬼子壮烈牺牲的！”

张经理又带着儿子、女儿来见我，我感到她的腰板子一下子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