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火牛阵同出一辙，日军又在步兵冲锋前大量施放毒气弹。尤其是西北方向的日军，因为他们在上风口，所以他们不怕毒气会吹到他自己的头上。

这种毒气弹爆炸后，散发的多是芥子气味，乍一然嗅到很像是厨房里在炒辣椒的味道。中国军队装备落后，防毒面具根本不能在前线作战部队普及，土法上马的器械，就是随身带一条毛巾，上面抹些肥皂和酒，捂在脸上。连肥皂和酒都没有的话，就把棉军服的棉絮抽出一块来，把自己的小便撒在上面，然后把它塞在鼻子和嘴巴里。

日军在常德不仅使用过毒气弹，而且还进行过细菌战。1941年，湖南省卫生处主任邓一韪先生，曾以防疫特派员的身份，率领防疫人员前往常德协同防治日军投毒后带来的鼠疫病。据邓先生回忆，那年农历9月16日的早上6时许，天刚破晓，浓雾弥漫，常德市区发出了空袭警报。随即有巨型日本飞机一架由东向西低飞，在常德市上空盘旋三周后，又从西门外折转市区。当其折转低飞时，没有投掷炸弹，而是在市内鸡鹅巷、关庙街、法院街、高山巷以及东门外五铺街、水府庙一带，投下大量的谷、麦、豆子、高粱和烂棉絮块、碎布条、稻草屑等物。

日机投下谷、麦等物后的五六天中，在常德市的大街上常有死老鼠发现。有的病鼠在大街上爬行迟缓，致被行人践踏而死，街谈巷议，以为怪事，但没有人将死老鼠送医院检验，地方当局也没有引起注意。

11月12日，12岁的女孩蔡桃儿，由母亲背着来到常德广德医院急诊。桃儿母亲诉说，她家住在城中关庙街，先天晚上，桃儿吃了晚饭，到夜间9时左右，忽然畏冷、寒战，继而发高热，周身疼痛，整夜吵闹不安。经谭学华医师抽取病孩的血液及腹股界的淋巴节液，涂在玻璃污上染色检查，发现有少数两极染色较深的杆菌，初步诊断是鼠疫症。当即收留桃儿住院，隔离治疗，当夜，患者病况更加严重，多方抢救无效，13日上午死亡。

继蔡桃儿之后，关庙街、鸡鹅巷一带相继发生病例多起，往往没等医治就迅速死亡。染疫人数一天天增多，平均每天在10人以上，一人有病，波及全家。据后了解，蔡桃儿一家就死去两人。疫势严重蔓延，市民们谈鼠色变。

国民党湖南省卫生处最初接到省府转来的常德疫情电报后，认为是日军进行细菌战的结果，因此，急电重庆国民政府请示处理办法。得到复电的大意是，不得谎报疫情，有关国际信誉。后来知道真正发现了鼠疫病人，才开始认真重视，派出医疗防疫队赴常德。

由邓先生和护士长林慧清率领的医学职业学校学生50余人组成的省医疗防疫队抵常后，即向专署报到，并商量防疫办法。首先，设立隔离医院。

隔离医院设在东门外约两华里的韩家大屋，是迁走10余户居民，利用其住房临时改建的。房屋周围挖了一条一丈五尺深、一丈二尺宽的壕沟，引水灌注，使之与外界隔绝，并防鼠类窜入。沟上架设了活动木桥，以便随时出入。

火葬炉设在西门外，前后共火化了360余具尸体。当时群众对火葬很有抵触，防疫队强迫实行，并将已掩埋的染疫尸体也挖出来火化，因此弄得人心惶惶。一些群众怕火葬，往往有病不报疫情，或在夜晚偷运出城埋葬。东门外陈家大屋有个80多岁的老人病死了，家人不愿火葬，就在深更半夜偷偷埋在自家菜园里，结果惨剧发生了，家里去菜地里种菜拔菜的人，去一个病一个，病一个也就死一个。一家人全死光后，才被防疫队发现原因，经查，他家的土质、水源全被污染，大面积消毒后才渐渐绝迹。

为了防止疫病外传，在常德市的6个城门口都设有检查站，由防疫人员对出入城人员进行预防注射。但老百姓不理解，顾虑很大。有的为逃避注射而偷越城墙出去，在半夜又爬城墙进来。有的则花钱买别人的注射证作假证明。农历春节前，有一个家住桃源县马鬃岭的李姓布贩到常德贩布，住在旅社中。他不愿注射防疫针，而买了一张注射证，以便出境。忽然有一天他头痛发热，怕被旅社发现送进隔离医院，就连夜雇舟潜行返家，第三天就死了。他家的两个儿子、媳妇和一名幼子相继患同样的病死亡。他家死光了还不算，并波及邻居，又死掉十四五人。这人的岳父是个巫师，闻讯来为他设坛祈禳，事后也难逃厄运，得了鼠疫死亡。一时马鬃岭鬼影幢幢，成了死亡之岭。

重庆派来的医疗队由军医署训练班的细菌学教授陈文贵率领，于11月17日到达常德。陈文贵与邓先生是同学，他听了报告后，认为根据流行情况和证据来看，鼠疫是很可能的。但政府考虑是否真正为敌机投下的鼠疫杆菌，还需做尸体解剖，剖验得到确切证明后，方可肯定，这样才能使国内外科学界信服。于是邓先生动员人手设法找到一具病死的尸体以供剖验，以便把日军进行细菌战的罪行肯定下来。

恰好11月20日傍晚，防疫人员在常德东门外拦住了一副抬往郊外埋葬的棺材。死者龚得胜，是一个住在城里的裁缝，当天上午因病身死，其家属怕遭火葬，故潜行抬往郊外掩埋。拦住棺材后，防疫人员勒令抬往隔离医院的外围空地上，派人看守住。次日，由陈教授与邓先生共同解剖。他们将死者心脏的血，以及从肺、肝、脾、肾和腹股界淋巴腺取出的汁液，当场作玻片染色，并将血及器官的汁液注射到4只荷兰猪和2只兔子的腹腔内，同时还作了细菌培养等程序。在真凭实据面前，陈教授确认常德的疫病是鼠疫杆菌所致，并断定为日机空投物品所导致的鼠疫。

年逾古稀的邓先生在谈到当年常德这一惨景时，神情极其愤慨，但愤慨之余，他最后又遗憾地说：“我不可理解的是，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什么没有向远东国际法庭正式提出控诉？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中国政府也没有向日本政府提出赔偿的要求，为什么？！”

事实上，像笔者这样30多岁的年轻后生，还是靠邓先生这样的老人提醒方得到觉悟的。我不禁也在天空中画出一个巨大的问号：

为什么？

在查寻常德会战资料时，我得到一份《常德会战日军使用毒气概况》的报告，报告说：

此次常德会战，敌惨无人道，使用毒气次数之多，为抗战以来所仅见。其概述如下：

(甲)敌先后总共用毒74次(次数不明者，以一次计算)。

(乙)敌对我用毒最多之地点：(一)常德城及其附近35次。(二)仁和坪附近8次。(三)其它地点24次。

(丙)我受毒最多之部队：(一)我常德守军57师，被毒32次。(二)我仁和坪附近13师，被毒7次。

(丁)敌一日中用毒最多之一次，为11月26日，对我常德守军施毒13次。

(戊)敌用毒规模最大之一次，为12月7日仁和坪之敌，用山炮、迫击炮向我13师傅家庙阵地，发射毒弹500余发。

(巳)敌用毒之种类：(一)催泪性3次。(二)喷嚏性5次。(三)窒息性1次。(四)糜烂性1次。(五)窒息性糜烂性混合使用者1次。(六)窒息性催泪性混合使用者1次。(七)毒气烟幕混合使用者1次。(八)毒气不明者61次。根据所报中毒症状，似以喷嚏性之二苯氰砷毒气为最多数。

(庚)敌用毒兵器：(一)飞机布毒1次。(二)山炮、迫击炮弹放射者14次。(三)掷弹筒抛射者2次。(四)毒烟罐吹放者2次。(五)用毒武器不明者55次。

(辛)掳获敌用毒证据：(一)敌前崎部队迫击炮用毒命令原件。(二)毒烟罐37罐。(三)毒气掷榴弹10枚。

起始第57师部分官兵对毒气弹的杀伤力认识不足。虽然采取了一些防备措施，但遇到敌人施用毒性较低的催泪弹，就以为毒气弹也只不过如此，顶一下也就顶过来了，所以放松了警惕。后来日军在西北线见守军意志异常坚强，防线不易攻破，就升级施放了窒息性毒气弹，一下毒倒了许多一线的国军士兵。

见毒气弹破坏严重，余程万师长通令全师官兵无论在前沿还是在市内，一律都要随身携带防毒工具，以免遭不测。

在巷战时，一颗毒气弹就在师指挥部门口爆炸，余程万措手不及，动作慢了一些，脸部受毒气熏染，致使在重庆蹲牢房时，唇边还留有痕迹。

在汉语中，毒和恶是连在一起的，先有恶后有毒，所以有“恶毒”这个词。但愿人类多一些善，少一些恶，毒也就会灭绝了。我想，邓一韪先生至今心存的那个问号，意义也就在于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