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正面战场 第十五章 空中游击战和“驼峰航线”

武汉失守之后,中国空军在人员、飞机上均有较大损耗,作战飞机仅有135架。为了进行整补,暂时停止了出击。各轰炸机中队调至成都、宜宾整训,各驱逐机中队调至重庆、成都、兰州等地驻防和训练。苏联志愿航空队亦转至兰州基地进行休整。1939年春,从苏联又购进一批飞机,补充中国空军和苏联志愿航空队。作战飞机增至245架。此时,苏联志愿航空队有4个大队(轰炸、战斗各2个),中国空军有7个大队及1个独立侦察中队。其中,第1、第2、第6、第8大队为轰炸机大队,第3、第4、第5大队为驱逐机大队。一部兵力统一驻防西安、梁山、吉安、衡阳、南施等机场担任警戒,其他集中于兰州、汉中、重庆、宜宾、昆明、柳州、芷江进行训练。为便于指挥作战,将领导机构改编为1个军区司令部和3个路司令部。第1军区司令部(司令官黄秉衡)驻兰州,所属第1路司令部驻重庆,第2路司令部驻桂林,第3路司令部驻成都。

1939年上半年,日军在华飞机共有500架左右(海军航空兵200余架,陆军航空兵280余架)。6月间诺门坎事件发生后,日本陆军航空兵团司令部及5个战队调往中国东北。在中国关内的陆军航空兵编为第3飞行集团,下辖第1、第3飞行团和第21独立飞行队,分驻华北、华中和华南。此时,日军已无力发动大规模的战略攻势,其陆军省与参谋本部制订的《今后对华处理办法》规定:“如无特别重大的必要时,不再扩大占领地区。”同时,其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奉敕于1938年12月2日下达《大陆令第241号》,规定侵华日军的主要任务是“确保占领地区,促使其安定,以坚强、长期围攻的态势,努力扑灭抗日残余势力”,但对其航空兵,则命令华中派遣军司令宫主要担任华中及华北的制空进攻战,特别是制压和袭扰敌人的战略、政略中枢,并秘密与海军协同,努力歼灭敌人的空军作战力量。此后,日军即加强了对中国内地各重要城市的空袭,企图摧毁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迫使国民政府屈服。在此之前,日军航空兵已经对中国内地进行过多次轰炸,但其空袭的目标,主要是军事要地和机场,此后则改变为以打击中国政治、经济中心为主,以打击军事目标为辅的方针。

1938年12月26日第1次空袭重庆后,即不断空袭兰州、成都、宜宾等后方城市。1939年2月上旬,开始轰炸延安。中国空军在迎击和反击的战斗中,曾取得一些战果,不断击落日机。11月4日,日海军第13航空队72架飞机袭成都时,其司令官奥田喜久司被中国空军击毙。10月3日、14日,苏联志愿航空队两次空袭武汉日军机场,共炸毁日海军飞机70余架,志愿队飞机仅受伤3架。但总的来说,由于实力悬殊,中国空军损失甚巨,特别是在日机频繁的空袭下,后方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空前的浩劫。尤以重庆所受的破坏更大。如5月4日的空袭,炸毁房屋1200余栋,居民死亡4400余人,负伤3100亲人。

1940年初,中国空军尚有战斗机112架、轰炸机49架。撤销了第2、第6大队的番号,保留第1、第3、第4、第5、第8大队和直属第1、第25中队。在苏联购买的飞机,因交通困难,难以及时补充消耗。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局势日趋紧张,苏联为求自保,更无力向中国供应飞机和航空器材。中国空军的处境,更为严峻。据中国《空军游击计划及作战计划》记载,至1940年8月,中国空军所剩的各式作战飞机仅有61架。国民政府认为,1940年“是抗战中空军作战最黑暗的时期”。

1940年,据日军5月间统计,在华日军陆海军航空兵的作战飞机共有408架(不包括东北地区和台湾地区)。日本大本营为尽快迫使国民政府屈服以早日结束中日战争,5月间决定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政略、战略轰炸,发动一次代号力“101”的大规模空袭,使用飞机297架,以汉口、运城为主要基地,集中轰炸重庆和成都。5月18日开始,9月4日方告结束。本来在数量上中国飞机就处于绝对劣势,当日海军“零式”战斗机使用于中国战场后,中国空军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零式”战斗机装备有机枪4挺和轰炸,射击瞄准仪,可载60公斤航弹2枚,爬高速度与续航力等都较当时中国使用的苏制N-15和N-16驱逐机为优。

1940年9月13日,中国空军34架驱逐机与日军13架“零式”战斗机在重庆附近上空空战,中国飞机被击落13架,击伤11架,而日机仅有数架受伤。这次空战是中国N-15、N-16驱逐机与日军“零式”战斗机的第一次交锋,也是抗战以来中国空军最惨亘的一次失败。这次空战之后,中国空军为减少损耗,下令飞行员避免与日战斗机正面交锋。日机来袭时,经常提前起飞避警。因而,中国的制空仅完全落人日军航空兵手中。1940年内,日机进袭四川达102次,出动飞机3050架次,单对重庆就轰炸了49次,而且每次飞机多在100架左右。10月间,对成都的一次空袭,竟有数架日机在其“零式”战斗机掩护下,降落在成都机场,飞行员下机纵火焚烧停放在机场边上的中国教练机后,再登机起飞。据日军统计,“101”号作战的110天内,日机与中国飞机空战607架次,击落中国飞机117架(内14架未证实),炸毁65架;日机被击落16架,受伤387架。据中国空军统计,1940年全年,包括“101”号作战在内,中国空军共进行空战61次,使用飞机1084架次,击落日机32架,击伤日机22架,中国飞机被击落、击毁29架,损伤64架。

中国抗战之初,美国对日本采取所谓中立的绥靖政策,没有给与中国任何实际支援,反而供给日本战略物资,随着侵华战争的扩大,美国的在华利益受到损害,日军占领武汉后,日美关系逐渐发生变化。1938年11月30日,日本内阁御前会议确定要建立“东亚新秩序”,这就完全否定了美国“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政策,不仅关系到美国在华的利益,而且关系到美国在东南亚的利益。12月30日,美国政府写信给日本政府,说“美国政府不承任何一个国家,有必要、或有理由在不属于它的主权的地区内,规定一个新秩序的内容与条件,并自命为这个新秩序的掌权者及施令者”。从1940年1月起、美国开始对日本实施军火限制。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签订了同盟条约。美国于10月6日宣布“征集废铁令”,不准再向日本出卖废铁,日美予盾开始激化。蒋介石利用日美的矛盾,10月18日向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正式提出希望美国提供空中援助的要求,说中国每年需500至1000架飞机,希望能尽快先运到500架以济燃眉之急。还说:“我国如有此数量之飞机。即可摧毁日本海军之实力。此实美国唯一替代对日作战之良策也。即使美日发生战争,只要美国有新式空军以助我陆军之作战。美国海军虽不驶来远东亦无妨碍。盖中国陆军与美国空军之一部分,已足以消灭日本海军。”10月底,又派其空军顾问,美国退伍军官陈纳德和毛邦初至美国活动。

11月6日,美国大选结束,罗斯福第3次连任总统。他认识到,美日冲突己不可避免,但美国尚未作好战争准备,因而,其远东政策和首要问题就是利用中国的抗战,拖住日本,使其暂时不能向南扩张,以推迟美日战争的开始时间,为此,他决心突破“孤立主义”,实行“以华制日”方针。1941年3月,美国会通过“武器租借法案”,4月贷给国民政府543万美元,并宣布中国是有资格获得租借援助的国家,可以贷款购买美国的飞机。但又怕公开援助中国,激怒日本,促其提前与美国开战,并为应付国内的孤立主义势力,罗斯福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准许预备役军官和士兵迟出陆军和海军航空部队,参加陈纳德组建的赴华美国志愿队。既可以支援中国迫切需要的空中援助,又避免了美国政府公开出面。1941年7月,110名飞行员、150余名地勤人员作为第一批美国志愿人员来到中国。蒋介石于8月1日发布命令、“由志愿来华参战之美员及航空委员会派赴该队之华员,共同组成”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下辖3个驱逐机中队,以“陈纳德上校就任该大队指挥官”,共有P40-C驱逐机99架,先在缅甸的同古集训。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对日宣战,加拿大、荷兰、希腊等许多国家都对日宣战,中国政府也于9日正式对日宣战,中国单独抗击法西斯日本的战争发展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这时,日本陆军航空兵的150个中队,有70个用于太平洋战场,入侵中国的海军航空兵也多用于中国沿海对美军的反潜和空防作战,日军航空兵对中国内地的压力相对有所减轻。中国空军除增加了美国志愿航空队外,自身实力也得到恢复,有轰炸机第1、第2,第8、第12大队,驱逐机第3、第4、第5、第11大队和侦事机第12大队,共有作战飞机290余架。空军作战形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中国空军为了分散日军航空兵的力量,以策应英、美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根据客观形势与自身的条件,决定采用空中游击战术。

据国民政府档案《空军各司令部各部队概况》中的《中美空军混合团概况》记载,空中游击战的主要特点是:“1利用国内多数机场之优点,用最飘忽之行动,每次以轻轰炸机3、5架,于薄暮前秘密推进于昆明、柳州、南宁、桂林、衡阳、赣县、吉安,衢州等地,准备完毕,于次晨实施游击任务,轰炸各预定目标。2.达成游击任务后,即回航至远后方或各小机场隐蔽,使敌无从捉摸截击,然后再转至第二机场,对第二目标实施游击。3.若敌机向我各重要机场举行反轰炸时,我机应漏油疏散,使场站一空,任敌轰炸以消耗其油弹,我机待使用时迅行填补。4.若敌遍布飞机守护重要目标,或不断派飞机挑战,企图扑灭我空军时,则已达到牵制目的。此时空军应暂缓行动,并躲避不与交锋。待有良机再实行出击。”

为了适应空中游击战术的需要,陈纳德对中美飞行员提出一套“突然袭击打了就走”的战斗方法。他认为,“日本人的飞机爬高快,升高能力强,如果用日本人的战斗方法作战,飞行员就会丧生”。由于当时中国空军使用的驱逐机主要是美国的P-40型,飞行速度较日本飞机为快,所以他要求飞行员“要利用自己的速度优势,飞到日机上面,然后以迅猛的俯冲动作,开足马力全速冲向日机,猛烈开火,尔后立即溜走,在飞离至安全距离后,再改变航向,重新升高取得高度优势”。使用这种战术和战斗方法,使中国空军对日军航空乒的作战处于极为主动的地位,虽然飞机数量仍远远少于日军,却获得较大的胜利。

1941年12月中旬,为防止驻越南的日军飞机空袭昆明,从同古调美国志愿队的2十中队到昆明担任空防。12月20日,10架日本轰炸机从越南空袭昆明。志愿队升空迎战,一举击落日机4架,首战告捷。当晚,昆明各界人士为志愿队举行庆功大会,报纸均以头版头条报道空战经过,称赞志愿队的飞机是“飞虎”。从此,“飞虎队”成为美国志愿航空队的代称。12月23日,日军轰炸机48架在战斗机20架的护航下空袭仰光。中国的美国志愿航空队此时尚有第3中队(驱逐机15架)留在同古,当即与英军18架战斗机起飞迎战,击落日机7架。

1942年1月22日和24日,中国空军第1大队和第2大队的18架轰炸机,在志愿队第1中队9架驱逐机的掩护下,配合英、美军在东南亚作战,由蒙自起飞,轰炸越南河内嘉林日军机场,给予日军以一定杀伤。3月24日,志愿队10架飞机空袭泰国清迈日军机场,以燃烧弹击焚日机40余架,自身损失2架,这些战例都说明,中国空军的游击战术是正确的,是符合实际的。据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统计,从太平洋战争爆发至1942年5月底止,中国空军在越南、缅甸、泰国及国内,仅志愿队3个中队就执行战斗任务102次,击落、击毁日机268架,击伤日机40架。该队损失飞机68架,战死及失踪24人,负伤6人。

1942年5月初,日军占领缅甸腊戍,曼德勒、密支那等地,中国唯一的陆上国际通逍滇缅路被切断。早在2月间就已拟议的空中运输航线于5月间经中美双方协议开通。当时勘察的主要航线为两条,北线自印度汀江起飞,经程侮到昆明,南线自汀江起飞,经达奈卡河汉、云龙至昆明。南线山峰较少,气象条件也稍好,但距日军密支那、八莫的机场较近,易遭日机攻击,所以主要使用北线。全线航程820公里,必须飞越地形复杂、气象多变的喜马拉雅山脉,一座座高耸的山峰犹如驼峰,所以人们便把它称之为“驼峰航线”。飞越驼峰是极为艰难的飞行。从开辟这一航线至日本投降的3年多时间里,由于气象条件恶劣和日军航空兵袭击,以及飞机故障等原因,执行空运任务的飞机,美国空运队损失468架,中国空运队损失46架,共514架。中、美飞行员共牺牲1000余人。

航线开辟之初,美国空运队有27架运输机,中国空运队仅有6架运输机,运输量极小。从6月至8月的3个月中,美国空运队只运至昆明500多吨援华物资,中国空运队运输380吨。以后,飞机逐渐增多,运输量也日益增多。1943年10月,月运输量,美国空运队增至7240吨,中国空运队增至1122吨。至1945年初,美国中印空运司令部己辖6个空运队,共有飞机629架,中国空运队也发展为39架。月运输量,美国空运队已达2.6万吨,中国空运队亦大有增加。许多美国援华的作战飞机也是从这条航线飞到中国的。整个“驼峰航线”开通期间,美国空运队共运输物资65万余吨,中国空运队共运物资7万余吨,对支援中国抗战曾起过相当积极的作用。

1942年7月,美国认为已经对日宣战,以志愿人员援助中国的方式已无必要,遂将志愿航空队改编为美国第10航空队第23战斗机大队,脱离了中国空军的战斗序列。第23战斗队亦称美国驻毕航空特遣队,陈纳德由预备役转为现役,并升为准将,任大队指挥官。但这时仍只有3个中队,51架飞机,其中能作战的仅29架,仍只能和中国空军联合对日实施游击战。1942年6月,美军在中途岛击败日本,获得战略主动权。1943年2月初,又在爪达尔卡纳尔岛击败日军,粉碎其夺战略主动仅的企图后,太平洋战场的形势发生巨变,日本转为战略防御,而美国则开始准备进行战略进攻。为此,美国陆军决定增加驻华空军的力量,于1943年3月,将第23战斗机大队扩编为第14航空队,陈纳德升任少将司令。该队不断得到加强,至1945年时,已拥有700架飞机。为提高中国飞行员的作战能力,中美双方商定。在印度的卡拉奇建立作战飞行训练中心,由中、美共同负责,轮训中国飞行员。

1942年至1943年上半年,中国空军除担任防空和空中游击外,大部分时间用于补充和训练,实力得到恢复和加强。1943年5、6月间,中国空军和美国第14航空队联合参加鄂西会战。日军投入第25、第90、第33、第44战队,共有飞机248架;中国空军投入了第1、第2、第4、第11大队,连同美国第14航空队,共有飞机165架。会战结束时,中国空军和美国第14航空队共出击53批,使用驱逐机336架次、轰炸机88架次,合计击落日机31架,炸毁日机6架。这是武汉失守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空战,也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空战的重要转折点。从此,日航空兵在中国上空通行无阻的时期宣告结束,制空权开始向中美空军手中转移。同时,攻、防形势也开始变化,中美空军由防御和游击战转为进攻和大规模的出击战。日军承认:“以1943年为期,大陆制空仅已转移到中国方面,从前在绝对制空权下行动的我对华地面作战的形势;颇有改变之虞。”

为了加强中美空军的合作,1943年10月1日,成立了中美混合团,各级指挥官均为双方人员担任,编制上属于中国空军。中方以第1、第3、第5大队加入,美方人员加入3个大队中。每大队下辖4个中队,共有轰炸机60架、驱逐机100余架。飞行员和地勤人员多数是中方人员,美方人员仅占四分之一。混合团的作战方针是:“协助我地面部队作战,削减敌在我国大陆的进攻力量,并打击敌驻华空军,获得空中优势。”

1943年末起,中国在成都附近的新津、彭山、邛崃、广汉及昆明,修建了许多能使超重型轰炸机起落的大型飞机场,并在陕西、广西等省修建了大批中、小型前进机场。在第一线作战的中、美飞机,驱逐机达439架,轰炸机达168架。中、美空军大编队机群频繁地袭击日军重要航空基地、车站、码头及军队集结地,侦察机几乎遍于整个中国大陆。日军海上、陆上补给线经常因遭空袭而告中断。在战役上,已能直接支援地面部队作战。如1943年11月至1944年初的常德会战,中、美飞机共出动216批,使用战斗机1467架次,轰炸机280架次,重点打击日军地面部队,在空战中,击落、炸毁日机37架,击伤19架。在战略上,除对大陆各战略目标攻击外,还轰炸了日军大后方基地。如1943年11月25日,中国空军第1、第3大队一部和美第14航空队一部,空袭台湾新竹机场,炸毁停机坪上日机30余架,击落强行起飞的日机6架,使驻台日海军航空兵遭受沉重打击。此次行动,美军仅损失1架飞机。

1944年4月,日军为打通平汉、粤汉路的交通和摧毁桂林、柳州等地空中基地和前进机场,发动豫湘桂会战。中美空军支援地面部队作战,取得良好的战果,如在河南方面作战时,中国空军出动300批,美第14航空队出动12批,共使用驱逐机1646架次,轰炸机272架次。据中国空军统计,击落日机32架,炸毁11架,还炸毁各种车辆1000多辆等。但由于地面部队一触即溃,最后会战结束时,中国在衡阳、桂林、柳州等地的7个空军基地和30多个机场,均被日军占领。

1945年上半年,中国空军连续攻击日军各大战略要点、空军基地等目标,曾空袭青岛、运城、临汾、南京、上海、武汉等地机场和攻击日军地面部队,很少再遇到日机的截击和反击。5月以后,日陆、海军航空兵大部撤高中国,仅留数十架飞机,连应战的能力也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