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衡阳保卫战 第二章 立体防御让日军吃尽苦头

卢庆贻说,为了坚守衡阳,第十军对防守阵地也做了改建。

衡阳东临湘江,可以作为天然屏障;北靠衡山,日军携带重武器无法翻越,这是另一道天然屏障;西边是沼泽稻田,阡陌纵横,日军重武器同样不能穿越;所以,日军要想进攻衡阳,最好最便捷的途径,就是从南面进攻。

南面多山丘,中国军人将这些山丘朝南的一面,全部削平,变成悬崖峭壁,日军要攀上悬崖,除非搬来云梯。即使日军攻占了这些山丘,后面的散兵坑照样难以穿越。每一个散兵坑前都有一人多深的壕沟,即使穿过了壕沟,还有铁丝网;即使穿越了铁丝网,还有地雷;即使穿过了雷区,还有中国军人的机枪扫射;即使穿过了机枪扫射,后面会有大炮镇守;即使穿过了大炮镇守,后面还有中国军人的刺刀在等候……

日军每向衡阳城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死亡的代价。

第十军老兵童纪统说,日本小炮很厉害,但是和美国的大炮比起来就差远了。日本小炮打一发,装一发炮弹,而美国大炮一次可连续打6发炮弹。童纪统当时是第十师卫生员。

第十军有一个炮兵营,在衡阳保卫战中,这个营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大战来临前夕,第十军炮兵营还在桂林接收美式大炮。豫湘桂会战一开始,日军一路南下,进展迅速,史迪威创办的桂林步兵训练中心就要撤到昆明,然而,这一路崇山峻岭,训练中心的大炮又如何能够搬运。方先觉知道了这个消息后,就通过老军长李玉堂联系到了桂林步兵训练中心,将这十几门大炮运到了衡阳。

大炮刚刚运至衡阳,日军的进攻就开始了。如果再晚一个小时,这批对于衡阳中国军人来说生死攸关的大炮,就会落入日军手中,后果不堪设想。

卢庆贻说,中国军人第一道防线距离城区10里,而方先觉的指挥部设在一座土山上,战斗最危急的时候,敌军距离军指挥部只有几百米。

卢庆贻眼中的方先觉身躯高大,一表人才,待人和蔼。在方先觉身边担任报务员的卢庆贻从来没有见到方先觉发脾气,他对人说话的时候总是笑眯眯的。直到今天,卢庆贻还能记得方先觉的音容笑貌。衡阳保卫战的时候,卢庆贻15岁,却已经有了一年兵龄了。

一年前,参加长沙保卫战的第十军伤亡惨重,就在长沙征兵补充,当时在长沙上中学的卢庆贻深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感染,就报名参军了。

当时,卢庆贻有一个姑父在长沙防空司令部,卢庆贻每逢假期,就去防空司令部,学会了简单的发报收报。所以,他入伍后,因为有无线电基础,经过了六个月培训后,就被分配在第十军军部任报务员,与方先觉在一起。蒋介石和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每封电报,都是卢庆贻接收;而方先觉发出的每封电报,也都经过他的手。

衡阳保卫战的47天里,卢庆贻见证了方先觉的每一个细节。

卢庆贻说,他当时使用的电台只有15瓦,发电机也只有15瓦,信号非常不好,声音就像蚊子在叫,如果不凝神静气倾听,是无法听清楚的。因为发报机功率太小,收进发出每一封电报,都要在湖南芷江中转。后来,芷江成为了名噪一时的“抗战受降城”。

卢庆贻那时候没有枪。他说,衡阳保卫战的时候,枪支非常紧张,前线作战的士兵,一人也平均不到一把枪,而且绝大多数都是汉阳造。有的看起来是枪,但是根本就不能用。军部的勤务兵都没有枪,枪都支援了前线。

衡阳保卫战那年,王乐平15岁,他是被拉壮丁入伍的。当时,正面战场上伤亡实在太大了,兵员严重不足。

王乐平说,当时拉壮丁的标准是“二丁抽一,五丁抽二”,如果一家中有弟兄两个人,就要有一个人去当兵;一家弟兄五个,要有两个去当兵。

王乐平的老家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所以,没有人愿意去当兵。那时候没有村长,村长是改革开放后的名称,再往前叫生产队长,而民国时候叫保长。有一天晚上,保长和一个穿军装的人来到王乐平家,王乐平想去当兵,他觉得那一身军装很精神,还能吃饭不掏钱。可是父亲死活不让去,无论保长怎么说,父亲就是不答应。后来,父亲说,家里没有东西吃了,需要王乐平和哥哥编竹笼卖钱。当兵的二话没说,就走了出去。再回来的时候,肩膀上扛着一袋大米,他把大米放在父亲面前,将王乐平领走了。

王乐平算是幸运的,他当兵还可以领到一袋大米。我采访过的老兵阮明刚就没有这么幸运。当年,阮明刚去走亲戚,中途被保长抓了壮丁,全家人都以为他死了。抗战胜利后,他回到村庄,家人左看右看都不相信是他。阮明刚所在的部队,是张自忠的军队,他参加过台儿庄战役和枣宜会战,张自忠牺牲后,他参加敢死队抢回了张自忠的尸骨。

王乐平想着部队里只有自己年龄最小,可是来到部队里才发现都是和自己一般大的孩子。王乐平所在的那个班有8个人,全是十几岁的孩子,最小的只有13岁,班长年龄最大,16岁,可已经当兵三年、参加过两次长沙会战的老兵了。

王乐平说:“那时候苦啊,中国成年人都打光了,上战场的都是十几岁的娃娃。”

衡阳保卫战的时候,王乐平被编入第十军预十师,驻守在衡阳南面的张家山。他说,守卫衡阳的时候,每个人都没有想着能够活下来,班长识字,他写了血书,其余不会写字的在血书上按血指印,誓与衡阳共存亡。

王乐平口中的衡阳保卫战异常悲壮。

我曾经听好几位抗战远征军老兵说过,他们在丛林中行军的时候,日军的狙击手就躲在大树上,用绳子把自己捆起来,专门射杀树下走过的新一军将官,由于日军使用的是三八大盖,打一枪,扣动一下扳机,新一军那时候是美式装备,冲锋枪,卡宾枪,可以连发连射,所以,日军射出第一发子弹后,中国军人如果发现了日军躲藏的地方,卡宾枪冲锋枪就会对着树丛狂射,日军的火力就被压制住,或者中弹。如果没有把他们和树枝绑在一起,就会掉下来。而绑住后,即使负伤了,他们还能射击。

我曾为日军狙击手的强硬而震撼,然而,当我听到第十军将士的故事后,才发现日军的狙击手和我们的中国军人比起来,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张家山朝南的一面已经被削平了,这种人工制造的悬崖足有七八米高,悬崖顶上是机枪阵地,几挺机枪一组,组成交叉火力,无论日军从哪个方向攀援悬崖,都会置于机枪火力网中。每个机枪点是一个人,里面放置子弹、粮食和水。这名机枪手走进挖好的工事里,将机枪放置在两块砖头那么大的火力眼上,工事的上方用石板覆盖,浇筑水泥沙子。这样,即使日军的炮弹落在工事顶上,工事也毫发无损。很多抗战老兵都说过,美国的水泥很好,炮弹打在这种工事上,只会砸出几星白色粉末。

两块砖头大小的瞭望孔,是机枪手与外界唯一的联系窗口,也是射击孔。每个机枪手走进了这样的工事,就没有打算活着离开,也不会活着离开。这道工事,就是他们的坟墓。

张家山的机枪阵地让日军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日军始终无法攀援七八米高的悬崖,只要他们接近悬崖,来自不同方位的机枪火力就会把日军撂倒。日军对这种机枪阵地也无可奈何。刚开始,日军还试图通过云梯来攀援,到了后来,不需要云梯了,因为悬崖前日军的尸体层层叠叠,堆满了悬崖前的空地。最上层的日军尸体阻挡了机枪的枪口,工事里的机枪手又无法出去搬挪,就只有把日军的尸体用机枪打碎,这样才能看清楚攻击的日军。

后来,日军进攻的时候,就踩着铺了七八米十几米高的日军尸体,向上仰攻。一直到这时候,日军才会对机枪阵地构成威胁。

日军占领了机枪阵地后,迎接他们的是散兵坑。散兵坑里的战士们站在一米多高的深坑里,手持步枪阻击,他们仍然没有想活着离开,散兵坑的四周都是地雷,无论谁踩上去都会炸开。

王乐平说,衡阳保卫战太惨烈了,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杀红了眼,比电影上演的要惨烈得多。

很长时间里,我不能理解日本人这种二球精神,明知道前面有机枪扫射,还要扑上去送死。直到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日本的《步兵操典》,我才理解了。

日本的《步兵操典》在二战时期,每个陆军士兵人手一册,里面对日军每个战术要领和战术动作都有机械而顽固的规定,它规定日军在发起冲锋的时候,不能匍匐前进,而必须端着步枪猫着腰冲锋,不能退缩。日军在拼刺刀的时候,也要手指离开扳机,关掉保险。这本机械的操典甚至连士兵在拼刺刀的时候,双手的位置也做了规定。

日本的《步兵操典》强调的是精神战胜一切,它固执地认为只要精神压倒了对方,就能取得胜利。这本书更明确地指出:“决定战斗最终胜负的方式是刺刀突击。”现在让我们来看,实在是笑掉大牙。

日本的攻击战术很单一,炮兵轰完步兵冲,步兵冲完炮兵冲。他们依靠这些简单的战术和当时在亚洲最先进的武器,占领了东亚和东南亚。

日本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些胜利,这是因为,日本遇到的都是武器远远不如他们的穷困国家。

战争说到底,拼的就是综合国力。

当时一个让欧美人无法理解的现象是,日军各级指挥官上战场的时候,都要带上一把指挥刀,等待着能够手握指挥刀面对面地拼杀。时代发展到了坦克集团群作战,而日本还幻想着用决斗来重铸荣光。

在日本与苏联的诺门坎战役中,德国观察家同样不能理解,日本的武器前面为什么要装上一把60厘米长的刺刀,这把刺刀在坦克面前究竟能有多大作用?为什么号称世界军事强国的日本,却只有一个坦克师?日本高级军官为什么要跟随步兵发起突袭冲锋?这简直是得不偿失的蛮干。

诺门坎战役前,日军关东军最精锐的二十三师团师团长小松原狂妄叫嚣,日军一个师团可以击败苏联三个师,而诺门坎战役的结果是,二十三师团全军覆没,小松原“英勇”地剖腹自尽。

我常常想,如果当年的中国军队拥有了苏联那样的武器,抗日战争会是什么样子?

日军在攻打衡阳南郊的山丘时,就严格地按照步兵操典,机械地运用中国古代的攻城战术,士兵们抬着云梯像蚂蚁一样前赴后继,死再多的人也在情理之中。

日军的聪明程度远远不如八路军。八路军攻打日军的炮楼时,用床板和湿棉被制作而成的“土坦克”抵挡日军的机枪扫射。而日军在衡阳城外的萧家山和张家山,面对第十军的机枪扫射,却只有二球精神。

日军死不足惜。他们不是被中国军人打死的,而是笨死的。

衡阳保卫战的时候,德国和日本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艾森豪威尔的第二战场开辟后,德国不得不两线作战,东线的德军已经被苏军赶出了白俄罗斯与乌克兰;西线的德军正在法国与美英联军胶着厮杀,节节败退,希特勒已经预感到了第三帝国的灭亡为期不远。日军同样进行两线作战,在辽阔的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占领了塞班岛和关岛;在中国辽阔的战场上,日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中国南部城市衡阳,日军十余万人被阻隔在了衡阳城下。日本内阁也摇摇欲坠,日本天皇也寝食难安。

衡阳保卫战前夕,日军十一军军长横山勇完全没有把衡阳这座南方小城放在眼里,横山勇手下拥有8个师团,而他只用六十八师团和一一六师团来攻打衡阳。两个完整的师团将近5万人,而衡阳守军是残缺不全的第十军,仅有17000人。所以,横山勇相信衡阳最多只用三天就能攻下,然后,日军就可以长驱直入,进入西南。

日军第六十八师团从南面进攻衡阳,守卫在衡阳南面的是第十军预十师。

当预十师侦察到当面之敌是日军六十八师团时,一下子乐了。就是这个六十八师团,在常德会战的德山之役中,让预十师吃了大亏,师长孙明瑾壮烈殉国,新组建的预十师发誓报仇,现在预十师的师长就是当初预十师的副师长葛先才,他们想报仇,苦于一直驻防在衡阳,而现在,没想到上天入地都找不到的仇敌,居然自动送上门来。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快乐更幸福的事情吗?

苍天有眼啊!

所以,战争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

在战争的间歇,方先觉曾来到萧家山和张家山阵地视察,他指着前方阵地对预十师的士兵们说:“要让这里变成日军的坟墓。”士兵们响亮地回答:“人在阵地在。”葛先才也回答:“来一个死一个,来两个死一双。”方先觉感到预十师的将士们根本就不需要鼓动,他们一个个士气饱满,杀气冲天。

仇恨燃烧着预十师士兵的眼睛和胸膛。

卢庆贻说,衡阳保卫战一共分三个阶段,6月23日至7月2日,是第一个阶段;7月11日至8月2日,是第二个阶段;8月4日到8月8日,是第三个阶段。其实,这些都是后来的人们在总结的时候,人为划分的,当时在战场上,就是没黑没明地打仗,谁还知道分什么阶段?

日军六十八师团师团长佐久间为人就死在第一阶段。

6月27日是战争进行的第四天,日军在付出了上千人的代价后,才推进到了五桂山阵地前。整整四天,日军推进了不足200米。

五桂山阵地上,有中国军队一个连在坚守。日军整整攻打了一天,还没有攻下一个连把守的五桂山阵地。黄昏时分,日军施放毒气,这个连仅剩的83人全部壮烈殉国。

第二天,日军六十八师团师团长佐久间为人带着四个联队联队长,还有作战参谋长和参谋一干人,来到烧焦了的五桂山阵地上,向衡阳方向瞭望。这些人属于六十八师团最高级别的将官和佐官,六十八师团所有的头头脑脑们都集中在这里,他们人手一把指挥刀,人手一架望远镜,他们站在五桂山阵地上,不可一世。

他们没有料到,这时候阎王爷已经来敲门了。

中国军队的哨兵看到一伙老鬼子举着望远镜向这边瞭望,望远镜的镜片在阳光下一闪一闪,估计这伙鬼子都是当官的。哨兵把这个极为振奋的消息报告给机枪阵地,机枪阵地测算了一下,距离有点远,效果不够理想,又赶紧把这个利好消息报告给后面的炮兵阵地。炮兵阵地只要听说这伙老鬼子是在五桂山阵地上,就知道距离有多远。开战前,炮兵将中国军人每一处防御阵地都测算了一遍,就准备在反击的时候,用炮火支援中国军人。没想到,反击还没有开始,六十八师团的官老爷们却自动送上门来了。

守卫在炮兵阵地的是中国军队一个炮兵连,连长白天霖,黄埔军校第16期炮科毕业。当哨兵发现了这伙老鬼子的时候,他也已经发现了,这伙老鬼子距离炮兵阵地仅仅800米。白天霖的炮兵连有八门大炮,都是开战前历尽千辛万苦从桂林拉到衡阳的。现在,这八门印着洋码子的大炮就要发威了。

白天霖一声令下,八门大炮齐发,佐久间为人和身边簇拥的老鬼子全部倒了下去。不久,身负重伤的佐久间为人和几名鬼子佐官都死了,而没有死的,全部重伤,不能再指挥作战。

预十师终于报了仇。

六十八师团的指挥系统瘫痪后,横山勇将六十八师团划归一一六师团师团长岩永汪指挥。

战争仍在继续。

按照战后的分法,第一阶段的战争是10天,在这10天里,日军不分昼夜进攻,中国军人昼夜不分抗击,衡阳西部和南部本来苍翠青绿,森林覆盖率很高,而现在树木全部被打断了,山峰也被削平了,地面上血肉模糊,由于连续作战,双方的尸体来不及掩埋,空气中散发着恶臭。

连续十日十夜交战,双方的体力都消耗到了极限,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烈日暴晒,尘土蒙面,汗流浃背,眼前鲜血飞溅,耳边重炮轰鸣,飞机低空掠过,脚下血水横流……每个人都失去了人形,每个人的身体都透支了,每个人的神经都快要崩溃了。

日本战史有这样的记载,他们认为衡阳保卫战是“中日八年作战中,唯一苦难而值得纪念的攻城之战”,“两师团之原任大队长所剩无几,大部分之步兵队已变成由士官代理大队长,勉强支撑战斗之残局”。

八年抗战,日军攻占了中国多少城市,而唯有衡阳被他们认为是“唯一苦难”的,之所以苦难,是因为他们死伤惨重。仅仅在衡阳保卫战的第一阶段,日军就付出了25000人的伤亡,一个师团被打残。

衡阳保卫战到底有多惨烈,日军也有形象的记载。六十八师团和一一六师团的大队长所剩无几,大部分由士官代理。日军作战有一个特点,每当冲锋的时候,大队长这些中下级军官总是身先士卒。而当时的中国军队又何尝不是这样?每次冲锋的时候,营连排长总是手持驳壳枪和大刀喊:“跟我上!”东方军队都将身先士卒作为军官的优秀品质。

日军大队长之上有联队长、师团长,大队长之下有中队长、小队长。衡阳保卫战中,日军大队长由士官担任,那就说明中队长和小队长也伤亡殆尽了。战争的惨烈由此可见一斑。

衡阳保卫战后,日军一一六师团一二零联队旗手星野博写过一本《衡阳最前线》,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在守卫战中,连长、营长、团长上阵带头冲锋反击……危机时,师长、军长亲自上前线,激励部下。衡阳的第十军昂扬着真正的军人的崇高精神……”

让对手敬服,这是军人的最高荣誉。

卢庆贻说,第一阶段的战役中,敌我伤亡比高达5∶1,这在抗战以来的所有战役中都是少见的。

第十军并不是当时装备最精良的部队,也不是战斗力最强悍的部队,但是,第十军有一个好军长方先觉,方先觉绝对是一个军事天才,他在战前所构筑的种种工事,就扭转了中国军队在人数上的劣势。

一头狮子领着的一群绵羊,能够打败一只绵羊领着的一群狮子。方先觉是狮子,横山勇是绵羊。

第十军构筑的所有工事都不是单一的,都是紧密结合,环环相连,每一个工事都有独特的作用。

卢庆贻说,当时,方先觉提出了三不打:看不清不打,瞄不准不打,打不死不打。当敌人先头部队靠近的时候,秘密火力点的机枪不打,埋伏在暗堡里的士兵不动,只用散兵坑里的步枪进行阻击。而散兵坑里的步枪要求“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鬼子先头部队与散兵坑里的中国军队纠缠胶着的时候,鬼子的大部队就会急急赶来增援,这时候,火力点的机枪才从不同的方位,不同的角度,以相同的火力向日军倾泻弹雨,枪弹如同暴风骤雨,将鬼子团团包裹,旋转着,啸叫着,钻进了鬼子的皮肉,咬出了道道伤痕,让鬼子手舞足蹈,呼天喊地,四蹄朝天,一命呜呼。即使日军开来坦克也不顶用,坦克无法攀越七八米高的悬崖;即使鬼子抬来云梯也不顶用,埋伏在暗堡里的中国军人一群一群冲出来,只需把拉开的手榴弹丢下去,悬崖下的鬼子和云梯都被炸成了几截。那种景象爽心悦目,云梯与尸体齐飞,鲜血共火光一色。

日军的《步兵操典》中有记载,每次冲锋分三个梯队,第一梯队是前锋,第二梯队是主力,第三梯队是援兵。而第十军的散兵坑对付第一梯队,机关枪对付第二梯队,手榴弹对付第三梯队。各打各的,有条不紊。所以,我怀疑方先觉一定看过日军的《步兵操典》,所以他才能在衡阳保卫战中对症下药。方先觉实在是防守战专家。

再反观日军,无论是六十八师团和一一六师团,还是横山勇,在第十军的立体防卫面前,黔驴技穷,只知道使用人海战术。而人海战术,是冷兵器时代才会有的一种落后战术,在现代战争中,再多的人海也禁不住机枪的扫射。

7月2日后,已经焦头烂额的日军六十八师团和一一六师团精疲力尽,不得不转入部分休整。然而,这些天,日军还是没有停止进攻,只是严重受挫的日军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攻击凌厉,他们以毒气开道,企图攻占中国军队阵地,然而,这时候的中国军队已经掌握了要领,他们知道用毛巾浸湿捂在鼻子上,可以避免毒气的吸入。而陈纳德的航空队也从芷江机场起飞,空投防毒面具,等到日军发现了陈纳德的航空队,呼叫长沙机场日军飞机起飞拦击的时候,陈纳德的航空队已经转身离去,消失在云层里。

这些空投的防毒面具如同一面盾牌,让日军的毒气失去了作用。

7月5日,300多名中国军人戴着防毒面具,趁着夜色,将丢失了的张家山阵地再次夺了回来。在衡阳保卫战第一阶段的战役中,张家山反复争夺20余次,最后被日军施放毒气才占领了。而中国军队有了防毒面具后,又将张家山夺了回来。

日军始终无法想明白的是,夜战近战是《步兵操典》上的基本课程,本来是日军的强项,他们用这种不怕死的精神从亚洲北部打到了南部,在中国的正面战场所向无敌,然而在衡阳城下,他们夜战近战的宝典失效了,他们遇到了一群更不怕死的中国军人。

7月6日,卢庆贻接收到了由芷江转发的一份电报,电报是蒋介石签发的,电报内容为:一、嘉勉第十军将士,并指示再坚守两星期;二、嘉奖预十师师长葛先才恢复张家山阵地有功,奖励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第二天,一架飞机飞临衡阳上空,将几枚勋章投到了地面,这些勋章包括此前通报嘉奖的几枚,分别是给军长方先觉,师长葛先才、周庆祥,团长陈德壁的。

卢庆贻说,衡阳保卫战整整47天,他每天都要把战况发给重庆方面,包括阵地的失守,阵地的夺回,排兵布阵和病员伤亡情况。

刚开始的时候,第十军接到的命令是坚守七天,部队准备了二十天的粮食。而直到战争结束的时候,部队坚守了整整47天。二十天之后,部队已经没有可吃的东西了,日军也将衡阳炸为了焦土。衡阳县县长王伟能带着没有来得及撤离的市民,给士兵送来粮食。但是,那时候衡阳城里所有能够燃烧的都烧焦了,大米也被烧成了黑色的坨坨,战士们就把这些黑坨坨砸开,用水煮了吃。

当时,全国的眼睛都盯着四平方公里的衡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