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是50年代初期，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支援兄弟国家反抗侵略、保卫自己国家安全、维护远东和世界和平，而进行的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它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的光辉篇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发展史上也有重要地位。

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具有相当规模的国际性战争。战争虽然只在朝鲜半岛进行，但参战国较多。一方是以美国为首的16个国家军队组成的“联合国军”及南朝鲜军，另一方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交战双方投入了大量兵力，作战规模越来越大。双方兵力最多时共达300万人，其中，美军54万人，其他国家侵朝军队2万人，南朝鲜军64万人；中国人民志愿军135万人，朝鲜人民军45万人。这场战争又是交战双方军事技术装备优劣悬殊的现代化战争。美军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现代武器，作战飞机最多时达2400余架，舰艇300余艘，掌握着制空权和制海权；地面部队全部机械化，有大量火炮和坦克，火力强。机动快，后勤补给顺畅。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参战初期，既无空军，又无海军，后来虽有数百架飞机参战，也只能掩护主要运输线，难以直接支援步兵作战；陆军装备也相当落后，基本上是靠步兵和少量炮兵、装甲兵作战，火力、机动力、补给力均远不如敌军。然而，美军进行的是侵略的非正义的战争，失道寡助，士气低落，内部矛盾重重，兵力不足，难以持久作战。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的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得道多助，士气高昂，内部团结，兵力雄厚，加上指挥的卓越，利于持久作战。这些基本特点，决定了战争的复杂性、残酷性、长期性以及中朝人民赢得最后胜利的必然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依恃其强大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积极推行称霸世界的侵略扩张战略。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在1945年12月19日的国情咨文公开宣称，美国“有经常而迫切的必要来领导世界”。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美国国会特别会议上提出了一个系统的纲领，宣称要把美国的利益扩展到整个世界，美国不能在对“自由世界”的“领导方面举棋不定”，“必须采取果断的行动”，向某些国家的反动政权提供“财政援助和物资援助”，并“派遣美国文职和军事人员”，帮助镇压某些国家人民的“混乱和无秩序状态”，挽救“自由制度的崩溃”，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这个纲领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在中国，美国支持国民党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失败后仍不甘心，继续坚持敌视中国人民的政策，要颠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朝鲜，美国图谋建立由它控制的全朝鲜政权，这一图谋未能得逞后，又制造朝鲜民族的分裂，帮助南朝鲜组织和训练军队以实行武力统一。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违反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不得干涉任何国家内部事务的原则，立即对朝鲜实行武装干涉。26日，杜鲁门命令美国驻远东的海、空军支援南朝鲜军作战。2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非法决议，要求联合国各会员国“援助”南朝鲜。同日，杜鲁门发表声明，悍然宣布他已命令美国驻远东海、空军对南朝鲜军提供“掩护和支持”，并宣布他已命令美国第7舰队向台湾海峡出动。他不顾台湾的地位早已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主要同盟国的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后的现状所肯定的事实，在声明中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说什么“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本的和平解决或联合国的审议”，企图霸占台湾。30日，杜鲁门下令将美国驻日本的地面部队投入侵朝战争。7月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又通过非法决议，给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朝军队披上“联合国军”的外衣，并任命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指挥“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作战。但朝鲜人民并没有被美国气势汹汹的侵略行动所吓倒。朝鲜人民军英勇作战，进展迅速，6月28日占领汉城，7月20日进占大田，并生俘美军第24师师长威廉·迪安。到8月中旬，解放了朝鲜南部90%的土地，将侵朝美军和南朝鲜军压缩到洛东江以东1万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侵朝美军和南朝鲜军负隅顽抗，并继续增援兵力，使战争双方形成胶着状态。

中国政府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一切国际争端，对于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和侵略中国领土台湾，表示极大愤慨和坚决反对。6月28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中国人民“既不受帝国主义的利诱，也不怕帝国主义的威胁”，他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军委于7月7日和10日召开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主持讨论国防问题，并于13日正式决定抽调第13兵团辖第38、第39、第40和第42军及炮兵第1、第2、第8师等部队组成东北边防军，8月中旬在东北地区南部完成集结，以保卫东北边防安全和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的反侵略战争。接着，采纳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的建议，将第9、第19兵团调集于津浦、陇海两铁路线，策应东北边防军。

9月中旬，朝鲜战局发生急剧变化。美国经过积极策划和准备之后，乘朝鲜人民军主力集中在洛东江战线，于9月15日由麦克阿瑟指挥美军第10军两个师及炮兵、坦克兵、工兵等部队共7万余人，在飞机近500架、舰艇260艘配合下，在朝鲜西海岸的仁川港实施登陆，尔后分兵向汉城、水原方向实施进攻。“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在洛东江战线的主力10个师，在美第8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指挥下，也于9月11日开始进行反扑。9月27日，经杜鲁门批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授权麦克阿瑟“在朝鲜的三八线以北进行军事行动”。此外，从8月27日起，美国空军飞机对中国东北边境地区城镇和乡村频繁地进行轰炸、扫射和侦察活动，中国东北地区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这时，美国报刊还透露美国当局制定了侵略中国大陆的战略计划。

9月30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庆祝国庆节大会上发表演说，对美国提出严正警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已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0月3日凌晨，周恩来又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指出：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当天，印度政府将此警告向美国政府作了转达。然而，美国无视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坚持其占领全朝鲜的计划。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于10月7日开始大规模地越过“三八线”。

当朝鲜战局急剧逆转之际，金日成等代表朝鲜劳动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人民，致电毛泽东主席，请求中国出兵援助。全中国人民对美国武装侵略朝鲜群情激愤，纷纷要求同朝鲜人民共同抗击美国侵略者。全世界人民也对朝鲜战局普遍表示关注。在这种情况下，10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主持下几次召开会议，讨论出兵援助朝鲜问题。经过充分讨论，中共中央政治局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根本立场出发，为了挽救民主朝鲜的危局，保卫国家的安全，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决心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同朝鲜人民一起共同抗击美国的侵略。中共中央政治局指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整个朝鲜被美国侵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和世界都是不利的。采取出兵参战的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总之，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10月8日，毛泽东复电金日成，告知了中共中央的出兵决策及有关事宜。同日，毛泽东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准备待命出动。

为了保证出兵参战的战略决策的贯彻实施，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确定采取一系列措施：除将业已集结东北地区的部队出动外，准备抽调第二批及第三批部队，根据情况需要，逐步入朝参战；志愿军入朝后，先在元山、平壤铁路线以北构筑两三道防线，打防御战，待部队装备、训练完毕即6个月后，再配合朝鲜人民军举行反攻；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及有关援助朝鲜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组成全国防空筹委会，加强国土防空，防备美国使用空军轰炸大城市及工业基地；在福建方向和广东方向各部署4个军，防备美国使用海军或指使台湾国民党军队攻击沿海地带。

正当志愿军已经组成并积极进行入朝参战的临战准备之时，10月15日，杜鲁门为探讨其侵朝战争“最后阶段”的战略问题和中国是否出兵问题，率领一些军政官员，专程从华盛顿飞到太平洋中部的威克岛，与麦克阿瑟举行会议。他们轻视中国人民的力量，认为中国出兵参战的“可能性很小”，“不足为虑”，并且“坚信在南北朝鲜，抵抗都会在感恩节（11月23日）前结束”，断言侵朝战争是“赢定了”。会后，侵朝美军大大加快了向朝中边境进逼的军事行动。

10月19日，遵照毛泽东的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3兵团4个军在彭德怀率领下，开始分别由安东、长甸河口、辑安等处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并于10月25日开始同美国侵略军进行交战。因此，这一天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纪念日。

1950年10月25日至1951年6月10日，为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连续进行了五次战略性战役。这是属于战略反攻性质的作战。其特点是：军事行动与国际政治紧相关联，直接引起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战役规模的夜间作战和很少间隙的连续作战，攻防转换频繁，战局变化急剧。

志愿军入朝后，向龟城、泰川、球场、德川、宁远、五老里一线开进，计划进抵该线后组织防御，制止敌之进攻，稳定局势，掩护朝鲜人民军北撤整顿。但这时，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以4个军（军团）10个师另1个旅、1个空降团共计13万余人兵力作战，前进速度很快，已占领平壤、阳德、成川、咸兴线，并放胆分兵多路向朝中边境进逼，企图在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志愿军已不可能先敌到达预定防御地区。毛泽东主席审时度势，当机立断，于10月21日电示彭德怀，决策改变原定组织防御的计划，采取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方针，利用出兵参战的突然性，立即部署作战。他指出：“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于是，志愿军以第42军两个师在东部战线黄草岭、赴战岭地区进行防御，牵制东线之敌；以第38、第39、第40军和第42军一个师在西部战线实施反击（后增调第50、第66军）。10月25日与敌交战后，歼灭南朝鲜第6师大部，重创美骑兵第1师。这就是第一次战役，国际史学界有些学者称为清川江战役或鸭绿江战役。至11月5日，战役结束，志愿军共歼敌1.5万余人，将敌军从鸭绿江边打退到清川江以南，挫败了敌军在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战役开始的当天，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第13兵团领导机关与彭德怀的指挥所合并组成志愿军领导机关，第13兵团领导人邓华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洪学智、韩先楚任副司令员；中共志愿军委员会由彭德怀任书记，邓华任副书记。战役结束前，11月4日，中国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阐明全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完全合乎正义的，宣告“中国各民主党派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11月7日。新华通讯社首次报道了志愿军入朝参战举行强大反击并取得重大胜利的消息。中国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和志愿军入朝参战并取得首战胜利，是当时的重大事件，因而迅速传遍全世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各国人民普遍支持，帝国主义阵营忧心忡忡。

“联合国军”遭到打击后，虽已发觉志愿军入朝参战，但仍认为中国不敢进行大规模较量，因而于11月24日发动了企图在圣诞节结束战争的“总攻势”。在此之前，11月4日，彭德怀即已提出诱敌深入的方针和在西线以战役反击粉碎敌人进攻的部署，毛泽东批准了这一方针和部署，同时告知：已命令第9兵团立即入朝，全力担负江界、长津方面的作战，以求转变东线战局。第9兵团辖第20、第26、第27军共12个师，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宋时轮（后任志愿军副司令员）率领下，于11月7日起入朝。这样，志愿军前线作战兵力达到9个军30个师38万余人，并有朝鲜人民军一部配合作战，与“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在前线地面部队5个军13个师另3个旅、1个空降团共22万人相比，兵力占很大优势。志愿军节节抗击，故意示弱，将敌军诱至预定地区后，于11月27日在东西两线发起猛烈反击。这就是第二次战役，国际史学界有些学者称为平壤、兴南战役。在西线，歼灭南朝鲜第7、第8两师大部，给美第2师歼灭性打击；在东线，给美陆战第1师、步兵第2师歼灭性打击。麦克阿瑟被迫命令“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从陆地和海上实施总退却。美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在败退中身亡。杜鲁门命令美国陆军副参谋长马修·李奇微接任遗职。到12月24日战役结束，志愿军共歼敌3.6万余人，收复“三八线”以北除襄阳以外的全部领土，并占领瓮津半岛、延安半岛，迫使敌军在“三八线”转入防御，从而扭转了朝鲜战局。在战役期间，中国政府经过长时间的外交斗争之后，得到联合国秘书长赖伊的邀请，派出特派代表伍修权参加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讨论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案的会议，伍修权于11月28日和30日，在安全理事会发表长篇演说，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对美国侵略中国领土台湾、侵略朝鲜等罪行，进行了义正辞严的控诉。这是中国外交斗争的一个胜利，扩大了新中国的政治影响。11月30日，杜鲁门发表声明说，朝鲜战局的发展使美国“面临一次严重的危机”，“我们可能要节节败退，就象我们前次遭受的失败一样”。但他仍然决意坚持其侵朝政策，并扬言美国政府“一直在积极地考虑”在朝鲜使用原子弹问题。杜鲁门的原子讹诈，没有吓倒中朝人民，倒是在美国的盟国中引起震惊和抗议，使他只得改口说“并没有这种打算”。“联合国军”的“总攻势”失败后，美国舆论界把这次失败比作“恶梦”、“悲剧”。惊呼这是“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绩”。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则在失败的责任问题上互相攻讦，矛盾尖锐。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共和党议员通过决议，要求“彻底打扫国务院”，把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撤职；还有的议员要求国会对杜鲁门实行弹劾。

美国政府为挽回败局，于12月14日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成立所谓“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的决议，打出“先停火、后谈判”的幌子，企图争取时间，整军再战，卷土重来。为了打破这一阴谋，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我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此次南进希望在开城南北地区，即离汉城不远的一带地区寻歼几部分敌人。”经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商定，集中志愿军第38、第39、第40、第42、第50、第66军和人民军第1、第2、第5军团，发起进攻战役，粉碎敌军在“三八线”既设阵地的防御，歼灭临津江南岸至北汉江西岸地区第一线布防之敌，相机占领汉城。战役于1950年12月31日开始，至1951年1月8日结束，志愿军和人民军共歼敌1.9万余人，占领了汉城，将敌军打退到平泽、安城、堤川、三陟一线。这就是第三次战役，国际史学界有些学者称为汉城战役。美国的“先停火、后谈判”的企图破产后，于2月1日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美国的诬蔑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周恩来外长次日发表声明，对这一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提案予以严正谴责。

志愿军连续取得三次战役胜利后，信心倍增，士气高涨，但部队疲劳，疾病患者很多，补给也很困难，因而主力转休整，准备春季攻势。“联合国军”在连遭失败后，发现志愿军补给困难，第一线兵力不足，短期内难以发动攻势。于是，利用其优势的运输条件，迅速补充兵员和物资，于1月25日起，集中5个军16个师另3个旅、1个空降团共23万余人，恢复了攻势。志愿军遂采取“西顶东放”的方针，以求打破敌之攻势。西线，志愿军第38、第50军在人民军第1军团配合下，并以第26军为预备队，在汉江南岸进行了顽强的防御作战，迟滞了敌军主要进攻集团的行动。东线，志愿军第39、第40、第42、第66军，在人民军第2、第3、第5军团配合下，在横城方面趁敌一部孤立突出之际发起反击，歼灭南朝鲜第8师、美第2师各一部。这就是第四次战役。此役到4月21日结束，共歼敌7.8万余人，将敌军拦阻在“三八线”附近的开城、高浪浦里、华川、杨口，杆城一线。

“联合国军”4月初进到“三八线”后，计划以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继续向北推进，“在朝鲜蜂腰部（即元山至平壤一线）建立新防线”，以便在军事上、政治上取得有利地位。到4月15日，志愿军第19兵团辖第63、第64、第65军在司令员杨得志（后任志愿军副司令员）、政治委员李志民率领下入朝，第3兵团辖第12、第15、第60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后任志愿军副司令员）率领下入朝，先后在前线完成集结；原在元山地区休整的第9兵团也已开到前线。这样，志愿军有了绝对优势的进攻兵力。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的指导方针，志愿军经与人民军协商，决定实施反击战役，歼敌几个师，粉碎敌之登陆、计划，夺取战场主动权。这就是第五次战役，它于4月22日开始，先在西线进攻，后转向东线。在西线，歼灭美第24师、英第29旅、南朝鲜第1、第6师各一部，推进到汉城附近。在东线歼灭南朝鲜第3、第9师大部和美军一部。然后转入运动防御，向“三八线”附近转移。6月10日战役结束，共歼敌8.2万余人，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挫败了敌在“朝鲜蜂腰部建立新防线”的计划，迫敌转入战略防御。战役期间，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由于其侵朝战争失败引起政策和战略的尖锐分歧，杜鲁门于4月11日宣布撤销麦克阿瑟的美远东军总司令、“联合国军”总司令职务，遗职由李奇微接替，美第8集团军司令职务由詹姆斯·范佛里特接替。麦克阿瑟的被撤职，导致了美国统治集团爆发空前激烈的大争论。5月18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中朝两国实行“禁运”的提案，企图以经济封锁迫使中国屈服。5月2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予以谴责，并指出这一提案丝毫也不会影响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

1951年6月中旬至1953年7月27日战争结束，为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交战双方处于战略相持状态，主要作战形式是阵地战；同时，交战双方进行停战谈判。其特点是：军事行动与停战谈判密切配合，谈谈打打，打打谈谈；战线相对稳定，局部性攻防作战频繁；“联合国军”愈来愈被动，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愈战愈强。

交战双方经过五次战略性战役的激烈较量，综合力量对比趋于旗鼓相当，在“三八线”附近形成了战略相持局面。中朝人民军队要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赶下海去固不可能，“联合国军”要想把志愿军打回到鸭绿江以北更属梦想。因此，交战双方都要调整各自的战略。1951年5月1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重新制定了美国对朝鲜问题的政策，决定谋求进行停战谈判，但在达成停战协定以前，仍要“继续抗击和惩罚”中朝人民军队；如果谈判解决不成，美国“仍将继续执行目前的军事行动方针，即目的不是用武力统一朝鲜，而是要给敌人以重创”，防止中朝人民军队“夺占南朝鲜”。6月初，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透露了美国通过谈判结束战争的意向，美国还通过中立国向中国进行试探。这时，毛泽东和金日成也就朝鲜战争问题进行了商谈。6月中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要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作为总的战争指导方针。在军事上则相继确定了“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根据中朝两国一贯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立场和美国政府所表示的举行谈判的意向，提出了“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的建议。6月30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奉美国政府之命发表声明，表示愿意举行停战谈判。7月1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答复李奇微，同意举行停止军事行动和建立和平的谈判。朝鲜停战谈判遂于7月10日开始。

志愿军在“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指导下，实行战略转变。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是：极积加强政治工作，在全体指战员中普遍深入地进行持久作战的思想教育，克服速胜思想；实行部队分批轮番作战，保持第一线部队充沛的战斗力；沿战线构筑数道大纵深防御阵地；在作战指导上，使作战与谈判相配合、相适应，并贯彻打小歼灭战“零敲牛皮糖”的原则；努力改善武器装备，加强特种兵建设；加强后方建设，改善交通运输，保证物资供应。同时，第20兵团辖第67、第68军、在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张南先率领下，于6月开始入朝，集结于东线元山以西地区，准备随时支援人民军作战或歼灭登陆之敌。第23兵团辖第36、第37军，在司令员董其武、政治委员高克林率领下于9月初入朝，担任3个月的修建朝鲜北部机场任务。8月，甘泗淇任志愿军副政治委员。

停战谈判开始前后，毛泽东多次发出指示，要求志愿军必须极力提高警惕，积极注意作战，准备协同朝鲜人民军对付敌军为迫使朝中方面订立城下之盟而举行大的进攻和在后方的轰炸。停战谈判开始后，果如所料，美方即暴露出缺乏诚意，制造障碍，进行讹诈。在讨论军事分界线的划分时，美方炫耀其军事威力，以“补偿”其海、空军优势为借口，无理要求将军事分界线划在中朝人民军队阵地后方，企图不战而攫取1.2万平方公里土地。当遭到朝中方面的坚决拒绝和据理驳斥后，美方竞扬言：“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紧接着，“联合国军”和南朝鲜于8月18日至9月18日，在东线动用7个师兵力，向朝鲜人民军阵地发动了夏季攻势。朝鲜人民军在志愿军配合下，英勇奋战，挫败了这一攻势。“联合国军”付出伤亡7.8万余人的代价，仅占去179平方公里土地。9月29日至10月22日，“联合国军”又以志愿军阵地为重点，发动了秋季攻势，特别实施了所谓“坦克劈入战”。志愿军奋战月余，予以粉碎。“联合国军”伤亡7.9万余人，仅前进3、4公里。志愿军和人民军还举行局部战术反击和攻岛作战。在11月的攻岛作战中，志愿军空军首次直接配合陆军作战。“联合国军”深入在朝鲜西北部各海岛的情报基地被清除。

“联合国军”在发动夏秋攻势的同时，还从8月中旬开始，实施“空中封锁交通线战役”，即所谓“绞杀战”，企图用3个月的时间轰炸，摧毁朝鲜北部的交通运输线，切断中朝人民军队前线与后方的联系，窒息中朝人民军队的作战能力。志愿军动员空军、高射炮兵、铁道兵、工程兵、运输部队及所有后方机关和部队，在朝鲜人民的大力支援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反“绞杀战”斗争，建立了以兵站为中心、铁路与公路相结合、前后贯通、纵横交错的运输网络，形象的叫法“炸不断、打不烂的钢铁运输线”，基本上解决了作战物资的补给问题，取得了战略上的一个胜利。1952年5月31日，范佛里特承认：“虽然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力量企图阻断共产党的供应，然而共产党仍然以难以令人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送到前线，创造了惊人的奇迹。”

1952年初，侵朝美军公然违反1925年40多个国家签订的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以制造疫区、残害朝中军民、削弱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有生力量为目的，大规模地实施了细菌战。2月下旬，朝中两国政府发表声明，向全世界揭露美军进行细菌战，呼吁各国人民制止这种罪行。美国政府开始时故作沉默，直到3月4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才发表声明进行抵赖，说什么“联合国军过去没有进行过现在也没有进行任何细菌战”。3至8月，中国组织各界代表和科学专家的调查团，国际上也有“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和“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进行了实地调查，收集大量证据，证实了美军的细菌战罪行。志愿军积极开展了反细菌战斗争，控制了疫情的发展。

1952年春夏季，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进行了以构筑坑道工事为中心的巩固阵地斗争。到8月底，经过广大指战员的艰苦努力，在横贯朝鲜半岛250公里长的、20至30公里纵深的整个战线，构成了以坑道工事为骨干、结合野战工事的坚固防御体系。以后，不断进行加固和完善，使之真正成为铜墙铁壁般的防御阵地。坑道工事是战争史上的一个重大创造。它解决了在敌军强大火力突击下有效地保存有生力量的问题，大大增强了防御的稳定性，为贯彻“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提供了坚实可靠的物质基础。在此期间，交战双方指挥官有所变动。4月初，彭德怀司令员兼政委委员回国休养（后留在国内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志愿军的工作由副司令员陈赓负责。6月，陈赓回国任职，邓华任志愿军代司令员和政治委员。4月28日，李奇微到欧洲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队最高司令，马克·克拉克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和美远东军总司令。

由于方针明确，阵地巩固，供给有保证，装备有加强，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作战条件大为改善，在战场上的主动地位进一步增强，不仅可以胜利地进行坚守防御作战，而且可以胜利地实施阵地进攻作战。因此，1952年9月18日至10月31日，发起了全线性战术反击作战。志愿军对敌军排、连、营阵地共60个目标进攻77次，歼敌2.7万余人，巩固占领敌军阵地17处。“联合国军”陷于被动地位，8个师频繁调动，疲于奔命。10月14日至11月25日，在范佛里特指挥下，陆续动员6万兵力、300余门火炮、170余辆坦克、3000余架次飞机，发动了以上甘岭为主要目标的所谓“扭转当前战局”的“金化攻势”。志愿军则相继投入4万兵力、180余门火炮进行坚守防御，歼敌2.5万余人，收复了阵地。这就是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其兵力、火力之密集，反复争夺之频繁，战斗之残酷激烈，为世界战争史上所罕见。

1952年11月5日，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任欧洲盟军司令、指挥过诺曼底登陆战役、刚刚辞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武装部队最高司令职务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当选为美国第34届总统。在他当选前后，美国的战争叫嚣甚烈，进行大规模军事冒险的可能性增长。对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极为重视，估计在一定时期内（假定为一年）朝鲜战局会趋于激烈化，敌军向中朝人民军队后方两侧实施登陆进攻的可能性很大，因而决定进行反登陆作战准备。12月20日，中共中央给志愿军下达了关于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企图，争取战争更大胜利的详细指示。艾森豪威尔1953年1月20日就任美国总统后，于2月2日发表国情咨文，极力鼓吹扩张政策，并于次日同派兵参加“联合国军”的其他15国代表策划加紧对中国实行封锁。2月7日，毛泽东发表讲话，针对艾森豪威尔的言行，严正地宣告：“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蛮横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在1953年整个春季，志愿军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全力进行反登陆作战准备。主要是：在东西海岸，设置了纵深达10公里的两道防御地带，挖掘720余公里的坑道，构筑600多个永备水泥工事；增调4个军、1个坦克师、7个多炮兵团入朝，14个空军师准备随时参加反登陆作战；调整了兵力部署，重点加强了西海岸防御兵力；海岸炮兵、布雷队、鱼雷艇队和海上巡逻大队，进行了海上防御作战准备；铁道兵、工程兵对朝鲜北方的交通网络进行了改造和完善；囤积了12.3万余吨弹药和可供全军食用8个半月的粮食；担任海岸防御的各军进行了紧张的战备训练和实兵演习。这种大规模的反登陆作战准备，是对美国和“联合国军”企图进行登陆冒险的有力一击。在正面攻不动，两翼又森严壁垒的情况下，美国当局只得于4月26日恢复中断半年之久的停战谈判。2月10日，美陆军助理参谋长马克斯韦尔·泰勒接替退休的范佛里特担任美第8集团军司令。

5月13日起，志愿军根据毛泽东关于“争取停，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作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一切按原计划进行”的指示，为了促进停战谈判，对“联合国军”发起了夏季反击战役。至6月15日，停战谈判全部达成协议，签署停战协定在即。彭德怀重返朝鲜前线准备料理停战协定签字事宜。但一贯蓄意破坏停战谈判的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公然于6月17日夜，以“就地释放”为名，强行扣留了2.7万名朝鲜人民军战俘，并叫嚣要“继续打下去”，“打到鸭绿江”等。为了打击李承晚集团，保证实现稳定可靠的停战，毛泽东于6月21日批准彭德怀的提议，决定打一仗再签字停战。于是，志愿军经过充分准备，集中5个军兵力和1000余门火炮，于7月13日开始发起了金城战役，一举突破南朝鲜军4个师25公里的防御正面，突入敌防御纵深达15公里，歼敌7.8万余人。在战役胜利进行中，克拉克请求马上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李承晚也被迫表示准备实施停战协定的条款。在谈判桌上，美方首席代表按照美国政府的意旨，就朝中方面提出的一系列质询，作出了实施停战协定的、朝中方面基本满意的各项保证。因此，7月27日，交战双方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朝鲜半岛实现了全世界人民渴望已久的停战。克拉克说：“我是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条约上签字的美国陆军司令官”。在整个夏季反击战役期间，中朝人民军队共歼敌12.3万余人，攻占土地240平方公里。抗美援朝战争以中朝人民军队的最后胜利而告结束。

朝鲜停战实现后，中国政府于1953年12月23日决定将战争期间援助朝鲜的一切物资和费用无偿地赠送给朝鲜政府，并再拨人民币8亿元无偿地赠送给朝鲜政府，作为恢复其国民经济之用。志愿军以高度的热情，帮助朝鲜人民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家园。例如，金城地区驻军仅用20多天就帮助当地人民修建房屋1400多间；铁道兵部队用3个月时间修复了清川江铁路大桥；工程兵部队在平壤市修建了办公大楼、医院、学校等建筑20多万平方米，等等。这一切行动，进一步加深了同朝鲜人民的战斗友谊。同时，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为维护停战协定的实施，一方面在政治上不断揭露美方违反和破坏停战协定的行为，同美方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另一方面，积极修筑和加固工事，进行军政训练，提高部队作战能力，严阵以待，准备应付任何军事挑衅，从而保证了朝鲜停战的相对稳定性。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让朝鲜人民实现自主和平统一国家的愿望。因此，从1954年9月至1955年10月的一年多时间里，先后分三批主动从朝鲜撤出了19个师的部队。1958年2月5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为了缓和端鲜的紧张局势以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美军和包括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内的一切外国军队应当同时撤出南北朝鲜。”2月7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坚决响应，并准备就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朝鲜撤出问题同朝鲜政府进行磋商。经过中朝两国政府代表团会谈后，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动地、单方面地、全部地于1958年3月16日至10月25日撤出了朝鲜。这一重大行动，是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首创性的切实的贡献，受到全世界人民的热烈欢迎。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共歼灭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109万余人（包括1950年6月25日至10月24日朝鲜人民军单独作战歼敌13万余人），摧毁和缴获敌军大量武器装备和作战物资。据美军资料透露，美国在战争中消耗物资7300余万吨，开支战费830亿美元，仅次于它在第二次大战中的耗费。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粉碎了美国政府妄图征服全部朝鲜并进而扩大侵略的计划，有效地扞卫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保障了中国的安全，维护了远东和世界和平；它显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威、国威，使中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它鼓舞了全世界人民、特别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帝反殖斗争，使这一斗争更加普遍更加迅猛地发展起来；它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热忱和民族自尊心，推动了中国的民主改革和经济恢复工作；它促进了中国的国防建设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将军队的作战能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的主要因素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战争指导路线，对战争实施了正确的领导和卓越的指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高度地发扬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士气旺盛，英勇善战，创造了无数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荣立集体功的单位有6000多个，荣获英雄模范称号和荣立战功的人员有30多万人，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和光荣负伤、失踪的有36万余人，志愿军不愧为“最可爱的人”。全中国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艰苦奋斗，以一切必需的人物、物力、财力支援了前线，为战争提供的物资共达560万吨，承担战费62亿元人民币。朝鲜人民忍受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苦难，以坚持生产、筹借粮食、修桥筑路、运送物资、救护伤员、担任向导、防奸反特等积极行动，支援了志愿军的作战。朝鲜人民军和志愿军在并肩作战中，做到了密切协同，相互配合，成为坚强的整体的战斗力量。这样，就形成了伟大的气势磅礴的人民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