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纵观世界近现代的一百多年历史，没有哪个民族如同中华民族一样，在动荡与战火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

在所有不堪回首的历史往事中，没有哪个事件比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日战争给中华民族造成的创伤更为惨重。

那场战争，中国战史称之为“抗日战争”，日本战史称之为“中国事变”。

日本，太平洋北部一个由四个大岛和无数散碎小岛组成的岛国。在并不遥远的过去——十九世纪中叶以前——岛国上衣衫褴褛的农夫、饥肠辘辘的武士、阴鸷贪婪的庄园主在狭窄的火山缝隙里构成了一幅贫穷混乱的社会场景。自公元六百多年始，岛国上的海盗、浪人以及官员们，年复一年地乘船向西——无论是为了抢劫、偷盗还是朝贡——当他们踏上隔海相望的巨大大陆时，总是战战兢兢的。他们长久地把这个国土面积足有日本三十一倍之多的富饶国度称为“天朝上国”。

中国自古以来就不是一块未开发的“新大陆”。当哥伦布还没有发现美洲、库克船长还没有在澳洲登陆的时候，中国已经殿宇金碧辉煌，城郭密如繁星，江河舟楫穿梭，沃野稻黍摇曳。数千年来，中国的哲人们捧读经典洞察玄机，诗人们浅唱低吟华章如锦，农人们参悟天象耕云播雨，武人们琴心剑胆横刀立马。中土广袤，边塞飘雪南岭飞花；中国人口众多，挽手为岳哈气成云；中国人杰地灵，豪杰辈出圣贤代代。

这样的中国，屹立在日本人可望不可即的大海的另一边。

然而，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叶长达数年的中日战争，却使中国大半国土沦丧在日军的铁蹄之下，近两千万中国军民在战火中丧生。

时至今日，日本右翼政客依旧认为，日军对中国残暴的战争行为，是值得大和民族骄傲的壮举。

而中国人是否知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逻辑？

四百多年前，中国明朝万历年间，首次完成国家统一的日本庄园主丰臣秀吉，在向荣立战功的将领们分发领地时，明确意识到日本本土狭小与贫瘠的局面必须改变。一五九二年，丰臣秀吉指挥二十万日军跨海冲进东亚大陆。为计算并领受战功，日军将领和士兵用盐和醋保存了无数朝鲜人的耳朵和鼻子——这些耳朵和鼻子一部分是战死的朝鲜官兵的，另一部分是割下来的朝鲜老弱妇孺的——它们被当成战利品，埋葬在日本京都方广寺的西侧，被称为“鼻冢”。

毫无疑问，中国有世界上为数最多的耳朵和鼻子，还有足够分赏的无边无际的肥沃土地。丰臣秀吉发誓，终有一天要让日本天皇去中国当皇帝，把中国分割成无数碎块，成为日本将领和大臣的私属领地：“准备恭请天皇于后年行幸唐都，呈献都城附近十国（州）予皇室，诸公卿将予采邑。”丰臣秀吉的最终目标是：

不屑国家之隔，山海之远，直入大明国，使四百州化我俗，施王政于亿万斯年，此乃吾之宿愿。

这一发声于四百年前的狂言，不仅表明地处弹丸之地的日本早已对中国怀有侵略野心，更令人震惊的是，在看待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日本从那时起就不认为世界上有“侵略”存在——他们把野蛮入侵别国国土叫作“直入”——四百年后的日本右翼政客把武装侵略中国叫作“进入”。这个星球自有人类以来，发生过无数入侵别族或别国的行为，但是从认知逻辑上丧失“侵略”与“被侵略”这一常识判定的国家，前所未有。

十七世纪初，日本进入德川幕府掌权的江户时代，丰臣秀吉的思想得到拓展。日本人并河天民在其《开疆录》一书中，第一次提出将“小日本”变成“大大的日本国”的扩张理念，扩张的目标直指中国：“大日本国之威光，应及于唐土、朝鲜、琉球、南蛮诸国……大日本国更增加扩大，则可变成大大日本国也。”

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日本仍旧是“小日本”。与近代中国一样，长达两百多年的闭关锁国，使得日本经济凋零，吏治腐败，武备废弛。一八五三年，一支美国舰队在海军准将马休·佩里的率领下，“直入”日本江户（东京）海岸的浦贺，美国人要求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并进行商品贸易，日本近代史称之为“黑船事件”。无力抗衡美国军舰的日本被迫签订了《神奈川条约》，同意向美国开放下田和函馆两个港口，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日本的黑船事件与中国的鸦片战争大致发生在同一历史时期，但从别国“直入”的角度讲，黑船事件无论性质和后果都无法与鸦片战争相比。西方列强既没有在日本划分势力范围的企图，更没有占领那个大海中的岛国的打算，美国人不过是想跟日本人做做生意。但是，当西方列强的舰炮在中国海岸轰鸣时，当中国人还在懵懵懂懂地观望洋鬼子如何爬上中国的海滩时，数千公里之外的日本却举国人心惶惶了。

日本人的危机意识与生俱来。

日本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上，地震、海啸、火山爆发等自然灾害不断发生，狭窄的耕地面积使得粮食产量十分有限，火山岩浆堆积的新生陆得几乎没有可供开采的矿产，而日本却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之一——“有限土地出产之物亦有限，然年年出生国民之增加无限，国民终多于国产，国产少于所增之国民，终难遂之所欲。”——无法化解的天然生存矛盾，是形成日本危机意识的地缘因素。

因此，当看到“天朝上国”被西方列强打败后，日本人迅速生成了一种极度焦灼的情绪，这种混杂着不解与震惊的情绪，其核心还是生存危机意识。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同样面临着生存危机，与近代中国的当权者和谋臣们不同，岛国上的人从来没有试图固守疆土以便苟且偷安。黑船事件发生后，日本的下级武士和豪商志士开始激烈地反对封建幕府，呼吁改革，畅想由“小日本”变为“大大日本国”的宏伟蓝图，其主张与丰臣秀吉等人的扩张思想混合在一起，产生出一种极为日本式的开国方略和逻辑准则。

至今影响着日本右翼政客的思维逻辑，产生于中国大清咸丰年间，名为“补偿论”。

出生于武士家庭的吉田松阴，是这一论述的鼻祖。据说他十五岁就已经饱学中国儒术，十七岁提出日本必须向东亚大陆扩张的主张。近代中国的政客谋臣们，一旦国家面临危机，他们给皇帝提出的方略通常都是如何“议守”或“议和”。而吉田松阴给日本幕府提出的治国方略却是“皇化四海”和“武力扩张”。他建议从距离日本最近的朝鲜半岛登陆，然后横扫整个中国。以四百多年后依然是危机导火线的竹岛（韩国称独岛）作为“直入”中国的跳板，就是由吉田松阴最早提出的：“一旦君临满洲朝鲜，竹岛是最好的落脚点”，它是“日本将来进军大陆的基地和雄略航海的浮城”。

“进军”中国的目的是什么？

是劫掠。

我与美俄的媾和，既成定局，不可由我方断然背约，以失信于夷狄。但必须严订章程，敦守信义，趁机养蓄国力，割取易取的朝鲜、满洲、中国，在交易上失之于美俄的，应以朝鲜和满洲的土地求得补偿。

“补偿论”的基本含义是：在强国面前，隐忍所有的屈辱和损害，同时向弱国动用武力，把在强国那里的损失——包括物质上和精神上的——统统补偿回来。“把美国视为东藩，西洋作为藩土，与俄国结成兄弟唇齿之邦，略取附近之国家是第一要紧的事。”

这种逻辑违背了常理。

常理应该是：受到劫掠，弱者顺从屈服，强者奋起反抗，两者必选其一。而日本两者都没有选，不去劫掠者那里讨回损失，却去劫掠别人以挽回损失。这是弱，还是强？通常的逻辑是：凡极度狂妄和偏执者，多内心极度自卑；凡对强者奴颜婢膝者，多对弱者残忍凶狠——自卑和凶狠需要相互补偿，这才是“补偿论”的真谛。

当时，中国和日本都是封建国家，而日本在封建社会跨越式地产生出西方资本原始积累时代的殖民扩张思想，这在历史发展规律上也不合乎逻辑。

日本的近代史是世界史中的特例。

为了实现“大大日本国”的宏伟目标，依照“补偿法”的基本原理，在确定劫掠目标时，日本人认为最易得手的莫过于中国：“凡经略他邦之法，由弱易取之处开始。当今世界万国之中，由皇国易取之土，莫过于中国之满洲。何也？满洲之地，于我日本之山阴，与北陆、奥羽、松前等地隔海相对，总八百余里。固知其势易扰。骚扰也当以不备处始，西备乱妨东，东备骚扰西，彼必奔走而救之。彼奔走之间，以知其虚实强弱，而后避实就虚侵它……如此黑龙江之地方悉为我有。”

日本人设计了占领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后大举南下占领整个中国的军事计划：

军船由此入侵渤海边，趁其混乱，大军攻盛京……盛京危机，清皇帝必走陕西，或不走，我大军集结山海关，不得守固。这之间，大泊省的日向、萨摩诸军由琉球取台湾，直到浙江之地，攻略台州、宁波诸州……先头兵直冲江南，取南京应天府……

这一计划现在读来仍会令中国人心惊。

佐藤信渊，生于一七六九年，卒于一八五〇年，日本著名学者。他的上述言论，大约产生于一八三二年，即中国大清道光年间。一百年后，日军竟然完全按照上述路线，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先东北，再华北，再东南，再南京——日本人的顽固持守令人难以置信。

一般认为，日本走上军国主义的历史转折点，自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始。曾在侵华战争中出任日军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的服部卓四郎对此阐释道：“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打破了持续三百年之久的锁国政策下的世外桃源迷梦，从封建国家走上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它既对欧美先进国家灿烂的物质文化瞠目而视，同时又对这些先进的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东亚的锋利势头感到惊愕……日本的朝野人士便不约而同地把视线转向海外，把所谓富国强兵作为国策，力图建成一个能与列强为伍的国家。日本的国家主义乃至军国主义倾向，实际上就是在明治维新和以后日本所处的客观形势中开始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值得中国人反思的是，面对“欧美先进国家灿烂的物质文化”和“先进的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入”，近代中国与日本一样“瞠目而视”并“感到惊愕”，但是，“瞠目”和“惊愕”之后，两个国家得出了完全不同的历史结论。中国致力于固守疆土，购买军舰横陈港口，修建炮台把守海岸，千方百计地要把列强阻挡在国门之外。而日本却把富国强兵作为国策，把疆土防线从本土推向海外。这种向内消极防御和向外积极出击的文化差异，是造成中国近代以来悲剧历史的根源之一。

一八六八年初，中国大清同治七年，日本以中下层武士为首的倒幕府派，以天皇的名义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推翻了封建幕府持续了六百八十二年的统治。九月，睦仁天皇改元“明治”，并开始了将日本引向资本主义强国的维新改革。日本模仿西方订立民法、刑法和商法；废除身份制度；结束藩主割据，废藩置县，将权力集于中央；统一货币；依照德国和英国的模式重编陆军和海军，规定全国凡二十岁以上的男子一律须服兵役……在迅速完成向资本主义国家体制的过渡后，日本政府以天皇的名义颁布施政纲领，提出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基本国策。

基于这一对外扩张的国策，第一要务便是建立强大的军队。在设立兵部省、外务省和发展军工的工部省后，日本又设置了由天皇直辖的军部。军部凌驾于内阁之上，直接对天皇负责，从此确立了军阀在日本的特殊地位。日本政府正式把日本军队称为“皇军”，即天皇统领下的军队，要求皇军为扩张战争奉献生命乃至一切。一八八二年，天皇又颁布《军人敕谕》，要求日本皇军遵循忠节、礼仪、武勇、信义、朴素等“神道”精神和“武士道”德行。“神道”和“武士道”的确立，是日本走上军国主义国家体制的重要标志。

“神道”的基本含义是：在这个世界上，日本不是一般的国家，而是一个“神国”。日本是单一民族，万世一系，民族文化中潜存着一种强烈的优越感和排他性。“国是神国，道是神道也……一神之威光，遍照百亿的世界；一神的附属，永传万乘之王道。”由“神国”引申，便是“神国中心论”，即：日本在东方，“东方，春也，朝也，春是四季之始……故天地开辟，由东方开始……”

日本人的“神国”论衍生出两个重要概念：

其一是绝对尊皇。中国也是帝制形成很早的国家，但同时又是世界上少有的泛神论国家。中国流行过各种各样的宗教，但没有哪一种宗教能够成为国民的信仰主流。自古以来，中国人可以什么都信，也可以什么都不信，信与不信的确立大都出于功利目的。中国人会向神灵索取自己需要的一切，从发家致富到消灾避祸，再到家里生下一个男婴。对于普通中国百姓来讲，虽然国家有一个皇帝，但是皇帝与他们既没有精神上的融合也没有利益上的关联。因此，中国人除了惧怕直接管辖他们的官府恶吏、乡间恶霸以及突然闯入家门的兵丁和散匪之外，谈不上由衷地敬畏什么。而日本国民对“天皇是神的后裔”之说确信不疑。率先指挥日军入侵远东的丰臣秀吉就曾向国人宣布：“夫日本神国，神即天帝（天皇），天帝即神，全无差别。”尊皇为神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求子民无条件地服从。日本人对“神”即天皇的绝对敬畏和服从，已经超出宗教的范畴，成为延续至今的日本文化的核心。

其二是从“神国中心论”到“神国所有论”的延伸。中国也曾长久地视天下别的国家为“夷”。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后，一八五八年，西方列强将禁止中国人使用“夷”字，堂而皇之地写进了《天津条约》。特别为一个字的使用制定一条外交条款，这在国际关系史中为罕见的一例。大清政府被迫通告全国，在外交公文往来中一律将“夷”改用为“洋人”。但是，即便如此，中国人也从没有产生过世界属于中国的想法。而日本宣称自己位于开天辟地的起始之地，是为了证明整个世界本该属于日本。对此，佐藤信渊的表述是：“故若能经纬其根本，则全世界系可为郡县，万国君长皆可为臣仆。”“以此神州之雄威，征彼蠢尔蛮夷，混同世界，统一万国，何难之有哉？”

从尊皇到“神国”，最终形成了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军人，共同遵循的精神和行为准则，即“武士道”。

武士本是日本封建庄园制的产物。为了保护庄园不受外侵，庄园主武装了部分庄民，这些庄民逐渐脱离生产成为专职武士。在日本国内长期的战乱中，各个政治集团都拥有效忠于自己的武士集团，这些武士集团成为日本社会一个特殊的阶层。自一一九二年第一个武士政权镰仓幕府建立，至一八六七年最后一个武士政权德川幕府被推翻，上层武士集团统治日本长达六百七十五年，武士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在漫长的浸染中逐渐形成了日本文化中的武士道。

武士道的精神内涵复杂，主要由两个层面组成。

一是没有善恶评判的服从。神道是武士道的精神来源，是武士道存在的基石。神道的核心是忠，从对祖先的尊敬，对父母的孝行，直到对神即天皇刻骨铭心的忠诚。这是一种绝对的盲从。倒不是日本民族没有善与恶的概念，而是判定善与恶的最高标准就是“忠”与“不忠”。——“不为舆论所迷惑，不问政治，而专念于守本分之‘忠’节，牢记义重于山岳，死轻于鸿毛。”

二是超越生死的信念。武士道尚武求勇，而要做到勇猛，就需要在理念上破除生死界限。武士道要求沉静地面对死亡，甚至要求厌恶生而亲近死：“昼夜是一日之死生，呼吸是一时之死生，只是寻常事”，“死生荣枯只是一气之消息盈虚”而已。被称为日本武士道经典的《叶隐论语》一书，对此说得最为精到：武士道，即赴死之道。

武士道由一种职业操守，上升为一种人生境界，不但被普及为日本国民的集体信念，更成为近代以来日本军人的精神支柱。

日本军人把武士道的冷酷以及自虐和虐人发挥到极致，使得持续多年的中日战争遍布令人惊悚的血腥气息，令“大日本皇军”一词至今仍是中国人记忆里凶残野蛮的代名词。

但是，日本的右翼政客不这么认为。他们的理由是：日本人是真正的文明人，皇军屠杀的中国人乃至除日本民族之外的所有亚洲人，统统都是野蛮人。——既然是文明人面对野蛮人，就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也没有什么逻辑可循。

被称为日本近代思想家的福泽谕吉，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启蒙者之一。他最早提出“日本东亚盟主论”，也是“化我国为欧洲帝国，化我人为欧洲国民”的“脱亚论”的鼓吹者。他认为西方列强入侵亚洲是文明人的举动，呼吁同属亚洲的日本站在“文明人”一边，“共狩共食野蛮国家”。——“共狩共食”一词用得极为阴险——中国人是愚昧野蛮的猎物，是“文明人”猎杀的对象，日本人不但要脱离亚洲成为文明的欧洲人，还要和欧洲人一起猎杀中国并分享之。

福泽谕吉“共狩共食”的理论依据是：这个世界上任何的国际公法以及和平条约，都不如一门大炮和一筐弹药来得实在——“百卷万国公法不如几门大炮，数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各国交际之道，或使他国灭亡，或为他国灭亡”。福泽谕吉所说的“他国”即指中国：“如果满清政府依然如故的话，那么所谓把中国导向文明开化的地步实是一场空话。无论如何，若把这个衰老的政府根除之后另行改组，则人心也许会为之一变。”——福泽谕吉替代“侵略”的词语是“改组”。

自鸦片战争始，西方列强不断染指中国，这使得在明治维新后国力不断强大的日本“改组”中国的欲望愈加强烈。一八七九年，日本参谋本部首任长官山县有朋在给天皇的上奏中呼吁，当前日本第一位的是“强兵”，因为“兵强，国民志气始可旺，国民自由始可言，国民劳力始可积，然而国民之富贵可守”。没有哪一个国家不想强国富民，但以强大的武力掠夺他国，达到强国富民目的，这是日本独有的逻辑。

这一年，日本占领冲绳，将属于中国的琉球改为冲绳县，将包括钓鱼岛在内的中国岛屿强行纳入日本版图。

大清王朝北洋大臣李鸿章请求美国出面调解，无效。

一八八七年，中国大清光绪十三年。这一年的中国看上去似乎并无动荡：五月，总理衙门大臣奕劻、孙家鼐与法国驻华公使在北京签订《中法续议商务专条》和《续议界务专条》，中国再度降低边界贸易的进出口税率，开放广西龙州、云南蒙自两处通商口岸，给予法国在中国南境、西南境享有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十月，总理衙门大臣奕劻与葡萄牙全权代表在北京签订《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其主要内容为：中国允葡萄牙永驻和管理澳门以及澳属之地；允葡萄牙派驻北京公使；允葡萄牙在中国通商口岸设领事，并享有领事裁判权。各种条约被蝇头小楷写成奏折送往颐和园。在颐和园休养的慈禧太后很喜欢昆明湖上那个被荷花簇拥的小岛，她并不认为大臣们不断向她提起的远在东海深处的琉球群岛和钓鱼岛以及南面的那个澳门半岛，与她的大清国和她当下怡然的心境有什么要紧的关系。这一年中国的民间看上去似乎也无大事。北方，黄河于九月在郑州附近再次决口，灾民们照例开始四处移动。南方，一个男孩儿出生于浙江溪口镇的一户富商家里，没人会料到这个名叫蒋介石的中国人日后会成为日本人的死敌。

但是，一八八七年，在日本却出现了一件与中国相关的大事：自明治维新以来一个最为嚣张的侵略中国的蓝图出笼了。

小川又次，福冈县人，职业军人，日本陆军对外实施扩张战争的倡导者。这个在中日甲午战争时任日军第一军参谋长的军官，被认为是影响了日本陆军数十年的战略家。他在一八八七年首先提出了侵略中国的作战计划——当时他的军衔是大佐，任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这一作战计划被日本军方视为全面侵华的重大军事机密，名为《清国征讨方略》。

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始终抱有一个荒诞的逻辑，即“日中连带论”。这个逻辑的核心是：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从来不是两个独立国家的关系，而是日本一国自家的事情。日本的未来与中国紧密相关，中国的归属决定着日本的命运。如果中国被西方强国抢先占领，那么日本的前途不可预料；而日本抢先占领中国的种种障碍，除了西方列强的窥视外，最为重要的是必须先下手为强，绝不能坐等中国强大起来。——“清国虽老衰腐朽，仍乃一世界大国，自尊傲慢成风，自称中国”。“清国自尊傲慢，若实力达此程度，即便对无关邻国，亦欲玩弄实力”。因此，日本唯一的出路，是在中国还没有强大时灭亡它：“趁彼尚幼稚，断其四肢，伤其身体，使之不能活动，我国始能保持安宁，亚洲大势始得以维持。”

鉴于此，小川又次提出了入侵中国的详尽作战计划：主攻放置在北路，出动六个师团，在海军的支援下，于渤海湾登陆，直接攻击北京，占领中国都城并俘获中国皇帝。同时，在中国的南方实施助攻，动用两个师团和海军一起自吴淞口冲进长江，水陆并进，占领长江沿岸的镇江、南京、安庆、荆州等城市，以牵制长江以南的中国兵力使之无法北上救援——在七年后的甲午战争中，乃至五十年后的中日战争中，这一作战计划被按部就班地执行了。

武力占领中国后如何处置这片偌大的国土？

小川又次提出的方案是：

自山海关至西，长城以南，直隶、山西两省之地，河南省之黄河北岸，山东全省，江苏省之黄河故道、宝应湖、镇江府、太湖，浙江省之杭州府、绍兴府、宁波府东北之地以及旅顺半岛、山东登州府、浙江舟山群岛、澎湖群岛、台湾全岛、扬子江沿岸左右十里之地，属于日本版图；东三省及内兴安岭山脉以东、长城以北之地，分给清朝，使之独立于满洲；于中国本部割扬子江以南之地，迎明朝后裔，建王国，并使之成为我国之保护国，镇抚民心；扬子江以北、黄河以南，再建一王国，使之属于我国；西藏、青海、天山南麓，立达赖喇嘛；于内外蒙古、甘肃省、准噶尔，选其酋长或人杰为各部之长，并由我国监视之。

也许由于上述计划过于露骨，为说明占领并分割中国“并非暴举”，小川又次费尽心思地做了一番离奇的辩解。首先说，当年清朝夺取的是属于明朝的中国，既然清政府没能把中国引向文明，就应该让清人退回到满洲老家去，将拯救中国的责任交由日本承担；但让中国的明朝复兴，又无异于制造出一个新的大清王朝，这样中国还是没有任何改变，所以不如把中国分割成块以便利于日本统辖。然后说，日本人的这种分割，充分尊重了中国人的意愿，日本可以让中国人建立一个王国，这个王国不但能恢复明朝汉人的统治，而且日本还将负责地为中国寻找一个“关羽后裔”来当国王——中国人喜欢财，关羽是国人的财神，中国人自然会拥戴这个决定。——当然，即使是“关羽的后裔”也应该在日本的庇护之下。至于西藏、内外蒙古、青海、新疆等地，令其保持原状，由日本册封几个酋长，只要听从日本的管辖，将保证其社稷安宁人民幸福。——如此周全仁厚的方案，“谁能一味视我国为土地掠夺者”？

与丰臣秀吉一样，虽然出笼的是侵略计划，小川又次仍回避着“侵略”二字。在《清国征讨方略》中，替代“侵略”的词语是“进取”。

一八九〇年，日本发生第一次经济危机，这是资本主义高速发展带来的一种必然。农民失去土地，农村更加凋敝，城市的发展与农村的落后形成社会冲突的爆发点，资本主义经济的需求与国内市场的狭窄以及资源严重短缺的矛盾也日益凸显。日本是后起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很难与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竞争，因此必须扩张资本并寻求海外市场。这个时候的日本，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发动战争。

四年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二

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内阁参事官德富苏峰发表了《大日本扩张论》。不但狂热地吹捧日本正在进行的战争是“开国五十年来所淤积之磅礴活力的发泄”；而且毫不掩饰地声称日本对华作战的根本原因是：如果不征服中国，在自己狭窄的国土上，日本就只能人住在人的上面了：

时至今日，就像住一间房子里的两个人一样。在贫穷的国土上，每年增加四十万人口，照此计算，这样不断积累的话，人就只能住在人上面了……我国向世界各地扩展人口之时，成为阻碍之大敌的不是白色人种，而是支那人种。据我所想，我国将来的历史，是日本国民在世界各国建设新故乡的扩张史。如果我们日本能够战胜土地是我们十五倍、人口是我们的十倍的大清国，不仅可以扬祖宗之名，留名于子孙，面向世界，永远立步，还可以增强我们站稳世界的自信心。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不仅仅是为了在世界上建设扩张性的日本而战，还是为了建设扩张性日本的自信心而战。

《大日本扩张论》也对侵略进行了辩解，只是这个辩解更加耸人听闻：

三百年来紧缩的日本一跃而为扩张膨胀的日本的大好时机，不在此刻又在何时呢？这对于我们自身来说，也是为了日本国的开放解脱；对周边国家来说，给世界上的顽固主义以一大打击，把文明之荣光注入野蛮的社会……宣战的目的是为了确保东洋的永久和平。要确保永久和平，不对大清国进行十二分的惩罚是不可能的……我们之所以与清政府发生战争，是因为大清国反对保有我们的正当权利、国运振兴和国民的向外扩张。

这位内阁参事官秉持的无赖逻辑是：自己家房子小人口多住不下，需要寻找新的住处，但身边那个房子宽敞的邻居不肯把房子让出来，这是严重侵害“我们的正当权利”的行为，所以我们要对这个邻居进行“十二分的惩罚”，而惩罚的方式是“发生战争”。

尽管大清王朝在一八八五年就成立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并于《清国征讨方略》出笼的第二年，即一八八八年，成军了具有二十五艘战舰、总吨位堪称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但是，仅仅六年后，大清王朝的北洋舰队即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

一八九五年，战败的清廷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中国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予日本，同时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两亿两。尽管后来在列强利益关系的制衡下，日本被迫归还了辽东半岛，但中国需要再多赔偿日本白银三千万两，此项赔偿被称之为“赎辽费”。——自己的国土竟要从劫掠者那里赎买回来，这样的逻辑在国际关系史中绝无仅有。

在未获得这项赔款以前，日本的财政官从未读到数万万的大数字。国库收入仅达八千万元。因此两亿三千万元巨款流入国内，在朝在野的人都认为是无尽的财富。

在日本为巨额赔款举国狂喜的同时，中国北洋舰队残剩的战舰被拖到日本，停靠在一个海港的民用码头，被用于渔船停泊时人员和货物登岸的“趸船”。日本人对此举所作的说明是：永久地侮辱厚颜无耻的大清国和那个低劣的支那族。

近代以来，日本给与中国人的精神侮辱，远比物质抢劫更为深重。二十世纪前后，西方列强争先恐后地在中国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为占据并保护各自的在华利益，他们几乎同时提出了“保护中国”的建议——这显然是坐地分赃的伎俩。看到独霸中国已不可能实现，一八九八年，日本时任首相大隈重信，发表了题为《中国保全论》的演说。声称中国陷于被瓜分的局面，不在于外来势力过于强大，而是中国内部的腐败和倾轧所致。目前“除了日本，没有哪个国家能保护和扶持引导中国。作为中国的邻国，且人种相近、文字相同，只有日本才有义务和实力保护中国，拯救中国国民”。

一九〇〇年，大清光绪二十六年，列强们果然一起来“保全”中国了。他们联合入侵并占领京城，大清皇室仓皇出逃，列强们的军队在紫禁城阅兵后，开始了大规模的抢劫。在对中国入侵和抢劫的八国联军中，第一次加入西方阵营的日本出兵最多、劫掠也最多。日本利用清廷被迫签订的《辛丑条约》，获得三千四百七十九万三千一百两白银赔款。有了这笔赔款，日本进行了第一次产业革命，支付了巨额的扩军军费。——两年后，日本陆军总兵力已是甲午战争时的两倍以上；四年后，日本购买并建造了大量战舰，其海军军力一跃成为世界第四。更为严重的是，《辛丑条约》令日本获得了在中国的天津和北京以及华北腹地的驻兵权，其驻军被称为“清国驻屯军”。这就是三十多年后的中日战争为什么爆发于北京卢沟桥的历史原因。

列强们在庚子事变中所获甚多，但他们侵占的只是中国的一隅，他们知道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占并统治巨大无比的中国，他们也不愿看到任何一个国家独自享用如此广袤的疆土和丰饶的物产。日本虽对西方列强成为其全面占领中国的障碍万分恼怒，但也不得不与列强们妥协：“维持中国独立，保全领土，各国在华之商业，持机会均等主义。”——只是，以日本人特有的欲望和境况，如何甘心与西方列强“机会均等”？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列强不但无暇顾及中国，且都在战争中削弱了各自的实力。日本人认为，他们独霸中国的机会终于来了。八月，日本借口对德宣战，派遣军队从中国山东半岛登陆——此前那里是德国在华的势力范围。日本人占领了济南、青岛和整个胶州湾，使得中国的东海几乎成为日本的内海。这个时候，大隈重信不再提“保全”二字，直接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其主要内容是：中国承认日本在山东的一切权益；旅顺、大连的租借期及南满、安奉铁路的经营管理期延长为九十九年；承认日本在南满和内蒙东部的开矿、购地特权；中国沿海港湾及岛屿不得割让或租借他国；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顾问，中国军械厂由中日合办；将武昌至九江、南昌，南昌至杭州、潮州间的建筑权让给日本；日本有在福建省内修筑铁路、开矿等投资的优先权，等等。这是一个要将整个中国变成日本附属国的要求。大隈重信再次强调，中国是日本的“利益线”，日本成为中国的“保护国”理所当然：“按中国之现状，并无自保之力，外国则除日本外无此资格。盖中国之保全与日本之存在，二者乃不可分离之事实，则只有日本负此责任。”

日本内务大臣后藤新平，在其所著《日本膨胀论》一书中，将日本比做一棵“盆栽的公孙树”——公孙树，稀少名贵的木种——具有伟大的品性却生长在花盆里，因而不能伸展枝干。所以，应该“把日本民族从这狭小天地拯救出来，移植于世界的沃野中”，让这棵名木“于广大的地球上繁茂是日本的固有使命”。姑且不论日本是不是一棵“名木”，值得注意的是，后藤新平为“侵略”二字又发明了一个新的替代词：“移植”。

那么，日本应该向哪里“移植”呢？

日本人的结论是：我们知道对岸有合适的地方。

从十九世纪中期至二十世纪初，在一次次抵抗列强入侵的行动中，中国从未赢得过胜利。一九一一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名义上主权独立的中国已成为国土最为破碎的国家。沙俄控制了蒙古和半个东北；日本在占领台湾后，又占据福建和东北南部；法国割据广东、广西、四川以及云南；英国占领香港后，染指长江流域的大半个中国，并武装入侵西藏；德国的势力占据山东；葡萄牙进占澳门。在中国的主要城市和通商口岸，遍布着列强们掠取的租界；不平等贸易使中国的经济几近瘫痪，巨额的战争赔款又让列强们以借款的名义控制了中国的金融、矿山、冶金、交通等一切国之命脉。中国的当权者——无论是皇上还是大总统——一直奉行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苟且政策。结果是国家一贫如洗、国民苦难深重。

但是，给中国造成巨大苦难并在中国的苦难中掠取了巨大利益的日本，却认为他们也处在无边的苦难中。一战结束后，美英为遏制日本崛起后的扩张势头，规范东亚地区的国际殖民秩序，于一九二一年末至一九二二年初召开华盛顿会议，会议产生的公约和条约促生了一种新的国际体系——华盛顿体系。华盛顿体系不但将日本在亚洲的扩张进行了种种限定，比如确认满蒙地区是中国领土不容别国占领，而且还给太平洋地区的国际殖民秩序排出了名次：美英为一流帝国，日本为二流帝国，法国和意大利等为扶助角色。——觊觎着整个亚洲的日本，被列强们列入了二流，这让日本人感到愤懑和难堪。

更让日本严重不安的是中国日益增长的反日情绪。

近代中国对洋人的蔑视，最甚莫过于对日本人。确切地说，中国人从没把日本人当洋人看待过。这不仅因为日本人除了说话之外，相貌和体征与中国人差不多；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历来把那个岛国视为一块没有开化的蛮荒之地，只不过秦时从中国去了几对男女才让岛上有了人烟。自唐开始，中国的国土上就能看见从那个岛国来的人，除了学经的和尚，就是手拿竹棍的浪人，中国人将他们统称为“倭”，将那个岛国称为倭奴国：“倭在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国。”十四世纪，日本人开始在中国沿海以抢掠劫盗为生，中国人对之始称“倭寇”，意为“矮小的强盗”。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入侵持续不断，中国人的排日情绪逐渐高涨，民间不断地发起抵制日货的行动，官方更是把日本视为最阴险的外交对手。出于自身境况的考虑，中国一直采取依赖美英、牵制日本的外交策略。一战结束后，中国北洋政府依靠美英迫使日本交还山东主权，并表示拥护华盛顿会议签订的《九国公约》，希图以此遏止日本打破列强在中国的均势从而攫取更多利益的图谋。

面对中国，日本的苦闷源于这样的逻辑：中国很贫穷，日本很强盛；中国人很愚蠢，日本人很聪明；中国人很野蛮，日本人很文明，可中国为什么就是不肯依附日本？作为一个“没有自理自治能力”的国家，与其让西方列强们瓜分，不如成为同属亚洲的日本的一部分。可中国为什么宁可接受西方列强而坚决的抵制日本？

这种苦闷催生了日本军界的法西斯主义思潮。

一九二一年，几名被派往欧洲的日本少壮派军官，依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在莱茵河畔的巴登温泉订立盟约，约定回国后在军界“消除派阀、刷新人事、改革军制、建立总动员态势”，全力推进日本的军国主义国家改造，史称“巴登巴登密约”。参加订立“巴登巴登密约”的军官们，均毕业于日本帝国陆军士官学校，有时任日本驻瑞士武官永田铁山、日本驻德国武官东条英机、日本驻俄罗斯武官小畑敏四郎，还有专程赴欧洲考察的冈村宁次少佐。一年或两年后，他们先后归国，日本名目繁多的法西斯团体随之纷纷成立，这些团体逐渐控制了陆军省、航空部、资源局等要害部门。而那些带头发起组织法西斯团体的青年军官，后来绝大多数成为日本军政首脑人物以及侵华战争中的军事将领：石原莞尔、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等。

也是一九二一年，日本在企图扶持中国东北军阀张作霖的同时，明确表示：“满蒙地区与我国领土相接，对我国防及国民经济生存，关系极为密切。以此两个利益为主，在满蒙地区扶植我之势力，此乃我对满蒙政策之根本。”

还是一九二一年，在中国的上海，一个新的政党出现了。这个名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在后来反抗日本侵略的战争中，成为抱有最不妥协态度并拥有最顽强意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同怀拯救衰弱中国的梦想。尽管两党在政治上存在巨大差异，但在拼死抵抗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上不存在分歧——过去是这样，现在依然是这样。

可是，一九二一年的中国已深陷军阀混战中。自一九一六年袁世凯去世后，各路军阀为争当统治者接连开战，整个中国在你来我往的厮杀中四分五裂。一九二〇年，直系军阀吴佩孚在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支持下，通过大战取得对皖系军阀段祺瑞的胜利，北洋政府权落直系与奉系手中。一九二二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系战败的结果导致张作霖退守山海关。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这一次奉系军队战胜直系军阀吴佩孚，张作霖推戴段祺瑞再掌北京政权。此时，在中国的南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军于一九二四年成立黄埔军校，一九二五年开始北伐战争，孙中山希图通过北伐结束军阀混战，将中国引向统一和强盛。一九二六年初，为防止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入侵，张作霖通电全国宣布东三省独立，并随之开始全力扩充军队。

无论南方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从战场距离上看与中国的东北地区相距多么遥远，对日本人来说，他们与张作霖一样，依旧认为北伐将对其在东北的“特殊利益”构成威胁。一九二三年日本关东发生大地震，不但造成二十四万人伤亡，还给日本经济造成极大重创。经济危机使得执政内阁倒台，新任首相是曾在日俄战争中出任满洲军总司令部作战部参谋的田中义一。这位军人出身的首相上台伊始，便否定西方列强坚持的满洲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他的强硬立场立即得到因在中国辽东半岛南部设置“关东州”而得名的关东军的支持。以至于日本军部把能够动员的三十二个师团中的十六个师团，直接针对着中国的东北、京津、山东、华北、上海和福建方向，甚至还策划了对中国心脏地区汉口的作战蓝本。

一九二七年，国民革命军仍在北伐期间，蒋介石以国民党武汉政府受共产党控制为由，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武汉政府下令开除蒋介石的国民党党籍，并准备出兵征伐南京，史称“宁汉分裂”。无论国民党内部矛盾纷争如何激烈，但双方很快在一个政治目标上达成了一致，那就是必须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清除共产党。国民党开始了对共产党人的杀戮，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彻底决裂。

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分道扬镳，令日本人再次幻想可以趁机从国民党人那里获得对其在东北地区权益的承认。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在田中义一的主持下，日本内阁召开专门讨论中国局势的东方会议，宣称中国目前的混乱局面使得日本的在华权益受到威胁，特别是中国的东北地区关乎日本生命线的安全，因此日本必须刻不容缓地采取“自卫措施”。会后，田中义一起草奏折，于七月二十五日呈送天皇，明确提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侵略国策。这就是最为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

所谓满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内外蒙古是也。广袤七万四千方里，人口二千八百万人，较我日本帝国国土（朝鲜及台湾除外）大逾三倍，其人口只有我国三分之一。不唯地广人稀，令人羡慕，农矿、森林等物之丰，当世无其匹敌。我国欲开拓其富源，以培养帝国恒久之荣华，特设南满洲铁道会社，藉日支共存荣之美名，而投资于其地之铁道、海运、矿山、森林、钢铁、农业、畜产等业达四亿四千余万元。此诚我国同业中最雄大之组织也。

《田中奏折》首先说明，自明治维新以来，凭借与中国“共存共荣”之名，日本已成功地在物产丰富的中国东北地区建立起庞大的殖民机构，南满洲铁道会社便是其中“最雄大”者。接着，《田中奏折》阐述了日本应对中国东北地区实施的基本策略，这一政策概括起来就是：占领中国的东北地区，进而以发展贸易的“假面具”将日本势力推至全中国，然后利用中国丰厚的资源进军亚洲乃至世界：

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我对满蒙之权利如可真实地到我手，则以满蒙为根据，以贸易之假面具而风靡支那四百余洲；再以满蒙之权利为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为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及欧罗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于亚细亚大陆者，握执满蒙权利乃其第一大关键也。况最后之胜利者赖食粮，工业之隆盛者赖原料也，国力之充实者赖广大之中国国土也……。

当然，日本仍需为侵略中国东北地区寻找理由。《田中奏折》认为，以前日本在外交中的失误，就是以外交文件的形式以及在列强的压力下承认东北地区是中国领土。这一失误必须纠正，日本要向中国乃至全世界宣布，中国东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块无主的土地，只有在这样的借口下日本才能“得寸进尺”：

兹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支那之领土，亦非支那特殊区域……最不幸者，日俄战争之时，我国宣战布告明认满蒙为支那领土；又华盛顿会议时，九国条约亦认满蒙为支那领土，因之外交上不得不认支那为主权。因二种之失算，致祸我帝国对满蒙之权益……我国此后有机会时，必须阐明满蒙领土之真相予世界知道。待有机会时，以得寸进尺方法而进入内外蒙，以新其大陆。

《田中奏折》，这份通篇都在宣扬武装侵略占领别国的军国主义文件，最终成为日本入侵中国的重要依据和指南。

三

《田中奏折》呈送天皇两个月后，为迎娶宋美龄，蒋介石到日本拜望宋母倪桂珍。期间，他密会了首相田中义一、陆军大臣向川义则等日本军政首脑，以谋求日本对他本人以及北伐的支持。田中义一表示，北伐军不应急于北上，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解决共产党，如果国民党不能控制中国南方，共产党就会重新崛起，日本对此不会袖手旁观。因为一任共产党在中国蔓延，不但有碍日本的在华利益，还会影响到日本国内的政治倾向，从而危及日本的国体。力量十分有限的中国共产党，竟可能危及日本的“国体”，这显然是夸张之辞。田中义一的真实意图是：倘若北伐军顺利北上，很可能危及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控制。他希望蒋介石“以南京为目标，统一长江为宗旨”。而蒋介石则表示，“非从速完成北伐不可”，因为“中国如不能统一，则东亚不能安定”。他希望日本改变对华政策，放弃支持军阀张作霖——“不可再以腐败军阀为对象，应以求自由平等之国民党为对象。”

一九二八年初，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他发布《告全党同志及全国同胞书》，言历史赋予的使命是：“誓竭全力，册励军心，会师前线，重申北伐，拥护中央，以固根本，震慑纷乱，以苏民生。”

五月一日，北伐军进入济南，结束了奉系军阀张宗昌的统治。然而，蒋介石进入山东督办公署还不到三个小时，日军就在派遣军司令官、第六师团师团长福田彦助中将的率领下开进了济南城。日本人的借口是：保护“居该地的帝国臣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没人相信日军是来“保护侨民”的，因为北伐军的作战目的与日本侨民没有任何关系，且当时济南城里的日本侨民不及两千，而从青岛和天津陆续抵达的日军多达三千五百人。面对中日两军一触即发的对峙局面，急欲完成北伐以统一中国的蒋介石决定隐忍。蒋介石派人与日方秘密联络，表示愿意承担日军军费，条件是日军撤回青岛。然而，日本人知道，北伐军的北进将成为日本控制中国东北乃至华北地区的严重威胁。

五月三日，日军开始炮击济南城区，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军被迫还击。深夜，日军包围了山东省交涉公署。中国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长、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与日方交涉，因拒绝向日军下跪并破口大骂，被日军割掉耳朵、鼻子和舌头后，连同其下属十七人被枪杀。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黄郛再次前去与日军交涉，日军军官胁迫这位中国外交部长在所谓中国军队枪杀了一个日本军曹的“调查报告”上签字，直到黄郛被迫签上一个“阅”字后才将他放回。蒋介石认为日军正逼他趋于“无可忍”，以为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寻找借口，因此下令北伐军“全数撤离”设防地域。——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如有一毫人心，其能忘此耻辱乎？忘之乎？雪之乎？何以雪之？在自强而已！”然而，北伐军撤离后，日军并没有停止进攻，十一日济南全城沦陷。日军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济南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史称“济南惨案”。

此时，在日本国内，田中义一内阁决定驻扎在名古屋的陆军第三师团迅速开往中国山东，同时对外宣称：日军在济南与中国军队的冲突是“中国人日积月累轻蔑日本人心理的具体体现”；日军的回击性行动是为“显示皇军的威武”，是对中国人进行的“断然惩处”，是为“使全中国感到震骇”。——把入侵中国和屠杀中国人称为对中国的“惩罚”和“惩处”，在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这成为日本官方和军方惯用语。

早在“济南惨案”发生前，日本关东军就已形成共识：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入中国北方后，如果张作霖的奉系军队顶不住，势必会退守他们的大本营东三省，那将极大地“威胁”日本百万移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更不要说北伐节节胜利的蒋介石从没认可日本对中国东三省的统辖权。

果然，不出日本人所料，“济南惨案”发生后，蒋介石指挥北伐军绕道济南直逼京津，张作霖的北洋政权岌岌可危。日军紧急将山东的一部分兵力派往天津，同时向蒋介石和张作霖发出了武力威胁：奉军如不主动撤军将被解除武装；奉军撤退，如北伐军追击至山海关外也将被解除武装，因为维持满洲的治安秩序是日本的责任。蒋介石的态度是：如果张作霖的部队撤出京津，北伐军在天津方向将“进至静海止”，在北京方向将“进至长辛店止”。于是，日本人转而逼迫张作霖放弃北洋政权，不给北伐军进攻东北地区以借口。

张作霖眼见大势已去，决定奉军退回东三省。他并不知道，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针对他的暗杀行动已经布置完毕。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五时许，当张作霖乘坐的专列从北京行进至奉天附近的皇姑屯时，伴随着轰然一声巨响，专列被炸翻，冲天的大火将列车焚毁，身受重伤的张作霖于四个小时后死亡。

“皇姑屯事件”为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目的是“杀死中国东北的巨头，以彻底解决满蒙问题”。具体实施者是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河本大作曾表示：“贯彻执行国策，解决满蒙问题，是我的夙愿。”

张作霖死后，其子张学良继任东北保安总司令。国民政府劝说张学良改旗易帜，日本人劝说张学良在东北独立。面对国耻家仇，张学良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通电全国，宣布奉军从即日起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将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换为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史称“东北易帜”。

张学良的“易帜”令关东军极为恼怒。

但关东军并没有即刻动武，原因是日本陷入了新的危机。

“济南惨案”发生后，抵制日货运动遍及中国的各大城市，仅一九二八年的七、八两个月，日本对华贸易损失高达一千七百万日元。皇姑屯事件发生，导致中国人的反日情绪更加剧烈。因对华贸易额大幅度萎缩，田中义一内阁遭到了日本财界的猛烈抨击。同时，美、德、意、英、法等国相继与中国缔结新的关税条约，致使日本在国际上陷入外交孤立。一九二八年七月，美国政府正式承认国民政府后，中国在外交上开始强硬起来，宣布业已期满的一八九六年《中日通商行船条约》和一九〇四年的续约失效。随着北伐军自南向北的推进，国家统一、民族自立的思潮风靡中国，且矛头直指日本，中国人喊出了“收复旅顺和南满铁路”的口号。接着，一九二九年爆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席卷日本。这场经济危机以纽约华尔街金融交易所倒闭为开端，迅速波及全球，新生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受到的冲击最为猛烈。出口美国的主要生丝商品价格暴跌，对外贸易和工业产值全面急剧下降。经济危机引发了各国的关税战，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各国建立起森严的贸易壁垒，实施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而日本随着工业化的推进，需要从海外进口更多的物资，并开辟更多的海外商品市场，但是在列强们的一系列保护措施面前，日本的结局只能是从世界市场中逐渐地被排挤出去。人口过剩、资源匮乏、资金不足、银行倒闭、生产萎缩、工人失业和贸易衰微相互交错，日本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

一九二九年，田中义一内阁垮台，接任的首相是滨口雄幸。

滨口雄幸是日本第一位出生于明治维新时期的首相。

上任伊始，出于挽救经济的目的，滨口内阁采取了修复日中关系的外交策略，促成新任驻华公使佐分利贞男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达成了“全面改善日中气氛”的共识。但是，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刚刚上任两个月的佐分利贞男在回国述职期间遭到暗杀。滨口内阁再派小幡酉吉继任驻华公使，但因国民政府认为他是“二十一条”的参与者而拒绝。一九三〇年，日本内阁任命驻沪总领事重光葵代理驻华公使。重光葵在一战期间曾任日本驻英大使馆书记官，极其厌恶军国主义，在他的努力下中日关系逐渐显出回暖征兆。

国民政府没能认清日本人的行事逻辑。

历史证明，凡是日本政客大谈“改善对华关系”之时，便是日本军人策划对中国更大规模侵略之日。

当时的日本，决定政策和国策的不是政客而是军人。

驻扎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认为，仅靠表示善意就想在他国扩展本国利益，世界上还没有成功的先例：

对于推行以经营满蒙谋求稳定我国民生活之国策，一味追求渺茫的中日亲善，结果使我举国上下汲汲于逢迎中国，以致陷入自屈而不觉，徒使趋炎附势之中国人妄自骄傲。求得中国方面之善意固属当然，但须首先具有发动本国国力之决心方可。企图在别国扩展本国之国力，而对该国官民仅感之以善意，如此国策，未闻有成功之先例。

尽管用“在别国扩展本国之国力”这样的隐晦言词替代了“武装侵略”，但关东军还是明确建议日本内阁对于中国要“断然增兵或派兵”，不必在乎中国人指责这是侵略行为，因为从根本上讲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会心悦诚服他国的入侵：

在执行发展国力之国策时，纵为对方所不满，亦不应踌躇不前。英人之印度政策，并不在于印度人之善意欢迎；法人在阿尔及利亚虽无人望，但亦不放弃其国策；而美国人在中美则被视为蛇蝎。任何土人亦不可能箪食壶浆以迎入侵者。唯独吾人之执行对华对满政策，却片面恐惧中国之排日感情，实难理解……当前之对策，每逢机会即应首先向天津、山海关、洮南、吉林、临江、间岛各地断然增兵或派兵……

一九三〇年九月，日军陆军省的一批年轻军官，在参谋次长二宫治重中将、陆军省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少将的支持下，秘密组织了法西斯团体“樱会”，其纲领是推翻政党内阁，建立军人政权，全面推行对外武力扩张政策。一个月后，右翼分子在东京车站狙击首相，滨口雄幸身负重伤，日本内阁受到沉重打击。这一年的年底，日军在制订《1931年形势判断》时，就如何解决满洲问题进行讨论，最后决定了三个阶段的实施方案：打破现状，建立亲日政权，完全占领中国东北地区。基于此，参谋本部对内阁发出的威胁是：“在满洲惹起事端后，政府若不追随，就决心发动军事政变，使满洲问题易于解决。”——“惹起事端”这一措辞证明，日军已有在中国东北制造引发战争事端的计划了。

一九三一年，日本的经济危机达到高峰。这一年，日本的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二九年下降了三分之一，对外贸易总额比一九二九年下降了近乎一半。国际收支出现巨额赤字，储备黄金源源外流，国内市场严重萎缩，工农业产品价格一路猛跌，中小企业的倒闭如大坝决口，失业与半失业人口将近四百万。一般的规律是：帝国主义国家在发生经济危机时，唯一的解决之道是：猛烈扩充能够带来高额利润的军事工业。一九三一年，日本政府大幅度提高军费开支，强力扶持以军事工业为母体的财阀，致使三菱、中岛、川崎等著名企业开始了大规模的军火制造。

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机器终于发动了。

四

一九三一年，注定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刻骨铭心的年份。

这一年，中华民国进入了第二十个年头。新年到来的时候，国民政府要员拜谒了国父孙中山的陵墓。此时的中山陵刚建成两年，陵墓四周栽下的树木还没有成萌。之后，在南京机场举行定都南京后的第一次阅兵。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邀请各国使节前来观看的用意很明显：赢得上一年中原大战的胜利后，中国南北统一的大业已经完成。南京市区的街道上立起了五彩牌坊，普通人家的大门上也贴上了春联。这一年，中国共产党苏区的红军战士用上了新的识字课本，上面写着：“工农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天不怕，的不怕。”刚刚识字的红军士兵打败了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毛泽东在写《兴国调查》时显然心情不错，他认为苏区的百姓已在享受革命的成果：分了田，分了山，分了地主的谷子，大家都吃上了价格便宜的米，年轻人不用非得有钱才能讨老婆了，因为苏区主张婚姻自由且严格禁止买卖婚姻。这一年的上海，人口已经超过三百万，成为继伦敦、纽约、巴黎和柏林之后世界第五大城市，全球最时髦的商品都可以在这座扼守着长江入海口的大都市里找到。只是，入夏以来，全国性的洪灾给这个国家的欢乐蒙上了阴影，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洪水泛滥，四十多万人死亡，超过五千万人无家可归，连被外国人称为“东方芝加哥”的武汉也在洪水里浸泡了一百多天。这一年，在中国的北方，城市规模位列全国第四的沈阳人口约为七十万，其中日本人多达二十万，他们不叫“侨民”而叫“移民”。在关东军的保护下，这些“移民”俨然把沈阳视为了一座日本城市，沈阳商埠区的地名一律以“町”命名，日本兵、俄国人、朝鲜人、从关内来的内地人以及这些日本“移民”使这座城市混乱而热闹。关内的时髦之风已经吹了过来，满城都可以听见南方味道的《毛毛雨》：

毛毛雨下个不停

微微风吹个不停

微风细雨柳青青

哎哟哟柳青青

小亲亲不要你的金

小亲亲不要你的银

奴奴呀只要你的心

哎哟哟你的心

一九三一年，没有多少中国人意识到国家已经大难临头。

这一年，军国主义在日本已经形成强大势力，主张占领中国东北地区的叫嚣已经完全公开化。来自关东军的声音是：“要建设大日本超级大国，很显然，必须取得相应的领土或具有同等价值的东西……这就需要把满洲置于我国绝对权力的统治之下。”在主张武力扩张的日本军人中，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和作战主任石原莞尔中佐最为激烈而强硬，他们提出了以“占领满蒙”来“转变日本国运”的侵华建议。

石原莞尔认为：以日本为中心的“东洋文明”和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洋文明”必然开战，而下一次世界大战将是“人类最后的大战”。为了备战，同时也为解决日本国内危机，必须入侵中国——“武力解决满洲问题已成为陆军省部主要课长等幕僚的坚定信念。”因此，关东军的首要任务是占领满蒙地区。板垣征四郎强调：“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从而，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重要的关系。”石原莞尔的建议本不新鲜，但在日本深陷经济危机而不能自拔的时刻，这一建议立即受到日本政界的热烈追捧。——日本军界和政界在以武力扩张摆脱国内危机的策略上达成了高度一致。

四月，日本将由北方士兵组成的第二师团，与驻扎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第十六师团调防，以适应中国东北地区的严寒作战。七月，日本军事参议官会议决定，再调一个陆军师进入中国东北地区；同时密令驻扎在中国东北的守备队向苏家屯、沈阳一带集中；之后又向朝鲜增派了一个师团的兵力，准备于必要时渡江参战。八月，日军进行了异常的人事调整，任命本庄繁中将为关东军司令、土肥原贤二上校为沈阳特务机关长。之所以“异常”，是因为这两人都是有名的“中国通”：本庄繁曾当过张作霖的顾问和驻华武官，土肥原贤二则是长期在中国活动的特务头子。八月三日，日本陆军在东京召集关东军、朝鲜军、台湾军司令官和师长会议，传达满洲作战计划。天皇分别接见了各位司令官。将领们都明白，这就意味着天皇知道并批准了“最近和将来要发生的事”。而在皇宫外面的大街上，日本右翼分子在演讲结束时高喊：“我们站起来的时候终于来到了！”

“最近和将来要发生的事”是什么事？

“我们站起来的时候终于来到了”是什么意思？

紧接着，中国发生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

万宝山位于长春以北三十公里处，一九三一年时，那里既不是日本南满洲铁道会社的管辖地，也不属于一九〇九年签订的《中日图们江界约》所划属的区域，那里是中国政府所辖之地。七月，租种土地的朝鲜人与中国农民发生了纠纷，正在寻找挑衅借口的日本关东军立即介入，大肆煽动，导致朝鲜国内发生了杀害华侨的流血惨案。几乎与此同时，日军参谋本部派出的特务中村震太郎，在中国东北进行秘密军事侦察时被中国军队俘获，审讯后即被处死。日本方面立即表示，这是中国蔑视日本权益的表现，陆军省声言必须对中国东北地区进行“保护性占领”。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兴奋地认为，这是“向附属地以外的地方出兵之天赐良机”，强烈主张“应利用中村事件这个机会诉诸武力，一举解决各项悬案，确保我之各项权益”。日本国内的军人们走上街头，狂呼“武力征服满蒙”的口号，飞行员驾机升空向日本各大城市撒下传单，传单上画着插有日本国旗的中国东三省的地图，写着：“啊！我国的特殊权益！”

至今仍有一部分中国人在日本人惯用的伎俩面前百思不得其解：明明是占领了中国的领土，侵犯了中国的权益，怎么日本人总是叫喊他们是无辜的受害者？

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从俄国人那里获得了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特殊权益。经过二十多年的大量移民和殖民统治，日本举国都已经认为中国的东北地区就是日本的国土。但是，即使是无赖，强占别人财产时，也需表白这份财产为何归他所有，因为无赖知道这本不是理所当然的。于是，自近代以来，日本的政客和军人总是在“适当”时机蓄意制造一个事件，然后歇斯底里地声称野蛮的中国人侮辱了日本，忍无可忍的日本除了对中国进行“惩罚”之外别无选择。话音未落，日本军队大规模的武装入侵便开始了。——而在这个时刻，中国人往往仍被日本人制造的那个“事件”或“事变”弄得一头雾水。如同面对一个狂呼乱喊的神经错乱者一样，正常的人如果并不熟谙这类境况往往会不知所措。

一九三一年九月，在中国东北肥沃的黑土地上，高粱红到了天边。十八日那天晚上，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第三中队队副河本末守中尉带领六名士兵来到沈阳北大营西南八百米处的柳条湖，他们将四十二包黄色炸药放置在南满铁路的铁轨上。二十二时三十分，这些炸药被引爆，一段一米多长的铁轨在炸裂的巨响中被炸弯。二十分钟后，一列从长春开来的列车，居然安然无事地通过爆炸点驶向了沈阳——爆炸似乎没有达到效果，但对于关东军来讲，这样的效果已经足够了——爆炸过后不久，埋伏在四公里外的第二大队第三中队队长川岛正大尉下达了对北大营中国东北边防军第七旅的攻击命令。二十三点四十六分，驻扎沈阳的日本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正，以土肥原贤二的名义给驻扎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发出第一份电报，声称中国军队破坏了北大营附近的铁路，袭击了日本守备队，日中两军正在冲突中。半个多小时后，花谷正发出第二份电报，声称中国军队与日本守备队已经陷入激战。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治、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等当即决定：按照预定计划，迅速向沈阳集结，先“惩罚”中国军队，然后占领东三省。

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猝然爆发。

日本关东军偷袭北大营的时候，中国东北的军政大员们正安闲自在：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长期驻留北平，那天晚上他正在前门外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表演的京剧《宇宙锋》；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正忙着给他父亲做寿；黑龙江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万福麟也在北平，他将黑龙江的军政大权交给了他的儿子；吉林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张作相为其父奔丧回了锦州，军政大权由他的参谋长熙洽代理。——沈阳城内的东北地区以及辽宁省的军政要员们大半不在岗位上，就连东北军重要的北大营军营驻军、东北军第七旅旅长王以哲也不在军营里。

关东军开始攻击后，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命令部队进入阵地，同时用电话向王旅长和荣参谋长报告。荣臻给赵镇藩下达的命令是：“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这种军事命令，恐怕前所未有。凌晨时分，本庄繁命令关东军所能调动的部队全部向沈阳开进。四时，驻扎铁岭的部队抵达，配合独立守备大队占领北大营；五时三十分，赵镇藩带领退出北大营的第七旅到达沈阳东山嘴子；六时三十分，驻扎海城和辽阳等的日军赶到，占领沈阳内城后，联合向东大营发起攻击，东北军和讲武堂官兵不战而退；八时，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省政府、兵工厂、机场以及所有的军政机关和金融机构均被日军占领，军警全部被日军缴械。日军犹如进入无人之境，仅在沈阳兵工厂就缴获步枪十五万支，手枪六万支，重炮和野战炮二百五十门，各种子弹三百余万发，炮弹十万发。张学良多年购买的三百余架飞机也全部落入日军之手。

“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这一事件中的两个史实甚为重要：一是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自一九三一年事变时起，直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中日两国处于战争状态长达十四年之久。二是关东军发动事变时，双方的兵力异常悬殊：关东军正规部队和非正规部队各一万人，满铁沿线的警察约三千人，总计约两万三千四百人；而中国东北边防军总兵力约三十万人，除因军阀之战十一万人被调入关内，留在东北地区的部队尚有二十万人。特别是，事变爆发时，攻击北大营的日军仅有六百五十人，而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有一万两千多人，但是这座坚固的军营很快就被日军占领了。

“九一八”事变后，仅仅一周之内，两万多日军在中国东北的广阔地域上几乎兵不血刃地相继占领了辽宁和吉林的三十多座城市。

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众多相关历史陈述都言是国民政府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关于这一点，一九九〇年，耄耋之年的张学良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我要郑重的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当时，因为奉天与日本的关系很紧张，发生了中村事件等好几个事情。那么我就有了关于日本方面的情报，说日本要来挑衅，想借着挑衅来扩大双方的矛盾……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和他冲突，他来挑畔，你离开他，躲开他……”“政府给的回答不外乎是两句话，就是你妥善办理，相应处置。”

按照张学良的说法，那时候日本关东军经常寻隙挑衅，走在街上看见东北军官兵的刺刀，上来就在刺刀上划火柴，如果碰上脾气大的东北军很可能一刀捅过去，因此张学良曾下令“绝对不许抵抗”，他的初衷是“老子就是不让你有借口”。事实上，这是一种令人困惑的选择：如果说拥有飞机大炮的数十万中国军队驻扎在东北地区的目的不是对付日本人，那么，用百姓的血汗供养的中国军队存在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老子就是不让你有借口”之说，将那一段的中国历史弄得荒诞不经。

张学良后来以主张抗战而闻名史册。但是，“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时候，他给东北边防军下达的第一个命令确实是“不抵抗”。

东三省“易帜”后，张作霖家族不再是独立于国民政府之外的地方军阀，东三省已经有了名副其实的“中央”。因此，关于“不抵抗”问题，作为国民政府首脑的蒋介石难脱干系。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关东军图谋制造事端的迹象愈加明显，蒋介石曾在给张学良的电报中称：“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为此，张学良电令他的参谋长荣臻：“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张学良，日后逐渐成为著名的抗日统帅和将领。只是，至少在一九三一年的时候，面对日本关东军发动的侵略，他们的抉择是忍让。

蒋介石和张学良都认为，日本过于强大，中国过于贫弱，中国尚没有力量与日本全面开战，一旦全面战争爆发，中国将在极短的时间内全部沦陷。近代以来，中国曾有过“天朝上国”的自豪，但自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这种自豪在列强的不断入侵中逐渐消蚀乃至消失，最终形成了“中国无力有效的抵抗外来入侵”的集体性共识。这一民族心理上的无奈，令中国的仁人志士在忧患时肝肠寸断，令中国的军人们在抵抗入侵时颜面尽失，也令中国的政客们在外交上如履薄冰。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甚至想到，如果与日本全面开战，不出三天，日军将占领中国的长江流域，切断整个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命脉：“以中国国防力薄弱之故，暴日乃得于二十四小时内侵占之范围及于辽吉两省，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则以我国海陆空军备之不能咄嗟充实，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全国政治、军事、交通、金融之脉络悉断，虽欲不屈服而不可得？”再者，那时的国民政府始终对“国际调停”抱有幻想。“九一八”事变的第五天，张学良派他的副司令长官万福麟面见蒋介石，蒋介石在他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告以外交形势，尚有公理，东省版图，必须完整，切勿单独交涉，而妄签丧土辱国之约。倭人狡横，速了非易，不如委诸国联（国际联合会）仲裁，尚或有根本收回之望。否则，亦不惜与倭寇一战，虽败犹荣也。”——无论是“九一八”事变前的中国历史，还是战争全面爆发后的中国历史，都证明了一个真理：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绝不能将捍卫主权与领土的希望寄托于“国际道义”。最后，对于蒋介石和他领导的国民党来讲，消灭国内的共产党力量与抵抗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两者权衡，前者更为重要。“九一八”事变前的七月，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发布作战命令，率三十万大军对共产党的瑞金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他在《告全国将士书》中表示：“赤祸是中国最大的祸患。”张学良随即致电蒋介石，愿率东北军“唯钧座之命是从”。之后，蒋介石又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首次提出“攘外应先安内”的国策：“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故不先消灭‘共匪’……则不能御侮。”蒋介石担心全国的排日情绪被共产党利用，要求无论官民要“抑制”排日情绪：“发生全国的排日运动时，恐被共产党利用，逞共匪之跋扈，同时对于中日纷争，更有导入一层纷乱之虞。故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机会。”

无论后人如何评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在历史上的政治博弈和武装斗争，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日本的政客和军人始终把“反共”作为入侵中国的一个重要借口，而国民党军队对共产党军队的“围剿”，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都给日本侵略中国造成了一种有利的局面。这一点，连中国的普通民众都看得清楚。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各地相继爆发大规模的抗日游行，民众要求政府停止内战，收复东北，对日宣战。事变发生十天后，南京中央大学学生赴外交部请愿，学生们冲入部长室，打伤了王正廷部长。接着，全国各地的请愿学生涌入南京，总数达到七万之多。无奈之下，蒋介石接见请愿代表，并发表了一番讲话，这番讲话绕来绕去，令请愿代表无从捕捉到任何确切答案：

关于抗日情事，假如本人想要全国国民拥戴我，是最容易做到的。只要对日本宣战，全国国民一定称赞我。我为什么不这样做，反给一般人疑我不抵抗呢？不是我怕死，而是我不能把国家的命脉断送，不能使民族的生命危殆，我要为国家的前途打算，要为民族的前途着想，不能为个人名誉而使中国灭亡！纵令不致永久灭亡，或者灭亡不过是几十年或几百年，还是可以复兴的话；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有办法可以使中国不亡，使中国不致受几十年或百年亡国痛苦，我们为什么不采用？为什么反而愿意冒几十年或几百年的痛苦？

作为一国政府的首脑，这番话表达了一个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的中国人都难以解读的逻辑：面对日本的侵略，他不是不抵抗，而是为了国家前途着想不能抵抗，因为抵抗就会亡国。为什么抵抗了反而亡国，难道不抵抗就不会亡国吗？——蒋介石没有解释。

之后，《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国学生书》发布：

……自日本帝国主义军队侵占辽沈以来，风声所播，全国民气如汤之沸。青年学生有尽质其衣履以赈灾，只身请求入伍者；有热血奔涌，无可遏抑，自杀以殉国难者。此种舍身为国之精神，已足为国必不亡之征象……宣战问题，决不能以学生之罢课与否为衡者。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备战未毕，而轻于一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备战完妥，而不敢战以亡国，政府之罪也。政府在此时期，负全国存亡之责，全民生死之寄，所愿以与国与民同生共死者，惟有以公忠之决心，受人民之信托，秉唯一之权能，以定唯一之大计耳……

在中国举国民情激愤之时，日本也同样举国民情鼎沸。“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入侵中国的行为不但得到日本国民的广泛支持，而且日本国民就此沉浸在了军国主义的集体狂热中。土肥原贤二在致东京参谋本部参谋次长的电报中说，事件的起因，是“暴戾之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袭击了日军守备部队。由此，日本官民共同认为，这无异于给了日本以“建立满蒙独立国家”的“最良机会”，声称必须“以此事件为契机求得满蒙问题的解决”。——一九三一年秋天的日本，已经成为一个集体性狂热尚武的国家，武士道精神和极端民族主义相结合，致使日本的少壮派军人更加肆无忌惮。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日本军人冲入首相官邸，乱枪打死了首相犬养毅。十天之后，以海军大将斋藤实为首的内阁成立。——日本政党内阁终结的结果是：军国主义者开始控制整个国家的政权运行。

五

日本关东军在一九三二年策划的两件事出乎中国人的预料。在中国东北，日本人突然将前清末代皇帝溥仪请了出来，就任满洲国执政。一九三四年，溥仪正儿八经地在东北“登基复国”，并把这个“国家”叫作“满洲帝国”，年号“康德”。这一古怪事情，从策划到实施，是日本关东军用特务手段制造的：当溥仪从天津抵达长春时，“看见到处是日本宪兵队和各色服装的队列。在队列里，有袍子马褂，有西服和日本和服，人人手中都有一面小旗”。溥仪看见那些夹杂在日本太阳旗中的大清黄龙旗时，不禁热泪涌流，顿觉大清朝的复辟“是有希望的”。——无法得知这个已被中国人抛弃的皇帝是如何产生了所谓的“希望”，他应该记得，就在不久前，他几乎是被日本人用绑架的方式从天津弄到东北来的，而日本人命令他穿的竟然是日军军装——这个被王朝的訇然倾覆弄得十分脆弱的昔日中国皇帝，穿上日本军装的时候该是一副什么模样？

早在“九一八”事变前，日军参谋部就已决定：必须使中国东北地区“脱离中国本土”。为此，需要建立一个独立国，扶植一个傀儡政权，然后把东三省并入日本版图。

为了配合这场闹剧，在中国上海，日本人又开始制造“事变”了。由于关东军距离上海很远，所以这次出面的不是日本军人，而是几个日本和尚与打手。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下午四时，日本和尚天崎启升和水上秀雄等在上海街头受到袭击，不久后日方宣布水上秀雄因伤重死亡——这显然又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战后日本公使馆驻上海武官助理田中隆吉少佐的供词是：

问：……那末，当时，有五个日莲宗的化缘和尚在化缘，而叫人在上海马路上向这些人袭击的，就是你吗？

田中：是的，是我。

问：那是怎样的经过呢？

田中：在前一年的九月十八日，发生了满洲事变。到十一月末，大体上平定下来了。日本人想使满洲独立起来。可是，外国方面非常麻烦。于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打了一个电报给我：“外国的目光很讨厌，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就是说打来电报，叫把外国的目光引开，使满洲容易独立。这样，就送了二万日元来。

接下来的事情没有悬念：日本国内大肆渲染中国人的野蛮和无理，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中国正式道歉，惩办凶手，赔偿损失，取缔抗日运动和抗日团体。所不同的是，这次声称要动用武力“惩罚”中国的，不是关东军，而是日本海军。日本海军省次官左近司政三已经急不可待了：“陆军在大陆大显了身手，这次在南边轮到海军了。”

国民政府担心战火蔓延至整个长江流域，示意吴铁城尽一切可能避免与日本全面开战。因此，上海市政府表示将“逮捕及严惩纵火杀人之罪犯”，同时希望事件能够“从速解决，以息纠纷，而睦邦交”。但是，二十八日晚九时，日本海军陆战队在中国上海附近的海岸登陆了。午夜时分，日军向上海闸北一带发起攻击。“一·二八”事变爆发。

率领日本海军作战的，是第一外遣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他曾扬言，只要战斗开始，他一挥动日本国旗，中国军队就会落荒而逃，用不了四个小时，日本海军就能占领整个上海。然而，战斗真的打响后，盐泽幸一才明白，“九一八”事变没有在上海重演，坚决抵抗的中国军队令日军举步维艰。

守备上海的中国军队是第十九路军，其前身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和第十一军。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第十九路军调防京沪地区，全军官兵三万三千多人。一月十二日，村井仓松以保护日侨为名，要求驻守上海闸北地区的第十九路军后撤三十公里。第十九路军得知消息后，于二十三日召开营以上干部紧急会议，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和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分别发表了讲话，其核心内容是：“死力抵抗”！“一决死战”！“决心去死”！第十九路军同仇敌忾的态度令军政部长何应钦十分不安。二十七日深夜，何应钦连续致电蔡廷锴，要求第十九路军不可妄动。二十八日，日方发出最后通牒，限第十九路军即日撤出闸北，防区由日军进驻，遭到蔡廷锴的拒绝。战事随即爆发。

“一·二八”事变的第二天，第十九路军通电全国：

……暴日占我东三省，版图变色，国族垂亡。最近更在上海杀人放火，浪人四出，极世界卑劣凶暴之举动，无所不至。而炮舰纷来，陆战队全数登岸，竟于二十八日夜十二时在上海闸北，公然侵我防线，向我挑衅。光鼐等分属军人，惟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绝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

第十九路军和增援而来的第五军拼死抵抗，日军先败于吴淞，再败于庙行。惨重的伤亡令日军不断增兵，最终使攻击上海的总兵力达十万以上。但是，战场局面依然与日军事先设计的军事目的相距甚远。——“中国军队的抵抗异常顽强，终于未能突破阵地。在连日的战斗中，人员损耗甚大，弹药缺乏，殊堪忧虑。”

第一外遣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因指挥不利被撤职。

这一刻，中国人对日本积压甚久的仇恨火山一般爆发了。

全中国都注视着上海，每一个中国人都要表达对第十九路军的声援：全世界华侨寄来的慰问品在上海码头堆积如山，华侨富商们的捐款瞬间达到千万元以上，自愿参军的青年两天之内就有千人之多。各界民众组织起义勇军、敢死队、情报队、救护队、担架队、通讯队、运输队。城市妇女和纺织厂女工在战火中救助伤员；上海郊区的农民们筹集了大量的粮食和蔬菜送往前线；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在前线战壕里组成了一道防线，仅复旦大学义勇军就有两百多人在战斗中牺牲。第十九路军官兵在前线看见了两位著名的夫人：孙中山夫人宋庆龄身穿白色护士服为伤员服务，廖仲恺夫人何香凝五天之内组织上海妇女为前线赶制出三万套御寒棉衣并亲自送上前线。

近代以来，对于日本，中国已经忍了太久。

中国人已经不能再忍了。

日本人发现，中国国民政府的态度也开始强硬起来。

一九三一年底，蒋介石因对日立场软弱受到内外夹攻，再次被迫下野。国民党召开四届一中全会改组政府，由林森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孙中山之子孙科出任行政院院长，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常委（轮流担任主席）。一九三二年初，严重的财政危机令南京政府几乎无法运转，上任不到一个月的孙科被迫辞职。孙科恳请在奉化老家的蒋介石重回南京。蒋介石表示，无论于国、于公、于私、于总理（孙中山）、于旧部，都不能不“往救”。于是说服汪精卫同赴南京。一月二十八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当夜“一·二八”事变爆发。第二天，蒋介石复任军事委员会常委，负责调动军队，指挥对日战事。二十日，国民政府宣布将首都迁至中原的洛阳——对于一个国家来讲，迁都是非常之事，如果没有大灾大难，除非准备长期作战，难以解释何以迁都。二月一日，蒋介石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对日作战计划，决定将中国划分为四个防卫区：

黄河以北为第一防卫区，司令长官张学良；

黄河以南、长江以北为第二防卫区，司令长官蒋介石；

长江以南与闽浙两省为第三防卫区，司令长官何应钦；

两广地区为第四防卫区，司令长官陈济棠。

十四日，国民政府军政部令陆军第八十七师（师长张治中兼）、第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以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总队长唐光霁）合编成第五军，张治中为军长，紧急增援上海。二十一日，蒋介石令陆军第十师（师长李默庵）、第八十三师（师长蒋伏生）紧急开赴浙江。二十二日，蒋介石令驻扎河南的陆军第一师（师长胡宗南）于二十七日前抵达浦镇；二十三日，蒋介石令陆军第九师（师长蒋鼎文）集结于杭州；二十九日蒋介石令陆军第四十七师（师长上官云相）由镇江赶赴昆山。

三月初，国民党在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蒋介石被推举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参谋长，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陈枢铭、李烈钧、陈济棠成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会议发布宣言，号召“全国军队，应抱同一长期抗战之决心”，表明“中国抵抗之决心，则随时随地将历久而无间”。但也特别阐述道：“外交与军事，相辅而行，尤须衡情审变，由统筹民族厉害而决策，不宜应付国内环境而定计。”

那时候，汪精卫和蒋介石在对日立场上基本一致，即一面交涉，一面抵抗。汪精卫有“最低限度”之说：“现在国民政府并没有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所以同时并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军事上抵抗，外交上交涉，冀不失领土、不丧主权。在最低限度以下时，我们决不让步；在最低限度以上时，亦不固作强硬，这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蒋介石则表示，一旦超出“忍受之防线”，就要与日本拼个鱼死网破：“交涉必须定一最后防线与最大限度，此限度至少不要妨碍行政与领土完整，即不损害九国公约之精神与不丧失国权也。如果超此限度，退让至不能忍受之防线时，即与之决战，虽至战败而亡，亦所不惜。必具此决心与精神，而后方可言交涉也。”

这是蒋介石首次在对日关系上使用“决战”二字。

日本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国际干涉。

策划“一·二八”事变的初衷，是各列强对日本的制约或制衡很碍事，需要“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将其注意力引开，以“使满洲容易独立”。现在，事变搞出来了，“满洲国”成立了，但列强们的强硬干涉却让日本招架不住了。中国的上海不是位于东北地区的沈阳，列强们各自在上海都有重大的经济利益，英国在华投资的百分之八十、法国在华投资的百分之九十、美国在华投资的百分之六十都在上海。由此，日军对上海的攻击立即引起列强们的严重不安，英国和美国的军舰迅速向上海开进，同时两国的领事也立即出面调停。——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当列强们因侵占中国发生内讧时，由列强们自己出面“调停”的事层出不穷。这种在中国的土地上俨然主人的情景，比在与列强作战中血流成河的创伤更令中国人剧痛。——英美调停没有效果，国际联合会站出来了。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六日，国际联合会各会员国发出呼吁，要求日本政府注意盟约的第十条：“凡有违反该条而致侵害任何国联会员国领土之完整，及变更其政治独立者，国联会员国均不应认为有效。”这是国际联合会第一次单独针对日本而不是同时针对中日双方发出的呼吁。国际联合会的明确倾向，让日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一九三二年五月五日，中日双方在上海英国领事馆内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这是一个带有侵辱中国主权内容的协定。《协定》规定了中日在上海地区的驻军范围；规定了由列强国“共管”地区的范围；要求中国政府在浦东、苏州河南以及龙华对岸的若干地区不驻扎军队；要求中国军队第十九路军换防调离上海。这等于是间接承认了日本军队可以驻留在吴淞、闸北、江湾等地，而中国军队却不能于上海周边布防。《协定》还规定，如果停战措施在施行中发生问题，中国方面无权调查和参与处理，需要交由“与会友邦代表查明之”。中国政府代表、外交部次长郭泰祺在宣读协定时，两次发布声明，其一表示这一协定对于中国军队在其领土内调动“不含有任何永久之限制”，其二表示日军暂驻区域内的行政权、警察权由中国政府行使。

但是，日本人的目的已然达到：军队进驻掌控中国政治和经济命脉的长江流域；在成功地转移国际视线后，中国的东三省已在日本的绝对控制之下。

国民政府的对日妥协，引发了全国性的抗议。在国民党内部，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认为，《协定》没有送立法院审议，要求弹劾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中国共产党发表声明，“反对国民党出卖上海”，号召全国民众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以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上海抗日联合会通电全国，坚决反对《协定》，谴责汪精卫“敢冒不韪”“誓死媚日”。上海各民间团体纷纷组织示威游行，数十名民间团体的代表冲进郭泰祺的住宅并痛打了他。就在《协定》签订的前几天，日本军队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阅兵式，韩国义士尹奉吉向主席台投掷了一枚炸弹，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第三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中将、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都被炸成重伤，日本驻沪留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贞次被当场炸死，白川义则后因伤势过重于五月二十六日死于医院。

汪精卫和蒋介石竭力为《协定》的签订辩护，宣称国民政府与日本之间的谈判仅仅是军事问题，绝对没有任何政治性质，《协定》的签订是“中国外交上的胜利”。

“绝对没有政治性质”，这句辩解令人疑窦丛生。

《上海停战协定》墨迹未干，五月二十一日，蒋介石亲自兼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准备对共产党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国人此时才明白，国民政府已拥有两百多万人的军队。但是，在第十九路军与增援部队于上海对日作战时，日军增兵达到十万人之多，而驻扎上海的中国军队自始至终不过六万。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说得明白：“沪战在外交上应视为局部问题，不能扩大；在军事上，‘剿赤’部队不能调用。”蒋介石自己则在“剿匪”会议上宣称：“我们这次‘剿匪’戡乱，就是抗日御侮的初步。”“攘外必先安内，是古来立国的一个信条……必须看到我们内部最大的不安是在什么地方：第一，是我们内部的政见不一致；第二，是赤祸的纷扰。我们可以说：日本不配做我们的敌人，我们当前的敌人还是赤匪。”

日军在“一·二八”事变中付出的代价是：陆军死亡六百二十人，负伤一千六百二十二人；海军死亡一百四十九人，负伤七百人。中国方面的损失是：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官兵牺牲四千二百七十人，负伤九千八百三十人。上海市民在日军的轰炸中死亡六千零八十人，负伤两千人，失踪一万零四百人，财产损失高达十六亿元。更为严重的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中全部被毁，而上海东方图书馆所藏的数百万卷书籍，包括十多万册珍贵的宋版、元版古籍和清乾隆年间编撰的四库全书，也全部被烧毁或抢劫。

日本人说，摧毁中国人的抵抗意志要从摧毁中国文化开始。

日本人以为焚毁中国的古籍，就可以摧毁中国的文化，这个逻辑过于简陋。中国文化在中国人的心里，在中国人的血液里，不然这个国度古老的悠长历史便无法绵延。宋庆龄认为：“得精神胜利之人民，必日益奋进于伟大光荣之域；得物质胜利者，只日增其侵略与帝国主义野心，终于自取覆亡而已。”

就中国近现代史而言，中国人需要在精神上站立起来！

六

上海战事激烈进行之时，中国的北方正值严冬。被酷寒包裹着的“满洲国”皇宫，在日军的严密监控下，弥漫着僵尸一般的气息。从挂满冰锥的窗户向外望去，风雪迷蒙的山峦和原野上升腾着令日本人内心惶恐的杀气——这是不屈的中国人的杀气。

自关东军试图将中国的东三省彻底“日本化”以来，他们一贯以为的“懦弱的中国人”这一概念便逐渐瓦解了。尽管不少中国的地方官吏在刺刀下对他们表示效忠，但这片黑土地上的中国百姓能够逃离的都已跑到了关内，没有机会和能力逃离的如同冰寒的雪原一般沉默着。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雪原深处的茫茫老林中，抗日的枪声从来没有停止过。关东军在对东三省的中国百姓采取殖民统治的同时，动用军事力量连续不断地对东三省的抗日武装进行清剿。想把他们杀死的对手来路复杂：一腔热血的爱国青年、不堪残酷统治的东北农民、发誓斩尽杀绝日本人的绿林好汉、散落到民间决心雪耻的东北军官兵，还有就是中国共产党组织起来的成建制的抗日武装。这些抗日力量各自为战，呼啸山林，在一片又一片雪原上留下他们奔袭的脚印。关东军以酷刑著称，血淋淋地让中国人看见了世上竟然还有如此残酷的折磨人的方式。抗日志士的头颅被挂在城市的电线杆上，但是很快日本兵的尸体就横陈在了这座城市的街道上，散落在尸体周围的传单上写着大大的汉字“还我河山”！中国东三省的抗日志士是一群决死的中国人，他们在拿起大刀或长枪的那一天，就把自己的性命交给了东三省的土地。他们没有给养供应，没有弹药支援，没有衣被御寒，没有药品疗伤，有的只是满腔的仇恨。他们知道凭借自己的力量不可能赶走侵略者，可他们坚信：只要继续战斗，中华民族就有赶走侵略者的那一天。在漫长的日子里，倒下的抗日志士多数没有留下名字，尸骨至今散落于那片黑土之下；而得以留下姓名的志士，至今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所铭记。——抗日联军的八位女战士被关东军包围，正是乌斯浑河即将封冻的季节，她们砸碎了枪支后，手挽手向着冰冷的河水走去，直至被河水淹没。她们的名字是：冷云、胡秀芝、杨贵珍、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安顺福。牺牲时，她们中年龄最大者二十三岁，最小者年仅十三岁。杨靖宇，东北抗日联军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孤身一人被关东军讨伐队包围后战至牺牲。他死后，关东军解剖了他的尸体，他们不知一个人何以在多天没有任何食物的情况下坚持战斗。他们在杨靖宇胃里发现的是棉絮、树皮以及一种连牛都不吃的积雪下的草根。赵一曼，时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第一师二团政治委员。这位女共产党人在与日军作战时因负伤被捕，在赴刑场的路上，她撑着受尽酷刑的身躯，给自己年仅六岁的儿子写下了遗书，这篇文字时隔七十多年读来依旧令人潸然泪下：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一九三二年，日本与“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签订《日满议定书》，日本正式承认“满洲国”，确认了日本的既存权益，承认了日满共同防卫及日本驻兵权。至此，日本人认为，他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作战目的已经完成。

日本军方将下一个作战目标指向了中国的热河省。

热河省，省会承德，东接辽宁省，西接察哈尔省，南接河北省，全省辖境面积十七余万平方公里，万里长城的东端蜿蜒其中。

日本计划入侵热河省的主要目的是：迫使中国政府承认长城沿线为“满洲国”的边界线，“消灭扰乱满洲国根源的张学良势力”，巩固对东三省的殖民统治，为将来入侵华北乃至全中国打开方便之门。

“中国侵略了日本”——凡是开始新一轮武装侵略的时候，日本的政客和军人便会策划又一个“事件”。刚上台的日本首相斋藤实、外相内田康哉以及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一致对外宣称“热河为满洲国的一部分”，“热河问题纯粹是满洲国的内部问题”。荒谬的言论说到极致的时候，就产生了“中国的抗日武装是侵略者”这样的逻辑：“在该省内捣乱治安者，为满洲国之不逞分子，其侵入省内者为侵略者。”

面对日本进一步的侵略阴谋，中国军队将领、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纷纷发表通电，指出日本对热河和长城一线的野心关乎民族存亡，要求国民政府全力以赴派出军队阻止日军的侵略。宋庆龄甚至提出，中国军队的百分之八十应该派往抗日前线去。中国共产党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宣言，表示在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和停止进攻苏维埃的条件下，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愿意和国内任何武装力量订立抗日作战协定。国民政府驻国联代表顾维钧从日内瓦来电，指出如果中国不以自己的行动来捍卫领土，则国联就没有依据为中国说话。

“倭寇北犯侵热，其期不远。”意识到北方迫近的军事危机，同时承受着国内的巨大舆论压力，蒋介石采取了一系列备战措施。他命令张学良派三至五个旅的兵力前往热河加强防守，特别要求在山海关驻扎“相当兵力”以免“又使国人误为不抵抗”。在给张学良的电报中，蒋介石措辞之强硬前所未有：

……此间自中回京后，已积极筹备增援，期共存亡，并已密备六个师随时可运输北援，粮秣弹药，中到沪亦已备办，甚望吾兄照预定计划火速布置，勿稍犹豫。今日之事，惟有决战，可以挽救民心，虽败犹可图存，否则必为民族千古之罪人……

一九三三年元旦午夜，山海关突然响起一连串的爆炸声。紧接着，驻扎在山海关的日本守备队向中国守军提出“抗议”，说中国守军向日军发动了袭击，要求中国守军撤退。中国方面表示，待天亮调查后再开始交涉。日方的回答是：本事件无须调查。“限即时答复，否则开始攻击。”

山海关，中国北方最著名的关口，扼守辽、冀咽喉，为平津屏障，素有“天下第一关”之称。如此战略要地，之所以有日军驻扎，是因为二十多年前签订的《辛丑条约》中，有“英、美、日、法等十一国有权在秦皇岛、山海关等战略要地驻兵”的条款。

天亮了。

上午八时许，日军开始攀登城墙，被中国守军击退。十时，三千日军在炮火、坦克和飞机的助战下冲击南门，未果。第二天上午十时，日军再次发动攻击，中国守军伤亡过半。下午三时，山海关被日军占领。守卫山海关的东北军第九旅，兵力不足两千，而陆海空相互配合的日军兵力在三千人以上。

张学良自北平电告蒋介石：

……敌于本日上午十时许以飞机向榆关（山海关）内作大规模之轰击，并联络装甲车山野重炮联合之炮兵及海面炮舰向我城内猛烈射击，点为南门附近，致城内外起火破坏甚巨。同时，敌之坦克车又在其炮火掩护之下向我南门猛攻，我军官兵奋不顾身竭力抵抗。下午三时许，将我南门冲破。我军卒因武器悬殊，我方工事均已被破坏，城墙亦多处被毁，并于地形上受制于人及兵力薄弱种种关系，至伤亡奇重，守南门之安营长（安德馨）以下几全部殉职，全团官兵伤亡半数以上，不得已暂行退集安民寨附近，从事收容。是役彼我两军战斗之激烈为历次战役以来所未有……

山海关失守后，张学良到南京请蒋介石北上指挥作战。北方的中国军队将领也致电蒋介石请他北上。蒋介石的答复是：“弟近日须赴籍，约半月布置妥当后方得北来。”他命令张学良和张作相分别率部保卫热河，并派代理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等人赴北平代他指挥。

蒋介石派出的大员到了北平。宋子文对新闻记者表示：“热河为整个中国之一部分，正如广东、江苏省然，攻击热河，不啻攻击首都。日本若实行攻击，则吾人将以全国之力对付之。”宋子文对热河守军的将领们说：“本人代表中央政府，敢向诸位担保，吾人决不放弃东北，吾人决不放弃热河，纵令敌方占我首都，亦无人肯作城下之盟。”热血沸腾的张学良也发出通电，表明自己已是“忍无可忍”，只有“舍身奋斗”以“救亡图存”。——全国的舆论不禁为之亢奋，举国上下均认为热河一战中国军队必胜。由此，中国有望。

二月底，关东军分三路全面入侵热河省。

张学良急电蒋介石：

……迭据各方探报，热边情况日趋紧急，证以最近日军进向该处之积极活动，大有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之势。我方入热部队，只东北军四旅，现已调沈克部赶速前往，俾资援助，但其防线均在凌源凌南一带，大都偏于南部。至于东部开鲁赤峰一带，则全由吉（吉林）江（黑龙江）退回之杂军义勇军热军一部防守，而各军杂处，意见分歧，统率无人，所有一切布置亦未能臻于巩固，日军倘由各处乘虚进攻，则前途变化洵属在在可虑。现正调孙魁元（孙殿英）部开往热北，并拟派张委员作相即日前往统属冯占海所部作为中心势力，并联络其他各部一体防御。惟该处情形极为复杂，仓促整理，亦难期其于事有济。良（张学良）为未雨绸缪，力图周密计，拟请速赐电调中央军及晋军即日开赴热东一带，以增实力，而备万一。否则战端一起，深恐局部稍有不支，全局大受影响。事机迫切，间不容发……

然而，热河守军还是没有得到任何增援。

日军第六师团在伪军刘桂堂部的配合下向开鲁、赤峰方向发起攻击，中国军队第五军团汤玉麟部（由东北军第五十五军组建）驻守开鲁的骑兵七旅接敌便溃，之后便投敌了。中国军队第四十一军孙殿英部抵近赤峰，以阻击战与日军相持七天七夜后撤退，开鲁、赤峰相继沦陷。日军第八师团向朝阳、承德方向发起攻击，中国军队汤玉麟部一〇七旅因一个团长投敌而稍战即撤，日军顺利占领朝阳。日军只在承德方向遭到中国军队的节节阻击，但由于中国军队第四军团（由东北军第五十三军组建）万福麟部的动摇，阻击线一处坍塌全线即溃。汤玉麟不但率部逃离了承德，还征集大批汽车转运自己的财宝，致使日军兵不血刃占领了热河省省会。日军第十四混成旅攻击绥中、凌源方向，虽受到中国守军的一路阻击，但还是步步推进到冷口附近，并开始向喜峰口发起攻击。

喜峰口，长城上的一个关口。

日军从发起攻击到占领承德，仅用了十余天的时间。

热河省沦陷后，举国上下群情激愤。

国民政府监察院委员联名要求对失职者进行弹劾。

蒋介石约见张学良劝其辞职，明知蒋介石是在为丢失国土寻找替罪者，张学良也只得答应，于三月十一日宣布下野。蒋介石一不做二不休，当即把张学良的东北军改编为四个军，归何应钦的北平军分会指挥。由此，蒋介石既转嫁了丢失热河的责任，同时又取得了对东北军的控制。

万里长城横亘在日军面前。

自一九三三年三月五日起，发生在长城东段各口及其附近地区的作战，前后持续八十多天，最终以中国军队的失利告终。

从双方投入的部队来看，作战力量相当悬殊。在中国军队的作战序列中，七个军团十三个军三十六个师十五个旅，总计约二十五万官兵，其中东北军占绝大多数，还有少量的晋军、西北军和新组建的中央军，甚至还有那个以盗窃清陵闻名全国的土匪军孙殿英部。而日本军队则由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上将亲自指挥，所辖第六、第八师团，第三十三、第十四混成旅以及关东军的飞行队，总计约为八万人，但从官到兵均是久经沙场。

在喜峰口，中国第二十九军主力与日军第十四混成旅激战数日，双方来回拉锯，一场又一场的肉搏战竟使日军的飞机和火炮无法发挥威力。让日军胆寒的是，中国官兵手持大刀猛杀猛砍，令日军士兵血肉横飞。战斗胶着之时，赵登禹、佟泽光两位旅长率部夜袭日军阵地，日军正在熟睡，中国的大刀突然出现，在漆黑的夜色中寒光闪闪，数百名日军顿时身首异处。中国官兵的血性振奋了全国，中国的舆论充满了对大刀的赞颂。但是，很少有人真正知晓，手持大刀的第二十九军官兵付出的代价。第二十九军一万五千多人中，携带的武器三分之一是汉阳造，三分之一是毛瑟枪，剩下的便是土枪了。这些古老的枪支没有配备刺刀，所以他们只有背上沉重的大刀，利用近战夜战的机会把敌人的脑袋砍下来。日本人的脑袋在长城两侧的陡坡上滚落的时刻，也是第二十九军官兵遭受日军现代化武器杀戮的时刻。对于久违了的“忠勇”精神的强烈渴望，令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混淆了时空概念，仿佛回到了久远的冷兵器时代。只有置身前线战火中的军人明白：只要日军与中国的大刀保持在砍杀半径之外，战局就会急转直下。果然，日军采取正面攻击和迂回侧背的战术，逐步突破了中国守军的防线，相继占领溧县、遵化、玉田、平谷、三河、密云等县城，逼近通县、顺义乃至北平城下。

日本人认为时机已到，提出双方举行谈判。

长城抗战持续三个月，中国守军伤亡一万八千三百五十二人，日军伤亡两千四百人。停战始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双方军队对峙于平津之间。

中日双方拉锯式的谈判结果是——《塘沽协定》。

《塘沽协定》是一个严重出卖国家主权的协定。它规定中国军队必须撤退到长城线以南，且以后“不得超过该线前进”。这就等于规定了中国军队永远不能越过该线去收复热河省以及东三省的失地，也等于中方承认了日本占领热河省的事实以及长城线是“满洲国”的边界线。它还特别规定日本军队可以不受长城线的限制，这就等于为日本入侵中国华北颁发了一张特许证。

《塘沽协定》的签订，受到全国舆论的强烈谴责。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决不承认其任何一项条款；全国各地相继爆发了示威游行，反对国民政府在《塘沽协定》上签字；不少国民党将领发表通电，表示“与暴日不共戴天，妥协苟成，无异于圈牢待宰，等一死耳”。就连列强们看到《塘沽协定》也十分惊骇，感到日本人得到的利益实在太大了，因为中国的热河省不但被割让给日本，“更可耻的是把长城以南以山海关、北京、天津为三角顶的五千平方英里人口稠密的三角地带划为‘非军事区’，在这个地区内，中国人没有任何权利，只有办理民政的苦差事，而日本人则享有一切权利”。

一九三三年的中国，是一个极其混乱恍惚的国度。

这一年，上海的《东方杂志》征集不同阶层的中国人的梦想。中央监察委员柳亚子的梦想是：全世界成为一个大联邦，在这个大联邦内没有金钱，没有铁血，没有家庭，没有监狱，也没有宗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一切平等，一切自由。《中学生》杂志编辑叶圣陶的梦想是：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工作，凡所吃的饭不是什么人的膏血，凡所做的工作绝不为充塞一两个人的大肚皮。而开明书店编译所长夏丐尊说：“我梦见中国捐税名目繁多，连撒屁都有捐；我梦见中国四万万人都叉麻雀，最旺盛的时候，有麻雀一万桌；我梦见中国人用的都是外国货，本国工厂烟筒里不放烟。”

这一年，上海评出的电影皇后胡蝶唱出的一首歌充满了悲壮气氛：

亲爱的先生，感谢你的殷勤，

恕我心不宁，神不静，这是我的最后一声。

你对着这绿酒红灯，可想到东北怨鬼悲鸣？

莫待明朝国破恨永存，今宵红楼梦未惊！

看四海沸腾，准备着冲锋陷敌阵，

我再不能和你婆娑舞沉沦，

再会吧！我的先生，

我们得要战争，战争里解放我们，

拼得鲜血染遍大地，为着民族争最后光明！

这一年，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接受第七军团总指挥傅作义的请求，为其麾下第五十九军在长城抗战中阵亡的将士纪念碑撰写碑文。这是胡适第一次用白话文撰写碑文：

这里长眠的是二百零三个中国好男子！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

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

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

碑文刚刚镌刻在纪念碑上，傅作义就接到北平政务委员会何应钦的命令，要他抹掉一切抗日的标志。傅作义被迫把纪念碑上的“抗日阵亡将士公墓”改成了“长城阵亡将士公墓”。

这一年，深受日军空袭侵害的国人，以高涨的热忱用民间的方式捐献了二十多架飞机。国民政府也意识到空军的重要，于一九二九年在杭州建立了中央航校，一九三三年一年就购买了二十架菲亚特B.R.3轰炸机。

这一年，中国南方旱情严重，而北方却暴雨不停，黄河下游决口多达五十六处，洪水茫茫中满目人间惨景。以洪水泛滥为题材的电影《狂流》成为上座率最好的电影。电影表现了中国农村的阶级对立：官员和地主挪用了救灾款，走投无路的农民们揭竿而起。

这一年，全国第五届运动会在南京召开。会上最耀眼的人是短跑飞人刘长春。闭幕式上，刘长春发表《告别书》：“诸位有家回去，我们随地漂流。热烈希望下届运动会在沈阳举行，恢复东北河山颜色。”满场的国人声泪俱下：“收复东北！还我河山！”

这一年，共产党中央苏区瑞金也举行了运动会，红军学校足球队和中央联合足球队分别取得冠亚军。操场边的学校里传来孩子们的读书声：谁做衣，谁造米，谁铸金钱，谁架房子？这都是工人和农民。哪个有衣，哪个有米，哪个有房屋，哪个有金钱？这都是土豪劣绅。

这一年，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罗文干由于《塘沽协定》的签订愤然辞职。他也给《东方杂志》投稿表达了他的梦想：“内争的勇敢毅力，专用来对外，武官不怕死，文官不爱钱。”

这一年，庐山的山路上十分拥挤，被蒋介石召集而来的将领一个接个乘轿上山。蒋介石决定动用一百万军队、两百架飞机，对共产党中央苏区瑞金发动第五次“围剿”。蒋介石告诫他的将领们：

……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先清内匪，则决无以御外侮，亡明覆辙，殷鉴不远。今举国之人忘却心腹大患之内匪，而侈言抵御外侮，既觉其先后缓急之倒置，乃复闻我在赣直接负剿匪责任之各将领，亦多以内匪难剿，意在御侮，以博一时之虚荣。此种心猿意马、南辕北辙之心理，未有不归于灭亡，岂仅暴露我革命军人无决心、无勇气之弱点而已。徒使匪寇枭张，坐失良机，必致一事无成，束手待毙，可不痛乎！本总司令来赣督剿，实示以有我无匪之决心，如我剿匪各将领，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意剿匪者，当以偷生怕死者视之，非特我革命军中所不齿，直视为亡国奴之不若，是其死有余辜，本总司令决不稍加姑息……

尽管蒋介石强调共产党才是心腹大患，但是这一年还是出了两件与共产党有关的大事。一是第十九路军官兵不满国民政府一再对日妥协，发动了著名的“福建事变”。就在《塘沽协定》签订后不久，驻军福建的第十九路军与江西瑞金的共产党中央苏区取得联系，表示愿意和红军联合对日作战。由此，双方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蒋介石立即调集大军向福建进攻，并用重金和官职收买了第十九路军的部分将领，最终导致第十九路军的主要将领逃亡香港。二是冯玉祥公开与蒋介石决裂，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与日伪军进行了多次作战，其中收复多伦一战成为“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从日军手中收复失地的作战。但是，蒋介石认为冯玉祥受到共产党的蛊惑，抗日同盟军有逐渐被“赤化”的嫌疑，调集大军准备对冯玉祥部实施围剿。而日军也同时集结了重兵准备反扑多伦。在多重军事压力下，冯玉祥被迫出走，隐居泰山，抗日同盟军内部随即分裂。

亡国迫在眉睫之时，中国国内的政治分歧几乎成了一个死结。

无法解释的是，此时的蒋介石却突然关注起中国人的道德问题。“我们中国何以始终不能获得平等，而且还要一天天被帝国主义者侵略压迫呢？一言以蔽之，就是我们一般国民无论衣食住行都不能如同我们的古人或现在外国人一样合乎礼义廉耻。”—九三四年五月十五日，国民政府正式颁布《新生活须知》。身在“围剿”共产党苏区前线的蒋介石，亲自对这个《须知》作了详细修订，除要求中国百姓在“礼义廉耻”方面要遵守规矩之外，还要求中国百姓在衣食住行等方面也必须遵守《须知》中的条款——之所以按照有关档案原文引用，是因为以下“要则”无论当时还是现在读来都令人恍如隔世。

关于“食”：一饮食用国产，二饮食有定时，三饮食有节制，四碗筷要齐正，五食具要干净，六坐席要端正（不要占邻席），七喝嚼不出声，八饭屑要收拾，九羹汤莫漏泄，十骨刺莫拋地，十一物不洁不食，十二水不沸不饮。关于“衣”：一服装用国货，二衣冠要整齐，三材料要坚实，四服色要朴素，五破烂速修补，六衬衣要常洗，七被褥要常晒，八钮扣要扣齐，九鞋子要穿正（不可拖鞋跟）。关于“住”：一住居要整齐，二厨房要清洁，三厕所要干净，四家具要简单，五沟渠要疏通，六窗户要多开，七门前街道要常扫，八什物堆积要排齐，九用具发锈要擦净，十尘土立刻要除净，十一墙壁莫涂污，十二垃圾莫堆积，十三要爱护公物，十四要利用废物……关于“清洁”：一要漱口，二要刷牙，三要洗澡，四要剪头发（头发不可留到二寸长），五要剪指甲（指甲不可长过二分），六要多晒太阳，七要呼吸清气，八要扑杀老鼠，九要扑灭蚊蝇，十要种痘防疫。关于“戒条”：一勿要嫖赌，二勿要酗酒，三勿要吸鸦片，四勿要乱吐痰，五勿要乱小便，六勿要流鼻涕，七勿纳贿，八勿贪污，九勿客气，十勿隐瞒，十一勿吵闹，十二勿冷笑，十三勿要开口骂人（勿傲慢），十四勿要动手打人（勿蛮暴），十五勿要站马路，十六勿要泼香水，十七勿要诬害别人，十八勿要错过一生（勿懒惰），十九勿要讨便宜，二十勿要靠别人。

连年的自然灾害、军阀混战以及日本入侵引发的战乱，令这片国土上难民和流民在死亡线上挣扎；由于贫富差别的巨大以及社会不公的加重，占这个国家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常年衣不蔽身食不裹腹，苦难深重中的百姓怎么可能做到食具要干净，物品要排齐，走路胸部要挺出，衬衣要常洗，头发不超过二寸？

一九三四年十月，蒋介石指挥的军队冲进了共产党中央苏区腹地，中国工农红军突围而出并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转移，史称“长征”。

七

也许到了这个时候，蒋介石才开始认真的考虑日本问题。

蒋介石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历史证明他在持续八年之久的对日战争中从未有过苟且行为。但是，至少在一九三四年的秋天，他面对中日问题时充满困惑和矛盾。由陈布雷笔录的名为《敌乎？友乎？》的长文公开发表了，蒋介石很想让自己的这篇口述实录获得全国舆论的支持。蒋介石首先对中日关系中的隐晦感到百思不得其解：

……国际间许多悲剧，都是起因于一时毫厘之差，致酿成万劫不复之祸。为打开中日两国仿徨的局面，免使愈走愈趋绝路，也为确奠东亚和平、消弭世界战机起见，对于中日问题，实在有作一番忠实的检讨、无避忌无隐讳的下一番坦白的批判之必要……一般有理解的中国人，都知道日本人终究不能作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这是就世界大势和中日两国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如果不是同归于尽的话）彻底打算的结论。我想日本人士中间怀抱同样的见解的，当亦不在少数。但至今为止，不但没有打开僵局，以更新两国关系的征象，而且也找不到一点曙光，只是苟且迁延，得过且过，任令自然变化。人类已进步到了二十世纪，还不能直认事实，而却是遮遮掩掩的缺乏勇气与真诚，真令人大惑不解……

蒋介石认为，日本从发动攻击到致使中国的许多城市沦陷，最多不过十天；假若国民政府迅即与日本绝交，也许日本在十天之内便可使整个中国沦陷。由此，他解释说，国民政府目前与日本的对立完全是因为“实在没办法”：

……本来从世界大势来看，如果中国从远大的将来着想，中日两国便应该相互提携而没有交恶到底的理由。现在虽然有许多国民，激于当前的仇恨，颇有愿与日本偕亡的气概，但中国国民党的当局，既然自任以全国安危之重，便应该从大处着想，堂堂正正的有忠于国家利害的打算。我们固然知道中日问题，主动完全在日本，当日本无意缓和时，中国无法单独缓和，但依目前所标榜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实在只足以表示当局的无办法……

接着，蒋介石就中日在处理两国关系上的错误进行了分析。中国方面的错误是：没有早些与日方商榷，态度过于激愤强硬，但又缺少当机立断的勇气，缺乏自知之明，对国际社会过分依赖等等。日本方面的错误是：日本误判了国民政府，蒋介石不是李鸿章，而更不能忽视的是中国的民心。日本言“不取得满蒙，无以解除日本国防安全”，这其实只是日本实现“独霸太平洋”野心的一种欺骗。不要认为占领满洲就能经略中国，日本对中国国情没有正确的认识，对中国历史没有正确的认识，日本绝不可能彻底控制甚至灭亡中国。

抗日战争……日本如以任何理由对中国正式用兵，中国的武力比不上日本，必将大受牺牲，这是中国人所不容讳言。但日本的困难，亦即在于此。中国正唯因为没有力量，即是其不可轻侮的力量所在。战争开始，在势力相等的国家，以决战为战事的终结；但在兵力绝对不相等的国家，如日本同中国作战，即无所谓正式的决战。非至日本能占尽中国每一方里之土地，彻底消灭中国之时，不能作为战事的终结。……日本至多也不过能占领中国若干交通便利的都市与重要的海港，决不能占尽四千五百万平方里中国全土。中国重要都市与海港全被占领时，在中国诚然将陷于极度的困苦与牺牲，然日本又何尝能彻底消灭中国之存在？

最后，蒋介石表示，中日关系是同生共死的关系，打破中日僵局完全取决于日本是否有“直认事实”的勇气：

……中日两国在历史上地理上，民族的关系上，无论哪一方面说起来，其关系应在唇齿辅车以上，实在是生则倶生，死则同死，共存共亡。究竟是相互为敌以同归于绝灭呢？还是恢复友好，以共负时代的使命呢？这就要看两国，尤其日本国民当局有没有直认事实、悬崖勒马的勇气，以廓清障蔽谋及久远的和平。

此文与其说是给中国人看的，不如说是给日本的一份外交文件——作为一国首脑，蒋介石仍旧没有把日本人的侵略逻辑搞清楚。

日本人倒是在此文中看出了蒋介石“善意的真诚”。

一九三五年一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议会演说中提出了“不威胁、不侵略”的对外关系原则。或许此举被看作是对中国方面“善意的真诚”的反应，蒋介石立即邀请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铃木美通到南京会谈。蒋介石表示：“无论如何，中日两国有提携之必要，愿中日两国以互相之精神努力进行。”接着，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也为改善中日关系大造舆论：“日华两国有此共识，只要双方共同努力，两国关系改善的局面就能走上正轨，我们将为此而感到欣慰。”

为进一步表明改善中日关系的诚意，国民政府专门派大员去东京会见日本军政要人，反复表达愿意改善中日关系的意向。同时，蒋介石、汪精卫联名向全国发出通令严禁排日运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也通告各媒体禁止刊载排日消息。

日本方面很满意，主动提出把驻华公使升格为驻华大使。

接着，中日发表了双方使节同步升格的决定。

一九三五年的春天，中日关系似乎“亲善”了起来。

无法解释，在这个时候，国民政府何以会在日本是敌是友这个问题上如此混淆。这一问题已是无需探究的事实：中国的东北三省已成为日本的殖民地。热河一线的沦陷表明日本的野心是进占华北之后侵占整个中国，他们决不会停止在长城边上与中国“友好亲善”。一九三四年，日本陆军省颁发《国防的真实意义和加强国防的主张》，明确表述：“战争是建设之母，文化之母。”——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把建设和文化的发展确立在战争之上。而以往的历史应该让中国人知道，日本人所说的战争，其目标首先是中国。——无论中国人如何送出笑脸，日本自有日本的逻辑，这是中国在付出巨大代价后得到的历史教训。然而，为什么中国的当权者依旧混沌？历史证明，国民政府并没有与日本沆瀣一气出卖自己民族和国家的企图，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究竟应该作何解释才合情合理？

就在中日双方的政府大员为中日“亲善”开始欣慰的时候，日本军部正在紧锣密鼓的策划着下一步的入侵计划，目标是中国的华北。

一九三五年三月，关东军谋划了他们的“对华政策”：一、依据《塘沽协定》以及附带条款，扩张日本已经取得的权益，在中国华北确立亲日地带，以为“满洲国”的地缘保障；二、为造成华北与“满洲国”紧密的经济关系，需尽快提升两地棉、铁等产业的开发和交易。四月，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和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开始策动“华北自治”。所谓“华北自治”，日本陆军次官桥本虎之助在发给侵华日军各部参谋长和驻华武官的一份文件中作了具体阐释：在“反共”和“自治”的名义下，于华北五省建立与日本“有实质亲善关系”的脱离南京中央政府的傀儡政权。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在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说得更清楚：“华北自治运动，始于一九三五年四月”，其目的之一是“建立蒙古地区以外的统一的华北自治政权”，使“南京政权统辖之下的华北五省脱离南京，成为自治地区，将满洲国西南方的中国置于日本领导之下，以解除对满洲国的威胁”。同时还可以“削弱以抗日为外交政策中心的南京政权的势力，以减少对满洲国及日本的影响”。

日本军人开始在华北制造各种“事件”，其手段还是老一套：或者派遣特务深入华北地区侦察军事情报，如果被中国方面捉住就大喊“中国非法监禁日本公民”，然后要求“惩罚凶手”“赔偿损失”；或者直接向中国军队挑衅，如果发生了冲突，就立即扩大战事，并要求中国军队让出防区；或者雇用流氓地痞，制造一个具有政治背景的案件，然后要求国民政府给日本一个“满意的答复”，否则就武力解决。——一九三五年五月，天津的两个亲日的记者相继被刺杀；接着热河南部的抗日义勇军在日军追击下被迫进入长城以南地区。日军先是指责国民政府支持排日行动，继而指责中方违反了《塘沽协定》，结果导致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签订了《何梅协定》。在《协定》谈判的过程中，日本对中方的蔑视登峰造极：先是把装甲车、火炮和机关枪在河北省政府办公楼前排开，飞机在北平和天津两市上空持续盘旋，然后驻天津的日军开始举行全城巷战演习。当何应钦表示已惩办了相关人员后，酒井隆当即提出：将中国驻平津地区的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免职，从天津撤走国民党党部，解散所有的抗日团体。谈判进行的时候，关东军向长城一线调集兵力，以向北平施加军事压力。何应钦最终答应了酒井隆的所有要求。但是，酒井隆又提出了四点要求：河北省内的国民党党部一律取消；中国军队第五十一军撤至河北以外，并将全部撤离日期告知日方；中国军队第二师、第二十五师也必须撤至河北以外；排日行为必须禁止。根据南京政府的训令，何应钦再次答应了日方的所有要求。

日本方面心情舒畅，说起话来更加狂妄。

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日本天津驻屯军新任司令官多田骏散发了一本名为《日本对华基础观念》的小册子，小册子里的声明令不久前还沉浸在“亲善”幻觉中的国民政府颇感惊骇。

多田骏首先说，中国是一个可怜的国家，近代以来饱受列强的侵略——日本军人终于说出了“侵略”二字——但“侵略”中国的都是西方列强，只有日本一直在“保全”中国：

自西力东渐以来，各国之对华态度，或主分割，或图共管，或谋扩张势力范围，或思争夺权利市场，大有惟日本不足之况。此等侵略手段，虽与时推移，屡经变迁，盖不外牺牲中国，以图繁荣其本国而已。独我帝国，依据国是，始终一贯，力图保全中国领土，并以日华共存共荣尤应亲善提携根本主义……

近代以来，侵占中国领土的列强，以日本为最。可能是因为明知事实无从抹杀，所以多田骏反复强调日本对中国的所有行为，都是出于“解放救济”中国这一“无愧于天地”的“信念”：

帝国之对华态度，必当遵循我之国是与使命。我帝国大陆政策之根本方针，在谋自身之发展，同时解放救济东洋之被压迫民族，使之安居乐业，保持各民族之面目，尊重其独立，与帝国相亲协同，在政治经济上、军事上，树立密切不可分之关系，此道实证之天地之公道而不谬，施之中外而不悖，乃皆吾人俯仰无愧于天地之信念也。

血腥的殖民主义，无一不把掠夺标榜为“解放”。但把侵略和掠夺视为国家“信念”的，只有日本。

中国何以需要日本“解放”？多田骏对“中国之病源”的“诊断”是：

中国民众，六千年以来，均为政府、地主、财阀榨取之对象物……即统治者除榨取以外，无增进民众福祉之热忱。观乎民众之不信赖官吏，以不干预自己为善政，明矣。今中国民众，自民国以来，受各军阀贪婪无厌之榨取，近因党阀加以向未曾有过之苛敛诛求，呻吟于此种状况之下，生活艰难每况愈下，加以天灾、兵灾、匪灾，循环而起，农村趋于崩溃，将为匪化乎？为流民乎？抑为共匪乎？仿徨歧路，无所适从。

基于此，多田骏表示，“鱼肉民众，以饱私腹”的中国政府是日本“及中国民众共同之敌”，也是“天地之道义”与世界之“公明正大”之敌，为“可怜四万万民众”，消除“东亚和平之祸根”，日本不得不对中国“使用正当威力”。

十月七日，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约见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抗议多田骏的言论令中国方面“感到惊诧”。

然而，更令中国人“惊诧”的事随即发生了：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日方突然对中国提出了十三条要求：

一、停止现在英国经济顾问罗斯进行一切谈判。

二、华北区之鲁、晋、绥、察、河北五省财政独立。

三、中国脱离国联。

四、承认“满洲国”。

五、中、日、“满”三国合作创远东经济集团。

六、须将粤、闽、浙、苏、鲁五省武装解除。

七、设立满洲各地与扬子江流域各地间之客货运输便利机关，华北所有铁道皆由满铁经营。

八、军事委员会取消军权集中于何应钦领导之军政部，但实权仍须集中于行政院。

九、停止中国反日运动。

十、免张学良职，并将其军队撤退于陕西及西北各地。

十一、对于剿共匪事宜，尤以西北各省，中、日两国坦白合作。

十二、日本观察家日后得参加国民党大会，以窥中国是否诚意。

十三、中国对于政治、经济、财政上，应完全放弃英、美之援助。

还未等国民政府对这些等同于“最后通牒”的蛮横要求作出回应，两天之后，在关东军的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的策划下，一个名叫“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的伪政权机构在北平以东的通县宣布成立了，领头的中国人叫殷汝耕。殷汝耕，浙江人，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娶了一位日本妻子，在日本人看来这是个“任何时候都是甘心情愿地投靠日本”的人。——很快，这个又改名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伪政权官员去“满洲国”进行了“国事”访问，然后“满洲国”的官员煞有介事地对“自治政府”进行了“回访”。日本人的狂妄放肆令国民政府既难堪又愤怒。尽管国民政府对殷汝耕发出了通缉令，但蒋介石还是认为，国民政府一旦惩罚这个日本人庇护下的汉奸，就一定会与日本人发生直接冲突——“我们现在力量不够，不得不暂时容忍。”这一年的年底，为防止“自治”事件被不断复制，国民政府解散了北平军分会，成立了一个主权名义上属于中国、性质为半地方自治的“冀察政务委员会”。

面对接连的屈辱，南京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上行刺了汪精卫。孙凤鸣出生于贫寒农家，曾在第十九路军担任排长、代理连长参加上海抗战。《塘沽协定》签订后，第十九路军调防江西，孙凤鸣因不愿“剿匪”脱下军装。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一百多名国民党中央委员于六中全会后在南京会议厅合影，以记者身份进入会议厅的孙凤鸣高呼“打倒卖国贼”向汪精卫连开三枪。当被问到为什么要行刺行政院院长时，他的回答是：“看看地图，整个东北和华北那半个中国还是我们的吗？”被卫兵击伤的孙凤鸣于次日凌晨离世。

接着，深感“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的北平学生冲出了校门，震动全国的“一二·九”运动猝然爆发。毛泽东说：“青年学生好比是一二九运动的柴火，一切都准备好了，只差用火一点。点火的人是谁呢？就是共产党。”北平六千多名爱国学生涌上街头，向国民党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请愿，高呼“反对华北五省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尽管遭到军警的阻拦，百名学生被捕，数百学生受伤，但大规模的游行仍旧持续数天之久。北平学生的行动迅速得到全国的热烈响应，各大城市纷纷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假自治之名，行叛国之实”。冀东的十一个县县长也发表声明：“绝不附逆”。冀东同乡会通电全国，要求政府“查抄殷逆浙江省永嘉县原籍家产，一面坐以重罪，以为媚人叛国者戒”。

此时，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经过长征抵达陕北。中国共产党人在陕北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最近以来，汉奸卖国贼等在‘中日亲善’、‘中日合作’和‘大亚细亚’等口号之下所作的降日卖国之露骨无耻行为，简直是古今中外未有之奇闻！”“同胞们起来！为祖国生命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为国家独立而战！为领土完整而战！为人权自由而战！”

中国已经忍无可忍。

八

一九三六年元旦，大雪纷飞，天寒地冻。

由平津两的五百多学生组成的“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出发了，学生们将深入到河北各地宣传抗日。几乎同时，上海的电影人刚刚拍摄完成电影《狼山喋血记》，其主题歌《打狼歌》唱道：

生死向前去，打狼保村庄，

兄弟血如海，姐妹尸如霜。

豺狼纵凶狠，我们不退让，

情愿打狼死，不能没家乡！

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国民政府开始改变对日态度。

国民党内部，长期存在着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英美派以及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汪精卫被刺，提出辞职，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由蒋介石取代，这标志着国民党内部亲日派的地位大幅下降。同时，日本在中国华北的扩张，已严重危及英美在中国的经济利益，至一九三五年，日本在华北和山东等地的投资额超过了英美，这无疑加深了英美与日本间的矛盾。国民党内部英美派势力的渐强，连同英美对日态度的渐强，助推了国民党高层开始改变对日政策，更为重要的是国民政府开始对日进行战争准备。这些准备包括：聘请德国顾问团设计兴建军事设施，各要地国防军事工程被要求“星夜赶筑”。为了彻底摆脱日本的干扰控制，国民政府于一九三五年底进行币制改革，其中重要的一项是废除银本位货币制，这使中国货币摆脱了国际银价的制约，同时又遏制了国家白银的大量外流。而在外交上，国民政府不仅靠拢英美，也开始改善中苏关系，试图借助苏联的力量牵制日本关东军。

意识到对日作战已无可避免的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演讲，首次表达出捍卫国家和民族尊严的决心：

苟国际演变不斩绝我国家生存民族复兴之路，吾人应以整个的国家与民族之利害为主要对象。一切枝节问题当为最大之忍耐，复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为原则，谋各友邦之经济合作。否则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中正既不敢自外，亦决不甘自逸，质言之，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以个人牺牲事小，国家之牺牲事大，个人之生命有限，民族之生命无穷故也。果能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之目的……

就在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战争危险临近的时刻，日本国内突然发生了一起现代史上规模最大的陆军暴动。

长期以来，日本陆军内部逐渐形成了以陆相荒木贞夫为核心的“皇道派”和以陆军将校永田铁山、东条英机等人为首的“统制派”。两派在尊崇天皇和对外扩张上没有分歧，而是在如何进行“国家改造”的问题上各执一词。“皇道派”主张取消政党政治，组建军人内阁，实行军事独裁；“统制派”则坚持天皇制下的军国主义体制，主张军队的一切行动均由军部中央统制。随着日本陷入世界性经济危机而不能解脱，两派在如何对外扩张的问题上屡屡产生分歧，“皇道派”主张对苏战争，而“统制派”主张先向中国内地进行武力扩张。一九三五年七月，两派因人事安排发生激烈的冲突，导致“皇道派”少壮军官冲进陆军省砍死了军务局局长永田铁山。为遏制矛盾进一步激化，日本陆军部决定将“皇道派”桀骜不驯的军官们的主要据点——驻扎在东京的陆军最精锐部队第一师团——调往中国的东北地区。调动命令尚未下达，“皇道派”军官们便决心发动一场军事政变，将天皇身边的那些妨碍实现军国主义政治理想的谋臣们杀掉，以建立法西斯军事独裁政权。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东京下了一场数十年不遇的大雪。凌晨，“皇道派”的九名军官率领一千四百名士兵冲出军营，迅速攻占陆军省和警视厅，占领东京政治中心永田町一带，包围并袭击了日本政治家和内阁大臣们的官邸和住宅，砍杀了内政大臣斋藤实、财政大臣高桥是清和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重伤了天皇侍从长铃木贯太郎。企图砍杀冈田启介首相时，仅杀害了首相秘书，首相本人侥幸逃脱。他们还袭击了朝日新闻社和东京日日新闻社，向被他们称为“卖国贼”的新闻记者们开枪扫射。这些陆军军官的暴动计划并不严密，他们没能控制通往皇宫的道路，也没有应对始终与陆军对立的海军的准备，结果天皇下命令对叛乱实施镇压，海军在东京湾集结了军舰，准备随时听候天皇的调遣。尽管日本军中不少人同情这场叛乱，但在天皇明确表态后叛乱的部队开始瓦解。四天后，大多数叛乱官兵返回军营，一部分叛乱军官自杀，其余全部投降。

无论如何，不管是“皇道派”还是“统制派”，日本军人企图通过非常手段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的目标是一致的。天皇对这次陆军的叛乱采取了姑息的态度，认为“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答应军部的要求”，因“皇道派”的失势而乘机控制了军部的“统制派”自此成为日本法西斯独裁体制的主角。

日本陆军叛乱后，幸免于难的冈田首相辞职，原外相广田弘毅出面组阁。控制了日本军部的“统制派”将领寺内寿一、梅津美治郎和杉山元等人立即向新内阁发难，不但强行插手内阁阁员的安排，还制订了一系列有利于军部控制内阁的措施。广田弘毅对军部唯命是从，全面接受了军部的主张，恢复了一九三一年废除的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军部首脑改为现役军人担任。——日本陆军的暴动虽未成功，但军人们的目的还是达到了，即日本军部事实上控制了中央政府。

控制了内阁的“统制派”军人和广田弘毅的阁员们修改制定了《帝国国防方针》和《国策基准》，其核心策略是：在遏制苏联并尽量避免与之发生军事冲突的前提下，集中所能动员的全部财力、物力和军力扩大中国占领区，最终目标是“南方”——日本军人所谓的“南方”，指的是全中国和处于南太平洋的整个东南亚地区——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投降，这一“南进”策略始终是日本军部的既定军事方针，依此可以解释日本军人在整个战争进程中所有疯狂举动的由来。

军人夺取政权，使得法西斯势力在推动战争上得到了制度保证。

日本军人摆脱了羁绊，可以毫无顾忌的走向全面战争了。

此时，在焦灼情绪的笼罩下，中国犹如一只随时要爆炸的火药桶。城市里，街头的抗日演讲吸引着成千上万忐忑不安的民众；流浪的东北难民和学生在悲惨境地中的苦闷歌声在广袤田野上回荡；上海成立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宋庆龄，甚至来到监狱里要求与抗日爱国人士一起坐牢；国民党广东实力人物陈济棠和广西实力人物李宗仁联合向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发电，痛指“今日已届生死关头，惟抵抗足以图存，除全国一致奋起与敌作殊死战外，则民族别无出路”。接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把第一、第四集团军改称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北上抗日。粤桂两军在湖南境内与蒋介石的中央军发生军事冲突，“两广事变”的爆发震动全国。而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决意国难当头之际联合中国可以联合的所有力量进行抗日作战，为此可以放弃多年来用无数共产党人的鲜血和生命顽强坚持的政治主张。——自此，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政策转变。毛泽东频繁地给国民党军将领写信，最多的时候一天写下九封之多。他对华北将领宋哲元表示：“弟等甚望先生能于艰难困苦之中坚持初志，弟等及全国人民必不让先生独挡其难，誓竭全力以为后援。”他致信晋绥军将领傅作义：“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近日红军渐次集中，力量加厚，先生如能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毛泽东还致信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宋子文，表示：“十年分袂，国事全非，救亡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弟等频年三呼吁，希望南京当局改变其对外对内方针，目前虽有若干端倪，然大端仍旧不变，甚难于真正联合抗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实现国共重新合作，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如若国民党人能够做到，共产党人将“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像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呼吁下，国共双方开始了政治接触，牵制中国军力甚大的内战有了停止的希望。

突然，中国的西北部传来捷报：绥远省政府主席、中国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不但与日军打了一仗，而且打赢了！

一九三六年夏天的时候，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曾去绥远，企图劝说傅作义归顺日本。傅作义严厉地回复道：“华北是中国的领土，绝不许任何人出来搞一个独立局面。内蒙和绥远都是中国领土，不许任何人来分隔独立，也不许任何人来侵占蹂躏。”板垣征四郎见劝降不成，决定攻击绥远。十一月十五日，日伪军五千余人在大炮、飞机和坦克的配合下，向红格尔图中国守军猛烈攻击，傅作义亲往前线指挥反击，在中国军队三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和一个炮兵营的反攻下，日伪军的指挥所被摧毁。傅作义得知日伪军准备再次进犯之时，集中了三个骑兵团、三个步兵团和炮兵、装甲车分队各一部，由骑兵第二师师长孙长胜、步兵第二一一旅旅长孙兰峰担任前敌指挥，在零下二十多度的低温中踏着深过膝盖的积雪向日伪军奔袭而去，战斗进行了一天一夜，英勇异常的中国官兵痛歼了日伪军大部，收复了被日军占领的重要军事据点百灵庙。

百灵庙的收复，是中国军队第一次坚决的对日作战，第一次通过作战从日军手中收复失地。消息传遍全国，引发万众欢腾。北平、上海、天津、西安、武汉等大城市的民众团体代表，携带着慰问品和捐款到绥远前线慰问，学生们奔赴绥远前线为伤员服务，著名电影演员陈波儿前往绥远为部队演出《放下你的鞭子》，音乐家吕骥为第三十五军写出了《三十五军军歌》。不足一个月，傅作义收到的捐款达到二十多万元，他用这些钱买了两百多辆汽车发给部队，准备打更大的胜仗。毛泽东和朱德派人前往慰问并向傅作义发出贺电：“足下孤军抗日，迭获胜利，日伪军不能越雷池一步，消息传来，全国欢腾，足下之英勇抗战，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为中国军人争一口气。”

在祭奠英灵宣读祭文的时候，傅作义潸然泪下：

这次绥远抗战，敌炮摧残你们的肢体，毒气瓦斯遏止你们的呼吸，还加风雪严威刺裂你们的肌肤，但是凭你们热血的沸腾，终于战胜一切，完成下列使命……要知道人生的短促，谁能不死，可是死的代价就有“轻如鸿毛、重于泰山”的悬殊。我们后死的人，纵然抱着必死决心，能不能得到这样死的机会，又未必都像你们的这样光荣……现在中华民族已走上复兴之路，相信你们的鲜血灌溉了四万万人的心灵，而充实了自力更生的信念。只要后死者一息尚存，应当继续着你们的伟大精神，共同奋斗！

傅作义表示，军人为了国家上前线是本分，而全国民众的同仇敌忾令他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由此肯定国家必能复兴，民族必能自救，其道理不仅是军人敢于牺牲，而是全国人心不死！”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讲，多少人知晓绥远在何方？多少人知晓百灵庙为何处？但是，只要知道那里是中国的领土，那里的一群血性十足的中国军人不但打败了日本人，而且把失去的国土夺了回来，这就足以让屈辱苦难中的中国人奔走相告，而傅作义将军的那句“人心不死”令全中国人泪如泉涌。

绥远抗战的胜利，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自信。距绥远战场并不远的东北军官兵情绪激荡，这些由于丢失了东三省而饱受国人指责的官兵大多数是东北人，个个思乡心切满怀内疚，而他们之所以驻扎在陕西，也正是国民政府按照日本人意愿调防的结果。东北军的将士在张学良面前痛陈，即使中央政府不同意，他们也要组织队伍与傅作义一起打日本。而张学良自东三省丢失后，一直戴着“不抵抗将军”的帽子，傅作义绥远一战便成为全国英雄，这深深地刺痛了张学良的爱国之心。此时，蒋介石身在西安，他的目的是指挥三十万大军对共产党中央红军进行第六次“围剿”，他认为这是对共产党军队的最后一击，三十万大军对付三万人的红军，不出一个月就能解决问题。因此，当张学良向他表示要率部支援绥远抗日时，受到了蒋介石的严厉训斥。张学良不得不如此向蒋介石表达他的心情：“绕室彷徨，至深焦悚！每念家仇国难丛集一身，早想拼此一腔热血，洒向疆场，为个人赎一份之前愆，为国家尽一份天职。”但是，认为“剿共已达最后五分钟”的蒋介石，只给张学良两条路供其选择：一是前往剿共，攻入陕北苏区，把共产党斩尽杀绝；二是把东北军的阵地让出来，让中央军剿共，东北军将被调往福建。前者张学良表示不愿意，后者意味着东北军将被调到距离家乡东三省更远的地方任由自生自灭。张学良无从选择，与蒋介石争辩也没有结果。于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东北军的将士们扣押了蒋介石，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

无论是起因、过程还是结局，西安事变都是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评议最为激烈的历史事件之一。十二月二十五日，西安事变在中国各方政治力量特别是共产党人的努力下和平解决，蒋介石在张学良的护送下返回南京。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关于西安事变问题的报告中指出：“西安事变给国民党以大的刺激，成为它转变的关键，逼着它结束十年的错误政策，结束十年内战，而内战的结束也就是抗战的开始。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合作，是划时代的转变，是新阶段的开始。”

从中国对日关系的角度讲，西安事变与其说是一次兵变，不如说是中国东北军官兵压抑甚久甚深的情绪总爆发。虽然扣押了蒋介石，但东北军官兵没有任何伤害蒋介石的意图，更没有从国民政府夺权的目的，他们只想上战场与侵略自己故乡的日本人拼命，用热血和生命给国人，特别是东北的父老乡亲一个男人样的交代。

就在历史的这个重要时刻，一首歌传遍了全中国——这是青年作曲家聂耳为电影《风云儿女》写的主题曲，名为《义勇军进行曲》：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前进！前进！进！

九

一九三七年到来了。

中国人保卫国家尊严和生存权利的渴求达到了顶点。

对入侵中国急不可耐的日本军人的焦躁也达到了顶点。

无论如何，日本面对的是一个国土辽阔人口众多的巨大国家，他们要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可他们真的了解中国吗？

一九三六年，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在关东军长春特务会议上作了秘密报告。报告对当时中国的现状进行了详细分析，其内容值得所有的中国人一读。

“九一八”迄今之帝国对华历次作战及对中国军之作战，中国军因依赖国联而行无抵抗主义者，故皇军得以顺获胜利。及后华军昧于知己知彼之认识，受帝国皇军威胁，而竟疑神疑鬼，转成普遍的恐日病，帝国相煎愈烈，中国之惶惑亦愈甚，则一般当局的恐日愈益趋加重。

在松室孝良看来，中国人只关心自我不关心国家，只想获得利益不愿承担责任，为了满足一己之权欲或物欲甚至能够“甘心祸国”，而中国军队“变兵为匪”扰乱甚深，作为军人“正式作战反多败”。此种种劣质，足以让日本军队“不战而胜”：

中国官吏普遍的慑于恐日病而不敢稍行违抗帝国也。现在全华北约十分之七，不能精诚团结联合应付，大都采自保主义维护自身之存在；在不违反帝国之原则下，苟延图存。此等各个独立的小势力，其所关切者只此小集团之目前利益，当然难抗帝国之攻击。故彼等自私的心理，实予帝国以非常的便利，竟可不战而胜，一言而获……中国实力派大部采个人或小集团的繁荣主义，缺乏为国为民的观念，因此形成独霸一方独裁私兵状况，国家之存亡，民众之疾苦，彼等不负任何责任。彼等政治欲物质欲非常旺盛，彼等除维持现状以解决其欲望外，殊不愿粉碎其势力也，真能爱国为民者为数极少，大都为顾己而不顾人之辈，其实力维持现状、镇压反动，尚感不足，遑论抗日？彼等因欲望极高，志气多趋于薄弱，而不堪利诱与威胁……

那么，日本人就没有什么可畏惧的吗？

日本人对中国共产党军队表示出担忧：

共产军之主力，现虽返还陕北，然有袭入察（察哈尔）绥（绥远）向满洲联苏抗日之危虞，此帝国不可忽视者也。此种红军，实力雄厚，战斗力伟大，其苦干精神，为近代军队所难能。其思想极能浸澈民心，以中国无大资本阶级，仅有小的农工阶级，即被煽惑，竟由江西老巢绕华南华中华西趋华北，转战数万里，备历艰辛，物质上感受非常压迫，精神上反极度旺盛……彼等善能利用时势，抓着华人心理，鼓吹抗日，故其将来实力，不容忽视。

最终，日本人担心的是“中国的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

倘彼时中国的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则帝国之在满势力，行将陷于重围，一切原料能否供给帝国，一切市场能否消费日货，所有交通要塞、资源工厂，能否由帝国保持，偌大地区、偌大人口能否为帝国所统辖，均无切实之把握……

基于此，松室孝良强烈主张，趁着中国人的“恐日病”正在流行，日本军队要赶紧行动，“乘势进攻，夺取特殊之权益”。

这就是一九三六年的时候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认识。

这就是日本对中国所持逻辑的根基。

这样的逻辑操纵着日本的战争机器全面启动了。

政客的狂躁、军人的狂热以及对丰饶生活的全民性蛊惑——中国肥沃的土地、富饶的物产和顺从的百姓，能使一个普通的日本农民在那里过上贵族的生活——所有引发战争的条件，在历史的这一时刻似乎都具备了。日本政客和军人从来没有彻底解读中国和中国人的意愿，看待中国，他们只有“文明人”对“野蛮人”的狂妄、傲慢以及残忍，他们所秉持的逻辑令其自我膨胀异常疯狂又极度顽强。

秉承“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哲学的中国人，近代以来百战百败。那么，将再次面对战争的中国人是否读懂了日本人的逻辑？

两个近在咫尺而心隔万里的国家之间一旦爆发战争，便无人知晓：战争将持续多久？战争将索取何等代价？战争的结局到底会怎样？

只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必须对日作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