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二日，蒋介石颁布《为实施国民精神总动员告全国同胞书》：

今日为总理逝世十四周年纪念日，中正谨以庄敬严肃之至诚，宣布实行全国国民精神总动员，所有纲领办法乃国民公约，业已发表，全文刊登各报。总理有言：“人者有精神之用，非专恃物质之体。”又曰：“武器为物质，能使用此武器者全赖精神，两者相较，精神力量居其九，物质力量仅占其一。”总理尽瘁革命，身经战阵，凡此遗教，均为躬亲体验而有征之言，稽之革命史实，吾人最初以赤手空拳，推倒满清帝制，建立中华民国；其后誓师北伐，扫除军阀障碍，完成国家统一，亦均赖精神制胜，乃克奠此始基。不幸革命未成，导师早逝，国难日深，外侮日亟。今抗战进入第二期，北望燕云，东瞻京阙，寇虏之凶锋未戢，陵寝之瞻拜莫亲，无数同胞之涂炭待救，国家民族之命脉，犹在存亡呼吸之中，而革命建国事业成功，犹极辽远。推原所以致此之故，纯由吾人对总理主义与遗教，服膺不力，信奉不诚，精神未能振作，意志不能集中；或虽振奋一时，而未能强毅不懈，以致敌寇朝野，竟尚有打击吾人精神与收揽吾国人心之狂想。自侮人侮，非尽无因，以是思耻，耻可知矣。当前国运之危殆，强寇之猖狂，既由吾人已往精神行为之颓惰散漫，因而召此不良之结果。今当抗战之际，天下兴亡，所系至巨，若犹不悲愧奋发，急起直追，共同努力于民族之固有道德，一致发挥，总理之革命精神，集结于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三个共同目标之下，扫荡萎靡腐败之障碍，养成蓬勃奋发之朝气，各竭其能，各尽其职，以戮力奋斗于抗战建国之大业，将何以自救而救国，亦何以上对民族祖先，下对后世之子孙。中正痛总理之不作，念遗教之可循，确认国民精神总动员，实为建军建国克敌制胜之基本，循是而行，则一可当百，十可当千。切望我前方后方全体将佐士兵，全国各省市各界男女同胞，矢诚矢信，对纲领揭示各点，深切体察，一致实行，誓行国民公约，确立抗战意志，以精神之改造，著于实际之行为，期对我总理逝世十四周年做具体之纪念，用慰总理与阵亡军民先烈在天之灵。所以竭尽吾侪后死者尽忠报国之天职者在此，所以湔雪我中华民族被暴敌侵略蹂躏淫掳焚杀莫大之耻辱者亦在此。语曰：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务当表里贯彻，切勿视同寻常为要。

为什么战争进行到相持阶段，要进行全体国民的“精神总动员”？蒋介石在演讲中开列了若干理由：一、“当前国运之危殆，强寇之猖狂，既由吾人已往精神行为之颓惰散漫，因而召此不良之结果”；二、“在我们抗战开始，不到两三个月的时候，那时国外舆论对我国有各种不同的批评，中间有一句极其触目惊心的评语，说是‘中国不论在精神上或物质上，都不够抵御外力’”；三、“我们必须承认精神力量的伟大，超过于一切物质的力量，和一切的武力”；四、“一个国家如果因为精神的衰微，而遭受外来的侵略，已经是这一代国民无比的耻辱；如果到了危急存亡的时候，还不能集中我们的精神，家喻户晓、父诏兄勉地来保卫国家，渡过当前的艰危，开辟未来的命运，那不仅是这一代国民的耻辱，简直是一种罪恶”。

《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其实施办法》特别详尽地列举了中国人精神上必须改造的五个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至今读来依旧令人惊怵：

（甲）醉生梦死之生活必须改正。

生活者，精神之根本，无合理之生活，即无健全之精神，是以沉溺于声色货利之醉生梦死的生活，必须加以彻底之改正，而实行新生活之信条。否则不仅个人之精神耗散，自误误国，必致相习成风，使整个社会顿呈亡国之现象，而招致世界之鄙视，与寇仇之深入，不唯有害于国家，犹且影响军事。

（乙）奋发蓬勃之朝气必须养成。

次于醉生梦死之生活，而为国民精神之蟊贼者，厥为消沉颓废之风气，此风气之存在由于心理与生理两方面之原因所造成。在心理方面，由于民族自信心，与个人自强心之缺乏，不谓民族无复兴之望，即视民族复兴之事业于己无关，此两种心理若不纠正，国民奋发蓬勃之朝气，即无法养成。在生理方面，则运动、卫生、整齐、清洁，乃至早起之习惯，均须提倡与实行，然后能使国民精神充实，朝气焕发，以担当非常之革命事业。

（丙）苟且偷生之习性必须革除。

抗战中有一种不可不注意之精神现象焉，即在前方之民众，欠缺誓死复仇之决心；而在后方之人员，多有避难就易之私图也。前一现象，足使敌人之顺民增多，而寇氛益张；后一现象，足使民族之战士减少，战意薄弱。究其动机，则皆由民族至上之观念不固，苟且偷生之习性犹存。欲纠正前一现象，在于阐明春秋大义复仇主义，所谓“为国复仇虽百世可也”。使沦于失地之国民，永不忘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观念。纠正后一现象，在提倡“见危授命”之风气，表扬殉职死难之忠烈，更须严饬纲纪，昌明正义，使人人咸视规避职守、潜图安全，为莫大之耻辱，而后革命精神乃能树立。

（丁）自私自利之企图必须打破。

只图保全个人之生命财产，增长个人之名位与权力，而不顾民族全体之利害与存亡者，亦犹有兵权者之欲保存其实力与地盘，同一私的动机也。充此自私之心理，必至私见高于一切，私利高于一切，乃至于个人名誉地位与权力欲望之扩张与满足，必先于一切，推衍所极，必至牺牲民族利益，破坏抗战计划而后已。今当抗战剧烈，存亡呼吸之际，而犹不自觉悟，岂唯不智，实亦不仁，在国民精神总动员之目的下，此种痼习，必须排除，所当发扬舆论之权威，加以尽量之指正，务使尽祛私见，共输肝胆，而归于至公与至诚。

（戊）纷歧错杂之思想必须纠正。

抗战以来，全国之思想与言论，在根本上虽已形成统一，而枝叶上之纷歧，仍所在多有，若任其杂然并存，势必导民志于分散，贻战事以不利，故必于吾人上述国家民族至上、军事胜利第一、意志力量集中之原则下，确立标准，分别纠正，俾统一之基础获得进一步之巩固，尤必积极疏导，造成共同之国论，俾吾国民与青年，在认识上对国家前途怀抱同一之理想，在行动上趋赴同一之目标，既以万众一心而克敌制胜，亦所以造成战后全国永久之团结，而免于纷歧与抵牾。

拯救中国国民精神的总运动，是在日军对国民政府临时首都重庆的狂轰滥炸下进行的。

在没有力量扩大占领区的情况下，日军大本营决定利用优势空军力量，对中国大后方战略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成为首选目标。或许日本人以为，把这座山城从中国的地图上彻底抹去，就能挫败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使其面临崩溃。

重庆，中国西部古城，位于嘉陵江与扬子江的汇合处，依巴山和巫山天然屏障，扼守着长江水路要冲，在地理上犹如一座天然军事城堡。日军占领武汉后，曾仔细研究过攻占重庆的作战计划，发现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陆军无法突破大巴山和巫山山脉的险峻山路，海军也无法突破长江三峡的凶险水道。日军虽然被巴山所阻，但他们可以向重庆倾泻炸弹。

日本人把轰炸重庆的军事行动称为“政略攻击”。

“政略攻击”这一军事术语，最早出现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其时日军大本营颁发了《航空部队使用法》，其中对“政略攻击”的概念作出如下阐释：“政略攻击的实施，属于破坏要地内包括重要的政治、经济、产业等中枢机关。并且至要的是直接空袭市民，给敌国国民造成极大的恐怖，挫败其意志。”日军认为，他们实施的这种恐怖攻击，可以单靠航空兵的力量，就能让中国的战时首都体无完肤。——造成战争对手精神上的陷落，比起翻山越岭地进行地面占领，不但划算，且是对一个民族的真正征服。

至于国际法明确规定战争行为不得殃及平民的条例，日本人不屑顾。在对中国重庆实施的规模空前的轰炸中，日军以其不可理喻的疯狂与残忍，制造了世界空战史中最为黑暗的一页。

日军占领武汉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日，日本天皇批准了轰炸重庆的作战计划。随后，日军决定将陆军的飞行战队、航空兵的飞行团、海军的联合飞行队以及空战队整合在一起，以武汉和孝感为飞行基地对重庆实施轰炸：

攻击敌战略及政略中枢时，须集中兵力，投入优良的飞机，特别是要捕捉、消灭敌最高统帅和最高政治机关。对中国各军可使用特种弹（红色弹、绿色筒、红色筒），但使用时须尽量避开第三国人居住区域。对毒气的使用须严守秘密，不留痕迹。特种弹指毒气弹“红筒”，“红色弹”是砒砷联系的，“绿色筒”是催泪毒气弹的荷号。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九日，根据大本营的命令，日军华中派遣军指定陆军第一飞行团执行轰炸重庆的作战任务。

从汉口到重庆之间，航空距离八百公里。

日本陆军第一飞行团，主要由第十二、第六十、第九十八重型轰炸机战队，第五十九战斗机战队，独立第十战斗机中队以及独立第十八侦察机中队组成。其作战飞机的作战半径分别是：第六十重型轰炸机战队拥有的九七式重型轰炸机，携弹量五百公斤，作战半径八百公里；第十二和第九十八重型轰炸机战队拥有的意式重型轰炸机，携弹量五百公斤，作战半径约七百五十公里；第五十九战斗机战队和独立第十战斗机中队拥有的九七式战斗机，作战半径四百五十公里；第十八侦察机中队拥有的侦察机，作战半径九百公里。显然，对于轰炸八百公里外的重庆而言，九七式战斗机的作战半径达不到。于是，九七式重型轰炸机以及将携弹量减至三百公斤以延长作战半径的意式重型轰炸机，只能在没有战斗机护航的情况下单独作战。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日本陆军第一飞行团团长寺仓正三下达作战命令：二十六日十三时对重庆实施第一次轰炸。至于攻击目标和任务，寺仓正三的表述是：“重庆市街，务使敌政权上下感到震撼。”

二十六日上午十时三十分，日军第一飞行团的十二架九七式重型轰炸机自汉口机场起飞，十三时三十五分抵达重庆上空。可是，飞行员根本看不到重庆，机翼下是一片灰白色的浓雾。即使降到了安全允许的最低高度，还是什么也看不见。因为油料有限，转了几圈后，日军飞行员只好返航。在第一批九七式重型轰炸机起飞二十分钟后，十架意式重型轰炸机跟着起飞，于十四时抵达重庆上空，盘旋良久后，日军飞行员终于从云雾的缝隙间发现了一片看似城市的目标——“推测这可能是重庆东侧地区，即以此为基准进行了推测轰炸”。第一次轰炸就这样结束了，日军认为：“战果虽不明，但从敌人的无线电信判断给了敌人极大威胁。”

日本人只顾考虑自己飞机的作战半径了，没有想到中国的重庆还有一个“雾都”的绰号。——每年春节过后的一至五月，这座山城基本上昼夜不断地被笼罩在潮湿的云雾中。在此期间，山城居民会把阳光照射大地的某个瞬间视为出现了人间奇迹。

日军对重庆的第二次大规模轰炸，发生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七日。此时日本方面获悉，国民党即将在五届五中全会上作出限制共产党活动的决定。于是认为，应该立即使用军事手段在中国的政治伤口上撒上一把盐。日军第一飞行团根据气象情报，判断七日那天重庆的浓雾有开裂的可能。是日，三十一架重型轰炸机分三批从汉口机场起飞，于下午三时左右飞临重庆上空，却没有看到浓雾裂开的迹象：“云量十米，云高二千五百米，但扬子江上云量稍薄，可以判断出江的形状，在东南云上望见了金佛山。”于是，日军以隐约可见的长江的形状以及距重庆约九十公里地露出云层的金佛山顶为基准，依据航程和航向对重庆市区进行了推测性轰炸。——“敌机没有迎击，所以我未受损失。战果不明，但重庆发布广播称：重庆遭到轰炸，击落敌机八架。”

炸弹迟迟不能落在重庆市民的头上，这令日本军方焦躁不安。一月十日，第一飞行团的三十一架重型轰炸机第三次飞往重庆，这次终于在重庆上空的云缝中看到了市区，日军飞行员从四千五百米高空投下了四千五百公斤航空炸弹。受到这一战果的刺激，十五日，日军第一飞行团的重型轰炸机第四次起飞，拟对重庆进行更为猛烈的轰炸。但是，令日军飞行员没想到的是，他们在重庆上空遭到了中国空军的猛烈截击。飞在最前面的侦察机发现云层上的十二架中国战机后，马上通知后面的轰炸机，可轰炸机已经飞临重庆上空。中国战机立即向日军轰炸机扑来，双方开始了激烈的空战。重庆地面的中国防空炮也首次向日军轰炸机开火。尽管重型轰炸机不适合空中格斗，日军还是在空战的同时把携带的航空炸弹全部投向了重庆。此次空战的结果是：中国空军损失战机十一架；日军重型轰炸机四架被击伤，但均安全返航。

日本人从反馈的情报上看，大批量的炸弹似乎没有几颗落在重庆平民头上，连续的轰炸后也没见中国方面有什么激烈反应。——“连日来天气恶劣，寺仓第一飞行团长认为坚持攻击重庆不妥当，建议应把攻击转向天气较好的兰州方面。一月二十一日，航空兵团司令官采纳了这一建议”。

日本人决定耐心地等待中国“雾都”上空的浓雾消散。

尽管日军已经四次飞临重庆进行轰炸，但这座中国的战时之都并没有显示出日本人想象中的惊恐。

无论日本方面如何强调蒋介石政权已经沦为一个“地方政权”，作为国家统帅机构的国民政府依旧在照常运转。国民政府完善了全面控制国民经济运转的战时体制：归并改组成立经济部，实行金融外汇管制，成立粮食部和农林部，组建航空建设协会总会、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水路运输联合委员会等。国民政府召开了第二期抗战国民参政会，审议事项涉及军政、外交、侨务、赈济、财政、经济、教育、交通、蒙藏等国家战时建设的所有方面。为新县制在全国的实施，国民政府督办成立了各省市首届临时参议会，推行地方自治，完成县政计划，颁布了《县各级组织纲要》。其间，蒋介石不间断地举办中央训练团党政班，每一期训练班都要亲自训话，因为他认为中国“要建设一个现代的国家，就必须有现代的干部”。——蒋介石的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记述：“本年，蒋公所最致力者，军事而外，为干部训练，为县政建设，为经济建设。第一事由中央训练团分期举办党政训练班。第二事则颁布县各级组织纲要。第三事以牵涉繁多，未有所兴举，然备战区经济委员会之设置，金融机构之调整，及工矿交通之督促改进，蒋公无不昼夜筹策以赴之。”

每一天都盼着国民政府崩溃的日本人终于等到了五月。

五月，笼罩在重庆上空的云雾裂开，阳光倾泻山城。

德国《法兰克福日报》驻远东记者莉莉·阿梅斯，显然对雾散之后的重庆所显露的真实面目十分惊讶：

中国的新首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景色优美得宛如一座大花园，这远远抵消了气候的不足。满山梯田，到处竹林，一片棕榈、柑橘，使人想起亚热带的地方。这个富饶的盆地平原，松树弯曲茂盛，神秘的群山环抱，悬崖峭壁耸立，任何初来四川的外国人，都会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能创造出如此富于幻想的图画。

一个名叫西奥多·怀特的美国青年，以记者兼作家的身份被国民政府聘为宣传部顾问。当他抵达重庆的时候，沿着码头陡峭湿滑的台阶，几个近乎全身赤裸的中国舆夫扛着滑竿把他抬进了重庆的城门。怀特看见这座中国的战时都城被陡峭的山崖环绕着，城墙古旧得弥漫着斑驳的陈年色泽，城门上装饰着金色圆形大钉，而城门之外农民们开垦的梯田从一条山脊延伸到另一条山脊。走进重庆高低不平的街巷里，花摊比他的“故乡波士顿的还要多”，在水仙花、杜鹃花和各种各样不认识的花朵的香气中，怀特看到了中国百姓的市井生活，其坦然从容令他感到眼前的一切并非是在战争中：

重庆真正的持续不断的生活脉搏，却与中国最富饶的四川省的五千万农民息息相关，他们种植的大米充盈了战时中国的粮仓。平底敞舱驳船运载稻米从上游顺流而下，装进麻袋后运往前线，而不再像过去那样运往沿海城市销售。重庆最有钱的富翁是粮商和拥有稻田的地主。肉类还是像从前那样来自农村。每天清晨，苦力用粗竹竿抬着猪陆续进城送往屠宰场，猪的四条腿捆在竹竿上，眯合着眼睛，一路痛苦地嚎叫着。猪屠宰后在市场上出售，肥厚的鲜肉在卖肉的案板上渗着血滴，有的猪肉则制成沾满蝇屎的灰白色肉条，还有的制成长达几英尺的布满尘埃的暗褐色的干腊肠，挂在露天肉摊的铁钩上，肉商往往把这种腊肠切成一英寸到两英尺不等，卖给顾客……小巷总是那么阴暗，有的还很狭窄，雨天里小巷两侧屋檐上淌下来的雨水，能同时滴落在行人的雨伞上。巷里还散发出各种混杂在一起的气味，又香又臭——既有食品、香料、鲜花和鸦片烟的香味，又有未清除的垃圾和流到浅沟里的小便的恶臭。嘈杂的声音构成了另一种交响乐男人和妇女的叫嚷声，婴儿的啼哭声，与人们同在一间棚屋里的母鸡的粗厉叫声。此外，还有挑着木桶的苦力或带着货物的小贩单调的吆喝声。每一种活动都有其独特的声音。木材搬运工吊运圆木时声如吼叫；卖棉花的小贩边走边有节奏地敲打着一块木头；卖杂货的小贩把他所有的货物都装在一个大黑箱子里，用特殊的声调唱着商品的名目，一如波士顿市埃里街上的香蕉商人和鱼贩所做的那样。

最令怀特吃惊的是，重庆到处充斥着的一种中国人特有的“气概”：中国人不把日本人称为日本人，他们必须称之为“倭寇”；中国人也绝不称日本人在进攻，而是称“日本军队在到处流窜”；汉口被日军占领后，中国人说“敌踪在汉口出现”了；中国军队的每一次退却，都被说成是“重大的战略性迂回运动”；而来自前线的哪怕是小小的胜利消息，中国人都要口口相传以至变成“虏获无数”；当又一座城市陷落时，中国人要特别强调是他们“诱使敌人陷入罗网”。怀特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灌注方式，相比这种方式产生的历史背景，即中国正在进行的极端艰难的对日作战，他隐隐的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伤感：

他们中间的任何人本来可以像其他成千上万的人那样，留在被占领的沿海地区，奴颜婢膝地屈从于战胜的日本人的颐指气使。可是他们不愿意这样做。他们宁可忍受重庆的酷暑和高温，忍受在既湿而又无取暖设备的屋子里度过严冬，他们宁愿眼睁睁地看着孩子生病，甚至因病夭折，但他们不肯屈服。在重庆周围几英里以外的几所临时大学避难的几千名大学生和教授也是如此。沿海地区的许多小商人也不例外。他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发财，而纯粹是出于一种民族自豪感，出于一种始终要作为中国人的坚强意志。接踵而至的，是那些不愿留在敌占区侍候敌人的手艺出众的厨师，到战争结束时为止，我在重庆吃到的珍馐佳肴，除了偶尔能在巴黎和纽约吃到以外，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城市所没有的。

日本人想用炸弹使这样一个重庆“陷落”能有多大的胜算？

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清晰地袒露在万里晴空之下。

日军航空兵团全面总结了前期轰炸重庆的经验和教训，详细研究编成、技术、情报、补给和通信等诸方面构成要件，不但补充了必要的装备和通信器材，还加强了远距离、高强度、夜间和恶劣气候条件下的飞行以及投弹训练。

日军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第十三、第十四战队以及高雄航空队奉命加入轰炸重庆的作战。

一九三九年五月三日十六时，日本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的四十五架中型轰炸机飞临重庆上空。日军机群沿着长江北岸开始俯冲，向重庆的繁华商业区投下了密集的炸弹。中国空军三十架飞机升空迎战，击落日机两架，但自己损失了五架，对日军的轰炸没有起到严重妨碍作用。重庆城中心的二十七条主要街道十九条中弹，中弹区烈焰熊熊，房倒屋塌，人声惨叫，血肉横飞。据不完全统计，日军投弹一百六十六枚，炸死重庆平民六百七十三人，伤三百五十人，炸毁房屋一千零六十八间。

日军轰炸的不是战场，是城市市民区。

这是肆意的屠杀。

为了应对日军的空袭，国民政府要求重庆所有的人倚山城的特点挖掘出大大小小无数的防空洞。国民政府希望把日军空袭的伤亡降到最低限度，但是，谁也不可能把一座城市和它的百姓全都藏起来。

第二天，日本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决定对重庆嘉陵江边的商业区和住宅区再次发动空袭，时间定在黄昏。为应对中国空军的截击，日军采取了这样的策略：机群先在重庆附近上空盘旋，与中国战机周旋，待中国战机燃料耗尽必须加油时，突然集群式地向预定目标俯冲而下。四日十七时左右，二十七架日军轰炸机分三个批次在预定目标上空投下了携带的航空炸弹，落弹区从中山公园到嘉陵江边长一公里多，从朝天门码头到七星岗之间长约两公里。日军投弹一百二十六枚，炸死重庆市民三千三百一十八人，伤一千九百三十七人，毁坏建筑三千余间，始建于唐代的罗汉寺荡然无存，连英法使馆和美国教堂都未能幸免。

依然置身重庆的美国青年怀特，看到了一座城市“遭到现代世界第一次野蛮轰炸的后果”：

通红的大火四处蔓延，人们从火海中四散奔逃。他们有的徒步跋涉，有的坐人力车，有的坐滑竿，有的推着独轮车。当他们像潮水般外涌时，一辆突然出现的小轿车或军用车使劲地按着喇叭，或者干脆从长长的人流中急驶而过，于是行列散开了。接着又很快合拢起来，继续逃亡乡下。他们带着床垫、铺盖、锅盆碗盏、食物和少量家具。有的抱着吃奶的孩子，有的背着老奶奶，他们默默地走着，你甚至能够听到他们沉重的脚步声……电线已被炸断，大街上的自来水管也被炸毁。没有一丝灯光，四下所见只是一片火光，也没有水去扑灭大火，火势到处蔓延，城内小巷都被吞噬在火焰中，当火焰烧着竹材的时候，竹节噼啪作响……我的房间里有一具被炸弹掀起的强烈气流抛进来的尸体，冲击波已使其面目全非，肋骨也被压扁了，我只能根据皮肤剥落的乳房认出那是一具女尸……我见到一尊佛像，它嵌在一道峭壁的侧面，由于寺院已被烧毁，这尊盘着腿的巨大铜像在火焰的映照下闪耀着红光，它那仁慈的面孔含笑面对着这座哭泣和哀号的城市。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与南京大屠杀一样，战争时期人口的混乱流动，使得伤亡数字无法准确地统计出来。作为战时首都，重庆难民遍地，而日军实施“无差别轰炸”，因此官方发布的平民伤亡数字应该与实际情况相距甚远。

尽管这个国家的平民也要像军人一样，在日军发起的军事攻击中付出沉重的死亡代价，但国民政府依旧没有显现出日本人所期望的崩溃征兆。就中国人的秉性而言，苦到了极致反而能够静默如常——中国人的忍耐力和承受力是独一无二的。大火在燃烧，成堆的尸体被拉出城掩埋，哭声震天，天地缟素。而伴随着这一幕的，是入伍的青壮年被隆重地送出防空洞，一碗浓烈的川酒令他们个个面如重枣。城郊的农民，每家每户都接纳了城里人或是外地人，他们宁愿把本来并不宽裕的米粮拿出来，很自觉地在日军的轰炸中与自己的国家同舟共济。中国广大民众的抗日意识，已经被战争的残酷进程所唤醒，老百姓懂得努力生产是为了什么，节衣缩食是为了什么。无论日军如何疯狂轰炸，中国大后方的工业生产始终没有停顿，一九三九年的农业竟然获得了丰收，抗战前线的军粮供应因此从未间断。

抗战爆发后，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侨努力帮助国家，无论付出什么都心甘情愿。有资料显示，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九年，华侨筹集的抗战军需物资总数在三千批以上，平均每个月就有一百批抵达中国沿海口岸。一九三九年春夏，南洋华侨总会一次就募集了五十万套棉衣，二百一十七架飞机、二十三辆坦克和一千辆救护车。华侨还特别关注战场药品的筹集，他们希望抗日子弟即使负伤了也要多一点活下来的可能。于是，仅在中国全面抗战开始的几个月内，华侨就筹集了足够五十万伤员服用一个月的药品。华侨希望自己的祖国不要因为战争垮塌，尽管城市在一个接一个地沦陷，华侨仍以投资的方式向国内输入了大量资本，即使明明知道没有利润回报，甚至可能终致倾家荡产。至一九三九年底，华侨投资的工矿、垦殖、金融以及各种实业，总金额达到十六亿元。国民政府出台了鼓励华侨投资的政策和法规，在战争的动荡局势下，尽最大可能保护华侨的投资安全和权益。华侨的巨额投资为稳定战时中国的金融和工业，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华侨还为国民政府拮据的财政募捐。他们节衣缩食，各尽所能，采取常月捐、特别捐、娱乐捐、航空救国捐、认购救国公债捐、义演义卖捐等形式，每月向国内输入的款额多达一千多万元，成为国民政府一项稳定的财政来源。纽约华侨李国钦，自一九三九年开始，数次捐款累计达七十六万美元；南洋华侨陈嘉庚认购十万元救国公债后，宣布每月再捐二千元直到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为止；菲律宾华侨巨商李清泉临终前，嘱托家人把他购买的十四万救国公债全部捐给国家，还把遗产中的十万美元交给国民政府作为抚养难童之用；扬名海内外的新加坡华侨巨商胡文虎，除了捐献大批物资外，还捐款二百万元以建设残疾军人疗养院和阵亡将士遗孤教养院；印尼华侨刘长英捐出巨款的同时，送子回国参战，一九三九年冬其子刘盛芳在空战中为国捐躯，老人把国民政府发给他的一万元抚恤金又寄回国内，要求充作抗战军费。

华侨背井离乡，忍辱负重，吃苦耐劳，很多人捐出来的都是毕生的血汗积蓄。华侨中的底层劳工生活悲惨，一贫如洗，但哪怕捐出一个铜板，也能聊慰他们的爱国之心。英属北婆罗洲华侨小贩郑潮炯，虽然生活困顿，得知国家遭受巨大苦难后，把自己的亲生儿子卖给他人，将所得八十元悉数捐献；仰光华侨叶秋莲，把楼房和财产变卖所得全部捐献后，自己出家为尼，日夜为祖国祷告；马来西亚一位风华正茂的女华侨，为了筹集捐款，竟把自己当作奖品设立彩票，中奖者可娶之回家；越南西贡的一些华人妓女与旅馆老板商量后，决定以对折房租的方式优惠顾客九天，收入的房租连同她们的卖身钱共计八千元，这些被社会认为最下贱的女人分文不少的全部寄给了抗战前线的中国士兵。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能忍受卑微生活的人。

即使是卑微生活中的中国人也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卑微。

在沦陷区，尽管汉奸遍地，“维持会”的牌子随处可见，跟在日军后面的伪军队伍很长，可就连日本人也明白，那些伪军与中国人的整体数量根本不成比例。事实上，在每一个日军占领区内，都活跃着各种各样的抗日组织；在日军占领区的每一座山上，几乎都有抗日游击武装的影子。即使是那些领了“良民证”的农民，只要有泄愤且能安全脱身的机会，他们个个胆大包天且下手凶狠。一九三九年六月中旬，在南京日本总领事馆举办的宴会上，日本人和来宾们突然都中毒了，死伤惨重。很快查明，这是在领事馆工作的一名“中国仆役”干的。这名中国人逃走后，给总领事馆写来一封信：“我常年在总领事馆工作，多蒙关怀，不胜感谢。但在攻占南京作战时，我的亲属等遭到强奸暴行，使我恨入骨髓。所以，当我知道当天来客中有日本司令官时，就进行了报复。”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日本《朝日新闻》刊登的一则《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的消息令日本举国震惊：“阿部规秀中将于十一月七日在华北太行山讨伐共军作战中壮烈阵亡。武将战死在沙场前线之事例，在我军战史上尚属罕见。”

当我军全面攻击太行山八路军之际，担任左翼的辻村部队于三日上午七时抵达长城以南雁宿崖险峻山岳地带时，与优势之敌独立第一师、第一二〇师约三千人遭遇。辻村部队对敌发起猛烈攻击，但敌以迫击炮、重机枪、多数轻机枪顽强抵抗，辻村部队长等挥舞战刀杀入敌阵，展开空前的激战。阿部中将得到辻村部队的急报后，立即率领部下跋涉四十公里艰险山路，连夜翻越鼻子岭，前往救援，四日中午到达辻村所在的战场。此时，辻村部队业已连续战斗二十八小时。当日上午十一时许，暂时将敌击退至南方，正相对峙。恰在此时来到的阿部中将，立即认出站在前面山顶监视敌阵的辻村部队长，“嗯”了一声，就要登上山去，无奈山坡陡峭，难以攀登。于是，命令部下去叫辻村部队长下山，阿部将军与下山来的辻村部队长相互凝视，随即含泪紧握辻村之手，相对无言，只把无限感慨压在心头。

报道的行文充满日式的阴郁委婉，把描述停止在阿部规秀和他的一名部下含泪握手，“相对无言”的空茫瞬间，而将下面血肉横飞的场景剔除得干干净净。

一九三九年十月，鉴于华北北部共产党武装已严重的威胁到日军的占领，日军华北方面军决定开始第三期“治安肃正”作战，动用的部队是驻蒙军阿部规秀的独立混成第二旅团和驻平汉线以北的桑木崇明的第一一〇师团以及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师团各一部，兵力约两万人。阿部规秀率领他的部队自张家口南下，二十五日赶到河北西部的涞源，与驻扎在涞源县城的堤鸠大队会合。然后，日军兵分三路从涞源、满城、唐县和定县出发，开始了寻找和扫荡八路军主力的作战行动。

日军从涞源一出动，八路军就得到了情报，因为涞源是八路军北上抗日解放的第一个县城，县城里外布满了“坚强的党组织和隐蔽的情报网”。虽然日军后来又占领了涞源，但是县城周边所有的乡村依然在共产党人的掌握中，日军或伪军的一举一动，都会在第一时间被报告给八路军。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决定：用少数兵力牵制西路和西南路的日军，将第一军分区的一团、三团和第三军分区的二团集结在东路日军的必经之地，“打一个胜仗”。

十一月二日午夜，日军辻村、堤鸠两个大队从内长城线出发，天亮时通过雁宿崖南边的险峻山路时，突然遭到来自两侧的猛烈袭击，袭击他们的是杨成武率领的八路军的三个团。八路军官兵的猛打猛冲下，辻村大队很快就被压缩在狭窄的山沟里，不到一天工夫就伤亡了五百多人。接到辻村发来的求救电报后，阿部规秀立即率部前往救援，四日凌晨赶到雁宿崖南边时，却发现八路军已经没了踪影。阿部规秀判断八路军正在撤退，于是命令堤鸠的第四大队和刚赶到战场的中熊的第二大队，以残破的辻村大队为前导，向八路军撤退的方向追击。六日，追击的日军进入了一个注定要载入中国抗战史册的地区——黄土岭。

聂荣臻得到情报后，立即命令贺龙的第一二〇师特务团赶赴黄土岭，同时命令第一军分区二十五团也赶赴黄土岭，统归杨成武指挥。同时命令第一军分区二十团、三十四团以及第五军分区二十六团牵制易县、满城和徐水方向的日军。

黄土岭是太行山北部群山中的一座岬口，四周都是大谷深沟。七日清晨，大雨停歇，湿雾弥漫。日军还在继续东进，因为知道这样的地势往往是八路军的战场，因此其先头部队携带着轻重机枪，总是先行站稳路边的小髙地，然后再让大部队跟进。直到下午三时，日军的全部人马才通过黄土岭，进入峡谷中的小路。浓雾已经消散，阳光照进峡谷，八路军的攻击猛烈的开始了。峡谷两边的悬崖上都是八路军的枪口，一百多挺机枪一起朝沟里打，日军的三个大队拥挤在仅百余公尺宽的山沟里无法展开，造成了密集的人员伤亡。战斗进行到下午四时，日军掉头企图从黄土岭突围逃回涞源县城，但遭到八路军第一军分区三团和第一二〇师特务团的顽强阻击。

黄土岭东面有一个名叫教场的村子，阿部规秀将他的指挥部移至教场村的一座农家院里。他认为，自己的部队被牵制在这里，而八路军更大的部队将包抄他的后路。被这一不祥的预感所驱使，阿部规秀决订立即撤出战斗。但是，还没等他下达撤退命令，一颗迫击炮弹准确地落在院子里，阿部规秀的腹部以及双腿中弹，他的参谋人员也全部负伤。原来，八路军第一军分区一团团长陈正湘，在望远镜里看见一群穿黄呢大衣的日军军官正站在一处农家院里，立即把目标指示给炮兵连连长杨九坪，杨九坪指挥迫击炮连发数弹，陈正湘团长再拿望远镜看去时，穿黄呢大衣的日军军官已全都倒地。失去了指挥机关的日军发生严重混乱，不得不收缩部队据守黄土岭抵抗待援。傍晚，绿川纯治率领的第三大队赶到了。坚持了一天后，森田春次的第五大队也赶到了。同时，日军第一一〇师团的两个支队、第二十六师团的一个支队正分路向黄土岭靠拢合围。于是，聂荣臻下令八路军撤出战场。

是役，日军伤亡千余人，八路军伤亡八百余人。

全身多处负伤的阿部规秀没有当场死掉，他的生命一直苟延到那天午夜十一时五十分。

阿部规秀，一八八六年出生于日本青森县，一九〇七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九期步兵科，一九三七年以第一师团第一旅团少将旅团长之职率部入侵中国东北，一九三九年六月调任华北方面军“蒙疆国”驻屯军总司令兼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死前的一个月晋升为日本陆军中将。

阿部规秀赴涞源前线时，曾写信给长女纪子：

现在是十月二十六日四时，爸爸从今天起去南边战斗，回来的日子是十一月十三、十四日。虽然不是什么大战斗，但也将是一场相当的战斗。八点三十分乘汽车向涞源进发。我们打仗的时候是最悠闲而且有趣的，支那已经逐渐衰弱下去了，再使一把劲就会投降。此地已经下了两场雪，然而比北满还是暖和的，所以还好过……圣战还要继续，我们必须战斗！

没有人知道，浑身中弹的阿部规秀死前是否依然认为打仗“是最悠闲而且有趣的”，定格在他意识中的也许只有中国太行山那层峦叠嶂的铅灰色山峦。

蒋介石致电八路军总司令朱德：

据敌皓日（十九日）广播，敌辻村部队本月江日（三日）向冀西涞源进犯……支日（四日），阿部中将率部驰援，复陷我重围，阿部中将当场毙命。等语。足见我官兵杀敌英勇，殊堪奖慰。希饬将上项战斗经过及出力官兵详查具报，以凭奖赏，为要。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致电蒋介石：

……当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独立步兵第一大队（辻村大佐）并附辎、炮各一中队共七百余，上月江日（三日）进到三岔口（涞源南），被我杨成武支队歼灭之际，随即该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率领独立步兵第二、第三大队及炮兵二中队共一千六百余人由涞源来援，是晚占三岔口，其时辻村大队已被歼灭殆尽。是晚我杨成武部第二、第三团以有力部队监视和袭扰该敌外，以大部截断敌之退路，微日（五日）敌继续东窜占黄土岭。我为歼灭深入敌计，贺师特务团由阜平附近冰天雪地中星援，微晚（五日晚）赶到黄土岭附近。鱼日（六日）敌图东窜，数度向我猛攻，在我猛烈合击下均未得逞，反陷我包围中。是晚我向该敌猛攻，敌凭民房顽抗，激战彻夜。虞晨（七日晨）该敌以全力，在飞机七架轮番掩护下向东猛烈突围，企图绕五回岭回窜。正午该敌复被包围于上庄子，我在敌飞机猛烈炮火下向敌猛攻，敌死伤极重，阿部旅团长当场被我击毙，以下伤亡约八百余人，敌已失掌握难立足。正在我歼敌之时，复由涞源增援来敌七百余，合股激战竟日未能解决战斗。同时，我已苦战多日，部队颇受疲劳，尤以弹药消耗甚重。齐日（八日）残敌在十余架飞机掩护下突围，经五回岭窜回涞源……

在几乎占据了半个中国的沦陷区，共产党武装开辟的敌后根据地，无论规模还是数量，都令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感到吃惊。而且，无论敌后作战多么残酷和艰难，共产党武装不但频繁出击而且战果迭出，这使得中国抗日战争的敌后战场之重要，已经与正面战场并驾齐驱。更令人瞩目的是，共产党人决心在日军占领区内，建立由共产党领导的、能够组织广大抗日民众和敌后武装与日军较量的抗日民主政权。

早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明确表示：“在日寇占领区域，共产党更应公开成为统一战线政权的组织者。”毫无疑问，随着日军不断地攻城略地，随着中国军队的不断后撤，沦陷区原国民党政权已经分崩离析，华北和华中的多数地方因此陷入无政府状态。而这正是日本占领军希望看到的，因为不但可以使日军的占领更有威慑性，而且还可以扶植伪政权为其统治服务。因此，共产党人在广泛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同时，大力加强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并使之成为一个公开的、强大的、对日本占领军具有威慑力的政治力量。

抗战初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山西、绥察、河北、山东和华中的敌后地区，纷纷建立起以共产党人和抗日爱国人士为骨干的、半政权性质的统一战线组织或民众团体，如“抗日救国会”“民众抗日救国会”等，成为沦陷区动员武装民众、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机构。这些机构实行减租减息、优待抗属、停征田赋、废除苛捐杂税等政策，完全替代了已经瓦解的原国民党地方政权，成为抗日民主政权的雏形。随着抗战进程的发展和抗战形势的演变，建立真正的抗日民主政权，成为共产党人坚持敌后斗争的重要任务。

在晋察冀，除了中共秘密党员五台县县长宋劭文和盂县县长胡仁奎没有逃亡外，其余各县的原国民党县府官员全部逃跑了。聂荣臻率领八路军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后，中共晋察冀临时省委以山西第一行政区主任宋劭文和统一战线组织“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名义，开始向各县派任县长，先后建立起三十九个县政府。之后，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部署，召开军政民代表大会，用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了晋察冀边区政府，即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阎锡山报呈国民政府行政院和军事委员会批准，正式任命了各位委员。这是抗日战争进程中诞生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到一九三九年，山西境内的县级抗日民主政权，已对大部分最基层的村长进行了全面改造或更换。这些主要由共产党人领导的基层政权，对保证全民持久抗战、保证抗战统一战线起到了重要作用。根据山西的经验，河北西部、河南北部的抗日根据地，也逐渐完善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由共产党领导的晋冀豫边区抗日政权逐渐趋于统一。山东的抗日民主政权，首先在蓬莱、黄县和掖县等地建立，最后在中共中央的推动下，山东全省建起了三百五十个区级、七十余个县级、十个专区级的政权和两个行政公署，其规模之大以及层次之健全，使得日本占领军扶植的山东伪政权几乎没有任何活动的余地。由于华中沦陷区特殊的社会和政治因素，以新四军为主的抗日武装在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方面困难颇多，进展缓慢。中共中央中原局要求，必须在华中敌后大力开展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工作，“凡国民党政权已经垮台的地方，毫不迟疑地建立起新的抗日民主政权”。一九四〇年初，自共产党人魏文伯出任淮南定远县县长始，华中沦陷区的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了，之后便很快扩展为四十七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而这意味着，在华中敌后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活动区域内，已有三分之一的地方建立起新型的抗日民主政权。

建立政权是极其复杂的政治行为。

中国社会的基层权力机构，向来以各阶层混杂且互相掣肘著称。在建立新型政权的样式上，共产党人进行了可贵的尝试，中共中央特别强调：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绝不是共产党一个党派执掌的政权，而是“几个革命的阶级联合的民主专政”。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进一步指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据此，中共中央对构成抗日民主政权的人员分配，进行了明确规定：“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但是，毛泽东继而指出：“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因此，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不必有更多的人数。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的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

抗日民主政权的产生，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普选”。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阐释道：“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选举政策，应是凡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和被选举权。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产生，应经过人民选举。”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之下的陕甘宁边区，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民主政治的榜样，也是全国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样板，它完成了乡、区、县的各级民主选举，成立了边区各级议会和人民民主政权，在残酷而艰难的战争环境下，进一步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充分发挥了民众参加抗战的责任感和积极性，并使全国人民看到了赢得胜利、建设国家的希望。在陕甘宁边区样板作用的指导下，晋察冀边区实行的普选中，选民占公民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在根据的中心地区甚至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这一比例在人类民主政治的发展史上堪称奇迹。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根据地大力恢复生产，本着“以农为主，重视多种经济”的方针，采取的措施包括：减租减息、奖励垦荒、扩大耕地面积、兴修水利、改进耕作技术、全面发展手工业和家庭副业等。同时，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抗日根据地还大力发展商业，发展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合作事业。这些举措不仅改善了敌后民众的生活，还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坚持敌后作战提供了经济保障。敌后抗日根据地，多于交通不便、经济落后地区创建发展起来，面对以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为主体的自然经济状态，共产党人表现出原国民党政权无法比拟的智慧与能力。抗日根据地采用对外实行贸易统制、对内实行贸易自由的政策，将根据地内可以作为商品的物资尽量销售出去，把急需的军需物资和生活用品尽量交换回来，但日军占领区的其他商品严禁入内。根据的内部，公营、公私合营、私营以及合作社经营几种商业模式并存，分工协作，各得其所，使根据的内部的商品流通空前繁荣。共产党人还建立起自己的银行并发行货币，以对抗日本侵略者和伪政权发行的各种货币。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晋察冀边区银行”“上党银行”“冀南银行”“晋西北农民银行”“北海银行”“鲁西银行”，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淮海地方银行”“盐阜银行”“江淮银行”“淮安银行”“大江银行”“豫鄂边区建设银行”“浙东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建立，其数量、规模以及运行状况，不但令日本占领军晕头转向，还令国民政府财政部大为吃惊。

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建立起为数众多的抗日干部学校和干部训练班，在相当短的时期内培养出大批军事和政治干部，为敌后抗日作战以及民主政权的建立提供了人才。共产党人还极其重视民众的文化普及，利用农闲时节举办的“冬学”在各个根据地普遍设立，农民们参加识字运动的热情极高。在日军残酷扫荡的一九三九年冬，晋察冀根据地的入学率，竟然由上一年的十八万人增加到十九万余人。在“明理第一、识字第二”的办学方针指导下，抗日根据的农民的精神面貌大为改观。美国著名女作家史沫特莱，曾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的身份进入中国中西部，在途经吕梁山里的抗日根据地时，她“碰到一队队身体壮实的农民，里面偶尔也有几个年龄稍大的。人人手里拿着棍子和绳子”。史沫特莱问农民们，是哪个村的？要上哪去？农民们说，他们要去“把受伤的八路军抬回来”。还说八路军在他们村里开过会，讲过抗日的道理，号召大家“自告奋勇把伤员运到陕北去”。结果，会一结束，“大家就回家拿起棍棒、绳子，向很远的地方走去。没有八路军人员跟他们一起走，他们只是照着别人指点的方向出发了”，翻山去找八路军的伤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伟力源于千万抗日民众，正像朱德所说的：“八路军需要人民的帮助，人民也需要八路军的帮助，他们彼此相依为命。”八路军在敌后战场英勇的作战，“人民还必须懂得怎样来帮助我们的军队”，“懂得怎样破坏公路、铁路、装甲车、卡车和坦克”，“懂得怎样彻底毁掉日本摩托化部队能够通行的一切道路”。“中国人民千千万万，日本军队就那么一些，如果我们的人民觉醒起来，组织起来，并把自己武装起来，那我们就能够打败敌人”！

美国青年怀特于一九三九年夏秋之际离开重庆，前往山西。尽管他还无法正确地判别国民党游击队、共产党游击队以及民众自发组织的抗日武装，但他看到了敌后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的真实存在：“阳城、晋城和高平三县，各有农民约二十万到三十万，其县城四周都筑有雉堞起伏的城墙。其中的两个县，即阳城和晋城，新县长年龄都是二十六岁，高平县的县长只有二十四岁。两个县长毕业于国立北京大学——中国的哈佛，他们还都是专攻中国古代史的；另一个是省立山西大学的毕业生。这些学生从被占领的城市逃到山区进行抗战，他们不愿受日本人的统治。”怀特仔细观察了三位年轻县长的工作：早晨的时候，阳城县县长在村子里对地主讲什么是“政府”，不准他们再拷问农民和擅自收税；晋城县县长则在山沟里组织农民试制用来对付日军汽车的手榴弹；高平县县长圆脸上戴着副金丝眼镜，穿着一件从日军那里缴获的肥大的大衣，他对自己的工作是这样叙述的：“人人都必须挺身起来进行战斗。妇女们必须和日本人做斗争——于是成立了妇女民族救亡会，她们纺纱，为部队织毯子、编草鞋。学生也必须战斗——于是成立了学生民族救亡会。每个村子必须组织自卫队——大的村三十人，每人发手榴弹五颗，每一小队发两三支枪。儿童必须编入儿童团。不能逃走的老年人必须在日军经过时进行侦察活动。宁可让田地荒芜，并烧掉自己的房屋，也决不能为日本人办事，每个村子的墙上都刷有标语——‘坚壁清野，转移别处’。”

阳城、晋城、高平三县，处在各种政治力量重叠存在的地区，但怀特发现年轻的高平县县长对共产党情有独钟。他亲自带怀特去了共产党抗日武装占领的游击区，刚一进村，就看见一群农村孩子举着上面写有“美国和中国是朋友” 的欢迎横幅。怀特与一位年仅二十几岁的共产党干部进行了交谈，这位干部说他们恨日本侵略者，同时也恨蒋介石政府，因为“共产党的义勇军每人每月的军饷仅一块钱，而政府军的军饷每人每月却达八元。政府军能领到经过各道关口用麻袋运来的粮食，而他的部队却必须动员农民来提供。政府军有枪支弹药的补给，而他的士兵却必须在战斗中去缴获敌人的步枪和机枪”。最后，他告诉怀特，“尽管他们憎恨国民党的行为，却并不惧怕国民党给共产党武装造成的困难，因为八路军可以灵活机动地运用游击战术袭击日军，用以保持自己的武器和弹药供给；同时广大的民众的支持，也能够缓解所有生存的困难。——毛泽东说：‘人民是海，我们是海里之鱼。’这句话被尊为至高无上的信条。”

怀特骑着马在敌后抗日根据地里走了五天。——旧的体系在日军入侵后已经融解或瓦解，共产党便渗入了业已瓦解的旧体系的残存部分。日本人在进攻、袭击、掠夺、轰炸中国国土，摧毁了一个又一个的社会结构。剩下来的不是一个完整社会，而是像海绵体那样一团东西，像一个由许多被捣碎了的蜂室组成的蜂房，其中大部分还留有螯刺。有些村子拥护国民党，有些村子拥护省政府，还有一些村子拥护共产党，但农民们所拥护的政权组织必须能够有效的保卫他们的家园。怀特认为，在中国广大的敌后战场上，只有共产党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卓有成效的保护了人民”：

我已经上了有关政治、政府和历史的真正的第一课：政府首先是在人民中间建立起来的，人民之所以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组织形式，是想仰仗政府保护他们免受胡作非为的暴行和杀戮之害。在大轰炸以后中央政府接管重庆地方政府时，我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一点。我这时更懂得了山西省山区政府意味着什么，那里的共产党人虽然没有组成政府，却正在向这种形式过渡。他们卓有成效的保护了人民。

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迅猛发展，显然与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不符。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冲突，在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已无法避免。中国共产党人显然对这种情况有所预见，认为在抗战相持阶段出现了中途妥协和内部分裂的两大危险，存在着团结抗战和分裂投降的两种可能。因此，中共中央要求全党深刻认识时局的严重性，在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准备群众和准备舆论，以应对可能突发的问题。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中共中央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九月，毛泽东明确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为了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为了尽最大努力保护沦陷区的民众，为了在敌后能够生存和战斗下去，中共中央决定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一一五师和第一二九师主力挺进冀鲁地区，开展更广泛的游击战，以巩固和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

一九三九年三月，日军对冀中和冀南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扫荡。朱德致电蒋介石，通告日军沿津浦、平汉及北宁铁道线大举扫荡的情况：“一，敌依据铁路向前推进，进占各县城后，正在积极构筑据点，修复公路，并以沧石线以南至德州、南宫、宁晋线，邢台、威县、临清、高唐、济南线，邯郸、大名、冠县、聊城线屯积大兵为其基干线。二，敌依据已占之据点，仍逐渐向外发展，扩大其占领区，更进一步地来缩小我活动区域，若一查明我军所在地，即由各据点组织成快速部队，分数路向我行包围，企图歼灭。”面对日军的大举扫荡，八路军对日伪军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出击作战：

一、以陈光旅长率第三四三旅六八六团，“进出长清、肥城线，向济南地带之敌袭击”，于三月五日进击郓城，“消灭日军百余及伪军刘本功部，获枪三百余支，俘伪团长以下日伪军四百余人。”

二、以师长贺龙率第一二〇师之一部及吕正操之第三纵队，“继续在冀中坚持游击”。该部几乎每日都发生与日军的战斗，而发生“在河间黑马张庄村一战尤为烈，敌人伤亡二百余，我伤亡连长以下百余人，略有俘获。”

三、以副师长徐向前率陈再道的东进纵队、宋任穷的冀南军区司令部以及第一二九师一部，“每日均不断与敌接触”，其中三月三日在武邑徐沙村、四日在高唐琉璃寺的“战斗极为激烈，我东进纵队政治部主任邓永耀同志阵亡，营长以下伤亡六百余。”

四、以师长刘伯承“率第三八六旅及先遣支队转到磁县、邢台线、平汉线两侧，袭该地带之敌。”

五、以肖华的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袭击沧县、德州线上之敌”。在陵县作战中，肖华纵队“消灭日军五十余，伪军于志良部三百余，缴获机、步枪二百余支。”

六、以晋察冀军区聂荣臻部，“进袭完县、满城线及以东地区，袭击保定、琢州线之敌”。

八路军“尤为烈”的一仗，发生在冀中的河间地区。

冀中抗日根据地位于津浦、平汉、北宁铁路以及沧石公路中间，区域内流淌着大清河和滹沱河，人口多达七百余万，“为晋察、晋绥敌后根据地的兵源粮源所在”。二月，为配合驻邯郸、德州的日军对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滹沱河以北各据点的日军纠集起三千多兵力，在坦克和装甲车等重武器的配合下，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起进攻，企图一举摧毁共产党的军政机关。八路军第一二〇师急行军百余里赶到战场，拼死拒敌，毙伤日伪军百余人。很快，日军第二十七师团、第一一〇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七旅团抽调出近万兵力，再次向冀中根据地发起进攻。八路军冀中总指挥部命令靠近平汉、津浦两路的各分区部队积极袭扰日军，命令冀中军区率杨家瑞的特务团、第一二〇师师部率七一六团等主力，“采取盘旋式打圈子战术”与日伪军周旋作战，其间不断地派出部队打击日军的侧翼，使得日伪军对八路军的包围企图屡次落空。到了四月下旬，虽然日伪军占领了冀中的所有县城，却既没能矸灭八路军的主力，也没能将抗日根据地扫荡干净。

日军扫荡部队撤退后贺龙部的处境依旧不好，其所在的高阳地区，敌人据点林立，部队回旋余地很小，因此决定向河间东北方向的齐会村附近靠拢，以求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获得休整。但是，第一二〇师的行踪被日军察觉了。二十二日，日军第二十七师团吉田大队的八百余人从河间出动，企图与八路军贺龙部决战。同时，驻任丘、大城等地的日军也开始出动，以求配合吉田大队的作战。贺龙认为，虽然日军来势汹汹，但齐会村附近集结着八路军七个团的兵力，至少有能力歼灭一个方向的日军。所以，决定打上一仗。

二十三日，吉田大队开始炮击齐会村，驻扎在村内的八路军七一六团三营被日军包围，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七一六团一营从村外向日军发动攻击，试图与村内的三营会合，没有成功；七一五团七连突进了村内，但突破口很快又被日军封闭。第一二〇师后续部队立即在齐会村周边地域内对日军实施反包围。与此同时，从任丘出动的日军被独立第二旅五团阻击，从大城出动的日军被独立第一旅一团阻击。下午五时，为了打破战场僵局，日军释放了毒气，贺龙和他身边的参谋人员因躲避不及都中了毒。但贺龙依然命令七一六团一营和二营从北面、东北面向齐会村外围攻击，村内的三营和七一五团七连向村外反冲击，独立第一旅七一五团和二团的一个营以及独立第二旅的一个团在日军增援的路上设伏。晚上，七一六团对日军发动了内外夹击，日军据守齐会村的村边工事进行抵抗，战斗一直持续到二十四日黎明，伤痕累累的大队长吉田终于支持不住了，命令部队开始撤退。急于撤退的日军遭到了八路军的猛烈追击，最后只能据守在一片坟地里挖掘工事，企图与八路军对峙待援。黄昏，第一二〇师向日军发动全面攻击，进一步将日军压缩在坟地的狭窄范围内，然后用迫击炮和机枪对残敌进行歼灭打击。二十五日拂晓，第一二〇师发动了最后总攻，突然间战场上风骤起，黄沙漫天，日军残部趁天昏地暗之机冲破包围向南逃窜。第一二〇师官兵狂追二十里，吉田大队只剩下了八十余人。逃到一个名叫枯树泊的村子时，与接应他们的日军发生误会，又伤亡了十余人，最后跟着吉田逃回河间的日军仅有五六十人。

吉田大队山炮第四中队中队长菅沼荣对这场作战的回忆是：

四周枪声停止时，我原拟命令山炮队迅速脱离战场，与东南方的主力部队会合。此时，高井军曹跑来传达大队命令：尖兵中队返回，攻击大超市村南方、西方地区。突然一颗子弹从右臂穿过他的胸部，好汉一言不发倒地而死，正值五时三十分……八时三十分，我军粮食、弹药均告缺乏，但仍尽力攻击，敌虽未采取积极行动，但其包围形势愈加严密……增田曹长勇敢搜索敌之位置，向其射击。敌也再向坟地射击，子弹碰上树干，树叶纷纷落下。再继续射击时，一颗无情子弹穿透增田曹长右前侧头部，好汉终于在“哎呀”声中倒地不起（十时二十分）。偏巧当时我正在大队部，接到报告，感到肌肉僵直，极为痛心。我立即返回阵地，握其手尚温，但已不能讲话。洗净其血污前额，默默为之祈祷……二十时，夕阳西下，突然刮起一阵北风，漫天尘土飞扬，一千米外的村庄不见踪影……大超市村已模糊不清。

吉田大队第八中队上等兵内匠俊三，在战斗中目睹了身边的军官和士兵一个接一个的死亡，而他自己则是不断地逃命才冲出了八路军的火网——“长期苦战的武汉会战结束，第二十七师团回到华北”。吉田大队驻守河间县城时，听说周围有四五万的八路军。只好派“第五中队和第六中队轮流隔日出动七八十人，扫荡各自担任的地区”。而在第六中队的警备地区，只要部队一出动，就会遭遇八路军的袭击，“经常要派出三四十人救援，为此伤亡甚多。在城外急造简易机场，隔日运送伤员，部队在极艰苦的作战中度日”。四月二十二日午夜，吉田大队“带着众多车马行列”从河间出发，接近位于河边的齐会村时，发现村庄的房顶上有八路军的身影。吉田大队立即“摆开了战斗队形”，第八中队则“登上房顶，开始沿房顶前进”。这时，紧跟其后的第七中队突然遭到激烈的射击，“房顶上不断有人受伤”。竹中曹长要求内匠俊三干掉八路军的火力。内匠俊三刚要动身，有人拉住他的腿说：“上等兵，那儿危险，别过去。”内匠俊三找到一个火力死角迂回过去，看见“约五十米远的高大房屋上，周围堆满被褥、家具等物”，三四十名八路军正在那里猛射第七中队。内匠俊三不知如何是好，突然一股风暴平地而起，尘沙扑面而来，内匠俊三趁机“窜到房顶上，以火炕的小烟囱做依托打了一枪”。谁想，子弹正中对面一个八路军的面部——“似乎被炸裂”。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让内匠俊三目瞪口呆：只见那个八路军“身体略一转动，胸前的带柄手榴弹爆炸了”。待内匠俊三返回第八中队后，竹中曹长命令他去“看一下机枪中队的战斗状况”。此时，齐会村里“正在进行激烈的屋战，有的伤员被炸掉半个脸，尽管伤亡惨重，仍在进行猛烈战斗”。终于到达机枪中队，看见他们“将大队炮抬到房顶上，直接轰击五六十米外”的八路军。可是，待内匠俊三“回到中队报告时，中队人员已不在，只剩一名联络员。说是由于担任右侧尖兵的第三小队全部覆灭，中队迅速转向村右侧”。内匠俊三赶到村右侧时，第八中队“正向五十米外”的八路军阵地“发起冲锋”。内匠俊三一下子冲到了最前面，而竹中曹长“挥舞着战刀”超过了他。不一会，枪声减弱，内匠俊三朝四周看去，“只见三四十米处，人们都躺在地上。竹中曹长左胸口有两厘米的擦伤，另两个伤员一个被子弹打穿大腿，一个打穿腿肚子……前方七中队的战斗毫无进展，传来激烈的枪声和掷弹筒的爆炸声”。而在八中队的后方，八路军“屡次发起攻击”，双方“反复进行一进一退的战斗”……傍晚时分，吉田大队开始撤退，八路军在后面“开枪射击”。竹中曹长命令内匠俊三：“你一人留在这里阻击。”随后给了他一堆八八式带木柄手榴弹。“就我一个人吗？”“是的，坚决顶住！”尽管内匠俊三心里发慌，却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埋伏在这里等候”。“过了四五分钟，友军部队的马车声听不到了”，孤独的内匠俊三感到“此时的心情难以言表”。黑暗中，八路军仍在一边射击一边叫喊，“子弹漫无目标地乱飞”。内匠俊三不等八路军靠近，先“把十五发子弹打完”，再把带柄的手榴弹全投出去，然后“掉头向部队前进的方向拼命奔跑”。终于回到八中队时，竹中曹长大声斥责说：“怎么不再坚持一会儿！”夜幕终于降临了，内匠俊三听说，“这里距沙河桥警备部队还有四五十公里”，如果他们“今晚突围失败，部队将面临严重危机，将造成致命的损失”。他们已经“三昼夜不曾合眼”，可“奇怪的是竟然毫无睡意”。此刻，在步兵“前面的马车上，装着六七具战死者的尸体。有的人死于手榴弹和步枪，很大的伤口张开着，鲜血染红了军装，有的人头部中弹……一连二十多辆马车都装着战死者的躯体”。竹中曹长告诉内匠俊三：“仅在一次战斗中就出现如此之多的伤亡，这在中国事变发生以来，即使是南苑战斗，或武汉作战，也不曾有过……”而日军最后的总结是，他们不幸地遇到了“从延安进入冀中战区的八路军著名人物贺龙的主力及延安来的最精锐的部队”。

在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的作战序列中，有一位来自加拿大劳工进步党（即加拿大共产党）的外科医生，名叫白求恩。齐会战斗时，白求恩的医疗队就设在靠近前沿的一座小土地庙里。战斗最残酷的时候，七一六团三连连长徐志杰被抬了进来，他腹部中弹，肠膈膜动脉血管破裂，肠子至少有十多处被弹片洞穿。白求恩医生立即为他实施了紧急手术。手术完，他拿出自己的木匠工具，专门为徐连长制作了一副带靠背的担架。他把自带的炼乳喂给徐连长吃，把香烟点燃放在徐连长的嘴唇上。他守护这位年轻的八路军连长整整二十八天，徐志杰连长最终活了下来。伤员向后方转移的时候，徐连长拉着白求恩的衣角泪流不止，他哽咽地说：“我以后只有多杀几个鬼子来报答你！”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是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的部队。该部东进后，越过平汉铁路，抵达冀南抗日根据地。为了摧毁这一地区的共产党武装，日军从武汉前线把主力部队第十师团一部调了来，再加上第二十七、第一一〇师团各一部，致使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必须面对的日军主力达三万人以上。但是，第一二九师丝毫不怯敌避战，果敢坚决地出击袭扰并消灭日军。日军第十师团第十联队的战斗日志详细的记录了他们与八路军的作战经过：

各队到达驻地，立即遭敌执拗顽强袭扰。而后九个月的期间，联队为应付八路军的游击战，东奔西跑，接连不暇，不断进行讨伐作战。八路军长于情报活动，每当我军发动突然袭击，他一夜之间即行逃遁，同时经常乘虚对我实施骚扰袭击。而且军纪严格，即使溃退时也不留一具尸体。自津浦铁路静海县初战以来，第十联队经历了许多凄惨激烈的战斗，在某种意义上是日日夜夜在与最难对付的敌人交手。在此期间，第十二中队第一小队长岸本重德中尉、第九中队小队长堀口茂中尉、第十中队小队长玉男木辰雄少尉、平松贡少尉等四十余人战死。

一九三八年底，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代师长陈光、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率领下，以第三四三旅杨勇的六八六团为主力，丛山西南部出发东进山东，与山东抗日根据的部队会合后，稳定了原有根据地的根基，扩大了抗日武装队伍，开辟了泰西新根据地。他们在中国绿林好汉聚集地水泊梁山，与日军第三十二师团的长田敏江大队打了一仗。长田大队护送一个炮兵小队以及两门意大利火炮、两辆运弹药的炮车，从汶山出发渡过运河向梁山开来。梁山周围没有日军的据点，稍远处的东平、济宁、阳谷、郓城也没有日军增兵，四野的青纱帐正值茂密季节，极有利于八路军攻敌不备。于是，罗荣桓与陈光决定抓住“可遇不可求的战机”消灭这股敌人。第一一五师投入了师部特务营和六八六团的两个连以及骑兵连等共六百多兵力，把日军长田大队的六百多人压缩在梁山西南一个名叫独山的山包下，两个连在前面开火，一个连在后面开火，日军受到两面夹击顿时混乱——“步兵堵住了炮兵，骑兵又冲散了步兵”。战至第二天上午，第一一五师骑兵连冲入战场，将这股日军全部歼灭。“打扫战场时，在一个洼地里发现了长田敏江的尸体”。此战创造了在兵力相等的情况下中国军队全歼日军的战斗纪录。

新四军处在中国第三战区的作战区域内。因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每周都向蒋介石汇报一次新四军的作战情况，这些汇报电文详细记录了新四军的出击规模、作战经过、战果和伤亡情况。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五日，顾祝同致电蒋介石：

新四军段焕竞团一部，有晚（二十九日晚），密奔伏牛、新闸间，并埋置地雷于铁轨侧，适由丹阳上驶敌兵车数辆，当即将机车炸毁，其余车厢十余辆越出轨道，我伏兵突起猛追，激战约一小时。敌援赶至，我因众寡悬殊，遂行引退。此役敌伤亡三十余，我伤亡十余人。同晚，该团另一部动员民众千余，破坏镇丹公路约八十里，并炸毁洋桥二座。又破坏镇江南官塘至西罗、长山巷两公路共约三十余里，毁西罗桥梁一座。同时另一部袭击丹阳守敌，激战约三小时，毙敌十余。又该军孙仲德团，寝日（二十六日），猛袭横山桥敌伪军，敌不支退缩横山。此役我缴获敌旗四面，其他军用品一部，毙敌二伤四，我伤亡各一。又感日（二十七日），孙团一部在三山南之岳山、南山间与敌百三十余遭遇，激战三小时，敌伤亡三十余，我阵亡战士十七名、伤十名、损失步枪六支。又感日，敌三百余企图进犯延阳，该军段焕竞团即派队迎击，于麦溪附近激战三小时，毙敌八，伤敌二十余，后溧敌增援百余，又被我杀伤七八名，敌不支向原路溃退，并夺获军用品被服一部，我亦伤亡五名。

新四军的作战区域为华东沿海的繁华地带。作为这一地带唯一与日军作战的中国军队，新四军格外引人注目，以致中外报刊连篇累牍的报道新四军的作战。一九三九年四月，德国记者汉斯·希伯在美国报纸上发表文章，讲述了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对日作战的情况：

新四军按照中央的指挥，运动到芜湖地区周围时，驻在上海—南京—杭州三角洲的敌人，只有两个日本师和两个台湾旅。现在，单在新四军的地区内，就牵制了三倍那么多的日军，同时还迫使日军需要派出更多的援兵来驻守游击区，以便对付游击队。现在新四军及其指挥的基地，已扩充到九个县，而日本人在该地区仅占领了五个县……当新四军开始作战时，日本人是没有准备的。铁路运输被切断了，桥梁被炸毁了，道路被破坏了，给养车被夺走了，相当数量的日本警备部队被清除了。日本人被迫向这里增兵，扩大警备部队，增加警备据点，维持一个特别师的兵力，来单独对付游击队作战……与此同时，新四军通过同装备精良的敌人作战，依靠宣传和关心人民的利益，臝得了人民的信任，不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信任新四军……游击战的胜利鼓舞了农民，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的良好纪律性消除了他们中的所有顾虑，使军队和人民团结起来了……现在，对于日本警备部队来说，整个占领区已经越来越不安全和难以守住。中国人频繁进攻日本据点的真正目的，是迫使日本人沿着有利于游击队作战的农村道路来增援，而在那里，他们埋伏下了或是集中了一支大部队……新四军将很快成为一支正规军。它已经超出了游击战的狭小形式，并在较大范围内向正规战过渡，运动战与广泛的游击战的结合，为民族抗战进行的全民动员和全民武装，都体现了统一战线的基本精神。它正在促进所有中国正规军的发展。它已经确立了在每个战场，在所有敌占区以及在每一个日军据点，对日军不停地发动攻击的原则。在蒋介石委员长的指挥下，所有中国军队需要团结一致，更加密切军民关系，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进行伟大的斗争。

国民党内部的顽固反共分子，特别是汪精卫及其追随者，大肆挑拨国民政府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以期达到他们与日本人共同希望的国共反目或分裂，“游而不击”四个字成为他们攻击共产党武装的口头禅。为此，毛泽东专门发表文章，愤怒驳斥反共分子的肆意攻击，郑重声明在中国共产党这边，既没有汪精卫的党徒也没有腐败官僚的麻将牌，而共产党武装所坚持的敌后作战，得到包括蒋介石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称赞是有道理的：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蒋委员长与国民政府号召实行于上，全国民众同声拥护于下，却有不少人员对于这个纲领讳莫如深，不但讳言之，而且阻挠之。对于这个纲领中施行民权主义的项目，例如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等等，不是实行者奖，而是实行者罚，这种状态是非常离奇的，是非得变更一下不可的。晋察冀边区坚决实行三民主义精神，是值得钦佩值得奖励的。过去汪精卫辈开口闭口八路军与游击队“游而不击”，或“不游不击”。某些应声虫起而和之，然而汪精卫却“游”到日本怀里去了，应声虫们则在四圈八圈麻将世界大打其“游击”，真不识人间有羞耻事！晋察冀边区里面没有汪精卫党徒，也没有四圈八圈麻将，那里却坚决实行了三民主义，用艰苦奋斗的游击战争创立了华北抗战的堡垒。蒋委员长曾经着重称赞华北的战争，不是没有原因的。

蒋介石提出“国民精神总动员”的要求后，中共中央提出“要根据其中一切积极的东西”，“使这一动员成为我党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开展群众运动，反对防共，要求民主的武器”。为此，共产党人也提出了一系列口号，并通报八路军、新四军全军将士：

“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

“各党派精诚团结反对内部摩擦！”

“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反对汉奸卖国贼！”

“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反对妥协投降！”

“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肃清贪官污吏，制裁土豪劣绅！”

“实行民主政治，改良人民生活！”

“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

“拥护国共合作、拥护统一战线！”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实行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三民主义的新中国万岁！”

……

面对民族大义，中国共产党人以其不屈的抗战意志和顽强的战斗精神，成为苦难中国精神上的中流砥柱。

那位在齐会作战中救活了八路军连长的白求恩医生，几个月后在河北涞源抢救伤员的手术中不慎割破手指，后在另一台手术中伤口受到感染转为败血症，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二日牺牲在中国河北唐县的黄石口村。毛泽东专门写出《纪念白求恩》一文以为哀悼。毛泽东认为，一个人如果具备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就可以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这无疑是中国人精神和道德的最高标准。

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极其复杂，这也是中国历史格外纷杂的重要原因，只是中国人从没有机会认真梳理自己民族的精神脉络。

一九三九年，这个世界突然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变。

中国的抗战进程由此变得更加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