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下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见胜利的曙光。

在苏德战场上，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胜利令苏联人渡过了战争最黑暗的阶段。德军的第六集团军，罗马尼亚的第三、第四集团军以及意大利的第八集团军被苏军歼灭殆尽。德军在苏德战场上的总兵力减少到五百二十余万，而苏军的总兵力增加到六百四十余万，飞机和坦克的数量也超过了德军。为了扭转不利的战场态势，希特勒策划了代号为“堡垒”的战役，准备投入一万门火炮和迫击炮、两千七百辆坦克和自行火炮、两千零五十架作战飞机以及将近九十万的陆军兵力。其中五十个最有战斗力的师配属许多独立的作战部队担任主攻，组成由克卢格元帅指挥的中央集团军群和由曼施坦因元帅指挥的南方集团军群，另外还有二十个师在战场侧翼配合攻击。苏军最高统帅部决定在局部防御后发动大规模的反攻作战，投入的部队是罗科索夫斯基大将指挥的中央方面军、瓦图京上将指挥的沃罗涅日方面军、马利诺夫斯基大将指挥的西南方面军、波波夫上将指挥的布良斯克方面军和科涅夫上将指挥的大本营战略预备队草原方面军，共计一百三十余万兵力，同时投入两万门火炮和迫击炮，三千四百四十四辆坦克和自行火炮，还有两千一百七十二架作战飞机。

七月五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的会战——库尔斯克会战——骤然爆发。会战开始后的第一天，德军就投入了全部基本兵力，但在苏军空前猛烈的炮火轰击中伤亡惨重。双方随即展开了规模巨大的坦克、步兵以及战机的混战。战斗到第七天，苏军在尚未动用战略预备队的情况下，基本上扼制住了德军的攻势，德军付出巨大伤亡后仅楔入苏军防御阵地十至十二公里。为了拿下库尔斯克，德军集中兵力突击一点，苏军也在这一点上集中兵力反击。十二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的坦克遭遇战爆发，交战双方的两千多辆坦克和自行火炮参加了战斗，然而德军第一天就损失了四百多辆坦克，一万余名官兵被击毙。接着，苏军开始了全面反攻，各集团军群迅猛突击，在斯摩棱斯克、顿巴斯、基辅和克烈缅楚格方向，沿着长达一千五百公里的战线对德军实施猛烈攻击。经过奥廖尔战役、顿巴斯战役、第聂伯河战役等一系列大战后，苏军重创德国陆军一百二十八个作战师，相当于德军在苏德战场上陆军总兵力的一半，把战线向西推进了三百至六百公里，收复了第聂伯河左岸乌克兰地区和北高加索，并开始向第聂伯河右岸和白俄罗斯地区挺进——德军被赶出苏联国土的日子不远了。

在地中海战场，盟军占领北非之后，意大利完全暴露在攻击之下。七月十日，盟军发动了对西西里岛的进攻战役，该岛上驻有意大利军队九个师以及德军的两个师。而盟军第十五集团军，辖蒙哥马利上将指挥的英军第八集团军和巴顿上将指挥的美军第七集团军，共十三个师近五十万兵力，作战飞机四千余架，舰艇三千二百余艘。战役发起后，盟军顶着狂风巨浪登陆西西里岛海岸，士气低落的意大利军队土崩瓦解，德意军死伤三万三千人，被俘十三万二千人，还有十万人逃回意大利本土。八月十八日盟军攻占西西里全岛，从此掌握了地中海控制权。

接着，英军第八集团军强渡墨西拿海峡向意大利本土突进。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意大利内部发生混乱，墨索里尼被扣押。九月二十九日，英国、美国和意大利的代表在《意大利投降书》上签字，意大利宣布从此倒向盟军一方。

在太平洋战场上，自一九四三年五月起，盟军先后在北太平洋、南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对日军发动了全面反攻。已经初步掌握制空权和制海权的盟军，采取越岛作战的方式，向后方日军防守薄弱的岛屿连续攻击，使得前方岛屿上的日军逐渐失去支撑，战争的主动权随之完全落在盟军手中。八月，日军不得不撤离阿留申群岛，将北太平洋防线收缩至千岛群岛。在南太平洋上，日军企图坚守的所罗门群岛、新乔治亚群岛以及新几内亚岛的东南部相继被盟军攻克，日军仅在所罗门群岛战役和新几内亚战役中，就损失了十三万官兵、七十多艘舰船以及八千多架作战飞机。在西南太平洋上，新不列颠岛上日军的主要战略支撑点拉包尔，已完全处于盟军海空军的控制下。中太平洋上日军的战略要地特鲁克群岛也失去了屏障。——盟军在太平洋上的攻势作战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反攻菲律宾的通道已经打开。

一九四三年九月，日本人不得不重新审视“世界形势”以及“战略方策”：

在战略上，美国在太平洋方面反攻的速度和规模，远比我方预料的迅速而且强大得多。因此，我方企图扩大初期作战战果的各个战役——中途岛作战、瓜岛作战以及东南太平洋方面的岛屿作战等——均归失败，并且严重地消耗了准备用于对英国施加压力的日军力量。另一方面，在政略上，以德意军由北非撤退为转折点，导致意大利脱离三国轴心的不利局面，以至日德意三国协同作战的基本设想也宣告崩溃。

二十五日，日军大本营和政府内阁召开联席会议，最终拟订出《今后应当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并于意大利宣布投降后第二天——九月三十日——提交天皇召集的御前会议予以确定。《指导大纲》决定：日本须从东南太平洋的“激烈消耗战中撤出来”，“抓紧时间”建立起一个“绝对国防圈”，并以此为最后的防线，其间“迅速充实以航空兵为中心的陆海军战斗力”，“坚决以独自的力量”与英美决一死战。

方针

一、帝国以在今年内决定战局大势为目标，摧毁美英攻势企图，迅速确立必胜之战略态势，急速增强决胜战力，尤其航空战力，主动遂行对美英决战。

二、帝国密切与德国合作，向完成共同战争迈进，并进而谋求对苏关系好转。

三、迅速确立国内决战态势，并加强大东亚团结。

要领

一、排除万难，以一九四四年中期为目标，确立战略态势，应付美英进攻，随时摧毁敌军反攻。在帝国战争遂行上，于太平洋及印度洋方面，所应绝对确保之要域，兹定为包括千岛、小笠原群岛、内南洋、西部新几内亚、巽他海峡以及缅甸等在内之圈域（绝对国防圈）。

在战争之始终期内，确保圈内之海上交通。

二、对于苏联，极力防止惹起日苏战争，进而改善日苏邦交并相机斡旋德苏和平。

三、对于中国，继续实施压迫，尤须抑制自中国大陆对帝国本土之空袭及海上交通之妨害，相机迅谋解决中国问题。

四、对于德国，须用尽手段，图谋紧密合作，但不得因之惹起对苏战争。

五、对于大东亚诸国家诸民族，须把握民心，确保对帝国协力战争加以指导。

六、统帅与国务的联系，须更加紧密。战争指导，须更加灵活。

七、为迅速集结发挥国内总战力，须断行决战施策，增大决战战力，尤其航空战力，并发挥举国赴难之高昂士气。

八、在一贯方针之下，加强对敌之宣传谋略，其重点为：宣传轴心国之道义，彻底施行大东亚政策，使主敌美国丧失战意，离间美、英、中、苏，以及促进印度独立等等。

从军事上讲，日本人的战略企图已经无法实现。

在东南太平洋上，日军付出巨大死伤代价保持下来的马绍尔群岛、吉尔伯特群岛、所罗门群岛北部和新几内亚的东部，都已濒于崩溃。面对盟军在海空战力上远胜于日军的战场态势，日军即使再投入兵力也难有把握长期确保这些占领地。因此，不得不将“绝对国防圈”收缩至从新几内亚的马当，越过俾斯麦海，直到拉包尔、布干维尔岛一线。日本人决心死守该线。——可是“这样一来，今后东南方面的作战性质将转变为全面的持久战，以拉包尔为中心的该方面的我三十多万占领部队，不得不逐步陷于孤立的状态”。

日本的军力开始捉襟见肘。受到重创的海军和海军航空兵已失去与盟军抗衡的能力，陆军也因国内预备兵源的枯竭而无法得到补充。一九四三年九月，日本陆军约七十个师团中，由于中国战场的牵制以及东南亚占领区的扩大，只有五个师团被部署在太平洋地区，其中大部分驻扎在南太平洋或西南太平洋的散落岛屿上。由于海空军力量被削弱，岛屿部队补给困难，装备短缺，岛上的日军直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刻依旧严重地依赖白刃作战的武器——刺刀。日本的战时经济体制也面临困境。日本政府颁布了《军需企业法》，将与飞机、船舶生产有关的金属矿业、煤炭、瓦斯、电力等行业公司强行列为军需企业。尽管暂时刺激了军火生产，但很快就因本土资源的严重匮乏难以为继。加之受到在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颓势的影响，日本从中国和南洋各国掠夺的工业原料遽然减少。维持战争的成本不断暴涨，令日本平民陷入巨大的痛苦中：农村劳动力的严重不足导致粮食连年减产，每人每天配给的三两多大米变成了带稻壳的糙米；民用棉织品生产供应量也严重萎缩，平民按照配给每年买到的棉布，连做一件婴儿的衣服都不够。日本政府开始动员民众增产粮食，衣着简化，同时确定了“战时动员学生体制纲要”，即动员学生参军服役。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军火工业所达到的举世罕见的生产能力令德国人和日本人目瞪口呆。具有强大工业制造能力、技术能力和资本能力的美国，其军火生产一旦开闸，生产线犹如钢铁洪流一般席卷而来，美国制造的飞机、舰船、坦克、火炮，源源不断地被运往盟军的各个战场，金元帝国迅速变成世界上最壮观的军火工厂，美国所迸发的巨大的国家能力成为德意日法西斯的一场世纪噩梦。从一九四二年开始，美国国内所有与军工生产相关的企业，无不在开足马力进行军火生产。通用汽车公司在接到生产坦克的指令后，不到一个月便把装备着V8发动机的坦克开下了生产线；福特汽车公司制造的数千架四引擎B-24轰炸机、数万台飞机发动机、数十万辆坦克迅速出现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上；道格拉斯飞机制造公司自这一年的二月交付了第一架R4D-1型战机后，以空前绝后的生产能力两年之内交付给美国军方的战机高达三万架。一九四二年，美国坦克产量达到三万辆，远远超过了德国和苏联，因此英国人在北非战场上根本无需考虑坦克的损失，只需与德军拼死作战就可以了。在阿拉曼战役中，英军损失坦克五百多辆，德军损失四百多辆，损失几乎相等，但是德国人的坦克拼光了，英军手里还有六百多辆崭新的美国坦克尚未启用。一九四二年底，美国生产各类飞机四万七千多架，而德国生产了一万五千多架，日本生产了八千多架。整个二战期间，美国生产飞机二十多万架，日本仅生产了七万多架。——日军与盟军空中优势的易位，首先是战机数量的易位。更令世界为之震惊的是美国的舰船生产能力。在美国本土的工厂中，平均每个月就有三艘航母下水，一九四一年以后，美国总共下水了航空母舰一百三十一艘、战列舰十艘、巡洋舰四十八艘、驱逐舰和护卫舰八百多艘、潜艇二百多艘。同期日本仅仅制造了航空母舰十七艘、战列舰二十二艘、巡洋舰九艘、驱逐舰六十三艘和潜艇一百多艘。——日本的水面舰船数量只是美国的零头，太平洋上的战争胜负早已没有悬念。

巨大的军工生产能力造就了强大的美国军队。此时美军的兵力总数已过千万，单位火力密度超过了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军队。在盟军为反攻欧洲大陆实施著名的诺曼底登陆时，盟军的上万架飞机几乎遮盖了诺曼底海岸的天空，而德军的迎战飞机只有四百架。在太平洋战场上，在美军铺天盖地的航空炸弹的打击下，无论日本陆军和海军如何顽强也只能是集体“玉碎”——日本所剩无几的海军舰船和飞机，最终都龟缩到日本本土附近保卫天皇去了。

军火生产高昂的利润强烈刺激了美国经济发展。自一九四一年起，美国工业生产年增长率高达百分之十二，工业生产比值和外贸出口成倍地增加，这使得掌握着全世界三分之二黄金储备的美国，迅速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强国。

不知在这种情景下日本人坚持把美国定为“主敌”，决心将美国打得“失去战意”，是不是精神已经错乱了。

尽管盟军的作战重点依旧在欧洲，但中国战场对于盟军，特别是太平洋地区的美军愈发重要。稍有军事常识的人，只要看一眼亚洲地图，就会意识到太平洋岸边的中国大陆对于太平洋战场上的盟军而言，将是一个怎样广袤的陆基基地。且不说中国战场牵制着日军大部分的军事力量，仅就太平洋战场的侧翼而言，一旦失去了中国的巨大依托，美国再强大也难以奢谈打到日本本土去。——美国人什么都不吝惜，就怕美国人死得太多。

美国前所未有地和中国亲密了起来。

此时，在中国战场上的美军，除了军事顾问团成员、援助中国的技术人员和军事教官外，作战部队主要是第十四航空队，这支部队驻扎在中国广西的桂林。

奇峰碧水环绕下的桂林城，自古便是中国的山水胜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小城呈现出五色纷杂的奇异情趣：这里是中国各方抗战力量的聚集地，国民党党政机构、共产党的办事处、民主党派和民间团体总部比邻而设；这里也是战时中国言论最为自由的地区，各类宣传抗战的文艺队伍五花八门，编辑印刷的各类出版物风行全国。这里混杂着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官吏、富商、伤兵、逃兵、难民以及流浪文人，他们大多为躲避战火而来。在难民中，香港难民最为显眼，他们开设取名为“蓝鸟”或者“绿蒂”的咖啡馆，寄卖出售他们从香港带出来的电烤箱、英式台灯、咖啡壶、网球拍等。这些有钱的香港人根本不像难民：

每当傍晚时分，这些人常常穿着他们那“仅此一套”的漂亮衣服，拥塞在城内那条南北走向的主要大街上，闲逛聊天，调情说笑，传播流言蜚语，或对其他人评头论足。姑娘们穿戴入时，她们有的穿着中式服装，有的穿着西式服装，偶尔穿着裙子或懒散衣，小伙子们一派西式打扮，穿着带披肩的热带服装或色彩鲜艳的运动衣。战时的内地，只有桂林这个城市不顾“新生活运动”禁止播放流行音乐的命令。在电影院、咖啡馆等公共场所中，收音机和留声机高声播放着刺耳的中国戏曲、上海爵士音乐，甚至美国的旧情歌。在古老中国的心脏地带，竟然看到这样的场面，听到这样的音乐，不免使人产生一种稀奇古怪的感觉。

但是，桂林最奇异的风景，是随处可见的美军。这里的空军基的驻扎着美军第十四航空队，还存不少美军经过这里周转行程。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被桂林附近奇形怪状的葱郁小山惊呆了，美军官兵认为：可以把这些小山装上轮子，待日军飞机袭击的时候，就把这些小山推来推去当作屏障。美国人把桂林称为“东方的巴黎”，“他们都决心享乐一番：有的一本正经地选购纪念品，有的把囊中钱财吃喝一空，有的像孩子似的在街道上大放鞭炮，有的在小巷中追逐咯咯发笑的女郎”。桂林当地产的一种中国酒香醇可口，许多美国人嗜此如命，“致使酒价猛涨而酒味猛跌”。

但是，美军终究不是来旅游的，他们要打仗。

美国空军以桂林为基的四面出击。滇缅作战时，他们飞越沉睡的中国村庄，轰炸了缅甸萨尔温江岸边的日军；他们从空中轰炸突击中国军队阵地的日军，炸毁日军的仓库、车队和船舶，同日军的零式战机疯狂地格斗。一九四三年感恩节的时候，他们去轰炸台湾的日军机场，指挥官说只要完成任务，返航后罐头火鸡、蔓越橘和上好的威士忌可以尽情吃喝。二十多岁的指挥官文森特上校提出抗议，要求起飞前提前开宴。吃了火鸡、喝了威士忌的飞行员升空了，他们都知道携带的油料仅够扔完炸弹后勉强飞回桂林，只要稍有意外就回不来了。他们飞越中国沿海的山脉，然后贴着海面低飞，螺旋桨把带着咸味的浪花吸进了机舱。在台湾新竹机场上空，他们一声呼啸发动了突然攻击，日军的战机四分五裂，燃起冲天大火。在炸毁了五十多架日机后，他们向他们喜爱的“东方的巴黎”方向返航。尽管牧师自他们起飞就站在跑道边真诚地祷告，但仍旧有美国青年没能活着回来。

“这种精神是难以描述的，”美国记者白瑞德说，“因为任何一个美国军人都不会大声地承认他热爱自己的国家，那是政客们干的事情。”他们总是骂骂咧咧的，骂糟糕的军营伙食、苛刻的军士长，嘲讽陈纳德、史迪威以及他们的总统罗斯福。但是，当罗斯福逝世的时候，他们却“像孩子一样哭泣”。美军没有豪言壮语的军歌，他们唱的都是流行歌曲，一九四二年唱的是《你是我唯一的阳光》，一九四三年唱的是《皮斯特尔·帕金妈妈》，来到桂林后歌就唱杂了，包括德国人的《莉莉·玛琳》、英国人的《一艘部队运输船就要离开孟买》以及澳洲人的《翩翩起舞的马蒂·尔达》。——美军的战斗精神“产生于过去一百年的情感素质，悄悄的然而却是强有力的”。

令美军飞行员付出巨大牺牲的航线，是飞越喜马拉雅山的“驼峰航线”。“驼峰航线”西起印度的阿萨姆邦，向东飞越野人山、喜马拉雅山、高黎贡山、横断山等，这些山脉平均海拔都在四千米以上，最高的可达七千六百米；雪山峡谷之间，萨尔温江、湄公河、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穿流而过。自一九四二年起，美军飞行员迎着厚厚的喜马拉雅云层，以飞行高度的极限飞越险峻的山口。在这条人类飞行史中最危险的航线上，哪怕风向稍有变化就有可能导致机毁人亡。为了爬升得更高一些，他们甚至使用了尚未经过试飞的新出厂的C-46型运输机。他们在凭借肉眼观察划出的航线上，一次次地与死神擦肩而过。自“驼峰航线”开辟以来，美国援助中国的抗战物资被源源不断地运来。最初运到中国的物资每月几百吨，后来增加到上千吨，最多的时候一个月竟达七万多吨。直到战争结束的一九四五年，经“驼峰航线”运往中国的抗战物资累计达六十五万吨，运送战斗人员累计达三万多人。在中外战争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巨大的空中运输中，美军于“驼峰航线”的飞行中共损失飞机一千五百架以上，还有三千多名美军官兵付出了生命代价。——在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中，美国人民付出的鲜血和生命令中国永远铭记。

当然，美国人的牺牲必须是为了美国利益。在度过了战争初期的艰难时刻后，美国觉得有必要向全世界表明，盟军与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互相依靠的同盟关系，这种关系符合美国赢得战争胜利的需要。——美国人决定把蒋介石从中国请出来，在世界的某个地方与美、英首脑会晤，并让这次会晤成为世界舆论的头条。

美国人把召开英、美、中三国首脑会议的想法，通报给了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宋子文，要求长期住在美国盯着盟军军备配额的宋子文转告蒋介石。一九四三年六月七日，蒋介石回电宋子文，让他和仍在美国的宋美龄商量后回复罗斯福：

对于罗总统拟丘（丘吉尔）、史（斯大林）与余四人会谈，并愿先与余畅谈之提议，甚所感纫。惟余觉在苏联与日本尚未公开决裂以前，余之参加会谈，是否将使史大林感觉不便。若果有此顾虑，而目前为商讨战略，英、美、苏有提先会谈之必要时，似不可因待四人会谈而延迟。故余意或请美、英、苏三国领袖可先行会谈。至余个人甚愿与罗总统把晤倾谈，若届时有机会，请总统赐约，随时可趋教也。惟如罗总统以为此次会谈余有参加之必要，而无如以上所述之顾虑，则中亦不敢坚辞。请照此意面见总统密为切商，并请以此意先商三妹（宋美龄），然后再达罗总统可也。

除了对苏联始终存在的戒心之外，蒋介石认为有必要事先与罗斯福单独会面——蒋介石想在首脑会议前，得到美国对中国抗战和战后前景的某种承诺，不然无法确定在首脑会议上他将处于何种位置。七月四日，罗斯福回电，称单独会面十分重要，建议在重庆或华盛顿间选个地点。蒋介石八日回电同意罗斯福的建议。

罗斯福于七月中旬再电蒋介石，提出在美国的阿拉斯加召开三国首脑会议。二十一日，依旧对苏联心存戒备的蒋介石回电，认为如果在阿拉斯加开会，他就必须经过苏联的西伯利亚，到了苏联国土上而不与斯大林见面不合适，因此建议改个地方。至于中美首脑单独见面的地点，罗斯福建议蒋介石在他动身之前到华盛顿来。但这一建议被宋子文以“钧座军政羁身，似难以远行，除非此行有解决太平洋战事之把握”为由拒绝了。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八日，罗斯福向蒋介石发出正式邀请，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将在埃及海岸的某个地方举行。罗斯福说，现在还没有得到斯大林是否出席会议的答复，但无论怎样，他和丘吉尔都将在埃及与蒋介石会面，届时罗斯福将率领美国最高级别的陆海空军官前往，中美之间的任何问题都将得到圆满的解决。十一月一日和九日，罗斯福又两度来电，承诺在会议正式开始前可以与蒋介石单独会晤。蒋介石回电罗斯福，表示他将准时参加会议：

余当如最后尊电之所约，届时前来与阁下及丘吉尔相晤，此间一切当严守秘密。此次四国宣言之签订，全由阁下坚持正义团结之精神所感召，实为一伟大之成功。此举对于未来世界之和平与安全，必有莫大之贡献，殊堪庆幸，余兹请阁下接受余热烈之感忱……

会议最后确定的地点是埃及的开罗。

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史称“开罗会议”。

为了准备三国首脑会议，国民政府各部门立即陷入忙乱之中。中国必须拿出自己的提案和草案，在这个几乎包罗所有可能涉及中国前途的应对方案中，最主要的是日本投降时中国的接受原则和条件、战后处置的重要问题以及应对英美可能提出的问题。尽管这一准备潦草而残缺，但在要求日本必须归还近代以来侵占的中国领土这个问题上，立场十分坚定。因为涉及中国将要面对的战后利益问题，因此值得在此抄录中国政府当时的基本立场：

（一）对日反攻战略设备及讨论关于远东各问题之机构（由军事当局准备提案）。

（二）日本无条件投降时应接受之条款。

关于此问题似应询问意国已接受或应接受之政治、经济及财政条款（军事条款业经公布），以及莫斯科会议商议德国投降时所应接受之条款。日前签呈关于日本之条款共二十五条，兹将其主要原则开列于左，以备酌量提出商讨：

关于军事者：

一、日本一切军舰与商船、飞机、军器以及作战物质应即听候联合国处置，其中一部分应交与中国。

二、日本应自其在九一八起所占领之中国及其他联合国之地区撤退，其全部陆、海、空军部队在未撤退以前，日本应负责保存其占领区内一切公私财产（包括交通运输制度在内），并不得加以毁坏。

三、联合国指定日本若干地点派兵驻扎，以保证本文件及和约各条款之切实施行。

四、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

关于政治者：

五、日本应依照联合国指定之名单，将其战事犯及各地伪组织官吏交付联合国听候审判。

六、日本应将以下所列归还中国：

甲、旅顺、大连（两的一切公有财产及建设一并无偿交与中国）；

乙、南满铁路与中东铁路（无偿交还中国）；

丙、台湾及澎湖列岛（两处一切公有财产及建设一并无偿交与中国）；

丁、琉球群岛（或划归国际管理或划为非武装区域）。

七、承认朝鲜独立。

八、日本应解散其国内一切从事侵略之团体，并取缔一切侵略主义之思想与教育。

关于经济及其他者：

九、日本应将其文武人员，或私人所运走之一切金银货钞、有价证券、重要书籍、公文及其他有历史性之物品，分别归还联合国。

十、日本应赔偿中国自九一八起一切公私损失。

十一、联合国应设立一监督委员会，以保证日本切实履行本文件所列各条款。

（三）战后重要问题：

一、维持世界和平：战事结束后现有之联合国团体仍应继续存在，而以中、美、英、苏为主席团，担负维持世界和平之责，至普遍集体安全制度成立时为止。

二、国际经济合作：在原则上可予赞同，并表示欢迎外资。

美方可能提出之问题：

一、关于二万万美圆黄金运用之办法（由财政当局准备简明答案

二、关于我国战时经济状况，例如物价、通货、预算等问题（由财政当局及其他有关机构准备简明答案）。

三、中共问题：似可将中国共产党之妨害抗战及政府一贯宽大政策略为说明。

英方可能提出之问题：

一、西藏问题：本年八月间，宋部长与英外相艾登曾在伦敦谈及此问题，双方意见相去甚远，似以留待日后解决为宜。

二、九龙、香港问题：九龙为租借地，归还中国固属毫无疑义，惟在英方视之，九龙与香港属一问题，而香港为割让地，其法律上地位与九龙不同，似以留待日后解决为宜。

英、美双方可能提出之问题：

一、国际金融平准基金问题；

二、国际银行问题；

三、国际民用空航问题。

以上三问题在原则上可予赞同，惟详细办法似应保留从长计议。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率中国代表团分两批离开重庆，经印度飞往开罗。临行前，蒋介石给自己提出的要求是：“淡泊自得、无求于人”，秉承中国人好面子的传统，“对日处置提案与赔偿等事，当待英、美先提，切勿由我主动自提，英、美当知敬我毫无私心于世界大战也”。

历史证明，无论中国人如何遵从“以礼待人”的传统处理外交事务，非但从来没有得到西方世界的“知”和“敬”，吃亏和受辱的却总是中国人。——唯一值得欣慰的是，抗战中国终于站在了世界舞台上。

二十一日上午，蒋介石一行抵达开罗。

中国代表团基本阵容是：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商震、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林蔚、军事委员会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军令部第二厅厅长杨宣诚、外交部参事郭斌佳、侍卫长俞济时、驻美军事代表团团员蔡文治、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总干事黄仁霖、侍从室组长陈希曾、侍从武官陈平阶、侍从秘书俞国华、随从医生左维明以及宋美龄英文秘书陈纯廉等。

英、美、苏代表团成员都是政治、经济、军事专家，因为会议期间需要就讨论的各种问题进行随时磋商，于是有外国记者认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非常不专业，他们注意到连外交部部长宋子文都没有参加——“规模很小的中国代表团主要由委员长的家人和私人组成，”记者评论说，“有些对于开罗会议必不可少的人，却没有包括在代表团中，因为这些人对委员长不完全俯首听命。”

西方人很难理解中国这个古老而独特的东方国度。

或许只有带着大批侍从赴会的蒋介石心里明白，战争进行到一九四三年下半年，世界大战战局已经发生了重大转折，而他主政的中国仍是个混乱不堪的国度。

依据东京大本营制订的一九四三年度《对华作战指导计划》，侵华日军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占领区，并继续增派部队用于太平洋战场。可是，鄂西会战后，侵华日军总数依旧有二十四个师团、十二个独立混成旅团和十三个航空中队，总兵力约六十万。身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的畑俊六深知，诱降重庆并隔断其与英美的关系，除了诉诸武力之外没有其他办法，特别是在太平洋战场节节失利的局面下，迅速解决中国问题已经越来越迫切。畑俊六虽然承受着巨大压力，但他坚持认为：“杀出一条血路是能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唯一重要方策。”

所谓的“血路”，就是攻入重庆国民政府所在地四川。

为此，鄂西会战一结束，他就派高级作战参谋天野正一去东京，直接向大本营请求批准他彻底“消灭重庆政权”的作战计划。天野正一向大本营提出的建议是：“总司令官已胸有成竹，仅仅指望以政略的成果来解决中国方面问题是困难的。希望能决心在本年十一月后至来年月进攻四川。”

东京大本营否决了畑俊六的建议。

理由是：“不能对派遣军增派兵力，新组建部队更为困难。”

作战计划被否决的当天，畑俊六写下日记：“如此只能一直成为美英反攻对象，终将处于守势。没有杀出一条血路的打算，重庆屈服的时机是不会到来的，实乃可叹！”

八月二十八日，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制订了《昭和十八年秋以后中国派遣军作战指导大纲》，《大纲》依旧体现出畑俊六强烈的进攻意识：

作战方针

派遣军努力确保和平定现有占领区。特别是华北方面，本年秋季以有组织地歼灭共产党为目标。同时在本年秋季以第十一军及第十三军主力分别进行常德作战和广德作战。来年春季，以华北方面军及第十一军进行打通京汉线作战。

另外，除在全面加强防空并以第三飞行师团配合地面作战之外，尚须迅速恢复和提高战力，以灵活的战术粉碎敌航空能力。

作战指导要领

一、华北扫共作战

华北方面军在本年秋季须进行长期作战，有组织地摧毁共产党军根据地。

二、常德作战

进攻常德附近，搜索并歼灭中央军，摧毁第六战区根据地，以削弱敌继续抗战的企图，同时为派遣军在减少兵力之后能顺利完成任务创造条件，并且牵制可能调往云南的重庆军机动兵力，以册应南方军作战。

畑俊六知道蒋介石的军队不会主动发动攻势。尽管双方的对峙线很宽大，但日军仍有能力实施短促突击，打击以中央军为首的正面战场上的中国军队。长期的作战令畑俊六对蒋介石的军队了如指掌。一九四三年下半年，国民政府拥有的军队兵力多达五百三十多万，遍及九个战区以及昆明行营、远征军部队。但是，国民政府所统辖的区域却越来越小，财政极度困难，物资供应紧张，政府无法遏制内部的腐败，军政官吏与商人勾结起来囤积居奇，再加上军官普遍克扣军饷，导致士兵逃亡现象严重，几乎每支部队都缺额，单位战斗力迅速下降。如果说战争初期，国民政府的军队对付日军常设师团的一个联队要动用一个师的话，现在几乎要动用一个军了。畑俊六对中国战场的最大忧患是，战争到了一九四三年，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武装越来越强大了。

日本人认为：“中国问题的重点有三，即粮食、物价、共产党。”蒋介石同样以共产党的壮大为患。出发去开罗之前，他精心策划了一件大事：要求国民政府统辖区域内的所有人，必须“切实研讨”一本名为《中国之命运》的书。此书是由蒋介石授意、陶希圣代笔，再以蒋介石的名义由重庆中正书局公开出版的。

《中国之命运》刚一出版，就被中国社会舆论普遍认为是国民党发动新一轮反共高潮的动员令和宣言书。

在日本明显大势已去的时刻，身兼国民党总裁、国防最高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的蒋介石，真正做到了党政军大权独自在握。特别是美英为了确保中国抗战，宣布中国是世界四强之后，与美、英、苏等世界强国平起平坐的感觉令蒋介石更加自信。有了美英的支持，日本人已不在话下，沦为亡国奴的话题没有意义了，而另一种“亡党亡国”的担忧开始令蒋介石坐卧不宁。蒋介石认为，有必要为消灭共产党做强大的舆论准备了。

《中国之命运》全书二百一十三页，论及抗战的篇幅只有十二页半，其主要内容是系统地讲述蒋氏风格的专制独裁主义，同时猛烈地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和体系。

蒋介石认为，中国封建时代的宗法制度和哲学伦理，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样式；封建时代以血统和家族为纽带形成的家族、保甲、乡社制度，是最完备的社会组织，是立国的基础。至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也属于违反了中国固有文化的“帝国主义立场”范畴——就在社会舆论普遍对蒋氏家族的政权独裁颇有微词的时候，蒋介石公然吹捧封建宗法家族式的政治统治结构，其毫不遮掩令人惊讶。

《中国之命运》更为重要的内容，是大肆捧颂蒋氏“三民主义”的至高无上。蒋介石否定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指责共产党人挑拨了国民党内部左右两派对立，并把全面抗战以来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说成是共产党人搞的“军阀割据”。蒋介石攻击共产主义思想可以视为政见不同所致，但把共产党人的敌后抗战说成是封建军阀行为，以此要求共产党人放弃“武力割据”——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大规模“围剿”和“扫荡”，无不是为了铲除共产党人的“武力割据”——“铲除”之语出自被称为“抗战领袖”的蒋介石之口，着实匪夷所思。基于这样的理论，蒋介石宣称：“如果不肯彻底改变封建军阀的作风”，“没有根本放弃武力割据的决心”，“那就是无论怎样宽大，决不会发生什么效果亦找不出什么合理的方法了”。——蒋介石的言外之意很清楚，国民政府对付共产党只剩下武力讨伐了。

至于讨伐的时间，蒋介石认为“不出这二年中”。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鉴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以苏联为首的第三国际宣布解散，这一消息令国民党人兴奋异常，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到了命运尽头。军统头目戴笠制订出一个“对中共方案”，其主要内容是：在军事上施加压力，迫使中共把敌后根据地政权和军权交出来；取消边区政治组织，听候中央处置；派遣政工人员、参谋人员和军队干部到共产党区域去接管工作；派中央通讯社到延安去开拓消息的采集渠道——“在宣传工作方面强调第三国际之解散，中共再无独立组织之必要，以证明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理论最适合世界潮流”。

仅凭戴笠策划的这个“方案”，便可见国民党人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依旧十分肤浅。早在长征初期，中国共产党就与第三国际失去了联系，包括毛泽东在内，中国共产党人早就试图摆脱苏共的控制，成为一个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人是一群有独立思考能力且决心用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拯救中国的政治精英，哪里会因为早已过气的第三国际的解散而土崩瓦解？

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针对共产国际解散的问题指出：中国共产党同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中国共产党将解除对共产国际章程和历次代表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共产国际在它存在期间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包括对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尽一切可能给予援助；目前“各国共产党更加需要根据自己民族的特殊情况和历史条件，独立地解决一切问题”。“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的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共产国际的解散，将使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心与创造性更加加强，将使党与中国人民的联系更加巩固，将使党的战斗力量更加提高”。

果然，第三国际的解散并没有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任何影响。

一九四三年秋，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和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聚在了陕西的一个县城里，根据蒋介石的指令商定进攻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的作战方案。会后，胡宗南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了具体作战计划：各路部队从各个方向向陕甘宁边区的核心地带压缩；动用第八战区的部队，加上特地调来的部队，共五个集团军近五十万兵力，分成九路闪击延安，一举荡平共产党中枢。

日军尚在国土上横行，哪有自己打自己的道理？

针对《中国之命运》一书，延安的《解放日报》连续发表文章，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同时对胡宗南即将对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展开了猛烈的舆论战。毛泽东写出《质问国民党》一文，指出在国民党领导的全国军队中，位于西北的有第三十四、第三十七、第三十八集团军，其中的两个集团军用于包围陕甘宁边区，只有一个集团军用于防守宜川至潼关的黄河沿岸。这一事实，全国皆知。近日防守河防的第一、第十六、第九十军开到了彬县、淳化、洛川一带，为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而置黄河河防空虚于不顾。那么，国民党人叫嚣共产党人“破坏抗战”“破坏团结”，难道：“尽撤河防主力，倒叫做增强抗战吗？难道进攻边区，倒叫做增强团结”吗？毛泽东质问国民党人：“你们拿背对着日本人，日本人却拿面对着你们，如果日本人向你们的背前进，那时你们怎么办呢？”按照你们的说法，中国境内只有国民党是如何的“民族至上”，而共产党则是如何的“破坏抗战”，那么“背向敌人，却是什么至上呢”？

七月六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致电国民党人：

万万火急。重庆蒋委员长、参谋部何总长、军令部徐部长（徐永昌）钩鉴：自五月以来，边区周围友军，不断向职部进迫，职部均一再退避，所有经过情形，均经呈报，并电胡副长官宗南制止在案。自六月十八日胡副长官到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后，边境突呈战争景象，河防大军，纷纷西调，粮弹运输，络绎于途，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大举剿共。慨自抗战以来，职军奉命改编，驰赴战场作战，六年于兹，虽毫无补给，而未尝稍懈。味甘宁边区为职军唯一之后方，少数留守部队，亦安分守己，保境息民，从事生产与教育……讵意近日形势突变，南线友军已作发动内战之积极准备……河防阵地调动增加之兵力不下六七个师，声言大举进攻，消灭边区，打倒共产党。边区军民闻此意外事变，莫不奔走相告，骇异莫名。窃思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兵连祸结，则抗战团结之大业势将破坏，而使日寇坐收渔利，并使英美苏各友邦之作战任务亦将受到影响……

胡宗南的部队准备进攻陕甘宁的消息，遭到了全国舆论的激烈抨击。令蒋介石没想到的是，盟军方面对此也反应激烈，美国人明确表示绝对不允许因为发生内战而削弱中国战场对日作战的力度。

在国内外舆论的双重压力下，七月十日，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停止对陕甘宁边区的行动，并回电朱德声称胡宗南部“无进攻意”。十二日，胡宗南命令围攻陕甘宁边区最前沿的第一军和第九十军退回黄河河防。

《中国之命运》发表后，重庆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奉命对共产党军队的现有编制、兵员、枪支和火炮数量进行详细的调查统计，得出的统计数字或许可以令即将前往开罗的蒋介石感到些许安慰：那些关于共产党武装兵力已达百万以上的传说似乎不那么靠谱。

百团大战后，经过日军长达两年的残酷“扫荡”，华北大平原上的抗日根据地丧失殆尽，太行、太岳山区根据地的面积也严重缩小。共产党抗日武装在日军的“围剿”下伤亡巨大，兵力曾一度下降到三十万左右，加上位于江南的新四军，总兵力尚不足四十万人，还不及国民党军的十分之一。蒋介石对共产党方面要求国民政府颁给五个军的番号始终不允，苏联和美国援助中国的武器装备也没有给共产党武装一枪一弹。由此，军令部第二厅的报表显示，一九四三年，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总兵力仍不足四十万，枪支数量是兵力总数的一半，除了八路军的三个正规师有几门迫击炮外，各军区部队和地方纵队在火炮拥有数量一栏上全都是空白。

为数不多的共产党抗日武装，在敌后作战的严酷环境中频频出击，伤亡巨大，武器简陋，补给困难，根本没有扩大军队规模的条件。

要说拥有百万之众，应该指的是遍布在广大乡村中的民兵，是那些具有抗战热情和勇敢精神并认同共产党人政治理想的同盟者。或许，正是敌后战场上成千上万的民众和共产党武装一起与日本占领军顽强作战的浩大声势，才使得国民党人产生了到处都是共产党武装力量的错觉。

造成国民党人错觉的另一个因素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经过两年多“治安强化运动”的日军承认他们在华北已经“一蹶不振”，而在华中的“清乡工作”也“陷入了分裂瓦解的结局”——敌后战场上的抗日军民逐渐转入了主动进攻的阶段。

八路军晋绥军区主动进攻的作战次数，在一九四三年下半年占到了作战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八。九月，晋绥八路军已经把日军挤到了据点和交通线附近。日军第六十九师团新任师团长三浦忠次郎中将，指挥第五十九旅团和独立混成第三旅团等部队，再次对晋绥根据地发动“扫荡”，企图一举围歼八路军晋绥军区机关。二十七日，日军虽然攻占了兴县县城，但晋绥军区机关已安全转移。鉴于日军孤军深入，交通断绝，加之新兵很多，战斗力大不如前，晋绥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周士第率领的指挥部决定，集中十七、二十一、二十六、三十六和二十九团主力以及特务团和警卫营等部队，采用沿途伏击和分段围歼的战法，集中主力吃掉日军一部。十月五日拂晓，日军第五十九旅团第八十五大队遭到袭击后，发现自己已经被八路军包围了。尽管日军迅速派来战机助战，但八路军各团已如铁桶一般将其围困。附近山头上民兵和民众的喊杀声此起彼伏，日军无论朝哪个方向突围，都会踩响八路军和民兵在山路上埋设的地雷。战斗持续到十日，日军的数次突围都被击垮，伤亡惨重，逐渐缩小的包围圈里只剩下三百多人还能坚持作战。十日下午，日军开始焚烧尸体，由于已不可能将伤员运走，只好将尉官以下的伤员一起焚烧，伤员的哀嚎之声和焚烧尸体的臭味数里之外都可听闻。黄昏时分，八路军发动了最后的围歼战，残剩的日军官兵在黑暗中仓皇四逃，八路军和民兵如同围猎一样到处搜捕，战斗在十一日凌晨基本结束，七百多具日军的尸体横陈在秋风瑟瑟的山林中。

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气急败坏，调集第一军主力两万多人出动寻找八路军主力。日军采取了一种每天前进二十公里后再后退五公里的所谓“铁滚式三层阵地新战法”，企图不断地挤压八路军，使之在黄河岸边背水决战。东京大本营对冈村宁次的这次作战寄予厚望，专门派来了一百二十人的“皇军军官战地参观团”。此时，正是胡宗南企图闪击延安之际，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的一个主力团已奉命调回延安，刘伯承、邓小平命令太岳军区第二军分区第三八六旅十六团主动出击打击来犯的日军。十六团是一支以红军官兵为骨干组成的部队，满员二千五百余人，团长程悦长、政委常祥考、参谋长林克夫。在第三八六旅旅长兼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王近山的率领下，该团不断地辗转迂回，跳出冈村宁次的包围圈后，秘密插到了日军的侧后，进入临汾至屯留公路边一个名叫韩略村的村庄。然后在当地民兵和民众的帮助下，在村南的一条山沟附近开设了伏击阵地。十月二十三日早上八时，日军来了，卡车车队进入伏击圈后，十六团一声号令，六连先下手，击毁最后面的卡车，班长赵振玉带领全班从陡壁上猛扑下来。九连在车队的最前面死顶，与日军混战成一团。发现被包围的日军疯狂地向公路两边突围，双方瞬间进入肉搏战状态。八路军战士发现日本士兵试图保护一群身挎指挥刀的军官，于是奋不顾身地集中朝那里冲击，五连指导员郑光南在冲锋中牺牲。随着日军一名指挥官剖腹自杀，日军士兵大乱，残兵跑进公路边的土窑洞中顽抗。在劝降未果后，赶来参战的民兵在窑洞口点燃了柴草，然后八路军的手榴弹雨点般扔进窑洞，很快窑洞里便无声无息了。战斗接近结束的时候，冈村宁次派来六架战机低空盘旋寻找被围部队的踪迹，但除了烟火和黄尘在秋风中漫卷之外，日军飞行员没有发现一个还活着的日军官兵——连同那个“皇军军官战地参观团”的所有成员在内，被伏击的日军只漏网三人，其余全部葬身于韩略村南的那道土沟里。

除了与日军作战之外，八路军还要对付伪军。

一九四三年五月间，华北出现了最大的一股伪军，即庞炳勋的第二十四集团军四万余人叛国投敌。

第二十四集团军，辖马法五的第四十军、孙殿英的新编第五军、刘进的第二十七军和侯如墉、杜淑等游杂部队，总兵力近八万人，是中条山会战国民党军在黄河以北留下的唯一部队。

日军早就盯上了这支国民党军队。

一九四三年四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出动三万余兵力，向太行山麓实施进攻。与日军事先约好的孙殿英在河南林县宣布投降。而刘进的第二十七军被日军截断退路后，一名师长率部逃亡，另一名师长率部投降——这个师后来成为汪精卫的警卫师。孙殿英陪同日本人与刘进军长商谈投降条件，刘进要价太高日方没有答应，刘军长本人趁乱跑了。马法五的第四十军，除了被他带走千余人外，其余全部被日军缴械。藏在林县彭城镇附近山洞里的庞炳勋，因为实在耐不住鸦片烟瘾，让他的副官扮成老百姓出来买烟土和食品，结果被日本人发现。庞炳勋立即宣布投降，通电表示脱离重庆政府，拥护汪精卫“和平反共建国”。他到了南京，被汪精卫委任为伪“和平救国军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庞炳勋率部投敌后，着手部署围困八路军的作战。不打击投敌者，不足以警示世人，八路军决心彻底收拾庞炳勋部。八路军总部以冀鲁豫军区第四军分区部队发起卫南战役，七月三十日毙伤伪军二百多人，俘虏伪团长以下八百余人；三十一日袭击了伪军第四十六师师部所在地，全歼守敌；八月二日再袭伪军一个旅，毙伤六十余人，俘虏千余人，活捉伪军旅长；十九日，向伪军杜淑部发起攻击，歼灭伪军五千五百六十余人，并在伪军盘踞的卫南、滨河、滑县等地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接着，八路军又以太行、冀南两军区主力协同冀中警备旅发起林南战役。八月十八日，李达、黄镇指挥的六个主力团开始了猛烈的穿插分割，攻入林县县城，庞炳勋的伪第二十四集团军前敌指挥官刘月亭只身逃脱，其余伪军全部被歼。同时，陈再道、宋任穷指挥的冀南军区六个主力团，将伪新五军的暂编第四师师部、十团以及独立旅全歼。日军出安阳城试图救援，但被八路军打了回去。林南战役，八路军歼灭伪军七千余人，拔除伪军据点八十余处，林南和辉北地区全部为八路军所控制。九月，太行军区在太南组建了第七、第八军分区。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太南抗日根据地面积已达八千平方公里，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和地方武装均已建立。

在华北敌后战场上，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是作战的绝对主力。一九四三年，抗战中国的敌后战场抵抗的日伪军，占侵华日军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四，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日军华北方面军公布：“从今年一月到五月与共产军交战次数为五千五百二十四次之多，其兵力达五十六万七千四百二十四人之众。”

敌大半为中共军，与蒋军相反，在本年交战一万五千次中，和中共的作战占七成五。在交战的二百万敌军中，半数以上也都是中共军。在我方所收容的十九万九千具敌遗尸中，中共军也占半数。但与此相比较，在我所收容的七万四千俘虏中，中共军所占的比率则只占一成五。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军交战意识的昂扬……因此，华北皇军今后的任务是更增加其重要性了。只有对于为华北致命伤的中共军的绝灭作战，才是华北皇军今后的重要使命。

在中国抗战的大后方，人们被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妖魔化弄得人心惶惶，陪都重庆的百姓确实产生了某些不祥的预感：与共产党在某的发生武装摩擦的报道不断见诸报端，警察在《新华日报》报馆四周拉起了警戒线，共产党驻重庆的代表周恩来突然离开了……令民心更不安的是大后方充斥着无处不在的日本间谍——如果中美联合空军决定要去轰炸日军的某个机场，飞机还没起飞，中美飞行员就能在耳机里听到日本人向他们问候早安并祝他们今天好运气。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日本人的间谍活动，竟然得到了某些国民党政府高官的帮助：

日本人精心策划的这种间谍活动的成功，说明这种活动得到了非常有权势的人——国民党官员或军官的帮助……如果不是来自国民党官方或军方的无线电系统，那就是来自国民党的银行和垄断企业系统……所有审查日本代理人或嫌疑犯的美国人都发现，顺着案件的线索摸过去，必定通向最高层的圈子。这时他们不得不中断调查，以免使盟友难堪。例如，当破获日本人在遂川的无线电导向台时，就发现江西省省长的侄子卷了进去。

混乱的政治生态下，中国百姓对任何事情的发生都见怪不怪。春节的时候，昆明城里举行了舞龙表演，表演队伍由中国官兵组成。两支舞龙队伍——一支是中央军官兵，另一支是云南地方军官兵——碰到了一起，巨龙疯狂地舞动，“就像插上了翅膀的蜥蜴，要从这个城市飞快地腾升到星光闪耀的夜空中去”。疯狂的结果是互不相让，然后就开枪了：

舞龙头的人都企图使自己的龙头压在对方上面，杆子不够长，他们就叫自己的伙伴搭成人塔，他们爬到人塔上来斗对方的龙头。双方其他人则破门而入，冲入街旁的饭馆，把里面的桌椅板凳拖出来搭成塔状。本来这场斗争可能以一方摔倒而大家哄堂大笑结束，但这时附近云南地方部队驻地的一些高级军官闻声赶来，为自己的士兵撑腰。他们拔出手枪对着国民党的龙，命令它退回去。一个国民党军官也拔出了手枪，并开火射击。两条龙立刻被扔在街面上，双方士兵奔进街旁的门洞，开始了一场枪战。

中国民众对政府官吏的贪污丑闻、军队将领的胡作非为以及物价飞涨和黑市猖獗十分不满。不法商人和官员勾结在一起，甚至把投机倒把和操纵物价的把戏闹到了美军头上，使得美军在华采购人员怨声载道：

……大多数中国人认为美国人有无限的财富，而美军后勤部队不可避免地助长了这种观点。因为对于他的任务来说，时间比金钱更为重要：机场必须迅速建成，花多少钱都没关系……美国人进入中国，就好像一个健康血旺的人被扔进了一间久无人住的房子里，而房子里到处都是饥饿的蚊子、水蛭和吸血的蝙蝠。为了自己的利益，重庆最高层的人物把最有利可图的生意安排给官方机构……官方的兑换率完全是虚假的……美军后勤部队不得不超额多付四倍的资金，这些钱全都被国民党银行榨取……政府既然采取这种态度，私商们也就无所顾忌地牟取暴利……一家公司已经和美军供应处签订合同，向美军出售四十个汽车蓄电池，每个四百五十美元，五天内交货，但两个星期后，这家公司说，电池已经出售给一家银行了。后来这些蓄电池以每个七百五十美元的价格出售给了美军供应处……一家一直以合理价格向美军后勤部队出售汽车零件的公司，突然把它的价格提高了三倍，这样美国人不得不准备和另一家公司打交道，那家公司仍然以合理价格出售这些零件。但是，几天之后，这第二家公司通知美军供应处，由于“当地的压力”迫使他从市场上撤回了他的存货……我们曾要求政府帮助我们购买某些东西，但结果这些杂种们却利用我们提供的信息反过来敲诈我们。在中国最大的骗子就是孔祥熙的中央银行和宋子文的中国银行……

更讳莫如深的话题，当属曾是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这是让重庆国民党人最难堪的。好像故意与蒋介石对抗，在蒋介石飞往开罗的同时，汪精卫飞往日本东京，参加由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召集的“大东亚共荣圈大会”。会后，汪精卫发表讲话宣称，要和日本人齐心合力，赢得大东亚战争的胜利。他向日本人作出了“肃正思想”“确保治安”和“增加生产”三项保证，决心和日本人“同甘共苦，同生共死”。

此时的中国是一个被战争的残酷折磨得痛苦不安的国家。

就在东京的“大东亚共荣圈大会”召开之际，侵华日军派出代表前往蒋介石的家乡浙江奉化溪口祭奠了蒋家祖坟——日本人做梦都想让蒋介石替代汪精卫成为“共荣圈”里的一员。

但这将永远是日本人的一厢情愿了。

此刻，蒋介石已入住开罗西南十五公里处尼罗河西岸的米纳饭店号别墅。

英国驻埃及大使前来通报，英国首相丘吉尔已经抵达开罗，并准备前来拜访蒋介石。本来是准备与罗斯福先见面的，但罗斯福尚未抵达，丘吉尔却先来了，经过考虑之后，蒋介石决定主动去拜访丘吉尔。在米纳饭店十八号别墅里，蒋介石和丘吉尔进行了半小时的谈话。丘吉尔说，他之所以能够由地中海乘坐英国军舰到亚历山大港，然后换成飞机来开罗，完全是盟军掌握了地中海控制权的结果，而在几个月以前这是不可能的。在简短的寒暄之后，丘吉尔涉及了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那就是中国是否希望苏联加入远东战场的对日作战，蒋介石的回答十分干脆：当然希望，越快越好。

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二日，各方代表就太平洋作战、缅甸对日作战和其他军事问题进行了磋商。中国代表提及美国为什么不向中国战场派遣陆军的问题，美国陆军总参谋长马歇尔的解释是：派遣美国陆军到中国对日作战，本不是一个问题，只是近来美国运输舰船在地中海和大西洋上损失很大，加上苏联战场急需大规模的军火供应，土耳其也即将参战，因此也存在船舶运输问题。目前，连急需增援的麦克阿瑟将军也只得到了几个美国陆军师，他现在主要依靠澳大利亚为数不多的部队维持作战。马歇尔的言下之意是：相比而言，中国自身有那么多的军队，应该不必叫苦。不过，如果中国要的不是人，而是别的东西的话，比如飞机，要多少美国就给多少，“惟希望中国加强机场等设备”。

这天，丘吉尔登门回访了蒋介石。当蒋介石表示中英两国要充分合作，有必要坐下来就各种问题认真商谈时，丘吉尔回答说，他带来的各种专家足有四百多人，无论谈什么都可以。丘吉尔告诉蒋介石，他的意愿是，战后须有一个维持世界和平的总机构，总机构下再有欧洲分机构、远东分机构等等，以让世界各国都可以参加进来。

接着传来消息：美国总统罗斯福到了。

罗斯福根据事先商定的程序，把与蒋介石的会谈放在了与丘吉尔会谈之前。在短暂的会谈中，罗斯福开门见山的表示了他对中国的态度：中国应作为四大国成员之一在平等的基础上参加战后国际组织，并保证在这一点上美国将坚定的支持国民政府的中国。

二十三日，中、美、英三国代表开始就会议宣言展开进一步磋商。对于中国来讲，最重要的问题莫过于日本必须归还侵占的中国领土。关于这一点，在中、美、英三方工作人员共同草拟宣言的时候，曾发生了措辞上的争执。还是英国人对中国发难。英方代表提出，在宣言草案里，其他被占领地区都没有说明必须归还何国，唯独把日本占领的“满洲”、台湾与澎湖列岛明确写上“归还中国”，这样的表述将会引起英国国会议员的质问，建议把“当然应归还中国”这句话，改成“当然必须由日本放弃”。英国人的质疑立即遭到中国代表王宠惠的激烈反对：日本放弃侵占中国的领土后，那些土地到底归属哪里？如果不明确写明，中国艰苦进行的持久抗战是为了什么？这样含糊不清的言辞出现在宣言里，不但中国人民会困惑，整个世界也会不理解，会议宣言将变得价值全失。美国代表明确支持中国代表的意见，认为言辞含糊的后果将使世界对盟国阵营严重地不信任。

于是，原草案叙述得以维持。

这天上午十一时，中、美、英三国首脑以及宋美龄召开了第一次正式会议。由于政治问题私下里已经商讨，会议主要就军事问题展开讨论。涉及中国的讨论重点是向缅甸实施反攻的军事计划。

晚上，罗斯福举行晚宴。

宴会后，蒋介石与罗斯福进行的会谈持续到午夜。蒋介石再次重申了中国的政治主张，包括设立四国机构或联合国机构问题、过渡时期的国际安全问题、德国投降问题以及远东安全问题。特别是关于中国问题，蒋介石按照事先草拟的原则与罗斯福详细交换了意见，并就诸项政治问题与罗斯福达成了原则上的一致。而罗斯福向蒋介石询问了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日本战败后，日本的天皇制是否应该废除？显然，罗斯福以为与日本有不共戴天之仇的中国，会坚决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并认同永久性地废除天皇制度。蒋介石的表态令罗斯福有些意外：

此次日本战争的祸首，为其若干军阀。我以为除了日本军阀必须根本铲除，不能让其预闻日本政治以外，至于它的国体如何，最好待战后由日本人民自己来决定。同盟国在此大战中，总不要造成民族间永远的错误。

罗斯福总统又问：“此一问题明日会议应否提出讨论？”

蒋介石的回答是：“最好不作正式讨论。”

“罗斯福总统深以为然。”

“不要造成民族间永远的错误”，这是否是中国人的一厢情愿？

三国首脑会议一直持续到二十六日。

二十七日下午，在拜会了埃及国王和王后后，蒋介石飞返中国。罗斯福和丘吉尔带着会议宣言一起飞到德黑兰，与从苏联飞来的斯大林会商，斯大林对宣言草稿表示完全赞同。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开罗宣言》正式发表：

罗斯福总统、蒋委员长、丘吉尔首相，偕同各该国军事与外交顾问人员，在北非举行会议完毕。特发表宣言如下：

三国军事方面人员，关于今后对日作战计划，已获得一致意见。我三大盟国决心以不松弛之压力，从海、陆、空各方面，加诸残暴之敌人。此项压力，已经在增长之中。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决不为自己图利，亦无拓展领土之意思。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军驱逐出境；我三大盟国稔知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相当时期，使朝鲜自由与独立。

根据以上所认定之各项目标，并与其他对日作战之联合囯目标相一致，我三大盟国将坚忍进行其重大而长期的战争，以获得日本无条件投降。

蒋介石的评价是：“开罗会议虽仅仅四天，但将中国自甲午以后被日本侵据的领土主权，一举收复。”

《开罗宣言》为维护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提供了国际法上的法律依据。

罗斯福总统谈及《开罗宣言》时说：

丘吉尔首相及余与蒋委员长在开罗共处四日。余得机会与蒋委员长当面讨论复杂之远东问题，尚属首次。吾人不仅解决具体军事计划，且曾商讨影响远大之原则。此等原则皆甚简单而基本，其中包括被劫财产归还应得之主人；承认远东亿万人民有树立其本身的政府方式之权利；承认日本永远不得成为侵略之潜在势力，乃太平洋及世界其他部分和平与安全之必要条件。

罗斯福在赴开罗之前曾公开表示：“远东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罗斯福的出发点很明确：在与日本人作战的时候，需要中国战场的支撑和协助；而在战后的政治格局中，让中国成为具有和英、苏、美三国具有同等地位的大国，有利于美国在未来国际组织中发挥主导作用，以制衡英国特别是制衡苏联，同时也有利于美国维护其在亚洲的权益。

就尚未结束的太平洋战争而言，正在与日本人苦战的美国人最大的愿望就是保持住中国的抗日战场。对此，美国陆军部部长史汀生说得很明确：“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让中国人继续打下去。”换句话说，如果中国战场支撑不住了，或者国民政府向日本屈服了——当日本人的“大东亚共荣圈”形成时，美国人是否能在亚洲站住脚就很难说了。美国人、英国人乃至苏联人都知道，如果不给予一个令中国人朝思暮想的巨大利益，中国必须和盟国生死攸关地捆绑在一起的理由就不那么扎实。而这个巨大的利益只能是：让日本把过去侵吞中国的所有东西都吐出来交还中国，并把日本人再次抢劫中国的可能性完全杜绝。

尽管《开罗宣言》的行文确实简单得略显简陋，但是，把被日本人抢劫的财产“归还应得之主人”以及让“日本永远不得成为侵略之潜在势力”的基本原则，对中国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且这个意义一直延续到今日。

“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让中国人继续打下去。”

问题是：中国是否有能力继续打下去？

美国记者在昆明的大街上看到了一名流浪的中国军队士兵，这名二十几岁的士兵看上去已如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他手里拿着一只乞讨的碗，身上破烂的军装几乎无法遮蔽身体了——“身体肮脏，瘦骨嶙峋，甚至能看见腿骨和骨盆，他的生殖器萎缩得像一段黑绳打的小结。”

这名士兵被军官乘坐的小汽车撞到了沟里——

我走下沟，想问问他的情况。但他不愿意说话，也许是已经不能说话了，随着费力的呼吸，他的胸部剧烈地起伏着，口水从嘴角淌了出来，目光茫然地向上凝视，显出死亡的预兆。我看已经没有什么办法帮助他逃脱死亡，就按照美国的民间传统在他手里放了些钱，然后继续赶我的路。两个小时以后，当我从机场回来时，他已经完全死了，手里的钱已被人拿走。他的两眼无神地瞪着蓝色的天空，天空中美军飞机在轰鸣着。

美国记者在与美军官兵们聊天时，谈到了回国时要从中国带点纪念品回去，一位美国军官竟然说，他要弄一个“穿红裤子的中国农村小姑娘——我要把她全身洗干净，放在一个笼子里带回佛罗里达”。这位美国军官的解释是，他的几位军中伙伴凑齐了五十美元，从一位父亲那里买了一个中国小女孩，“他们把她关在村外地里的一间小房子里。他们告诉我，在一段时间的忧伤以后，她就开始学习她应该干的事了”。——这是一件等同于买卖人口的事，那些刚刚来到中国的美军官兵听后缄默不语，但是很快他们就知道了“中国人的生活是多么的悲惨”。

不要说这样的中国能否“打下去”，开罗会议的召开也并不证明中国已经有了坚定不移的盟友——在中国漫长的外交史上，尚没有过真正“盟友”的出现，能不能“打下去”，完全取决于中国人自己。

尚在归国的飞机上，蒋介石已经“寸衷惟有忧惧”了：如果中国不发奋图强，继续衰败下去，《开罗宣言》很可能是一纸空文——

东北四省与台湾、澎湖群岛在已经失去五十年或十二年以上之领土，获得美、英共同声明归还我国；而且承认朝鲜于战后独立自由。此皆在国民革命之主要目标与期望，而今竟能发表于开罗宣言之中，实在空前未有之外交成功也。将来和平会议中，关于我国最艰难之问题，最主要之目的，皆于开罗会议数日中，一举而解决矣……以罗斯福总统此次言行，及其国民一般之言论，确有协助我国造成独立与平等地位之诚意……今后我国若不能发奋图强，则一纸空文，仍不足以为凭。故必须国人共同努力奋勉，方能确保外交胜利之成果。

就中国的命运而言，不需要美国人强调“要不惜一切代价让中国人继续打下去”，中国人为了自己的国家与民族也必须打下去。

只有打下去，中国人才可能摆脱与那个倒卧在路边的枯瘦士兵和那个被关在笼子里的穿红裤子的小姑娘一样的命运；只有打下去并且在苦斗中强大起来，民族的自尊、领土的完整以及民众的安康幸福才可能真正获得。

中国人正在打下去。

就在开罗会议进行的时候，抗战中国正进行着一场空前残酷的血战，血战发生地在湖南省一个名叫常德的小城四周。

常德，中国腹地著名的鱼米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