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人民解放军连续两批4次偷渡均获成功，极大地震撼了海南岛上的国民党军。薛岳在震惊之余，深感海南防卫岌岌可危，为了“亡羊补牢”，他一方面调兵遣将，跟踪追击我军先遣登岛部队，企图趁我立足未稳之际加以包围歼灭，另一方面，继续加紧高压统治，铲除异己，震慑人心，借以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反动政权。

然而，此时的海南岛内人心惶惶，士气不振，但薛岳还是决心与解放军对抗到底。他判断我军在4月份必定大举登陆，因而迅速地将原驻琼南的第252、第256师等部及海空军大部调至海峡正面增防，并通令全军于每日黄昏起至拂晓后一律全副武装备战，海防部队则一律进入阵地，指挥官一律进入指挥位置。与此同时，薛岳还极尽各种欺骗宣传之能事，在士兵中宣传什么“共军的俘虏政策变了，凡是逃到海南岛被活捉的，都要当做顽固分子，抽筋剥皮，一律处死”。4月初的白沙门之战后，他为了安定人心，宣扬“战绩”，到处张贴“庆祝白沙门大捷，歼灭共军一千余名”的标语，把自己的士兵掺杂在被俘的解放军战士中，满载十余辆大卡车，强迫他们在海口市巡街示众，并致电台湾向蒋介石报功，请派轮来海南接运战俘赴台。在夸耀“伯陵防线固若金汤”的同时，大肆宣扬“即行渡海反攻大陆”。

实际上，薛岳的虚张声势纯属自欺欺人，在强大的人民解放军面前，他的任何措施与手段都显得捉襟见肘，回天乏术。

据林荟材回忆，薛岳等人当时的真实处境是：“解放军四次渡海试探，在敌前登陆成功后，海南的解放已如箭在弦，引满即发。海南防卫总司令薛岳，防总参谋长李扬敬和海南特区行政长陈济棠，都慌了手脚，为解放军的多次登陆成功，大伤脑筋，认为不处处设防，就处处有可乘之隙，若处处设防，又处处有薄弱之患。最后，一方面向蒋介石求援，一方面被迫硬着头皮，不顾兵家之忌，采取了直接防御的决策，以防卫为应变的主要任务，处处设防，处处薄弱，以致后来被解放军一击即溃。”

林荟材是当初“海南防卫作战计划”的制订者之一，他认为作为海南国民党军主帅，薛岳不仅在战略决策上进退维谷，在具体的兵力部署上也是一误再误。

他的剖析可谓一针见血：“按照防卫作战计划的判断，解放军大军渡海登陆的地点，应在澄迈、临高两县沿海地区，原应部署战斗力较健全的第23兵团的第32军于该地区；文昌、儋县两地区，因渡海航程过长，不便于大军渡海后的活动，防卫计划中始终认为是助攻方面，仅部署些防卫警戒部队，监视其偷渡，控制机动兵团于定安、澄迈间地区，以为策应。”

“但薛岳在兵力部署上，一方面可能是受到第23兵团刘安祺的掣肘，不听调动；另一方面，又因琼崖纵队在大军渡海前曾先后拔掉或痛击蒋军的文昌、琼山两地区的许多沿海据点，暴戾无能的薛岳，受到迷惑，便误认解放大军的主攻有指向琼山、文昌的模样，结果，却把战斗力健全的第32军部署于东路文昌、琼东、加积、榆林之线，把残破的第二流部队，部署在首当其冲的澄迈、临高地区的防卫线上，后来，防线被突破之初，又错误地把第32军分割使用，拖垮了该军的第252师，却任令该军的第266师闲置于文昌地区不用，给解放大军以各个击破的机会，充分暴露了统帅的笨拙无能。”（林荟材：《蒋军在海南岛的最后挣扎及其覆灭》，载《广东文史资料》第17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文史资料科研委员会1964年12月版，第48～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