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世界上最伟大的士兵(南昌战役) 脱胎换骨

陈诚手下的大将方靖被调去十三师当师长。赴任之前,他去参见何应钦。何应钦一听方靖要去的是十三师便连连摇头,因为知道这个师一向不听约束,上了战场之后居然能把他们的师长都给扔掉,“你去,能带得了吗?”

方靖也正为这件事犯愁,来求见何应钦就是想向对方讨个主意。何应钦与方靖有黄埔师长之谊,自然不能不为之筹谋,他教了方靖一条“脱胎换骨”之计:“十三师有两个旅长,四个团长,你把一个旅长调军委会,一个旅长提升到别的师当师长,一个团长升旅长,一个团长升副旅长。你再把你过去的部下调四个过来,充任旅、团长。这样一来,全师岂不都在你的控制之下了吗?”

方靖茅塞顿开,此后他每到一个新部队都如法炮制,结果百试不爽,连陈诚也经常夸奖他:“再难弄的部队,方靖都有办法整顿好!”

俞济时不是第一天在官场这道浑水里搅了,如何能不通此间关节和诀窍?在王耀武半真半假养病的那段时间里,他将陈式正调到浙江当军长,将出身黄埔二期的副师长何凌霄也调到浙江任师长,这都属于让当事人无话可说的保举升迁。

“脱胎”之后,便是“换骨”。新调来的副师长廖龄奇是黄埔四期生,该师团长以上军官也都没超出黄埔四期的,这样王耀武就比较好掌握了。

只有完成必要的铺垫,继任者才不致有被架空的危险。六月二十四日,王耀武升任七十四军军长,五十一师师长由副师长李天霞接替。

一个多月后,七十四军奉命进行整编。随着战争的延续,中日两军根据前一阶段的实战总结,都发现旅一级(日军是旅团)在普通步兵师中起的作用不大,反而增加指挥程序,影响了部队决策和行动的效率。于是,日军的一些新设师团都裁撤了旅团,老师团中的四联队制也变成了三联队制。中国军队的编制原来参照的就是德日模式,你改我也改,军委会决定撤掉旅编制,由师部直接指挥所属各团。

在改编后的七十四军中,每师由三个建制团、一个野战补充团(野补团)组成,团编号也随即变更。旅部一撤,旅长们便要重找出路,原一五一旅旅长周志道由此升任五十一师副师长。

副师长的职位毕竟有限,军委会也考虑到了这一层,所以又允许有需要的师设置步兵指挥官这一职缺,规定资历较浅的旅长可以调任师步兵指挥官。

师步兵指挥官的概念也是从日本的编制改革里学来的,日军里面叫作步兵团长。只不过日军的步兵团长具有实权,可统一指挥师团的三个步兵联队,中国自有中国的国情,步兵指挥官就跟高参一样,大多有职无权,主要是用来安置人的,比如还在外地疗伤的张灵甫就是步兵指挥官。这样做当然也有好处,就是可以留住人才,一旦有了实缺能立即进行递补。

王耀武属于那种一经点拨便能长一斗见识的绝顶聪明人,他不仅在长袖善舞方面毫不逊色于前任,而且还拥有自己的绝活,那就是通晓经济,善做生意。

当时国民党军队分两种类型,一种是整编师,属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这样的部队粮饷比较有保障;另一种是包干师,即未经过整编的杂牌部队,蒋介石只按月发给一定数量的经费,具体分发则不予过问。于是“包干师”的将领便往往几个月不发饷,即便发饷也要打折扣,以便中饱私囊。

以湖南人为主的第五十三师就是这样的“包干师”,师长李韫珩不仅跟夏楚中一样,爱重用乡亲,使得各级军官多为李姓的湖南人,而且大家连成一气地喝兵血,搞得士兵们苦不堪言。有个了解内情的军需官实在气不过,就用纸条写了一幅对联偷偷地贴在师部门口,上联是:“李师长,李旅长,李营长,李连长,同是湖南家族。”下联是:“六成饷,五成饷,四成饷,不关饷,长官坐地分赃!”

内战时期,五十三师在江西与红军作战,士兵们做了俘虏后一边走一边骂:“他妈的,我们好几个月没有关饷了。没想到当了俘虏,红军倒发给我们三块钱!以后再打仗,干脆先缴枪,再向红军领赏,这样既安全,又有钱,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事啊!”

这样的部队当然不可能有多少战斗力。后来在武汉会战中,已经做到军长的李韫珩仍因马当失守而被革职退役,这里面或多或少有他过往只知贪财,而不知治军练兵埋下的祸根。

王耀武胸有抱负,绝不贪财,而且私生活非常严肃简朴,平时不打牌不吸烟,也不讨小老婆。早在补充旅时期,他就经常告诉官兵们:“我不要你们一文钱,我不喝兵血。”并且赌咒发誓:“我王耀武要是为了几个纸钱,就寡廉鲜耻地去贪污去吃空缺,就是没有父母的骨头!”

王耀武说到做到,但他也架不住没钱的苦楚,不是他缺钱,而是部队缺钱。补充旅在没有得到整编前,属于嫡系中的杂牌,经费并不充裕,王耀武率部到江西与红军北上先遣队作战,还不到一年时间,就欠了士兵四个月的军饷。除此之外,上下打点也都要钱,王耀武又不愿意从兵缺上想办法,那银子也不可能从天下掉下来。

没钱,就得想法子挣啊。被逼无奈,王耀武不得不在军队之外承担另外一个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