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世界上最伟大的士兵(南昌战役) 东方式的坚毅

王师长成了王老板,开始办厂做起了买卖。他非常有生意头脑,工厂红红火火,还开起了分厂。不过与当时常见的利用部队牟利不同,所有工厂和生意机构都属于王耀武的私人企业,他也不亲自参与,而是另外安排友人托名办理。赚到钱之后,这些钱大部分被用于军队补贴,以提高和改善官兵的生活待遇。

北伐战争前后,若就国内生活水平来比较,中国军人的待遇还是可以的,要是能够正常发放不欠饷的话,甚至称得上优厚。以粤军为例,士兵每月有三元钱(指银元)的军饷、六元钱的伙费食,只要不染上什么不良嗜好,每个月都会有结余的钱寄回家。军官从准尉起,每月有三十二元军饷,做到少将,就有三百二十元,如果祖坟冒青烟,能升到上将,每个月就有八百元!

有实权的主官还有更大的收益来源,比如只要把军队经费存入私人银行,就可以获取高额利息。在国民党将领中,方靖算是比较清廉的一个,但据他自述,仅团长一任,就花四千元大洋在上海买到了一处旧房,升任旅长后,又花一万两千元将旧房翻建成楼房,还资助其兄在南洋开办了一家印刷厂。

以后随着币制改革,军饷由银元改成了钞票,即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抗战前物价还较为稳定,抗战后物价翻着跟头往上升,法币迅速贬值,而士兵的薪饷和伙食费仍未有增加,这点钱根本就买不到什么蔬菜食油,用士兵的话来说,“(发到的钞票)拿来擦屁股都嫌打滑!”

如果军粮保障再出点问题,士兵就连喝粥都难了,所以当时不少部队都有逃兵现象,一则是因为在前线食不果腹;二则很多士兵都是抓来的壮丁,他们被抓后,非常担心家属生计无着。

军官的日子并不比士兵好过。“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军政部规定发“国难薪”,上将至上校的军饷减半,少校打六折,尉官打七折。相比之下,高层军官受到的影响较小一些,甚至那些有实权的主官也照旧可以通过各种创收渠道为自己牟利,苦的是基层军官和那些有职无权的幕僚,他们不比士兵,大多拖家带口,负担很重,光靠“国难薪”根本无法维持。于是能带兵的就吃兵缺,或者让士兵帮自己去干活跑生意,带不了兵的甚至偷偷利用部队的骡马去驮盐换土特产,以便维持起码的生活和体面。

王耀武很清楚这些,他也知道这些问题上面解决不了,只能“自力救济”。他在江西、广西等地购买田地,让年老伤残官兵开垦农场,部队整补编训时,也开垦农场和畜牧场,以种植蔬菜、水果直至鸡、鸭、猪、鱼,名为“农兵合一”,所获成果均用来改善官兵的副食。以练兵见长的冯玉祥曾巡视七十四军,巡视之后对七十四军官兵的生活条件也表示满意。

自然,那个“王老板”的身份同样是不能舍弃的,抗战期间,王耀武不但办企业照旧,还派人在各地贩售日用品,这些日用品也销给七十四军官兵,不过价格比市场价格要低一成。

手里有了银子,办事才能不慌不忙。在七十四军,各级官兵在资金上有任何公私困难,都能够立即得到解决。部属有私事回家,只要去见上王耀武一面,王耀武都要另送旅费相赠,以壮行色,因此所属官兵对他无不感恩戴德,争相效命。

王耀武不是那种装模做样的人,军官收入羞涩,不仅会令其本人窘迫和难堪,也不利于激励士气和吸引人才,毕竟人不能总是靠热血沸腾的口号活着。正是明晓这一点,王耀武允许七十四军的基层军官吃空缺——不是兵缺,是长夫缺,即征用民夫时的缺额。

长夫缺每名是十五元,按规定,团长可以吃二十名,也就是能多得三百元的补贴,连长减半,一直到排长,也可以得到至少十五元。如果部队需要临时征用民夫了,报酬依旧照给不误,但严禁强抓民夫,同样的,七十四军也严禁吃士兵的空额,这使得部队的兵员永远都能保持完整充足。

对中国士兵所处的艰苦条件和英勇精神,到过中国的西方记者无不深感震撼。这些士兵时时面临被20世纪武器所摧毁的危险,然而他们身后的社会组织和医疗救护却大多还属于中国古代。

英国记者阿特丽在前线看到过许多中国士兵,亲眼见证了士兵们的身体是多么消瘦,四肢是多么孱弱,可就是这样一种条件,战场的存活者们仍然会在第二天继续战斗。

在老外看来,这种东方式的坚毅实在是一个神秘的奇迹。有人甚至为此杜撰了一种理论,说中国人的神经组织一定跟西方人不同,因此也就没有与西方人同样的感觉。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还是那位颇有胆魄的美国人卡尔逊说得好:“只要给予中国士兵以精神的激励和足够的粮食,那就没有一种困难他们不能安然渡过。他们的毅力无可超越,他们的忍耐举世无双!”

阿特丽也深信,无论武器装备有多么落后,后勤条件有多么简陋,中国都是必胜的,原因就是这个国家拥有世界上最伟大的士兵。

卡尔逊和阿特丽所言非虚。王耀武的当家,使得七十四军更加兵精粮足,这支强军逐渐走向其历史上的全盛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