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把“死”字顶在头上(豫湘桂会战、衡阳保卫战) 寸土必争

9月15日,日军第三十七师团到达邵阳东北的资江岸边,一面在沿岸部署兵力,一面用汽艇以及木筏、竹筏强渡资江。

负责守备邵阳城的是五十七师一七一团,乃是常德保卫战的主力军。团长杜鼎劫后余生,被公认是一员勇敢善战的虎将。此外,一个军属炮兵连也被留下协同守卫邵阳。

邵阳保卫战既是坚守防御,也是专守防御,其特点是可用以防守的兵力有限,无法随意调拨,面对一片汪洋的水泽地带,出击、牵制、佯动等战术手段都难以施展,而日军却可以从水上实施多方位攻击。

这是不利的地方,五十七师的有利之处在于,自武汉会战起,中日两军的主战场便没有离开过江河湖塘。逢到水上登陆战,一般情况下,总是日方强渡,中方迎击,中国军队也因此积累了丰富的反登陆战经验。

只要日军一在水面上进行活动,第一线防御部队便可以派出一名观测员,对敌我距离进行目测,以便为指挥射击提供依据。

通常在日军进入1500米的距离范围以内,炮兵连就要进行射击。同时为避免日军炮击己方前沿阵地,减少不必要的损失,第一线步兵最好以班为单位,暂时退到预先构筑的第二线阵地上去。待观测员观测到日军进至四百米附近时,再跃入前沿进行战斗。

步兵射击的有利时机,则应选择在日军径直跳水上岸,直接向阻击阵地发起冲击的瞬间,此时构成的交叉火力网会对日军造成最大杀伤。即便阻击阵地有一处被突破,也不要过于慌乱,突破口两侧的守军若能指挥得当,马上就能以火力将后续敌人封住。

在登陆战和反登陆战的过程中,资江岸边一天到晚响彻着激烈的枪弹声和喊杀声。日军的强渡被屡次击退,守军击沉汽艇七艘,打死日军四百多人。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激战,日军才得以在邵阳城东登陆,随后攻占了城东、城南的警戒阵地。

东门外的每一处高地都被一七一团充分利用起来,构筑出若干个星罗棋布的据点,各据点之间既独立支撑,又相互策应,以消耗迟滞为手段,对敌人的有生力量进行削弱。

见进攻受阻,日军开始发射燃烧弹和毒气弹,城内外十多处地方被大火点燃,全城火光冲天,毒气弥漫。邵阳乃是一座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转瞬间也像常德、衡阳一样,从一个完整昌盛的市镇变成了满目疮痍、令人目不忍睹的瓦砾场。

战至9月27日,一七一团已死伤六百多人,其中第二营更是伤亡殆尽。

夜色渐浓,城外守军开始有秩序地撤入城内。日军第三十七师团第二二五联队发现城外防守阵地上一片静寂,他们搜索前进,结果一直走到城边也没有看到一个守军,于是便想当然地向师团报告,说中国军队已经弃城而去。

打了这么多天都没能攻下邵阳,师团长的心火都快被急出来了。一接到这份报告,没有再进行侦察核实,他便向横山勇发出报告:“27日晚间已占领宝庆(邵阳)。”

当下,日军二二五联队、二二六联队便大模大样地由东门向城内开进,但他们没料到的是,一七一团根本就没有离开,而是在占据新的防御阵地后,就地在城内设置了伏击圈。

若单纯以歼敌手段而论,巷战比水面歼敌更为有利,因为日军的炮火优势势必受到一定限制。同时杜鼎这些中方指挥官的巷战经验,也绝不少于反登陆战。

巷战强调的是寸土必争。每一间房屋、每一个小巷、每一条街道,都要作为防区控制起来。火力配备也有讲究,不是均衡分配,而是要根据建筑物的高低、坚固程度以及前后左右关系,采取多层次配备,从而使得火网立体化。

在这一配备中,最低处要安排重机枪,特等射手也就是狙击手可以配置在不惹敌人注意的位置,并在射手能够自行掌握的有效射程内,对日军军官、观测点、通讯兵打冷枪,以扰乱其指挥系统。

进入伏击圈的日军猝不及防,在巷战中被予以大量杀伤,师团司令部给横山勇的那份电报也因此成了一个大笑话。

日军第三十七师团只能重回起点,继续围攻。9月28日夜,南门被日军攻破,一个晚上突入八百多人,守卫南门的中国官兵立刻与日军展开肉搏战,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在战斗中与敌同归于尽。

随着城内日军越来越多,巷战也更趋激烈。战线上敌中有我,我中有敌,互相穿插,各自为战。此时电话线断了,指挥也不方便,两边士兵逐屋逐垒地进行拉锯和争夺,近距离的火力激战、白刃格斗、手榴弹战主导了整个战场。一七一团虽然伤亡惨重,但仍死死地扼守着城内的部分据点,一间房,一堵墙都不肯轻言放弃。

9月30日,战斗已呈白热化。第二天,一七一团副团长以下均持手榴弹与日军拼死战斗,就连炮弹罄尽的炮兵连也被编成突击队向敌人发起反击。

10月2日凌晨,守军阵地只剩一隅,再也无法继续坚守。一七一团团长杜鼎遂率残部一百五十人分路突围,一路出西门,一路出东南城门,两路均得以顺利突出城外,与主力会合。

邵阳保卫战结束后,横山勇将第三十七师团南调进攻桂林,邵阳地区改由日军第一一六师团守备。至12月10日,桂林、柳州先后失陷,大陆交通线被完全打通,“一号作战”也即豫湘桂会战方告结束。

进入1944年秋季以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已趋于明显好转。可就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中国军队却遭遇了极其惨痛的失败,参战部队中有百分之五十到六十的正规部队都被完全击溃,剩余部队的战斗力也越来越弱,上上下下都为此失去了信心。

这是正面抗日战场上最令人绝望的一段时间。在一次整军会议上,蒋介石痛彻于心地说道:“我今年58岁了,自省平生所受的耻辱,以今年为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