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百万雄师过大江 第三十章 纵横捭阖

一九四九年四月

南京 安庆 瑶岗 北平

1

南京的低气压逐渐积聚起来,不知是由于黄梅季节的提前,还是政治气候的恶劣,气闷压抑日见浓重。

总统府内,参谋总长顾祝同正在召开国防部江防作战会议,会议气氛与户外的空气一样窒闷。顾祝同做了开场白后,出现长时间的冷场,空气仿若凝结。汤恩伯粗大的脖子上涨着暗紫色的血管,在座的大都敞开了衣襟,他却连领口的扣子也不松开。

装甲兵司令徐庭瑶是安徽无为人,许是感到气氛太压抑了,咧嘴一笑,说:“我老家来人说,驻在那一带的共军挨家挨户搜集尿壶,说是渡江的时候放在船上当油灯照明用。”

徐庭瑶的话果然引得在座的人大笑起来。海军司令桂永清说:“共匪那一套我们都领略过,诡计多端,什么绝招、馊点子都想得出。别看这搜集尿壶听起来像笑话,细想想就没那么简单,说明他们连过江的一切细节都想到了。我们海军倒是不怕他们的尿壶,怕的是他们偷渡。”

第一绥靖区司令丁治磐说:“也不必过虑。共军一无海军舰队,二无空中掩护,单靠几只破木船就能漂过长江,爬到江南来?我看没那么容易。”

国防部次长秦德纯接道:“长江自古称天险,曹操、苻坚都渡不过来,他共产党是天兵天将?”

气氛有些活跃了。汤恩伯不知丁司令、秦次长说的是心里话还是自我打气,此刻他与前两个月对江防的看法大相径庭。二月下旬,他到溪口见蒋介石。蒋问他淞沪地区和长江下游的防务,他报告说:“总裁放心,长江固若金汤。我们还在长江防线部署了机动部队,如果共军由镇江南京段渡江,我军可突击歼灭之。退一步说,如不奏效,第一绥靖区各部队还可由镇江沿公路及铁路逐节抵抗,退至上海;然后以海空军一力协助地面部队,确保淞沪。”蒋介石表示满意。

然而到了三月中旬,随着和谈的呼声越来越高,共军的部队一批一批向长江进发,国军上下的动荡愈来愈疾。长江北岸与江心洲据点一触即溃,有的不战自退。国防部、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第一绥靖区、第七绥靖区、各兵团、各守备司令部不得不制定严厉措施;江北一律不准停船,不肯停泊南岸的船只一律凿沉;无论上行下行,船只一律靠南岸行驶;夜间停止行船;重要地段戒严封锁,不准船渡;沿江村镇严格实行联保连坐,不断搜查搜剿;各部队不听命令、不战而退者,一律绳以军法,绝不宽容。

此时,汤恩伯语气沉重地说:“诸位,现在外面都在传言和平,我想在座的应该没人会相信。我们是军人,军人绝不轻信和平。长江是横在国军面前的生死界,只有守住长江,国军才能扭转颓势,起死回生。不错,长江是天险,是天堑。然而,没有精诚善战的指挥官,没有精锐勇猛的士兵,要想守住长江也是徒然。口马善走,蒙古马性烈,没有善驭者,总是枉然。诸位,眼下对于党国是极其严峻的日子。总裁虽不在我们身边,但他的记挂和忧心使他常常宵旰焦灼,燃膏耗脂,我等不可不鞠躬尽瘁啊!”

汤恩伯一席话给会议涂上了一层浓浓的悲壮。

接下来,汤恩伯宣布了江防部署: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汤恩伯部所属之二十五个军,约四十五万人,于上海至湖口段沿江地区及浙赣线以北地区布防;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白崇禧部所属之十五个军,约二十五万人,于湖口至宜昌段沿江地区布防;海军第二舰队,辖各种舰艇八十九艘,位于长江下游;江防舰队,辖各舰艇四十四艘,位于长江中游;空军四个大队,共有作战飞机三百余架,配置在上海、南京、汉口等地;海空军担负支援陆军扼守长江防务之任务。

顾祝同强调指出道:“合肥、蚌埠相继陷入共军之手。现在长江北岸只有一个重镇安庆,万勿再失!”

2

第二野战军遵总前委部署,为西集团军,渡江作战由枞阳至望江宽约二百华里之地段。刘伯承的具体部署是:三兵团于安庆以东至枞阳段渡江;五兵团于安庆以西至望江段渡江,而后速沿浮梁直出衢县,控制浙赣线,断敌退路;第四兵团于望江至马当间渡江,而后沿江东下,接替第九兵团监视芜湖敌军之任务,并做攻占南京之准备;暂归二野指挥的四野先遣兵团主力守于武汉以东地区,并指挥桐柏、江汉、鄂豫军区部队,牵制白崇禧集团,策应二野渡江作战。

刘伯承于四月一日带领二野司令部进驻舒城;二日拟就了《二野渡江作战的基本命令》;三日在参谋长李达的陪同下,出了舒城,驱车南行。他们此行去的是战斗前沿,敌占领地——安庆。

安庆地处皖西南,长江下游,上连荆楚,下接吴越,历来为皖鄂赣三省边界通衢商贸中心,是皖西最大的商埠和长江重要港口。这座古城早在五千多年前就有先民们在劳作、生息、繁衍。这里的皖山、皖水,为周代古皖国故地。安徽简称“皖”,即由此而来。“安庆”之称始于南宋绍兴十七年(公元一四四七年),寓平安吉庆之意。

安庆枕山面江,山明水丽,不但有史称“古南岳”的天柱山、司空山、大龙山、小孤山、浮山等天然名胜,盛世唐宋亦留下了“烟雨楼台,寺观庙宇”五十五座。文化历史悠久的安庆,人文济盛,唐有诗人曹松,宋有“宋画第一”的李公麟,明有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方以智,清有“照古腾今”的书法篆刻大师邓石如,近代有教育家吴汝纶,美学家朱光潜,文学家张恨水,新文化运动巨匠、中共创始人之一陈独秀等,都在历史上独领风骚,留下浓墨重彩。近代史上,太平军三克安庆、石达开易制、安庆保卫战、徐锡麟起义等重大事件,都发生在安庆。

特殊的地理位置、繁荣的经济形势、悠久的历史文化、险要的地形地貌,使这座形成于新石器时代的古城历来为兵争之地。古人称:“上控洞庭、彭蠡,下扼石城、京口,分疆则锁钥南北,坐镇则呼吸东西,中流天堑,万里长城于是乎在。”南宋为抵御金兵而筑城,元末、明清发生过激烈争战,太平天国的“安庆保卫战”为最悲壮的乐章。

一九四九年春的安庆,同样为国共两大对峙集团棋盘上的一个“眼”。白崇禧在这个“眼”上摆了一个军——主力第四十六军;刘伯承的放大镜无数次将这个“眼”套牢。

三月初,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四兵团向南开进。刘伯承有意让陈赓率军绕道麻城,打垮了白崇禧部队的第七军,占领了麻城;而后,又命四兵团在此停留达一周之久,并派出小部队佯动,传风准备打九江。如此这般,刘伯承还觉“砝码”不够,又着四野先遣第四十、四十三军顺平汉线火速南下,攻取信阳,直逼广水、宣化店。

显然,刘伯承布下的是个“疑兵阵”。白崇禧果然上钩。见我军以风卷残云之势向湖北扑去,他疑为要抄袭武汉,急令第四十六军主力向武汉、九江收缩靠拢,只留下一七四师驻守安庆。解放军南下先遣部队乘势解放了太湖、潜山、望江、宿松,逼近安庆。

一七四师孤悬安庆,白崇禧忧心忡忡。共军云集江北,一旦动作,安庆必首当其冲。如此牺牲他的一个师,岂能坐视等闲?他毕竟有“小诸葛”的绰号,几天后向国防部质问:“现在安庆已属第八兵团辖区,为何还要一七四师守防安庆?”

参谋总长顾祝同倒憋了口气,曾几何时,你白崇禧把持着这个战略要地不肯撒手;眼下共军逼到江北,你为保全自己的兵力,又向国防部提出这样的质问,算盘也打得忒精!然大敌当前,顾祝同既不能和桂系军阀红了脸,又不能放弃国军扎在江北唯一的“钉子”、战略要地——安庆。他责令汤恩伯速将刘汝明的八兵团分兵,接管安庆防务。

刘汝明的八兵团负责铜陵至九江四百里江防,他的对面,即中共第二野战军渡江之地段。有道是“天阔地广,冤家路窄”,一九四七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十二万人马强渡黄河之时,黄河上的守军便是刘汝明的部队。只不过,那时他的部队是第四绥靖区。

这个老杂牌军在淮海大战中,被解放军阻于怀远,无所作为。顾祝同责他驰援黄维兵团不力,刘汝明不服。他说:“第四绥区南调蚌埠,临行前将五个师抽去一个师,只剩下四个师总共十个团。又要守备蚌埠,又要驰援黄维,你们真的以为这是可能的吗?哪位高明能为之,我刘某立马交出印信,请他指挥!”顾祝同不再说什么,准备给他补足五个师。哪知还没动作,徐蚌惨败,刘汝明奉命南撤。该兵团路经合肥、曹县、裕溪口,一路抓丁,抓得鸡飞狗跳。安徽省主席桂系大将夏威电斥刘汝明,提出抗议。刘汝明潇洒一笑,说:“桂系就是这个毛病,眼长在头顶上,看不清时局。安徽省都没有了,还不趁早多抓几个,是想把壮丁留给共产党不成?”

刘汝明南下还没到驻守地,又接到汤恩伯命令,让他西去改守安庆段。于是,刘部所经繁昌、铜陵、青阳又遭了殃。夏威破口大骂:“操他奶奶的,土匪不如!”

刘汝明好脾气,没动荤话,笑嘻嘻反唇相讥:“看那个夏威把安徽整成了什么样子,人都跑光了,连壮丁都难捉到几个。”

汤尽伯令刘汝明把五十五军驻安庆,六十八军驻青阳,江两岸各一个军。刘汝明说:“可以。但有个条件,必须增加一个军的番号,不然难以分兵。”

汤恩伯怒道:“你这两个军兵额尚且不满,如何再增加番号?!”

刘汝明不再申辩,只是将他的两个军都摆在江南,一线配置于青阳贵池,安庆仍由白崇禧的一七四师守备。白崇禧不见刘汝明接防,复向国防部抗议。消息传到溪口,蒋介石用竹杖捣着妙高台的青石板骂道:“这个流氓无赖,早该把娘个希匹枪毙掉!”

无奈之下,汤恩伯征得蒋介石同意,将李延年兵团的九十六军由浦口调拨给刘汝明。李延年窝着一肚子火,又怕刘汝明将他的九十六军派守安庆,只好亲临青阳,与刘汝明协商。刘汝明如此坐大,足见国民党势蹩力薄,不得不向这个老杂牌委曲求全。

刘汝明自然知道李延年为何而来,他苦着脸诉说道:“吉公,我也是有苦难言啊!八兵团的老底子你还不知道?四百里江防,一里地才能摊上几个兵?我哪里还有兵力守安庆?”

李延年无心听他聒噪,摆摆手说:“国防部让我的九十六军拨归你指挥,一个师守安庆,一个师加强江防守备。”

“这如何使得,刘某承受不起呀……”

李延年不耐烦地说:“好了好了,你也不必推托。若是共产党过了江,还不是一块儿完蛋。”说着口气缓和下来,“九十六军的部署,虽说汤座有令,但依我之见,还是不宜分割为好。”

刘汝明岂是个糊涂之人,他一心想保全自己的实力,李延年又何尝不作此想呢?于是,他哈哈一笑,道:“吉公放心,我刘某不会把自己的部队留在江南,把配属的部队派到江北守城。安庆就让那帮广西猴子守着吧,我不接防就是。”

李、刘二人达成协议,九十六军由浦口开到青阳。刘汝明命其负责大渡口东西的江防,五十五军、六十八军各让出五十里的江防阵地。

白崇禧在武汉叹道:“老蒋只会防己,不会防敌。刘汝明不肯驻安庆,为何不直接将九十六军派往安庆驻守?!”

夏威对白崇禧说:“安庆现在既然是刘汝明的防区,我们为什么要替他死守?撤掉算了。”

白崇禧沉思不语。自发了“亥敬电”,形成“逼宫”之势,他小心谨慎起来。还有一层,那就是他在九江驻有重兵,与战略要地安庆互为掎角之势,安庆不可随便放弃。

刘伯承一路南行,直奔二百里外的安庆。

打不打安庆,刘伯承一直未能定夺。虽然安庆城内守军势薄,但安庆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对渡江部队构成了威胁。起初他决定由三兵团十一军把安庆拿下来,拔掉这颗“钉子”。然而,打安庆势必要耗时,牵扯兵力,渡江之前要做的准备工作又是如此之多。

刘伯承是个缜密之人,到底打不打安庆,他要亲地视察。一路上车子几次陷入泥坑,急得李达鼻子尖上沁满了汗珠。

中午时分,车子到了安庆外围。李达担心刘伯承的安全,不肯让车子再往前开。刘伯承下了车,从东段走到西段。这座历史名城他仰慕已久,那里有中国历代杰出人物的遗迹……然而,现在映入他眼帘的是犬牙交错的工事、坚固现代的堡垒、绵延的丘陵、广袤的沼泽……

“李达,你有何感想?”刘伯承甩着两脚泥,坐在一块湿淋淋的石头上。

“安庆不愧为一个战略要地,”李达操着山西口音说,“易守难攻,挟江而恃,又有如此坚固的工事。要打,必须攻坚。”

刘伯承点了点头,沉默了许久,说:“我看了,安庆东、西两段均可以渡江。只要城内的守敌不出来干扰,可以先不打他。”他走了几步,又道,“军委的意思是利用矛盾,‘钳白打汤’。我们就暂且给白崇禧点面子,不打安庆。等过了江,回头再收拾他的一七四师。”

李达说:“可由十军围困监视安庆守敌,换下十一军渡江作战。”

“好。”刘伯承仰起脸,透过雨帘又望向安庆城。

雨越下越大,刘伯承仍无归意。李达正要开口,听刘帅吟道:

水无心而宛转,

山有色而环围。

穷幽深而不绝,

坐石上而忘归。

“知道是谁的诗吧?”刘伯承吟罢回过头问。李达咂吧了几下憨厚的嘴唇,摇了摇头。

“这是王安石游安庆的天柱山时留下的绝句。”刘伯承拍打着泥屁股说,“好了,忘归也得归呀!等解放了全中国再游天柱山吧!”

3

雨时快时缓,一阵接一阵,一场接一场。往年五月才到雨季,这才刚刚过了春分,雨便急匆匆赶来,耐不住寂寞了。

房东家的鸡叫了三遍,邓小平翻身从帆布行军床上坐起,冲了个冷水澡,戴上一只尖顶大斗笠,走出村子。他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上都到周围的田野里走一走,做做体操。

瑶岗村子不大,像所有的南方村子一样,散散落落的农宅,一家一户朝向无规律,也没有大院墙。不像北方的村子,一户挨一户,每户都有个墙头将院子围着,一排一行,前街后街,东街西街,井然有序。南方的村落更具个性,不一定坐北朝南,也不用高墙围遮,开门一目了然,少了些封闭,多了些开放。瑶岗村里的农宅大都依偎在浓密的楸树下,蓊蓊翠翠一片。中间一条小河潺潺流过,黄嘴的白鸭子、红掌的大肥鹅戏水弄波,极富情趣。

邓小平出村西,下了个缓坡,就看到葱茏的麦田、稻田上已经有人影晃动。天还没亮透,又落着雨,耕地的、担肥的、挖垄排水的,都出来了。

邓小平和村民们打着招呼,在窄窄的田埂上行走。吸足了雨水的田埂又粘又滑,他一步一趔趄,引来村民善意的笑声。他们那黝黑消瘦的脸,那由于营养不良而过早枯萎的发鬓和无光泽的皮肤,幻化在邓小平的眼睛里,变成了一张张表格、数字、材料。

那是秘书前天送给他的,安徽江北沿江各县人民支援解放军渡江的情况报告。仅以潜山县为例,有这么一串数字:大米六百二十七万斤;木柴九百二十万斤;马草二百五十万斤;食油二万斤;食盐二万三千斤;担架一百七十副;挑夫六百五十人;军鞋四万九千双;雨伞一万三千四百把。另外还有麻袋、铁钉、桐油、竹子、斗笠……不计其数。物资之外,为了渡江部队的顺利开进,为了确保运输交通畅通无阻,他们修公路、建桥梁、挖船坞、建仓库、疏通河道、架设电线……无偿地付出他们的体力和血汗。

这里是新区,多数县地方政府还不完善。一个通知下去,这些尚在饥饿线上挣扎的沿江百姓,用他们青筋毕露的双手,将大军需要的一切拿了出来。刘伯承在材料上批字:“六安、合肥到安庆道上的民工,海潮似的日夜送军粮。沿江居民省出自己的粮食给军队吃,他们贡献之大,感人极深。”

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写道:“江北各地党政和人民努力支前,特别是皖北新区尽到了超过其本身能力的努力……”

一百多万野战军、三百二十万常备民工和近两万随军南下的地方干部的吃、喝、用,以及渡江作战的种种准备,令百姓负担之繁重,实在是超过了他们所能承受的极限。好在四月七日中央军委来电,告之四月十五日准时渡江。电报曰:

邓饶陈:

(一)和平谈判已有进展,可能于十五日以前成立协定,现决定请饶漱石同志接此电后立即乘专车来北平一谈。如能于九日夜或十日晨到平,在平停住两天,则十三日或十四日即可返部。

(二)请加紧准备于十五日准时渡江,你们方面务必不要变更。如果我们需要略为推迟时间,当临时紧急通知你们。

军委七日四时

不知何时,雨已经停了。阴得水盆似的天空,出现了浓淡不均的色差。东方天际亮度渐渐增加,不一会儿,裂开了一道金色的缝隙,像一条游动的金蛇。多日不见的曦光在跳动、挣扎。

邓小平内心的沉重,一下子缓释了许多。一场场春雨不停地下,曾使他担心长江的雨季会提前到来。一旦如此,江水暴涨,渡江将面临不可想象的困难。这是邓小平几天来最为焦心的事。

活动了一下手脚,做了两遍操,邓小平准备回村了。离村子不远处有一条小河汊,邓小平看到陈毅和一群孩子蹲在河边钓泥鳅。南方水网交错,泥鳅、螃蟹、龙虾都是小孩子们的猎物。

“好喽,你们钓了半天,该轮到我喽!”陈毅眼馋地瞄着孩子们手上的钩子,跃跃欲试。一个后脑勺上留着一条小“尾巴”的孩子,有些不情愿地将泥鳅钩让给了陈毅。

“你不要抢人家的生意哟。”邓小平站在背后打趣。

“不是抢生意,是传手艺——这是我小时候的拿手把戏呢。”

邓小平笑着回了村子。

总前委指挥部设在一个三进三出的瓦舍里,如此威风的屋子,村子里不多。屋主王世鑫是个地主,他的大哥王世炎是汤恩伯京沪杭警备司令部情报科科长。

王世鑫夫妻住在瓦舍最里面一进,二进东厢房邓小平住。邓小平卧室兼办公室的隔壁是三间有着雕花木门窗的屋子,三张八仙桌并在一起,上面铺了一块白桌布,既是会议桌,又是饭桌。大屋的头进,东厢房住着陈毅,西厢房住着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东西厢房中间为值班室。

邓小平端着一缸子白开水开始了一天的工作,通常早上他批阅文件,起草文件、电报。陈毅的秘书是陶旭斌;舒同的秘书是林路;邓小平不带秘书,凡事他都是亲自动手,亲自处理,值班秘书只需将文件、电报送给他即可。

他在既是床头柜又是办公桌的一张两斗桌前坐下,点上一支烟,开始审阅第三野战军颁布的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

入城三大公约

一、遵守军管会及人民政府的一切法令和各种规定;

二、遵守城市政策,爱护市政建设;

三、保持革命军人艰苦朴素的传统作风。

入城十项守则

一、无故不得打枪;

二、不住民房店铺,不准打扰戏院及一切娱乐场所;

三、无事不上街,外出要请假;

四、马车不得在街上乱跑;

五、不准在街上吃东西,不得扶肩搭背,不准拥挤街头;

六、买卖要公平;

七、驻地打扫清洁,大小便上厕所;

八、不准卜卦算命,赌博宿娼;

九、不准封建结合,徇私舞弊;

十、不准在墙壁上乱写乱画。

“土八路”就要进城了。毛泽东已经进入北平城,第二、三野战军跨过长江也将向国民党的首都南京、国际大都市上海开进。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一直走着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迂回道路,跨过长江这道天险,从此将进入由城市领导农村的新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移到了城市。革命在全中国的胜利指日可待,共产党及其军队将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城市的舞台。作为中共中央华东局的第一书记,重任在肩,对整体部署既要有宏观关照,又必须看到细节在大局中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可疏漏。

门被推开了,陈毅带着两腿泥,哈哈地笑着:“同志哥儿,我们可以打打牙祭喽!”说着高高举起手上的一串泥鳅。

邓小平一看,兴致也来了。这两个四川佬都是美食者,嘴馋得很。“好得很嘛!中午咱就来个泥鳅氽豆腐!”邓小平高兴地说。

“个劳什子不好吃,要味道浓烈一些的。”陈毅想了想,“爆炒泥鳅丝如何?”

邓小平摇头:“泥鳅不比黄鳝,啷个能切丝爆炒?鲜味糟蹋了不说,准定要炒成一锅糨糊。”

“算了算了,我们不要争了。交给厨师,正好让他亮亮手艺嘛。”

邓小平身边不带秘书,但有一个厨师,就是一盘清水辣子,他也能整治得有滋有味。平常苦于不见腥荤,没有“用武之地”,如今陈毅这几条泥鳅可以让他展示一下了。

中午,一大碗鲜美的荠菜煨泥鳅端上了桌子。陈毅、邓小平刚拿起筷子,值班秘书进来,将一份中央军委的电报递给了邓小平。

总前委,并合刘、张、李,粟裕:

卯佳电悉。我们卯虞电询问你们一个月内江水情况是否会有大的变化,尚未获复。我们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有进展,可能签订一个全面和平协定,签字时间大约在卯删左右。如果这项协定签订成功,则原先准备的战斗渡江即改变为和平渡江。因此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或一个月。关于江水情形究竟如何,推迟渡江时间有何不利,望即告,以便决策。

陈毅见邓小平的神色迅速发生变化,不待他看完便凑上前看。

“和平渡江自然求之不得,但推迟渡江时间可万万使不得!”陈毅将手上筷子一放,接过电报又看。

邓小平点上烟,吱吱地抽了几口,一弹烟灰,说:“我们要把水情和推迟渡江时间的种种不利因素,迅速报告军委。”

午后,给军委的电报发出。

……前接虞电后即令部队调查江水情况,尚未获答复。顷据曾希圣等说,他们在长江边驻数年,每年阳历五月初开始涨大水。而且五月的水比七八月的还大,两岸湖区均被淹,长江水面极宽,届时渡江作战将产生极大困难。同时,现我百万大军拥挤江边,粮食、柴草均极困难。如过久推迟,则必须将部队后撤就粮、就柴草。所以我们建议,只有在能保证和平渡江的前提下,才好推迟时间;否则亦应设想敌人翻脸,大江不易克服时,准备推延至秋后过江。果如此,则从五月起的大军供应必须由老解放区重新准备,此点亦甚重要。按目前部队准备情况,立即渡江把握颇大。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更为有利。

4

台上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到了高潮,假装偷懒的哥哥被机智泼辣的妹妹捉弄得狼狈不堪,拱手求饶。剧情诙谐风趣,清新振奋。张治中笑得流出眼泪,使劲鼓掌。

这是四月七日,周恩来特地为南京的和谈代表安排的演出。演出结束后,张治中说:“真好!站在代表的立场,我不能鼓掌;但站在领会一种新艺术的角度,我始终是在笑着。我由衷地喜悦,这是我们民族的活力,有一种青春的质素在里面。”

张治中自四月一日到北平,接触了三轮车夫、饭店茶馆店员,还和大学生、中学生进行了交谈,一种从未感受过的新鲜气息扑面而来。北平他并不陌生,春天依旧刮着干涩的风,风里裹携着来自塞外的黄沙。但无论走在街头的行人,还是忙碌着的男女,那富有弹性的脚步,那挂在嘴角的微笑,那舒展的眉梢,更有那大街小巷的欢庆锣鼓、秧歌队、腰鼓队,都真实确切地给人以“换了人间”的感觉。然而这并没有给他多少喜悦,他像被套在喜悦中的痛苦者,徒使痛苦加倍。

这种感觉临来北平前也曾有过。

那是三月三十日,他为和谈之事专程去溪口听蒋介石面谕后返回南京,应邀到立法院讲演。他的和平演说博得全场阵阵掌声,这是自国民党行宪以来,从未有过的热烈场面。面对听众的热烈情绪,他内心却十分痛苦。这些人赞成和谈,是因为他们对和谈抱着不切实际的奢望,以为可以“谈”出个划江而治的局面。国民党内无论主战的还是主和的,均缺乏对时局的清醒冷静的认识。他们不明白或不愿相信,国民党已经到了风烛残年。战也罢,和也罢,要想挽回颓势,已不可能。

张治中内心的矛盾交织着,他的痛苦在于他既对国民党的失败有着清醒的认识,又对这个为之服务了二十余年的党仍一往情深,对蒋介石怀着知遇之恩。

来北平之前,三月二十九日,张治中执意再到溪口去一次,也是在这种心情驱使下成行的。当时屈武问他:“文白,这种时候去溪口,还有必要吗?”

张治中叹道:“这样大的事情,须总裁点头才行。他虽退居溪口,但力量还在他手上。若没有他的认同,和谈即使达成协议,也没用。他还是党的总裁,我们是党员,也有向他请示的义务。再者,从礼貌出发,临别看看他也是应该的。”

蒋介石接见了他,仍是优礼有加,但情绪的冷淡是明显的。溪口亦不是他上次去时的清静,从南京去的人很多,人人表情冷漠黯淡。有些人抹不开面子,同他敷衍几句;有的有意回避。张治中揣度,这种气氛可能与即将开始的和谈以及他扮演的角色有关。

蒋介石对国共的这次和谈,态度很微妙。他十分清楚,和谈是李宗仁挥舞在手、取媚于国内国际的旗帜。李宗仁的这种举措、努力,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划江而治。只要达到这个目的,桂系便能在江南半壁江山称孤道寡,蒋家天下便被桂系所取得。但蒋介石积多年政海宦波之沉浮,清楚政治交易场上的游戏规则绝对是你死我活,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余地。他断定李宗仁的梦想难以成真,故而他不出面反对和谈,而且作出支持和谈的姿态,因为他需要和谈来赢得他所需要的时间。只要和谈能拖至秋后或者夏末,正在装备的新兵团,二百万部队即可投入战场。

张治中回南京后,于四月一日率和谈代表团飞北平。无论如何沉重、艰难,他终于带着国民党过多的幻想与奢望,如同一只和平纸舟,驶向彼岸。

解放了的北平给张治中和南京代表多方面的心灵撞击,这种撞击在他见到中共首脑毛泽东时,更为强烈。

观看秧歌剧的第二天,毛泽东在西山双清别墅接见了他。当那熟悉的身影出现时,他看到的仍是穿着深灰补丁棉布衣服的毛泽东,和他四年前在延安看到的没有两样。他心里叹道:共产党的胜利是必然的,国民党的失败不是偶然的。

“文白先生,我们又见面了。”毛泽东笑容可掬地握住张治中的手,“谢谢你。一九四五年到重庆,承蒙你的热情接待。”

“没想到这次见到毛主席,又是为了谈判。”张治中不无遗憾。有半句话他没说出口,那就是,今天的谈判,双方的位置和四年前调了个个儿。

毛泽东笑道:“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嘛!”

这天毛泽东和张治中谈了许多问题,气氛活跃融洽,以致张治中谈着谈着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偏离了国民党官方的立场。

昨天,毛泽东在这间房子里接见过桂系的使者刘仲容。这是国共接触的另一个渠道,秘而不宣的渠道。世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常常不取决于前台的热闹,而在于幕后的交易。刘仲容是被李宗仁派到北平与中共接触和谈的秘密代表,毛泽东亦欢迎他来。早在毛泽东初进延安的艰难时期,刘仲容就和毛泽东有过接触,也可以算作老相识了。毛泽东一见到这位湖南老乡就说:“老乡,你来晚喽!早来两三天,就赶上参加我们的入城仪式了。”

刘仲容忙道:“路上不好走,要穿过前线,火车开开停停。”

毛泽东感慨地:“十多年前,我们从荒凉的保安刚搬到延安的时候,你穿过封锁线来看我;这次我们从西柏坡山里刚进北平,你又穿过前线来看我。可见,我们不仅是老乡,我们还有缘分。”

“托毛主席的福啊!”刘仲容十分感动。

“我们没有福。我们从延安到北平,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直到今天的胜利,靠的是能吃苦,能克服困难。”毛泽东的神色严肃起来,“进城了,我不断给大家讲,我们不能学李自成。”

谈到南京政府有三种人,刘仲容说:“一种是认识到国民党失败的命运已定,只好求和罢战,这是主和派;一种是主张‘备战求和’,他们认为美国一定会出面干涉,只有赢得时间,准备再打,这是顽固派;还有一种人,既不得罪蒋介石,又不相信共产党,动摇徘徊,非常苦闷,这可以说是苦闷派吧。”

毛泽东很有兴趣,“李宗仁、白崇禧二位先生算哪一派呢?”

刘仲容停顿了片刻:“这么说吧,他们是既防范蒋介石背后下毒手,又怕共产党把桂系吃掉。如此,不得不和谈,以谋取‘划江而治’的理想局面。所以,白崇禧极力希望共产党不要过江。他估计共产党能抽出的渡江作战部队不过六十万,认为国民党凭着长江天险,以海空军固守,解放军想过江也不是那么容易。”

“白先生不要我们过江,这是办不到的。”毛泽东停下脚步,严肃地说,“我们能用于渡江作战的部队是一百万,而不是六十万。而且,我们还有一百万民兵。我们的民兵可不像国民党的民团,我们的民兵是有战斗力的。”

刘仲容说:“这是白崇禧估计不到的。”

“你还敢回南京吗?我可以为你打包票,保证你平安回来。”毛泽东打趣地问。

刘仲容笑了:“敢,他们还等着我从北平带回的消息呢。”

“好。”毛泽东又续上一支烟,猛抽一口说,“你回去可向李宗仁、白崇禧转告:一、关于李宗仁先生的政治地位,可以暂时不动,还当他的代总统,照样在南京发号施令。二、关于桂系部队,只要他们不出击,我们不动他们,等到将来再具体商谈;至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是这样,只要他们不出击,由李先生做主,可以暂时保留他们的番号,听候协商处理。三、关于国家统一的问题,国共双方正式谈判时,如果李先生出席,我也出席;如果李先生不愿来,由何应钦或白崇禧当代表都可以,我方则派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参加。谈判地点在北平,不能在南京。双方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到时候,南京政府的牌子就不要挂啦。四、现存双方谈判代表正在接触,美国和蒋介石反动派是不甘心的,他们一定会插手破坏。希望李、白二先生不要上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大当。”

踱了一圈步,毛泽东接着道:“另外,白先生不是喜欢带兵吗?他的桂系部队只不过十来万人,将来和谈成功,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国防军的时候,我们可以继续请他带兵,请他指挥三十万军队。人尽其才,对国家也有好处嘛。白先生要我们不过江,这办不到。我们过江以后,如果他感到孤立,也可以退到长沙再看情况。还不行,他还可以退到广西嘛。我们来个君子协定,只要他不出击,我们三年不进广西,好不好?”

这天毛泽东和张治中谈到将近中午,从全局谈到局部,由整体谈到细节。毛泽东看张治中似有难言之隐,便道:“文白先生,有话尽管说。我们是主张和谈的,不然也不会请你们来。我们是不愿打仗的,发动内战的不是我们嘛。只要李宗仁先生诚心和谈,我们是欢迎的。”

张治中沉吟了片刻,说:“据我观察,李宗仁还是有诚意的。他是以和谈上台的,和谈不成也于他不利。只是和谈条款中提到的战犯问题……就怕李宗仁签字有难处……”

毛泽东笑了。岂止是李宗仁有难处,你张治中这个首席代表也难得很,都摆脱不了溪口那个头号战犯的威慑。“文白先生说的所谓难处,我理解。为了和谈大局,我们可以考虑从和平条款里将那个战犯名字拿下来,你看如何?”

张治中没料到毛泽东如此宽宏,忙道:“这就好了,这就好了!”

毛泽东说:“这些天双方的代表接触一下,交谈交谈,待和谈方案拟好,正式谈判就容易了。”

张治中点头,问道:“如果组建联合政府,国民政府当将权力交给新政府吗?”

毛泽东说:“联合政府还不知道何时成立,或许两三个月、三四个月都说不定。在这段时间,南京政府当照常行使职权,不要散掉了——大家都跑了,南京就散了。”

张治中由衷地说:“我们没有遵循孙中山先生的遗教进行建设,我们愧对国家,愧对人民。今后你们执政,责任是重大的。”

“今后,我们大家来做,是大家合作的。”毛泽东对这位南京政府的首席代表说,“当前,重要的是共同一致地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伟大的生产建设,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

“是的,是的。毛主席的一席话使我进一步理解了共产党的襟怀,我想我们的合作是大有希望的。”张治中对毛泽东的宽宏大量、大德大仁感到无比欣慰。

不知不觉四个小时过去了,毛泽东留张治中一起进午餐。张治中得知毛泽东昨晚工作至拂晓,不忍再打扰,便谢辞了。

四月二日至十二日,双方代表先进行个别商谈。习惯夜间工作的毛泽东,生活规律全被打乱。

与此同时,来自江边的电报,沉甸甸地,一份一份,接踵而来,送到毛泽东手中。先是总前委,接着是二野、三野,字里行间透着急切与焦灼。

二野报告:

据多方调查,长江水势自清明节即逐次上涨,(据十五军实测,三月二十六日至四月四日十天内,上涨五十一公分)。四月末五月初即加速上涨;六月上中旬,即达最高涨期。且夏季南风大起,雨多、流急、浪大,对我渡江阻碍甚多。目前我军粮食已感困难,久则师老志衰。还是以四月十五日渡江为宜。

三野报告:

长江下游四月为黄梅雨季;现已到桃汛,江水日涨;五月即属雨季。如延长一月,将发生以下困难:一是现有船只三分之一是内河船只,在江中行驶困难。二是雨季稻田放水,部队展开不易;江面过宽浪大,江阴下游无法渡江;甚至十兵团方面只能做钳制佯攻方向。三是粮草困难,烧草尤其困难。四是部队已进行各种动员,如延期过久,在心理上会增加某些疑虑。

军情紧迫,时不我待。江水、雨水、粮草、军心,均不宜过长地推迟渡江的时间。就此午夜中央专题开了紧急会议,大家的意见一致认为本月十五日渡江已是不可能,就目前和谈情况,最快亦须五至十天。

此举重大,渡江作战的胜负决定了中国革命全面胜利的到来或推迟,关系到整个民族的命运和千百万官兵的鲜血与生命。

十一日早晨五时,毛泽东以军委名义,致电渡江总前委,刘、张李、粟、张。

(一)依谈判情况,我军须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十五日渡江推迟至二十二日渡江,此点请即下达命令。

(二)按照总前委灰未电,阳历五月初开始大水,则由卯删至五月初,尚有半个月至二十天未发大水。我军从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五日十四天内渡江完毕,似乎并无不利情况。是否如此,请总前委、刘、张、李、粟、张即日电告自己的意见,以凭决策。

(三)现南京主和派(李宗仁、何应钦、张治中、邵立子、于右任、居正、童冠贤及行政、立法、监察三院大多数)正在团结自己,准备和我们签订和平协定,共同反对以蒋介石为首的主战派。此种协定,实际上是投降性质,准备十五日或十六日签字,签字后两天(即十八日)公布。公布后,对于主战派及江南敌军,估计必起大的瓦解作用。

(四)和平签字并公布后,李宗仁、何应钦须有数天时间(即十七日至二十一日),说服汤恩伯及江岸敌军向后撤退若干公里,或让出某几个地段给我军。

(五)我们方面,则协定公布后尚有数天时间,即十八日至二十一日渡江(协定规定签字后立即开始实行),对于南京政府及江南军民表示仁至义尽。对方如有反悔,曲在彼方,我则理直气壮。

(六)我方立脚点,必须放在对方反悔上面;必须假定对方签字后不公布,或公布后不执行。那时我方的损失只是推迟了七天渡江时间,此外并无损失。

(七)假如政治上有必要,还须准备再推迟七天时间,即二十三至二十九日,但此刻不作此决定。

(八)你们下达推迟渡江至二十二日命令时,不要说是为了谈判,而要说是为了友军尚未完成渡江准备工作,以免松懈士气。

(九)总之,四月下旬必须渡江,你们必须精确地准备一切。

(十)每日联络,随时电告你们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