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李承晚“渐进式”反对日本占领运动的失败，许多朝鲜人指望从别处得到更加有力的反对力量。20世纪20年代初这种力量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当时正处于反国民党政权斗争早期、羽翼未丰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另一个是苏联，它急于鼓励任何力量去整日本人。朝鲜的共产主义者饱受了跟李承晚的“和平改革”集团一样的内斗苦难，日本人的镇压迫使他们流亡在上海、日本、苏联和“满洲”，他们的队伍因政治内讧而不断削弱。

但是，共产党人在几个方面比李承晚有优势。他们大多数人在朝鲜大无畏地进行抗日；他们保证不但要赶走日本人，还要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也就是共产主义的）社会。反共的韩国历史学家南君宇承认，共产党人更受农民和工人的欢迎，他们甚至不顾严厉的警察手段，设法发动游行示威和集体抗租运动。再者，流亡的朝鲜共产党人在“满洲”前线成立游击队与日本军队作战，他们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解放军 的一部分。

1912年，在朝鲜西北的平安南道，出生了一位游击队员金成柱（他后来成了朝鲜战争时的北朝鲜首相），或者说，现代北朝鲜的宣传媒体是这样宣称的。长期以来，由于没有其他资料来源，在分析金和北朝鲜其他领导人时，美国情报界必须依赖的那些资料的可信程度，就跟30年代好莱坞影迷杂志差不多。感谢宣传家们，他们的确给了金一个与一位共产党巨人相吻合的背景。他的父亲穷困然而大胆，白天教年轻人学习历史和文化，晚上训练他们打日本人。他父亲被捕入狱并饱受折磨，被迫流亡到“满洲”，利用粗浅的医学知识为穷人们开办了一个诊所。但监狱生活毁坏了他父亲的身体，他父亲死时才32岁。

据说小金很早就懂得憎恨日本人，当他母亲告诫他“快快长大，为父亲报仇”时，他的眼中“噙满了泪水”。传奇故事的一部分是：父亲临终时交给儿子两支手枪。你用吧，他叮咛道。我会的，儿子回答说。

金的第一次政治活动据称是在1928年，当时他16岁。他可能是在“满洲”商业城市吉林领导了暴力示威活动，反对把朝鲜的主要铁路延伸到“满洲”。他被关入监狱一小段时间，然后退居到乡村，“鼓动农民、学生和小商业者组织起来反对日本人”。

金的组织工作显然有了成果，当1931年至1932年日本入侵“满洲”时，他领导的一支游击队就是反日运动中崛起的许多队伍之一。中国共产党人对游击组织实施了全面的控制，把这些队伍命名为东北抗日联军（这个名称听起来比实际上更令人生畏），并向他们提供武器和政治领导人。20年前作为金成柱出生的那个人，现在接受了“金日成”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来自一位传说中的游击队领袖，此人在世纪之交曾经打过日本人。

改名这件事具有巨大的心理意义。它赋予金一个民族英雄的神秘特质，以致当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在他的祖国时，许多人见到这样一个年轻人都惊讶不已，他们事实上在想聚会欢迎的金日成是不是其本尊真身。后来，北朝鲜的官方历史甚至赞扬21岁的金日成作为领袖“巩固了同志们的团结”，这些同志在1934年和1935年间战斗在“满洲”北部。（韩国历史学家南君宇认为此说可疑，因为当时在该地区显然没有总的领导人。）

此说之真伪先放一边，共产党确实在“满洲”建立了强大的游击部队，他们使用从日本人手里夺来的武器，偶尔会以超过1 000人的兵力进攻日军驻地。金的具体活动以及行踪不可能记录在案，北朝鲜的官方传记则把一系列不合情理的丰功伟绩都归于他。无论金的直接作用如何，日军的官方数字证明了游击队的功效。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战争结束，“满洲”的共产党游击队共击毙日本士兵超过6万人，相当于6个师。

有证据表明，金的游击队成就使苏联人相信，此人在战后大有用处。苏联人在战争期间实施了有关朝鲜的若干种不同路线。一方面，他们支持朝鲜的独立运动，以此作为折腾日本人的手段。与此同时，他们又显示出谨慎的利益考虑。苏联人希望一旦日本人离开之后，他们能控制“满洲”，但是又担心住在那里的朝鲜人会助力把这个“国家”归还给中国，或者甚至宣布其成为朝鲜自己的一部分。（居住在朝鲜—“满洲”边境的人民不太在意正式的边界，而且那里有很多来来回回混居的人口。）因此，出于“安全原因”，苏联在30年代末干净利落地把居住在与“满洲”接壤的沿海各省的将近15万朝鲜族男女老少迁移到苏联内地。年轻人被征召入伍，明显是为了一旦苏联和日本开战就用其去打日本人。

在金的官方传记里，这一人口大转移的时期，适逢金的游击队宣布要被迫向“满洲”北部进行一次“长征”，以避开越来越严重的日本军事压力。这应该正是金成为一名红军军官、直接接受苏联控制之时。不管真相如何，1945年末，金作为苏联选定的共产主义政权领袖在朝鲜露面时，身穿苏联红军少校的军服。对金的生涯中凤毛麟角的少数细节进行研究的西方专家们认为，如果金没有在他们卵翼之下待过相当长的时间，苏联人要委之以如此重任是不可能的。

无论金日成的背景和他战时生涯的真相如何，他显然是苏联可以信任和控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