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两团原子弹的火球使一切进攻日本本土的计划都失去意义。第一次核攻击是在8月6日。两天以后，苏联终于参加了太平洋战争，但已为时过晚，失去了任何实际的军事价值，只不过是履行他们在雅尔塔做出的承诺。8月10日，日本人乞求和平。与此同时，几个俄国师开始越过“满洲”向朝鲜急速推进。

天晓得他们到哪里才会停止。尽管就苏联出兵举行了多次会晤，但却从未确定在朝鲜哪里划定分界线。将近一个月以前，在德国东部举行的波茨坦会议上，美方的军事顾问们曾经向马歇尔将军建议沿三八线划界，这条线把这个国家大致上一分为二。但美国人显然未与苏联人磋商此事，因为波茨坦会议记录里未曾有过划界的记载。

随着和平在即，这个问题突然变得紧迫了。距离朝鲜最近的美国地面部队还远在600英里外的冲绳岛。8月10日至11日深夜，早在二战期间已建立、行使协调职能的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三部协调委员会在五角大楼举行紧急会议，主要议题是日本在朝鲜投降的问题。国务院代表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希望美国接受日本投降的区域尽可能往北推移。但当时马歇尔的参谋人员中一位年轻的上校迪安·腊斯克指出，军方“手头缺乏可供立即投入使用的兵力，加上时间和空间等因素，抢在苏军进入该地区之前向北方更远的地方推进会有困难”。助理陆军部长约翰·麦克洛伊请腊斯克和另一位上校博尼斯蒂尔三世到另一个接待室去，看看能否搞出一个既能满足国务院的政治意愿，又符合军事现状的折中方案。腊斯克后来评论说：“军方认为，如果我们提出的受降建议大大地超过我们的军事实力，那么苏联就很难接受。速度是这个问题的关键。”

谈毕，腊斯克和博尼斯蒂尔还是建议沿三八线划界，“虽然万一在苏联翻脸的情况下，三八线过于靠北，远离美国军事力量实际能够到达之处”。他们选中三八线，是因为“我们认为重要的是，要把朝鲜首都汉城包括在美国部队的责任范围之内”。

使腊斯克感到意外的是，俄国人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项建议。9月2日，日本在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签字投降。同一天，麦克阿瑟正式发布命令：三八线以北的日本士兵向俄国人投降，三八线以南的日军由美国人受降。

这条分界线长达190英里，虽然它在迪安·腊斯克的地图上看起来很整齐，但却没有什么经济意义。南方地区的面积有3.7万平方英里，人口约2 100万，农业人口占三分之二。虽说南方拥有全国20座大城市中的12座，包括200万人口的首都汉城，但是它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区，历来向全国提供粮食。北方地区的面积虽达4.8万平方英里，但人口仅为900万。由于北方拥有高度发达的水电资源，因此，北方拥有朝鲜的大部分工厂，其中包括化工、钢铁、水泥和化肥工厂等，以其产品支援南方的农业经济。双方在经济上都无法做到自给自足。

尽管腊斯克提出的分界线有些缺陷，但却符合当时所希望的政治目的。受降的命令传到战地时，分兵进击的苏军部队已经越过三八线，沿着公路向汉城运动，但他们一接到关于分界线的命令，就迅速撤回。这是苏美在朝鲜最后一次名副其实的合作。

第7步兵师的部队是首批抵达朝鲜的美国部队，他们于9月8日在仁川登陆，这次行动的代号为“黑名单40”。次日，他们在朝鲜人狂热的欢呼声中开进汉城。50年来，朝鲜人都在盼望独立和尊严，现在他们认为，这些都已牢牢在握了。

然而，他们依旧两手空空。麦克阿瑟指定约翰·霍奇少将任占领军司令。霍奇是一名骁勇的战地司令官（他曾指挥过对冲绳岛的进攻），但也是一个呆板人物，尽管处理军务是内行，但却不适合处理任何外交事务。占领的第一天他就惹出乱子。驻朝日军司令官在投降以后请求批准保留一支日本武装警察部队，用以保护他的人员和在朝的60万日本侨民免遭报复，因为朝鲜街头的肇事者已经开始向他们切齿痛恨的外国占领者投掷石块和垃圾了。

霍奇回答说没有问题。他说，他认为“朝鲜人和日本人都是一丘之貉”，并且打算把他们都当作被征服的敌人来对待；此外，曾经与日军一道作战的朝鲜人非常之多，他需要时间来搞清楚他们的真面目。美国新闻界报道了霍奇的讲话，这使在华盛顿的上司大吃一惊。乔治·马歇尔将军命令他解散日本警察部队，并且避免再发表侮辱朝鲜人的言论，但是损失已经造成。霍奇后来以美国副领事的虚衔在朝鲜又待了四年。那些年里，他和朝鲜人相互之间的看法始终没有改变。

霍奇有自己的理由，在朝鲜的头几个月里，他没有接到华盛顿的任何指示，这迫使他从头做起。他未曾接受过担任地方军事长官的训练，他的部队缺乏会讲朝语的人员，战后迅猛异常的退伍之风使他的师失去了一批最富有经验的官兵。除此之外，日本人的离开也使朝鲜经济陷于一团糟。

此时此刻，长期漂泊异乡的李承晚正在华盛顿烦躁不安地打发着战后最初的几个星期。6月，他曾请求美国承认他为朝鲜政府的领袖，因为在20世纪20年代，其他流亡者曾委他以朝鲜高级专员的头衔。不过一些中级外交官总是把他描绘成一个专爱挑剔的老头（当时李承晚已经69岁），他离开故土达30年之久，而且自封的种种头衔已是陈年往事，令人将信将疑。国务院（1945年6月）奉杜鲁门总统的指示，拒绝承认李承晚的“临时政府”（以及其他任何组织）；否则，“就要在朝鲜人民按他们的意愿选择政体和政府成员的权利上讨价还价”。

但在1945年10月，李承晚突然得到一股意想不到的强大力量的支持。麦克阿瑟将军要在朝鲜找一位他信得过的全国领袖。因此，他曾经询问其他亚洲人，特别是中国的蒋介石：在所有这些自称是朝鲜领袖的人当中，谁最合适？

蒋介石当时从未见过李承晚，但他从一些自认为可靠的途径对李承晚有所了解。其中有一个就是金九，他曾担任过李承晚临时政府的“总统”，战时待在中国陪都重庆。蒋介石和李承晚一样都是皈依的基督教徒，在中国的新教教会也高度评价这位朝鲜人，许多在中国经商致富的朝鲜流亡者都竭力举荐他。李承晚坚决反共，对蒋介石来说这也是一个卖点，蒋的政府正被国内的共产党人搞得焦头烂额。

因此，李承晚和金九都奉麦克阿瑟的命令于1945年10月中旬返回汉城。与此同时，国务院就朝鲜问题给麦克阿瑟发去一份总括性的政策指示，“为在朝鲜分阶段地建立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国家创造条件”；先由美国和苏联派出文官管理，再由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实行一段时期的托管，最后“实现……完全独立”并且加入联合国。

麦克阿瑟不管金九在场，明确表示要李承晚担任统治者。霍奇遵照麦克阿瑟的命令，为欢迎李承晚回到汉城举行了一个戏剧性的仪式，在一番热情洋溢的介绍之后，李承晚才从幕后出来登台亮相。霍奇敦促“全体朝鲜人拥戴他们的领袖李承晚”。

正如杜鲁门在6月曾宣称的，美国政府的政策是不支持任何个人和集团。霍奇却认为这种政策是危险的。1945年12月，他对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说：“朝鲜人渴望独立胜过其他一切，而且要即刻实现。”派往麦克阿瑟司令部担任政治顾问的外交官乔治·艾奇逊有一次曾提出成立由李承晚、金九以及另一位抵抗运动领导人金奎植组成的联合政府。但是李承晚可不想成为联合政府的一分子，他希望自己是至高无上的，他组织了一个“迅速实现独立协会”的党派，并且在全国各地频频举行集会。他向各界寻求广泛的支持，但是绝不与共产党人搞任何形式的联合。

在霍奇将军看来，朝鲜政治是一个烂泥潭，他还是尽量不进入为好。12月底，他被口角争吵搞得灰心丧气，于是向陆军部建议，苏联人和美国人同时从朝鲜撤军，听任这个国家“不可避免地发生内乱，以达到其自我净化”。

俄国人却没有合作的意思。在战后的几个月里，他们很快用苏联的模式建立起一个卫星国，由返回故国的游击队领袖金日成担任首脑。数千名流亡“满洲”和苏联的朝鲜人回国，其中大多数在流亡期间已经彻底共产化了。反对派都被关进监狱或者出走南方。到1946年中，金日成的控制如此严密，以致俄国人在北朝鲜仅需留下一支1万人的占领军。（相比之下，霍奇的部队约有4.3万名美国士兵）。

最为重要的是，1945年苏联人在莫斯科举行的四大国外长会议上，把美国逼到难以招架的地步。外长们同意设立一个美苏联合委员会，以与朝鲜领导人咨商，并且建立一个覆盖全国的临时政府。经过“长达五年的”托管，朝鲜将实现统一和独立，并且成立由人民选择的政府。

托管的建议在南朝鲜激起剧烈的骚动，霍奇只得动用军队上街镇压暴乱。苏联人机灵地编造了虚假的宣传言论，声称托管的主意是由美国人炮制出来的（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已接受了托管的设想），而且美国人实际上希望十年的托管期。苏联人还声明（这也是捕风捉影）他们准备随时让朝鲜独立。在这场外交游戏中，俄国人占了上风，霍奇愤怒至极。1946年2月，他对麦克阿瑟说：“朝鲜人认为美国人又‘出卖了他们’。”

1946年1月和2月的正式谈判会议上，美国提出南北合并，可是苏联人不希望他们严密控制的卫星国解体。苏联人的居心彻底暴露在麦克阿瑟、霍奇和美国外交官的面前。只要南朝鲜局势动荡加剧、美国越发不得人心，一个亲苏的共产党政权就会应运而生。

美国人进退维谷，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当时席卷南朝鲜的政治动乱中建立的任何政府，都无法与纪律严明的北朝鲜相提并论，它已经在着手组建一支军队了。麦克阿瑟最初选择的领袖李承晚是一个靠不住的人物。例如，1945年12月陆军的一个安全机构反谍报队在年迈的李承晚筹划去美国旅行时，定期窃听了他的电话并截留他的信件。李承晚向诸如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遗孀埃莉诺·罗斯福、联合国大会主席保罗·亨利·斯巴克、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以及纽约天主教大主教管区的弗朗西斯·斯佩尔曼红衣大主教等达官贵人致信发函。1945年12月，负责占领事务的政治官员威廉·朗登向国务院发出一份电报，归纳了李承晚的各种用心。李承晚打算“击破和瓦解”美国实行托管的企图，旨在争取美国和联合国的舆论，以结束美国的占领。（李承晚设法拜会了他在信件中想巴结的那些人物，但是没人愿意帮助他。）霍奇认为，李承晚蓄意破坏美国的政策，因此占领当局必须挑选另一个人。一度是李承晚的盟友、战时待在中国的金九是一个较驯服的替代人选。1945年12月，政治顾问朗登向国务院发回一份密电，就美国对任何朝鲜新政府的坚定原则陈述了实用主义的理由：

旧的本地政权内部封建而腐败。但是记录表明，它在对待外国在远东三个国家的利益，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和企业，以及尊重条约和特许权利方面，表现最佳。我确信，至少我们应该在很大的程度上依靠上述的本地政权……

但是金九未能获得人民的支持。他曾主持一个“委员会”，占领当局还曾指望这个委员会转变成一个政府，这种设想仅仅几个星期就告吹了。到1946年初，占领当局感到智穷才尽，无力再建立任何形式的过渡政府了。无孔不入的李承晚尽管说不上有谁追随他，却拥有煽动街头闹事并且向其他领导人发难的政治计谋。一位局外的观察家、《芝加哥太阳报》的马克·盖恩认为他是一个“阴险狡猾的危险人物，一个过时的遗老，误打误撞进入这个时代，运用陈词滥调和民主机制以达到其卑鄙无耻的专制目的”。在盖恩眼里，李承晚是一个令人费解的人物，此人身材瘦削，白发稀疏，嘴唇苍白，眉毛稀疏，狭小的眼睑总是遮住他的眼睛，使他看起来像是昏昏欲睡。他讲的语言，正如一位朝鲜人对盖恩描述的，是“夏威夷腔的洋泾浜朝鲜话”。霍奇的一位政治顾问向盖恩担保说，李承晚绝不是法西斯分子，“他比法西斯早200年—— 一个货真价实的极端保守分子”。

但是李承晚已经规定了底线：朝鲜这只小虾再也不会在鲸鱼厮杀中被挤得粉身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