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上午9时30分，国务院和国防部的高级官员在五角大楼开会，用艾奇逊的话来说，他们在“越发沉重的气氛中”阅读了麦克阿瑟的报告。麦克阿瑟的抱怨没有使任何人感到慰藉。为美国陆军遭受沉重打击而感到沮丧的马修·李奇微将军通报了军事动态。他并不乐观，对第10军能否脱离接触并抵达兴南、第8集团军能否先于中国人抵达汉城没有把握。如果部队能够抵达仁川、咸兴和釜山的滩头阵地，他们就能够守住阵地，直到做出撤退的决定。

艾奇逊突然把讨论转向了关键的问题：“军事形势是否达到了我们有必要寻求停火的境地？”

布雷德利回答说，如果代价不是过高，停火是“可以的”。“我们会离开朝鲜吗？他们呢？”如果美军能够抵达滩头，军事形势就会改善。美国正在迅速地丧失主动权，如果不能在48小时之内通过联合国达成停火，“我们是否必须得出结论，认为我们必须自己采取行动”？布雷德利提出的一个办法是：“告诉中国共产党人，因为他们拒绝停火，我们认为我们是处于战争状态。”他预料要采取封锁海岸、轰炸和“很多其他方式干扰他们，尽管我们不一定要使用原子弹”。

艾奇逊并不像布雷德利那样对停火做好了准备。如果美国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而又被拒绝，就会在联合国引起一场辩论。美国必须考虑到其军队的安全，以及它在远东和“全世界”的地位。国务卿不希望很快撤退：“如果我们抛弃了朝鲜人而他们又遭到杀戮的话，我们就有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姑息养奸者的危险。如果出现了敦刻尔克式的情况，我们被迫撤出，这虽然会是一场灾难，但却不会丢面子。”如果中国人和苏联人提出了条件，“撤退到三八线似乎是可行的”（尽管他马上补充说，这“太容易了”，他怀疑敌方会不会接受）。

作为一个外交官员，艾奇逊不愿意被拉进关于台湾的谈判中去，因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得不到国际支持。他说，其他国家“认为台湾不属于我们，并且不同情我们的立场”，但他能够找到支持在三八线实现停火的“道义力量”。美国“必须期待”有人——他在这里提到了克莱门特·艾德礼——提出一项停火建议，在此种情况下，国务院的作用就是说服其他政府“坚持正当的和正确的事情”。

布雷德利将军重复说，停火将对军事有用，“如果代价不是太大的话”，但是“提出这项建议的时间不多了，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艾奇逊希望“仔细考虑”任何直接针对中国人的行动。如果停火要求遭到拒绝，“而且我们不得不杀出一条路来的话，所有针对中国人的军事步骤都应与撤出我们的部队联系起来”。他不希望“仅仅进行报复”，这是因为“如果我们与中国进行一场全面战争，而这会导致很快与苏联人进行全面战争，那么我们就将在没有盟国支持的情况下战斗”。

海军参谋长谢尔曼不希望做任何妥协。美国已经损失了士兵，“人们可以说我们输了一仗，但我们并没有被打败”。他不同意要求实行停火。“与中共打交道的唯一正确方式是对他们说，要是不住手，他们就是在跟美国打仗。”如果中国人选择了战争，“我们就尽可能完好地撤出我们的部队，并且进行战争。如果我们不采取这种方针，其他人就会欺负我们。如果有人能够打死那么多美国人而又不在战争状态，那我们就战败了”。

布雷德利认为中国人不会同意停火解决。他认为“双方在竞相抢占滩头”，问题不仅仅在于军方能够守住滩头多久，还在于“在我们不说与中国交战的情况下，美国公众对这种状况还能容忍多久”。

“我们正在与一个错误的国家打仗，这是一个重大问题，”艾奇逊说，“我们在与第二梯队打仗，而真正的敌人却是苏联。”

布雷德利不想把士兵派往中国，但他“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在回家之后，就把这件事抛诸脑后”。

艾奇逊“当然”做不到。他问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与中国交战会对美国同苏联打仗的能力有什么影响。“苏联愿意看到我们与中国人打得难分难解”，如果美国的资源都用于对中国的战争，“我们就不能够增强在欧洲的力量”。

艾奇逊接着说，另一个问题是与中国开战将对美国盟国产生的影响。他“认为他们之中很多人将会离开我们，并与苏联打交道”。艾奇逊说，法国人“极为软弱，他们得了炮弹休克症，急于达成一项交易，这会给他们一种安全的幻觉”。

讨论接着转入美国决定撤退时可能采取的安全措施的问题上。有必要实行新闻检查吗？艾奇逊问道。

谢尔曼说：“非常有必要，但是这很困难。也许最好的办法是让记者们离开那里。”

艾奇逊想起了内战时期威廉·谢尔曼将军的政策：“把他的所有计划都告诉记者，然后把他们都关进监狱。”

艾奇逊终于提到了关键的问题：如果某个国家提议在三八线实行停火，而且这是可取的，在座哪一位对此还有疑虑？

根据菲利普·杰塞普的会议记录，没有听到有人回答，也没有人反对。然而，布雷德利的确对“国会和军队中的反应”表示关切。他问道，在不对中国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情况下，还有多少东西可以放弃？他怀疑中国人是否会接受三八线，“我们先前越过了它”。

布雷德利认为存在着两个问题：在政治方面，美国是否应该请求停火。在军事方面，“如果我们后退至滩头，是否要开始撤出我们的部队；或是打下去，直至敦刻尔克式的撤退？”从仁川可以很快撤出人员，但却不能很快撤出装备，“如果我们现在就动手，就可以撤出更多的东西。釜山也是如此，但兴南却成问题。必须马上决定我们是否要开始撤退。”

装备是至关重要的吗？艾奇逊问道。“我们没有别的东西了，”布雷德利回答说，“但是不能说它们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要不要撤退韩国军队？”艾奇逊问。

“如果他们想撤出来的话，我们不能丢下他们。”国务院的弗里曼·马修斯说。

马歇尔又回到了“要不要开始承认彻底失败”的问题，由于“心理因素”，他不喜欢这样。马歇尔认为，“如果有人在我们抵达那里之前，提出一项在三八线停火的建议，那在政治上将是有用的。一旦我们退到了滩头，中国共产党人就能够席卷南朝鲜”。

韩国陆军是否要撤至日本？杰塞普问。腊斯克认为不能这样做，“共产党目前在日本的朝鲜人当中极为活跃，引进韩国陆军也许有危险”，必须另外给韩国军队找一个栖身之地。

布雷德利认为，其他与会者对美国的溃败及其在其他地区的后果这个问题重视不够。“如果中国人在朝鲜攻击我们不算战争的话，”他说，“那么他们在柏林攫取我们的占领区算不算战争呢？”布雷德利回顾说：“我们曾说过，攻击美军的一个排就意味着战争。”他不希望下一步美国军队“在柏林被东德人横扫”。布雷德利怀疑美国会接受被迫撤退，而对中国人“不予回击”。他不希望与中国交战，“然而，不与中国交战就撤出或被赶出来，其影响是非常之坏的”。但是，他“在我们完全撤出以前，不会提议进行报复”。

艾奇逊希望尽可能合法地处理任何停火问题，他描述了外交上的两难境地。美国舆论不会容忍政府提议“在任何基础上的停火”。美国“不能在停火后仍然与中国人打仗，除非他们违反了停火协定并重新发起进攻，否则我们就是在单枪匹马地发动一场违背联合国命令的战争”。如果美国必须继续进行战争，“我们就不能采取结束敌对状态的方针。我们只能是被迫离开朝鲜，因此必须拒绝一项停火建议。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让中国人受到谴责，并给他们戴上侵略者的帽子”。

艾奇逊在会议结束时说，总统希望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尤其是做出可能与中国全面交战的决定之前与艾德礼首相会谈。那么应该命令麦克阿瑟去干什么呢？谢尔曼敦促说，应命令麦克阿瑟立即把部队调往滩头。（前面提到，麦克阿瑟在不久前的一份电报中提到，撤退至滩头也是他的几个战略选项之一。）

开会期间，布雷德利一直在涂写什么。这时他念了一份命令的草稿，要麦克阿瑟“按要求尽可能久地守住滩头，等待整个局势尘埃落定”。

马歇尔表示反对。他怀疑是否有必要在形势及其发展问题上谈得如此具体。他认为仅仅批准在美军防守的三个基地（仁川、元山和咸兴—兴南）重新部署就足够了。

没有就此投票表决，甚至没有进行非正式的举手表态，但一致的意见是显而易见的：麦克阿瑟的部队应撤至那些海港，并准备撤出，这是美国军事史上第一次没有取胜的撤出。

对马修·李奇微来说，这次会议是一次痛苦的经历。作为一个军人，他深知麦克阿瑟的问题，即这位将军对军令耍尽手腕，任意妄为。李奇微坐在那里，惊讶于他的上司们除了麦克阿瑟的问题，其他无所不谈。尽管艾奇逊和马歇尔作为总统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但显然谁也不愿向这位远东司令官下达断然的命令，扭转一下正在迅速陷入灾难的糟糕事态”。尽管这个屋子里，拥有“责任和权威”的人物俱在，但谁也不说话。

最后，李奇微的良知战胜了谨小慎微，他“充满感情地”说，与会者“已经把过多的时间消磨在争论上，我们需要立即采取行动”，否则有负于战场上的士兵，坐在参谋长联席会议房间里的人们最终必须对士兵的生命负责。有20个人出席会议，他们都是美国军方的最高官员，而回答李奇微的是一片沉默。（一位海军将领草草地写了个便条：“以你为荣。”）

会散了。李奇微极为沮丧，他凑到霍伊特·范登堡将军跟前。李奇微在西点军校任教时，范登堡是那里的学员。李奇微认为不需要兜圈子，他后来回忆说：

我问他：“为什么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不向麦克阿瑟下命令，告诉他应该做什么呢？”

范登堡摇了摇头：“那有什么用？他不会服从命令的。我们又能怎么样？”

听到这里，我发火了。“任何指挥官不服从命令，你可以解除他的职务嘛，怎么不行呢？”我大声质问道。

范登堡当时的脸部表情我永远也忘不了。他张着嘴，困惑而惊愕地望着我，接着二话未说就走开了。我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同他讨论此事。

五角大楼的这次会议以后，艾奇逊、马歇尔和布雷德利立即向杜鲁门汇报。据艾奇逊的记述，有两种可能性：继续对中国人进行战争行动；或是“在败局不可收拾之前”停止战斗，“以挽救我们的军队”。他显然拒绝了第一种可能，因为他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对他来说，目前的问题是以何种方式撤退。

艾奇逊认为，在撤退中要考虑到情况不同的三个地区：东海岸、仁川和釜山。他说，东海岸的撤退“应只考虑解救部队”，因为于那里坚守在政治上会一无所得。（艾奇逊的这个建议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是一致的，即希望麦克阿瑟把第10军从位于长津水库的极为暴露的阵地上撤下来。）在礼仪方面，艾奇逊总是说好听的。他对杜鲁门说，他“不希望将它作为意见提出来，因为这完全是军事上的问题。然而，如果军方确实需要某种政治行动，比方说停火，以便在东海岸实施撤退的话，那么军方就应该让我们知道”。关于仁川的决定可以再等几天，但艾奇逊提出，如果第8集团军的部队为了避免被包围而必须从这个港口撤退的话，那么他们就应在日本重新登陆和休整，而不应该去朝鲜南部。艾奇逊说，把韩国士兵抛弃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将是“极为可怕的”，应该为他们找到“一些途径或其他办法，在南朝鲜重新登陆，然后再渗透到他们的家乡去”，重要的是不要抛弃他们。

然后，艾奇逊提出了美国“将为在朝鲜发生的事件必须付出的”代价问题。如果美国提出了停火并被接受，“那么我们就需要明白，不能干像轰炸‘满洲’那样的事了，而且我们自己要遵守这一点”。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认为停火的要求可能不会被接受，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艾奇逊的言外之意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轰炸“满洲”了。）

大家的共识是，杜鲁门要等到与克莱门特·艾德礼会谈后再做出决定。艾奇逊“倾向于认为，我们不应单枪匹马地干，而且事到如今只能如此”。

最后，布雷德利让杜鲁门同意给麦克阿瑟发一封电报，命令他把部队集中起来。这封电报于下午晚些时候发出。命令说：“我们认为，保存你部实力为当务之急。同意将部队集中在几个滩头阵地。”

那个星期日晚上，艾奇逊终于要睡觉了，他想道：如果他被一场全球大战的消息惊醒，也不会感到吃惊。

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也和艾奇逊一样担心。12月6日，中国人占领了平壤，并继续穷追猛打遭受重创的第8集团军。就在同一天，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全世界所有美军指挥官发出了一个严峻的警告：“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目前朝鲜的局势已大大增加了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接到此电的指挥官（应）采取可行的行动，严阵以待而又不造成恐慌气氛。”

五角大楼的会议也使迪安·腊斯克十分沮丧。回到国务院后，他对联席会议参谋长们的士气表示担心，他们“所有的人看来都垂头丧气”。他认为，军方“目前的心态，不能为我们在朝鲜做出最佳的努力”。

问题也许在于麦克阿瑟在战场上的表现。腊斯克建议采用暗招来赶走这位将军，劳顿·柯林斯将军将离开参谋长联席会议，前往朝鲜指挥部队，麦克阿瑟则被降级，“用全部时间研究对日和约问题”。这种有名无实的安排将是对麦克阿瑟的公开贬弃，对此将军不会默默无言地蒙羞受辱。谈论解除一位战地指挥官的职务与国务院的业务毫不相干，腊斯克显然也知道这一点，因为会议备忘录很快就跳过了他的建议，也未指出以后还要对此进行讨论。

乔治·凯南不喜欢进行谈判的主意。要求停火会被苏联人看成是“乞求和平”，他们将“打算攫取所有可能得到的好处，并尽可能到处破坏美国的声誉……他们的回应将不可避免地是骄横无礼的”。如果以实力为基础进行谈判的理论成立的话，“那么现在显然是很不利于与俄国人打交道的时候”。

但是，当务之急是“军方对其抵抗能力的准确分析”。腊斯克说：“如果我们不能在三八线实现停火，我们就必须停在最佳的位置。”如果不能达成一项停火，美国就必须尽可能久地坚守阵地，并迫使中国人为赶走联合国军付出尽可能大的代价。轻易地“躬身退出”将会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那天上午晚些时候，艾奇逊用电话向马歇尔将军报告了这些讨论的结果。马歇尔有保留地同意说：首先，有必要看看第10军能不能撤出；其次，美国“绝不能作茧自缚”。艾奇逊表示同意。

但是，就在国务院的外交官们敦促联合国军停止撤退、进行战斗的时候，五角大楼的高级文职人员却在反其道而行之。三军部长们向马歇尔提出的建议与艾奇逊的建议截然相反。如果联合国军被撵过三八线以南，就应该撤出朝鲜。但是，美国应该拒绝承认战败，在此之后应封锁中国，并准备轰炸中国的交通线，同时要小心避免在中国大陆投入地面部队。“我们政策的基点，”他们写道，“不应是像接受一场战斗或战役的失败那样接受目前的军事失败。”但他们强调说，已经提出的报复行为只有经联合国同意才能付诸实施。马歇尔知道，后面这条附文使部长们的建议毫无意义。美国的问题是要说服联合国的多数成员不要扩大战争，但要继续参战，不论部队的数量如何。

美国报纸每天都在头版刊登“形势图”，表明中国人正在包抄第10军，并在以钳形攻势包围第8集团军。“这是珍珠港以来美国在军事上最惨重的失败，”《新闻周刊》说，“也许这会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惨重的军事失败。除非在军事或外交方面出现奇迹，否则，被投入朝鲜的大约三分之二的美国陆军可能不得不进行一场新的敦刻尔克式撤退，以使他们免遭一场新的巴丹式覆灭。”同一周的《时代》周刊哀叹说：“这是失败，是美国所遭受的最严重的失败。”《时代》周刊还含蓄地要求杜鲁门政府采取更为强硬的行动（但未提出任何具体建议说到底要做些什么）：

如果容忍这一失败，那就意味着把亚洲丢给了共产主义。如果容忍这一失败，亚洲任何国家都不会再相信曾给他们带来反共希望的承诺，即美国及其盟国将会对他们挺身相助。而且，欧洲人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美国是反共的堡垒，但这是它在朝鲜的灾难之前所自诩的。

战场上的不利消息在美国公众中产生了事实上的震惊，令人奇怪的是，这并未影响大部分公众的日常生活。人们仍然争先恐后地前往观看周末热门的大学橄榄球比赛，并为圣诞节的采购把百货商店挤得水泄不通。《时代》周刊记者的一项调查发现，最常听到的评论是：“看来不妙。”一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负过伤的退伍军人说：“我没有打开收音机——我不想听到坏消息。”麦克阿瑟“回家过圣诞节”的说法（对麦帅忠心耿耿的《时代》周刊说，这是被媒体“曲解”了，然而此说是不准确的）使公众怒不可遏，因为战局的突然逆转使他们大吃一惊。爱荷华州一个加油站的加油员批评政府不够强悍：“他们一会儿这样说，一会儿那样说，鬼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尽管政府一直很当心地不去指责苏联人挑起了战争，然而很多美国人却把俄国人斥为罪魁祸首。“要打布尔什维克这个元凶，”底特律的售货员扎卡赖亚斯·科斯马斯说，“打蛇打七寸，尾巴就废了。”新奥尔良的警察欧内斯特·科蒂斯说：“我们应该对俄国正式宣战，然后把我们所有的原子弹都扔到那儿去。”

《时代》周刊发现，普通公众的态度是迷惑不解和“半信半疑地面对现实”，一个人被告知患有晚期癌症时也许会有这种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