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初，一位中共巡视大员向北京报告说，中国的赴朝军队饥寒交迫，病痛缠身，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中挣扎度日，每日只靠几个冻土豆得以生存。“当战士们在雪地里露营时，他们的手脚和袜子都冻成了冰坨子，他们拧不开手榴弹盖，拉火索也打不着……手上的皮都粘在迫击炮弹和炮筒上。……”由于没有避寒之处，中国人疾病丛生，痛苦不堪，肺炎和内科疾病使数千人失去战斗力。

虽然中国人在1950年12月的胜利之后已放慢了战斗节奏，但是马修·李奇微将军知道这种平静只是短暂的。中国人在他们前两次攻势之后，被迫暂停几个星期以重新部署，并重新补充给养，这些给养是由人力通过雪积冰封的北朝鲜山峰背驮而来的。李奇微所能做的，只是试图使他的士兵们重新恢复战斗能力（两个陆军师已在12月几乎被彻底摧毁），并希望能够击退兵力比他多四五倍的敌人。

李奇微有所不知的是，他的部队即将从一些不可思议的来源得到至关重要的帮助。他们是：一位美籍丹麦间谍大王、一支中国国民党人的海岸警卫队、印度政府内一个匿名的美国间谍。

1951年1月中旬，中央情报局驻东方各站站长收到了从华盛顿总部发来的一份急电。这份电报传达了从隐藏在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总理的印度政府中一个特务机构那里收到的“过硬”情报。印度政府虽然公开声称对朝鲜战争保持中立态度，但是时时给中国以宣传上和外交上的支持。现在，尼赫鲁的支持又要变成物质上的支持了。据那名特务报告，中国人已包租了一条挪威货船并派往印度孟买，前去装载由印度政府提供的医疗供应品。装船单令人印象深刻，它包括三整套野战医院设备，加之各种药品（据一名美国情报人员说，“足够给三八线以北的每名敌军士兵注射起码三针青霉素”）、外科医生、内科医生、护士以及其他医务人员和用具。

华盛顿给各地特务机关的电报是直截了当的：“不惜任何代价”务使该船和所载货物不得到达敌方。电报没有细论这一货运的人道主义一面。一旦这些医疗供给到了战场上的中国军队那里，将使他们能够发动一场新的攻势，造成美国和韩国数以千计的生命损失。

但是截击这艘轮船是一个相当敏感的外交问题。挪威虽然是联合国成员，然而它不顾美国和其他有部队参战的联合国成员国的外交抗议，仍然允许它庞大的航运界继续和敌方进行贸易。美国曾经避免宣布对中国实行封锁，这是因为怕冒犯英国人，他们同样在和中国继续进行贸易，以此保护它的直辖殖民地香港。

这样，就出了一个难题：美国如何才能阻止这次货运而又不掀起一场外交上的轩然大波，使已经脆弱不堪的外交同盟土崩瓦解？中央情报局总部的来电并未论及这一问题，它只是指示各地特务执行任务，而且要悄悄地干，不惜任何花费。不过该电报的确含有一项明白无误而又未加声言的警告：勿使美国政府为难。

这样，就开始了“TP-披巾”行动，这是一次无视国际法、在公海上袭击别国船只且毫不掩饰的（成功的）海盗行为。中央情报局已经参加了朝鲜战争，而且大打出手，拳脚交加。

命令最后来到了日本厚木，以及汉斯·托夫特的办公室上。这位美籍丹麦人相貌堂堂，金发稀疏，说话略带一些斯堪的纳维亚口音。在自成一体的情报界之外，实际上他鲜为人知，然而托夫特在同僚中享有20世纪最杰出的特工之一的名声。而且，他在看到关于挪威船的电报之前的所作所为，很能说明为什么他对于这一使命而言极为合适。

托夫特在亚洲的经历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他19岁那年，丹麦的一家轮船公司“东亚公司”把这个丹麦船长的儿子送到北京去学习汉语，作为培养他海外经历的第一步。“东亚公司”好比是英国人在印度长期作为其殖民代理人的“东印度公司”的翻版，它在中国从南到北的沿海地区都设有办事处。“当你替公司去海外工作时，”托夫特叙述说，“你就知道这一去将是25年左右，而且头10年不准结婚。”托夫特在北京学了2年中文之后，在吉林生活了8年，代表他的公司在吉林和朝鲜北半部到处活动。他同住在这一地区、逃避共产主义革命的白俄贵族们关系甚密，而且逐步对这里的每一条铁路、公路的拐弯和路口几乎都了如指掌。（后来，托夫特作为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就能出神入化般地在地图上标出中国部队在他年轻时旅行过的那些铁道线上的运动情况，并为他的游击队精确地指示出桥梁和其他要害部位的位置。在这些地方，交通运输特别容易受到破坏者炸弹的袭击。）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托夫特回到丹麦，参加了地下抵抗运动。但是他承认这样一个现实：纳粹是不能从一个被占领国的内部来击败的。他使用假证件设法逃到了西班牙（胆战心惊地搭乘一架德国飞机），又从那里到了美国。他在纽约找到了威廉·斯蒂芬森，此人负责英国在美国的情报活动，后来以“无畏勇士”而著称一时。托夫特竭诚服务，斯蒂芬森把他派到新加坡，在那里组织当地人士通过滇缅公路向内地抗日的中国人提供物资。他组织起部族人的游击队，进行勇猛然而最终是徒劳无益的牵制日军行动。新加坡陷落后，托夫特回到美国，他放弃了印度陆军少校的军衔，以列兵身份加入了美国陆军。

由于托夫特的背景，他的详情被报知战略情报局，这是负责战时情报和间谍工作的机构，最终演化为中央情报局。托夫特开启了他在二战中一系列最令人眼花缭乱的卓著功绩。

在同战略情报局局长威廉·“野比尔”·多诺万少将一起工作时，托夫特帮助策划了一项计划，迫使德国人将其战略部队从意大利战役中转移到了南斯拉夫。英国人一直向在山区要塞进行抗击德国的麻雀战的南斯拉夫爱国者空投武器、弹药和其他供应品。性格急躁的托夫特认为这种做法太慢、影响太有限了。根据他海上生涯的经验，他组织起一支由陈旧和废弃船只组成的近海船队，配备上南斯拉夫流亡者，建立起一条海上供给运输线，它从意大利的巴里港，横越亚得里亚海，一直到南斯拉夫海岸线外的维斯岛。

至1943年10月，托夫特独具一格的小小海军包括了44条船只，其中有陈旧的纵帆船、拖网渔船和锈迹斑斑的蒸汽货船。这些船只在夜里急匆匆地越过海面，每艘船上都装载着相当于英国一个月空投量的作战物资。约瑟夫·布罗兹·铁托（后来的南斯拉夫总统）十分感激地接到了这批武器，他的游击队钳制住了数以万计的德国部队。美国向托夫特授予了荣誉军团勋章。

大战结束后，托夫特被邀请留在美国情报界。战略情报局虽然在战争结束几个月之后就已告解散，但是情报界老手们都知道最后还是会有一个相应的机构来取而代之。托夫特不愿意在一个准军事组织里度过一生，他拒绝了邀请，回到哥本哈根，担任一家美国海外航空公司的经理。他仍然同丹麦情报局的头头保持着接触，偶尔也带一些秘密文件到美国。40年代末，他同一位美国妇女结婚，并迁至爱荷华州梅森城去经营她家的印刷生意。

此时，中央情报局已经存在了，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机构，不为军界和国务院的官僚们所信任，但中情局内部的人却雄心勃勃。1949年圣诞节，托夫特访问了华盛顿，他的两位战时老友——中央情报局负责计划（亦即秘密行动）的副局长德斯蒙德·菲茨杰拉德和远东行动负责人理查德·史迪威少将——求贤若渴，急切地邀请他加盟中情局。在萨尔格雷弗俱乐部的一次午餐上，托夫特礼貌而又坚决地拒绝了加入中央情报局。他在爱荷华过着舒适的美国中产阶级生活——“扶轮”国际地方分社、主教派教会、一位童子军地方长官，而且托夫特不想成为和平时期官僚阶层中的一员。但他同意和弗兰克·威斯纳进行晤谈，此人也是他战时的一名同事，现在在中央情报局搞秘密工作。谈话的环境颇能体现中央情报局孤立无助的地位：这是邻近华盛顿倒影池的一群东倒西歪的木板“临时”建筑。

“我们肯定需要你。”威斯纳说。

托夫特再次拒绝。“但是，要是还有一场战争的话，你可以找我。”他说。

1950年6月，托夫特前往堪萨斯州赖利堡，作为陆军后备役的一名中校去接受为期两周的现役训练。星期天早晨他听到了战争的消息，他想道：“战争来了，我的耶稣，我正在赖利堡穿着军装！”第二天一早，威斯纳那边传来了期待之中的召唤。“这一紧急情况对你是否已经足够了？”威斯纳冷冰冰地问道。托夫特说道，“是的。”“你能马上来这儿吗？”

到了星期二，托夫特已经在华盛顿中央情报局总部了。他意识到，由于他在东方的背景和他的语言能力（他能讲六种语言），派他去朝鲜是顺理成章的。史迪威和威斯纳安排了情况介绍会，但是他们也没有给托夫特什么命令。“现在是无章可循，”他说，“这是中央情报局第一次在一场热战中行动。”

作为总的指导方针，托夫特被告知去留心一下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0／2号训令第五部分所阐明的中央情报局的作用，其中概括了这一间谍机关的使命：秘密政治行动、秘密心理战、秘密辅助军事行动、秘密破坏活动以及经济战，还有在敌军战线后方被击落的飞行员的躲避和逃遁计划，一旦共产党打到日本或朝鲜之后特务人员“潜伏后方”的组织活动，等等。

“总的说来，他们让我挑选一个地点，在东京以外建立起一个行动基地。这个基地要能接纳1 000人，有我们自己的通信设备。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都是独立行事。”

托夫特给在梅森城的妻子打了电话，请她在他由东京首途飞行至明尼阿波利斯作短暂停留时前来同他相会。她给他带来了两箱衣服。“我根本就没有回过家。”

托夫特在接受朝鲜之行前，只在一件事上对中情局有所坚持。他多少听说了一些麦克阿瑟司令部里的工作方式和查尔斯·威洛比少将极为苛刻的性格。威洛比是该战区情报处的人，托夫特必须同他紧密合作。因此托夫特拒绝继续用后备役中校的军衔，而要求以相当于少将的情报局官阶前往东京，以便与威洛比平起平坐。中情局同意了。

托夫特的先见之明是正确的。中情局在麦克阿瑟辖区里立足未稳。只是到了当年5月，史迪威将军才从麦克阿瑟那里获准，允许中央情报局在他的亚洲地区内活动。麦克阿瑟对于独立于他掌控之外的秘密情报活动非常反感，这可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他断然拒绝战略情报局的特工在太平洋战区活动。作为军界的一名传统主义者，他对独立于他司令部之外工作的特工人员自由散漫的气质嗤之以鼻，只是来自华盛顿的巨大压力，迫使他在战争爆发前几个星期颇为勉强地同史迪威达成了协议。

托夫特抵达东京之后，发现中央情报局在那里的存在不过是“六个可怜的丧魂落魄之士”，他们在一间旅馆房间里工作。这个在乔治斯·奥里尔领导下的小组，同托夫特所说的麦克阿瑟司令部这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保持着颇为艰难的联系。在横滨港附近的横须贺海军基地，中情局的工作还稍有一些实际内容。威廉·达根在一个中央情报局分支机构的赞助下进行情报活动，这个机构的名称毫无意义，叫作“特别行动局”。托夫特开始着手组织他自己的秘密行动单位，叫作“政策协调局”。

然而，他首先必须让桀骜不驯的威洛比与他保持一致。托夫特自视甚高且锋芒毕露，他与威洛比的第一次冲突，是因为他坚持要住宿在东京闹市区最高级的帝国饭店套间里。威洛比怒气冲冲地说，不行，帝国饭店只能给将军、舰队司令和其他“特别重要的高级军官们”安排。托夫特亮出了他的少将“军衔”，并且得到了套间。他还要求军方为他的汽车提供一面两颗星的旗。当没有现成旗子时，他自己订做了一面。

“我看准了，对付威洛比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一切机会来踢他的屁股，让他晓得我和他一样强硬，甚至比他更硬。”托夫特叙述说。因此，当威洛比进行他的“每月威胁”，要把托夫特和中情局撵出日本时，托夫特则正告威洛比：“闭嘴，你是为我工作。我是美国公民和纳税者，你不能对我发号施令。”

然而威洛比和托夫特的外语天赋却不相上下，这也使他们逐步缓解了彼此间的敌意，“尽管这一敌意并未完全中止”。托夫特说：“某一天我用俄语与他通电话，第二天我们就说中文，这就像是一种体育运动，他有时会大笑，但我对他直言不讳：‘我绝不与你说你那个混账的德语。’”他显然想起当年参加挪威地下组织的日子。

托夫特在东京的副手是一位富有经验的官员，托夫特由此受益匪浅。科尔韦尔·比尔斯早先在美国森林局和胡佛委员会（战后一个负责政府效能的机构）里供职。“比尔斯真是一个好官员，”托夫特说，“他使我免于去坐牢，因为他在政府里熟门熟路，而且知道怎样来对付文书工作和种种细节。我们组成了一个厉害的团队。”

托夫特和比尔斯的头一个星期用来开车在东京四周转悠，想找一个地方作为中情局在这里的新基地。“我们不都是在工作。我们带上午餐，还在帝国海滩游泳。”那天，他俩边吃午餐边在厚木空军基地走动，这里位于东京以南47英里，可以远眺壮丽的富士山。他俩来到一片约50顷的偏僻之处。“我一只手拿着啤酒，另一只手拿着鸡肉三明治，大叫道：‘这儿就是我们未来的基地。’”托夫特和比尔斯一边吃喝，一边用步子测量着将来哪些建筑物应当盖在哪里。就在这个星期之内，工程人员和一个建筑营就上马开工了。

下一步，托夫特需要招兵买马。他从军队里找人，这是能够提供现成人力的唯一地方。他意识到上层军官对中央情报局不怀好感，就在参谋部的二三流军官里物色人选。“我的责任之一是建立起一项遍布朝鲜的‘躲避和逃遁’行动，以援救被击落的飞行员。因此很明显，这对于空军和海军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他们希望他们的飞行员能得到安全保障。这样我就得以说服这些军种，还有陆军，给我派人来。”

托夫特从海、陆、空军中各抽调了两名军官，把他们关在他东京的会议室里，命令他们制订一项“躲避和逃遁”计划：“如果一名飞行员在鸭绿江附近的‘米格飞机走廊’被击中，他在坠落前还有20分钟的飞行时间。倘若他知道必须朝哪个方向飞，其结果是截然不同的。”托夫特为“躲避和逃遁”计划定下了这些要求：

——将三八线以北、朝鲜东西海岸线以外的两个岛屿，作为被击落飞行人员“躲避和逃遁”的主要目的地，岛上配备中央情报局人员和通信联络人员。

——在一条横贯朝鲜半岛的“地带”，到处分布着受过训练的游击队作为向导，他们在内陆的固定阵地进行活动，这一点要作为飞行员们战前情况简报的一部分传达下去。

——在“米格飞机走廊”以南每隔20英里，沿东西海岸设立秘密特工与“躲避和逃遁”观察站，装备通信器材。

——两支由中央情报局控制的当地“渔船队”，沿海岸巡逻以寻找被击落的飞行员，并采用真正的黑市交易的行动方式作为掩护。

——在飞行员出发执行任务之前，由中央情报局人员向他们介绍“躲避和逃遁”计划的技术细节，并在该计划执行之后，向被援救的飞行人员询问执行详情。

——提供价值70万美元的一盎司重的金条，带有老字号的“中国银行”的戳记。这样，每名飞行员可在其制服里携带3至4条这样的金条，付给当地朝鲜人以取得帮助。托夫特知道这些金条可以从台湾获得。

经过一些修改和讨论，空军和陆军接受了托夫特的计划。唯一的异议来自威洛比，他说，由于通货的限制，台湾的黄金不能带进日本。托夫特无心争辩，当晚他就飞往台湾，同流亡在那里的“中国银行”进行了一笔私下交易，并带着70万美元的金条回到了日本。在一个月之内，“躲避和逃遁”计划就部分地运转起来了。

下一步就是组建游击队，既是为了执行“躲避和逃遁”的任务，也是为了搞破坏和准军事行动。中央情报局的讯问人员对釜山附近的难民营和战俘营里的朝鲜人进行了甄别，尤其关注北朝鲜难民和他们的离国动机，挑选出那些愿意把北朝鲜从共产党手中“解放”出来的人参加游击队。托夫特意识到，动机这东西可能与意识形态毫无关联。“这些难民都穷愁潦倒，无所事事。参加游击队使他们有机会找到出路，让他们一日有三餐，有事可干。他们可以为一个目的结成弟兄，而不是在难民营里游手好闲。”通过甄别，中央情报局发现了足够多的受过培训的无线电和电报操作人员，他们主要是来自南朝鲜电报公司，可以组成游击队的通信组。

托夫特把朝鲜南端釜山湾中的一个小岛永岛接过来作为训练基地。以海军陆战队军官“荷兰人”·克雷默中校为首的一支中央情报局小分队，在那里培训了将近1 200人的朝鲜游击队派往北方行动。一些有领导素质的人被挑选出来，转往离日本厚木10英里处的相模湾海滩上的茅崎基地去接受强化训练。

1950年整个秋季和1951年初几个月里，训练活动一直继续着，其间也有一些特工人员定期地被抽调派至北方执行“躲避与逃遁”任务。训练方式同托夫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初几月中教给另外一些亚洲人的基本游击课程一样：武器使用、小船偷渡登陆、破坏技术、秘密通信、情报刺探，以及敌后特工人员多年使用的其他职业技能。

中央情报局从海军借来了水下爆炸专家参与训练，执行真正的任务。小型登陆艇停在海上天水线以外的地方，渗透和破坏小组要给橡皮艇充气并划至海滩。“我希望让朝鲜人知道，我们美国人一手建立了这支游击队。这能使朝鲜人尊重我们，也能使美国军方尊重我们。”

托夫特的帝国飞速扩展。几年前，中央情报局接手了陈纳德将军二战期间的“飞虎队”，这是一支为蒋介石打共产党的美国雇佣军和正规军。中央情报局将其转移至台湾，并更名为“民航运输队”。现在，40架带有中国国民党标志和“民航运输队”符号的飞机又转移到日本和朝鲜供托夫特使用，其飞行员和地勤人员由中央情报局开工资。托夫特要了一架装备舒适的C-47（机号XT-854）作为私用飞机，往返于在日本的六个中情局训练站和朝鲜的其他几个站。他还接手了永岛上俯瞰釜山港的一所房子，它是这个地区的制高点。他用这个地方来逃避尘嚣和召开计划会议。“这是亚洲的最佳美景之一，到那儿去躲开东京的喧嚣，能使我们工作得更快更好。”

托夫特受命负责朝鲜以外亚洲很大一片地带的秘密行动：远至贝加尔湖的东西伯利亚、整个蒙古和中国华北包括东北，还有千岛群岛和琉球群岛，前者在苏联控制之下。一个特别微妙的目标是在西伯利亚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苏联海军基地。苏联在基地内使用了大量朝鲜人和中国人当临时工，这样，中央情报局人员的渗入就相对容易一些。1950年底以后的时间里，中央情报局至少有五六名间谍在那里工作，监视苏联海军的调动，并警惕俄国人干预战争的任何可能迹象。

但是，该基地防卫森严，以致托夫特的间谍们不敢使用无线电进行通信联络。“我们依靠‘信鸽’——其他朝鲜间谍来往返传递信息。这是危险透顶的工作，但是很有必要。”

特工小组从空中和海上渗入了“满洲”和东西伯利亚，另一些以厚木中央情报局为基地的受过特种训练的小组进入了山东半岛和华北天津地区。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不允许用“民航运输队”的飞机把谍报人员送进中国和苏联去执行任务。“我们不能用带有中国国民党标志的飞机飞临这些国家，所以我们就依靠美国远东空军。”托夫特说。远东空军副司令厄尔·帕特里奇将军十分感激中央情报局帮助援救他被击落的飞行人员，立即同意提供飞机和飞行员去执行这些敌后的危险使命。但是麦克阿瑟早就觉得托夫特的行动规模过大，过于独立，而且过于危险。1950年10月25日，麦克阿瑟致电参谋长联席会议说，托夫特的“政策协调局”是“按有关的特别协议行事，但是它已经不时地违反了这些协议”。他报告了最近的一个事件：一名间谍从远东空军的一架飞机空投到苏联领土，此事表明“事态严重”。因此，他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他打算暂停这一项目。他已经“下令他辖下各部门在没有他特许的情况下，不得参与类似的项目”。

两天后，参谋长联席会议答复说：“华盛顿没有一位负责官员质疑（麦克阿瑟）在其战区或计划行动区域内关于中情局行动的指挥权。”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希望他将支持中央情报局业经批准的情报和秘密活动，以体现驻远东美军总司令的责任”。

几个星期过去，托夫特的人马仅在厚木空军基地一处就超过了1 000人，他们住在基地内一个安全的大院里。“民航运输队”的飞机为中央情报局提供了独立于军方的机动性。“在日本或朝鲜，我们从来不接受军方的命令，”托夫特说，“我们写我们自己的命令，使它看起来就像是正式文件，没有它谁也不能随意行动。我们不理会禁止把当地人员送进或送出日本的禁令，无论是在战争地区还是在整个被占领的日本，我们把成千名游击队员和间谍送进送出我们的训练和集结营地。”

这些秘密活动并没有完全逃脱威洛比的注意，中央情报局人员不久就发现他们处于为军方反情报部门工作的日本警察的监视之下。托夫特愤怒至极，他甚至有过一念之差，认真考虑过如何“溺毙”一名特别讨厌的、为威洛比工作的官员。在沮丧时刻，托夫特会说，麦克阿瑟有三个敌人：俄国人、中国人和北朝鲜人。“而我有四个敌人，”他说道，“那三个，再加上麦克阿瑟。”

偶尔，华盛顿派出的一些古怪人物也会闯入托夫特的领地。一个代号为“水牛”的切罗基印第安人在华盛顿被问道：“你愿意去杀掉（北朝鲜首相）金日成吗？”“我今天就干。”据说他这么回答道，并动身去远东。“水牛”此人怀疑一切，以致他不愿接近任何一个一般的中央情报局办事处，哪怕是隐蔽极深的也不行。他坚持要“在皇宫墙附近，在日落时分”会见托夫特和其他官员。“水牛”的暗杀行动一旦成功，他将得到托夫特称之为“相当数量的一笔重赏”。但是显然什么都没有发生，而“水牛”在离开东京之后究竟干了些什么，中央情报局一直毫无所知。

在心理战方面，托夫特不仅设法损坏苏联在日本的名声，而且在此过程中为中央情报局赚了10.4万美元的收益。当时苏联的政策是鼓动日本左翼分子抵制麦克阿瑟的民主化进程，并使日本人民对于与美国结成过于亲密的同盟一事抱有疑惧。它暗示，作为旁观者的日本会在一场美苏战争中被毁灭。

1950年底，托夫特在宣传上出损招的机会来了。当时苏联人开始释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西伯利亚“失踪”的千百名日本士兵。托夫特说：“日本左派新闻界对苏联温情脉脉，说苏联准备释放这些人是如何好心好意。”他感到这里另有打算。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存在，除去司令部人员外，只是一个宪兵营。托夫特担心释放的战俘和日渐高涨的亲苏情绪，恐怕会给俄国人带来宣传上的好处。他同副手科尔韦尔·比尔斯商谈了反击行动，但是想不出什么好主意。

出于无心，威洛比倒给他们开了一个头。他手下一个人得到一本由一名日本上校保存的日记，这位上校曾在西伯利亚一个劳改营里度过了战后的年月，那是一段可怕的经历。“威洛比不知这日记有何用处，于是把它送到中央情报局开个玩笑。”托夫特说。托夫特浮光掠影地看了一遍日记的译文，对比尔斯宣布说：“我们要进军电影界，我们要拍一部影片，描绘在俄国当战俘是怎么回事。”

在托夫特的催促下，麦克阿瑟取消了一道关于防止日本电影业在战后卷土重来的禁令。一项请求提交给了中央情报局，请他们提供一名电影导演和剧本作者。摄制组主要是同日本电影技术人员合作——但是在中央情报局的指导下，在日本最北部岛屿北海道的茫茫雪原上建起了一个模拟俄国战俘营。托夫特订购了各种物品，还有四车皮的番茄酱，比尔斯问他为什么。“因为这将是一部前所未有最血淋淋的影片。”托夫特回答说。

果然如此。“当共产党企图破坏这部片子时，我就知道我们的路子对头，这部影片是对苏联人的绝佳揭露。日本电影界喜欢它，因为它使演员们和技术人员在长期歇业之后能重操旧业。观众喜欢它，因为它实在是部好片子。我们在20家日本电影院里同时推出，历数周而不衰，票房打破纪录。最后这部片子曾在700多家影院里上演，它引起了极大的义愤和反苏情绪。当我们增加映数时，中央情报局从中提取了10.4万美元收益，转交给了美国政府。”

一场更为传统的秘战行动正在按国家安全局的要求进行着。国家安全局与中央情报局同时成立，它是负责美国破译密码和截听通信的机构。朝鲜战争最初几个月，国家安全局技术人员在截听北朝鲜人和中国人的电报方面遇到了困难。中国人在“满洲”的指挥部与北京总部之间的大部分电报往来是通过穿越黄海的一条电话电缆进行的，由于这条电缆的位置处于敌后，国家安全局无法进行窃听，于是国家安全局就向中央情报局提出这样的要求：中央情报局是否有办法破坏这条电缆，以迫使中国人使用无线电通信，以便进行监听？

托夫特在他早晨的电文往来中接到了这一询问（“一大早拆信最令人开心，因为你会收到稀奇古怪的东西”），并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事有凑巧，他正好对问题中的那条电缆之事略知一二，因为在战前，他在中国东北海岸有一所度假的房子。“这条电缆的入海处离我花园的篱笆大约600码远。更巧的是，这条电缆属于一家丹麦公司，即大北方电报公司。”经过认真调研后，托夫特设法在图上标出了这条电缆穿越黄海的走向和利于寻找的深度。他的情报来源甚至提出，把电缆切断的两个头分别扯开，这种破坏法是最厉害的一招。

几天之后，几艘“朝鲜渔船”在黄海会合了。电缆被抓钩拖上了海面，并被切断，分别由渔船拖拽住断头朝相反的方向驶去。不久，国家安全局的监听员们就窃听并破译了在北朝鲜和“满洲”的中国部队与在北京的国防部之间的无线电通信。

（无线电截听能力及其效果是美国政府严加保守的秘密之一。有鉴于此，外人很难准确评估托夫特断缆行动的作用。但是早期截获的一份电文引起了托夫特的注意，也使他非常开心。“北京总部警告战地指挥官说，有5万名敌军游击队散布于前线地带。我们实际上在那里只有1 200人，不会比这更多。”）

但是，中情局在朝鲜战争的作为中，没有任何其他行动比针对那艘运载医疗人员和供应品给中共的挪威船所采取的行动更为重要的了。

包括汉斯·托夫特在内，在东京没有人对“TP-披巾”行动表示很乐观。这艘船挂的是一个中立国的旗，出于明显的外交上的理由，美国不敢在公海上公然冒犯之。托夫特同海军方面商谈了此事，海军彬彬有礼地说，他们无能为力，即使是用无标志的秘密船只去干也不行。空军也不想冒险去搞一次秘密轰炸，因为这一袭击来自何方对国际社会来说是不言自明的。不过托夫特到底还是说服了这两个军种在该艘货船北上之时保持对它的监视。一艘美国驱逐舰游弋在海平线之外跟踪这艘货船，并通过无线电向在东京的托夫特不断报告其位置。

托夫特明白，中央情报局总部授权他在“TP-披巾”行动上可动用100万美元而无须经过批准，这就说明华盛顿是十分认真对待此事的。在托夫特看来，一向手头很紧的中央情报局这次“慷慨解囊”，表明阻止这艘船“一定是一件先斩后奏类的行动”。

中央情报局东亚各站站长都聚集到东京托夫特这里，一起策划阻止该船的办法。那艘船一度像是要进入香港进行补给，香港站站长艾尔·考克斯从厚木基地领取了爆炸品以及其他特种设备赶回香港，用托夫特的话来说：“如果有必要的话，准备在英国当局鼻子底下搞一次破坏活动。”但是那艘船没有停，它继续北上。

托夫特知道时间紧迫。他能从远东空军那里弄到的，只是答应假如该船开进一个北朝鲜港口时轰炸这条船，尽管它挂着挪威旗。但这是不大可能的，因为联合国军控制着朝鲜之外的海域，如果该船停靠在“满洲”或华南某一个更合乎逻辑的目的地，远东空军就束手无策了。

托夫特扫视着地图，只发现了一个可能的截击点。他登上他的一架“民航运输队”飞机，飞往台湾去会见蒋介石。第二次世界大战初，他在滇缅公路打游击的日子里曾经会见过蒋介石。香港站站长艾尔·考克斯与托夫特同行。所幸，蒋介石仍记得托夫特。当这位美籍丹麦人间谍大王请他协助这一胆大妄为的阴谋时，他也毫不迟疑。他召来了中国国民党的海岸警卫司令王某，说：“托夫特先生要什么就给什么。”

不久，一队国民党炮艇载着艾尔·考克斯和其他中央情报局间谍出海了，他们在美国海军的通信导航下，在台湾正北截住了这艘货轮。在这场托夫特称之为“中央情报局指挥下极为周密的海盗行为”中，美国人一直待在甲板下面。台湾登船人员接过了货轮的指挥权，把挪威船员们单独囚禁起来，有条不紊地把货物转移到他们自己船上。托夫特让台湾人把这些医疗物资作为战利品搬走。关于那些护士、医生和其他医务人员的情况，他再也不曾听说过，也没有去考虑过他们的命运。现在，空空如也的货轮及其船员被允许继续航行，他们只知道是在公海上遭受了亚洲海盗的抢劫。“TP-披巾”行动大告成功。

在托夫特看来，“这一行动为整个中央情报局今后三至五年的预算提供了理由。由于使敌方的春季攻势推迟了三个月，此举拯救了大约7.5万个美国人的生命。等到中国人打来时，马修·李奇微将军已经有时间来组织他的炮兵阵地。中国人在发起进攻时，成千上万地被炮火横扫”。

托夫特退还了那100万美元。“我连一个子儿也用不着，蒋介石包办了一切。”若干年之后，他碰巧在曼哈顿一个航运界高级主管的私人午餐会机构“印度俱乐部”吃饭。两位海事律师正谈论着一项有关在远东发生的神秘事件的案例。他们谈论时，托夫特明白其中那条船正是他在1951年掠劫过的那条。他强忍住笑，一言不发。

汉斯·托夫特在亚洲以及其他间谍们在世界各地的赫赫功绩，给华盛顿带来了对中央情报局新的敬意。因此，朝鲜战争标志着中央情报局已经成长为美国政府中势力壮大的机构之一。不完全的统计数字表明了中央情报局在三年之内发展势头之猛。1949年，中央情报局的“政策协调局”（秘密活动的代名词）总共302人，预算470万美元，有7个国外站。至1952年，“政策协调局”的实力已增加到2 812名直接雇员，外加3 142名“海外合同人员”（这是一伙包括从隐蔽很深的间谍到走狗打手之类的大杂烩），预算8 200万美元，有47个国外站。

中央情报局发展的另一个因素要归功于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的飞扬跋扈和善弄权术。中国出兵干涉的辉煌胜利，使史密斯有机会甚至让麦克阿瑟无奈地接受了中情局在国家安全体制中的作用。在杜鲁门总统的支持下，1951年1月史密斯拜访了麦克阿瑟。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仍然是一个秘密，但是从那之后，麦克阿瑟再也没有干预过中央情报局在他辖区内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