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阿瑟的倒霉之处在于，他的公开言论给杜鲁门罢他的官提供了充分的根据，甚至不需要利用截听通信所得的材料。假如麦克阿瑟意识到华盛顿对于他的批评言辞十分敏感的话（他理应如此，尤其是在杜鲁门1950年12月6日给他下达封口令之后），那么他在1951年3月初开始的一系列公开言论完全是自取灭亡，好像是在试探他到底能走多远。嫉妒可能也是一个动机。麦克阿瑟在1950年12月曾发过牢骚说如果没有增援力量，他就无法守住朝鲜；但李奇微上任之后部队并未得到额外补充，然而却成功地向前推进了，这同麦克阿瑟在11月至12月所造成的灾难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一点就连外行也能看出来。

因此，麦克阿瑟开始中伤李奇微及其“拉锯战”。他对考特尼·惠特尼将军说：“只要中国进行战争的能力仍然不受打击，那么靠在朝鲜杀死中国人，不管杀死多少，也无法停止红色中国在亚洲的侵略。”他好像不能理解李奇微的战略是要建立并坚守住一条防御战线，以此作为结束战争的谈判的第一步。他毫不理会华盛顿反复申明的“政策业已确定”的说法，却多次要求“在最高国际级别上”做出下一步应该如何行事的决定。

1951年3月15日，亦即杜鲁门在给媒体的声明中对越过三八线有意含糊其词的那一天，麦克阿瑟把他的批评意见扩大到了他私下的小圈子之外。他在向美联社社长休·贝利发表的一项声明中批评说，停止第8集团军向三八线挺进的做法，损害了“我们完成统一朝鲜的使命”。艾奇逊评论说：“他已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告知，这不是他的任务。”

九天之后，麦克阿瑟又进行了新的表演，艾奇逊称之为“对政府行动的一个重大破坏”。第8集团军成功挺进并几乎打到三八线附近，这使政府相信，要进行一次新的和平努力，此乃吉日良辰。战前态势实际上已经恢复，第8集团军在实力上同中国人和北朝鲜人几乎旗鼓相当，现在联合国可以以平等的地位进行讨价还价了。杜鲁门认为：“现在即便是为了他们的利益（其程度至少同我们一样）也该停止战斗了。”

但是应当向中国人提出什么样的条件呢？有关的讨论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一项可供总统发表的公开声明；二是一项秘密共识，即美国在谈判中将接受什么或可以讨论什么。在政治上，美国政府希望其和平行动得到盟国与中立国的支持。在军事上，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1950年12月以来第8集团军处境的改善，可使美国进行更强硬的讨价还价。但是，在乔治·马歇尔暂时生病期间代理国防部长的罗伯特·洛维特对此并不完全赞成。他在向艾奇逊转发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更强硬的讨价还价”的备忘录时，表示“总的同意”，但又补充说，如能把台湾问题和北京进入联合国的问题也囊括到正在考虑的解决条件中去将是“适宜的”。（人们应记得，在12月时，中国曾坚持把上述问题列入谈判议题，却遭到美国的拒绝。一个月后联合国推动和平谈判时，艾奇逊并不反对把它们作为谈判议题的一部分，尽管他明确表示美国不会同意任何一点。有鉴于此，中国人拒绝了联合国的和谈方案。中国人的行为使艾奇逊确信北京还不准备进行谈判。）

1951年3月19日，艾奇逊·马歇尔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聚在一起审查所提出的公开声明草稿。他们决定通知麦克阿瑟关于这份即将发表的总统声明，并请他提出意见。杜鲁门正在佛罗里达基韦斯特的小白宫度假，他批准了这一声明。3月20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向麦克阿瑟发去一份电报：

国务院正草拟一项总统声明，要点如下：联合国已肃清了南朝鲜大部分地区的侵略者，现在准备讨论解决朝鲜问题的条件。联合国认为，在大军向三八线以北挺进以前，应进一步做外交上的努力，以便取得和解。这就需要时间来判断外交上的反应，并等待新的谈判的发展。鉴于三八线并没有军事意义，国务院已向参谋长联席会议询问，你应有什么样的授权才能在以后几星期内取得充分的行动自由，以便保证联合国部队的安全并与敌人保持接触。希望你提出建议。

麦克阿瑟3月21日的回电，实际上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要他提出建议的要求不予理睬。他再次抱怨对他部队的限制，“使其根本无法去扫清北朝鲜，或者不能做出可观的努力来达到这一目的”。他说他现有的指令很适合当时的局面。

随后几天中，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员们又仔细推敲了拟议的总统声明，并同那些在朝鲜派有部队的国家其驻华盛顿的使节们审查了这项声明。声明没有做出让步，也没有理睬中共以前作为会谈准则而提出的那些条件，但是它的确提出了一些不受约束的外交辞令：“联军指挥部准备着手做出安排，以终止并保证不再发生战斗……其中包括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它还间接表示愿意讨论北京提出过的那些问题：“迅速解决朝鲜问题，将大大地减轻远东国际紧张局势，也将开辟途径，以便按照联合国宪章中所规定的和平解决争端的程序来考虑这一地区的其他问题。……”从外交上讲，这些话对于谈判来说是完美开端的第一步。它并没有事先做出让步，但确实为实际谈判中的让步提供了可能。

杜鲁门评论说：“这一声明的用意是：一项不带任何威胁或谴责、表达我们和平解决意愿的建议，也许会得到良好的反应。”

三天之后，正当国务院同其他国家政府商谈声明文稿时，麦克阿瑟自己向敌方发出了和谈呼吁，给总统来了个釜底抽薪。“要是他是存心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项研究报告说，“这位联合国军司令官简直再找不到比这更有效的办法来激怒总统了。”

尽管麦克阿瑟后来佯作无辜地把他的声明说成是一项“例行公报”，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他完全清楚，以中国人的自尊心，他们会把他的“和平倡议”理解为鼓动继续进行战争，而不是结束战争。麦克阿瑟的声明事先未送参谋长联席会议审查，又不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打招呼，就捅给了报界。

麦克阿瑟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被过分夸大了。他说：“即使在联合国部队的活动目前受到限制，而且相应的军事优势属于红色中国的条件之下，事实还是表明，它靠武力是完全不能完成对朝鲜的征服的。”（麦克阿瑟在过去几个月里对参谋长联席会议反复说的却是另一回事。）他向中国人提出的是一项最后通牒，而不是谈判：

敌方……现在一定已经痛苦地认识到，如果联合国决定不再施行它把战争局限在朝鲜的宽容做法，而把我们的军事行动扩展到其沿海地区和内陆基地，那么红色中国就注定有立即发生军事崩溃的危险。……

然而，在我作为军事司令官的权限之内，毋庸赘言的是，我准备随时和敌军总司令在战场上举行会谈，诚挚地努力寻求任何军事手段，以此将有可能实现联合国在朝鲜的政治目标而无须继续流血。联合国的这一目标是任何国家都没有理由反对的。

正如人们所料，麦克阿瑟后来否认了任何失措之举。他被免职之后在参院听证会上回答询问时说：“我所发布的公告只不过是每个战地司令官任何时候都可以发布的那种公告，通过这一公告，可以同对方总司令协商，寻求结束双方敌对行动的途径。”但是他不知道即将向联合国盟国分发的那份国务院倡议吗？“是的，我收到了那样一份电报。但是无论如何，它同我的声明毫无关系……我在3月24日发表的声明中，看不出有什么异乎寻常、旁门左道或是不妥当的地方。”

在证词中，麦克阿瑟没有搞躲躲闪闪——他是彻头彻尾地撒谎。这一年晚些时候，麦克阿瑟在对美国退伍军团的一次友好集会讲话时自夸说，他揭露了美国历史上“最不光彩的阴谋”之一。他把艾奇逊的和平行动看成是一次出卖，是一项能结束战争而没有胜利的政治行动，并会给美国和南朝鲜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副官考特尼·惠特尼看来，提出讨论台湾地位和北京在联合国席位问题的洛维特备忘录，证明了“一种邪恶因素正在发挥作用……一个已经深入政府高层集团的阴谋计划”。但是说来奇怪，记载表明，直至3月30日，即麦克阿瑟的声明打乱了和平倡议的六天之后，麦克阿瑟甚至根本未被告知这一转变。另一些忠于麦克阿瑟的人有他们自己“马后炮”式的解释。威洛比将军提出一个不太靠谱的论点：麦克阿瑟实际上是在用“巧妙的心理战”来补充华盛顿的和平倡议，旨在“支持即将在联合国内发动的和平攻势”。麦克阿瑟在他的回忆录中却另有高论，他力图把他的声明说成是一项“军事行动”。他是以“一名司令官的权力”发表这一声明的，而且表示的是“一位战区司令官的局部观点”。

不论理由如何，麦克阿瑟的这次挑战已经是够过分的了。用国防部长马歇尔的话来说，他的声明——

给我们的盟国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局面，使他们对我们如何行事完全摸不着头脑：总统拿出一样东西来提请他们注意，并调整他们的行动以取得一致行动。但这一过程还未做完，战地司令官又提出来一个建议，使总统处理事态的努力付诸东流。我尤其认为，它造成了政府的领导能力失信于人。

在杜鲁门看来，由谁来主管美国对外政策这个问题，远比麦克阿瑟的“檄文”（挪威大使向国务院询问美国人在搞什么名堂时所用的词）所引起的这场外交风波更为重要。“更为重要的是，麦克阿瑟将军再次公然违抗三军总司令，即美国总统的政策。”

有关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电报已经使麦克阿瑟的罢官不可避免。而现在，哈里·杜鲁门有了一个可以公开利用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