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和谈中一些更为老谋深算的讨价还价开始了。共产党方面立刻就离开了早先的立场，同时也力图攫取新的好处。但是重开谈判后，最为重要的第一步是共产党不再坚持把三八线作为停战线。在10月25日恢复会谈后，联合国军重申了它的提议：根据接触线建立一个非军事区。共产党方面在第二天拒绝了联合国军的提议，但是第一次提出了反建议，拿出了他们的一条停战线，这与联合国军曾表示可以接受的停战线相去不远。共产党的计划要求联合国军让出一大片有利地形，以换取毫无价值的瓮津半岛和延安半岛的地域。但李奇微和乔伊都认为，这项建议是使谈判走出死胡同的一个机会。

在以后的几天里，主要的问题是关于开城这个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古都的控制权问题。正如李奇微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电报所说：“在亚洲看来，由联合国军控制开城或使之非军事化是对共产党威望的损毁，并且可以提高我们自己的威望。……”由于开城位于通往南部几十英里外的汉城的主要进攻路线上，因而李奇微希望或是由联合国军控制之，或是使之成为中立区。他在1951年仲夏时节几乎就要夺取开城，他确实已经让几个营兵临城下，但却引而未发，因为他考虑到如果把它作为停战谈判的地点，就应使其中立。现在，李奇微不打算把开城拱手让人了。

李奇微对开城如此看重，以致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得不再次告诫他，不要使自己陷入无法妥协的谈判地位。正如李奇微在布雷德利将军秋季访问时对他所说，他打算就军事分界线问题向共产党方面提出一项“最后建议”。李奇微总觉得参谋长联席会议是支持他的。他在10月28日的一份电报中说：“除了让第8集团军继续推进方面的考虑，我不打算改变我们所提出的关于非军事区的建议。”参谋长们立即在一份由杜鲁门总统批准的电报中警告他说，谁也没有批准联合国军目前的提议是“最后的”，并且强调说，只要对与共产党方面达成协议是有必要的，他就应该愿意做出一些小的调整。参谋长联席会议确实认识到，要一位战地司令官让出“苦战得来的地盘”是十分困难的；但是他们也注意到，公众反对在开城问题上中断谈判的情绪日益高涨。比方说，《纽约时报》在11月11日振振有词地问道，为什么在“大问题”上已经达成协议的时候，代表们还要在“看来是无关痛痒的问题上出尔反尔呢？”《纽约时报》不理解李奇微为什么坚持要得到一条可以防御的和平线，因此这篇社论使人产生了误解。但是，这也表明公众急欲进行妥协并结束战争。在公众看来，共产党方面已经同意基本上沿战线停止战争，这正是联合国所孜孜以求的；现在，美国的谈判者应解决具体问题，并签署和约。

在西欧国家瞻前顾后的情况下，另一个更为紧迫的因素是苏联的举棋不定。苏联人对美国国会10月拨款70亿美元用于向友好国家提供技术和军事援助，主要是为加强北约成员国一事感到震惊。几天以后，北约投票接纳希腊和土耳其为其成员，这是北约的责任和实力区域的一项重大扩展。苏联人没有保持沉默。他们在10月爆炸了第二颗和第三颗原子弹，并宣布实施一项雄心勃勃的核计划。约瑟夫·斯大林公开保证与中国的友谊，并且发表了一份北朝鲜首相金日成对苏联援助表示感谢的电报。艾伦·柯克作为卸任的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在最后拜见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维辛斯基时受到了令人沮丧的接待。维辛斯基在回答一个直率的问题时说，苏联人不会向在朝鲜的共产党谈判者施加压力，要他们修改谈判立场。

苏联人的打算，显然是对盟国决心的挑战。国会可以批准拨款，但北约的成员会花这笔钱吗？苏联人11月6日在巴黎开幕的联大会议上采取了攻势。（联合国在成立的头几年里，每年轮流在主要成员国召开大会，尽管它在纽约保留永久性会址。）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带来了一箩筐的污言秽语，打算威吓与苏联毗邻的国家。他希望北约解体；他希望联合国禁止核武器（这一行动将剥夺西欧防卫苏联进攻唯一有意义的手段）；他希望召开一个包括中国的世界“和平会议”（而不顾中国在法律意义上正与联合国交战的事实）；最后，他要求沿三八线实现朝鲜停战，并在三个月内撤退所有外国的和“志愿的”军队。

姑且不谈维辛斯基大放厥词中的宣传性质，但是它确实给美国造成了严峻的政治问题。美国与联合王国的关系在保守党政府上台和温斯顿·丘吉尔任首相以来有了显著改善。尽管如此，艾奇逊对于能否保住欧洲对朝鲜战争的支持仍然没有把握。尽管北约14个成员国中11个国家有军队在那里作战，但欧洲人更担心他们自己的边界，而不是遥远的亚洲战场。

然而，艾奇逊的确成功地获得了英国新政府的一项重大承诺。11月初，艾奇逊在美国驻巴黎大使馆的一次会议上，对现任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说，他“非常坦率地”认为，中国人不会接受关于他们是否遵守停战条款的任何核查。在停战遭到破坏的情况下，艾奇逊希望以“毫不含糊的语言”使中国人知道，美国的反应“将不会受到限制”。他谈及了轰炸中国的军事基地（“不一定局限于鸭绿江另一侧的空军基地”）和封锁中国大陆。当天晚上，艾登把这些经过仔细考虑的“严厉行动”报告了丘吉尔首相。英国人对艾奇逊只是部分地支持。他们将支持轰炸，只要求事先进行磋商。但是也许丘吉尔时刻不忘香港作为一块沿海飞地的脆弱地位，因而他将不支持进行海军封锁。尽管如此，英国对轰炸问题的支持鼓舞了艾奇逊，他便着手实施一项条件不容乐观的停战协定。

李奇微实际上曾被告知过联合国军不容更改的立场：停火必须与划定军事分界线同时进行。而现在美国（也就是艾奇逊）却在从这一立场后退。11月6日联大会议开幕这天，李奇微奉命“原则上”接受沿战线划定的军事分界线，并提议讨论其他问题。如果共产党人断然拒绝这一建议，李奇微还要做出进一步的让步，也就是按共产党方面仍然要求的那样：他们如果接受前线的一条军事分界线，李奇微就要同意重返开城进行谈判。但参谋长联席会议附加了一条关键性的事先说明。由于地面部队在原地保持不动，联合国军将不再拥有其宝贵的海空优势。因此，接受沿前线停火就必须有一个时间上的限制，以完成议程上的所有事项。如果在最后期限内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军事分界线将会面临着修正。

共产党方面认识到他们现在具有宣传上的优势，因而很快着手采取行动，设法使联合国在政治上处于难以立足的境地。11月7日，他们提议立即停止战斗，所有军队撤退2公里，监察组在当天前往战场，按地图核查接触线。这项提议尽管表面看来颇有吸引力，但却潜藏着巨大的麻烦。任何一方都可以否决另一方就分界线提出的任何调整，没有切实可行的机制来解决在这类修改问题上出现的分歧。李奇微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说，共产党方面谋求的是一种“事实上的停火”，他打算毫不动摇地坚持联合国军在会谈开始时确定的原则：停战生效之日的接触线，就应该是军事分界线。否则的话，共产党可以利用战斗间隙的有利条件，在第8集团军当面加固阵地，运进人员和补给以发动新的攻击，而没有任何美国空中攻击之虞。李奇微坚持认为，如果共产党方面的确希望和平，就应迫使他们接受整套方案，而不仅仅是具有紧迫军事价值的几项要点。没有设立共同监察组，将使联合国军在突然袭击面前猝不及防。

美国的外交官们发现，盟国的大使们在开城问题上摇摆不定。荷兰的冯·罗杰认为，联合国军“过分强调开城的去留问题，而且继续进行战斗……实际上是不必要的”。英国人和南非人也有所保留，他们实际上在说，划分任何界线都意味着减少战斗。但是国务院的约翰·希克森却为李奇微的观点辩护。降低战斗水平尽管乍一看来颇为诱人，但也会减少对共产党的谈判压力。如果共产党表现出意向，在接受停战线之后马上着手解决所有的问题，形势就会不同。但他们没有表现出这种意向。希克森说，如果立即确定实际分界线，“就几乎不可能保持部队的士气”，无论联合国军未来如何推进，在战争最终结束时也将不得不让出已经得到的东西。自6月份开始谈判以来，敌方大约10个师“已经损耗殆尽”，而且如果要使谈判成功，就必须让他们无法站稳脚跟。

但是，盟国的忐忑不安却使杜鲁门政府面临着一个明显的抉择：要么支持它在战场上的司令官李奇微，要么对烦躁不安的欧洲国家的大使们做出让步。李奇微失败了，政府给他来了个釜底抽薪，这既不是头一遭，亦非最后一次。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11月9日给李奇微打电报说：“此间认为，在选择能够满足我们主要要求的分界线时，我们早先对那些指导性原则表示了同意，这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他们也担心，共产党方面已经做出了被认为是重大的让步，如果遭到拒绝，他们可能会重新回到原来的要求，即把三八线作为分界线。

李奇微表示反对。他在一份电报中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了11月10日一次停战谈判的情况，他说，共产党人居然如此盛气凌人，他们对联合国军的代表们“粗暴无礼”、出言不逊。一名共产党军官说第8集团军副参谋长亨利·霍德斯少将是“王八蛋”，这在汉语里是一个非常有侮辱性的词语。另一名中国军官在不无轻蔑地提及海军上将乔伊时，说他是“那个老代表……我忘了他叫什么”。李奇微恳求给一点回旋的余地。为什么要强迫他向一个公开侮辱他的军官的对手做出让步？他希望美国的立场中“多一点钢铁少一点丝绸”。由于艾奇逊在这场辩论中的支配性作用，参谋长联席会议只有担忧，而没有真正的选择余地。11月13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李奇微接受以目前的接触线为分界线，并约定如果其他问题在一个月内得不到解决，分界线就要重新谈判；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停火，地面行动仍要继续进行。这份电报得到了杜鲁门总统的批准。

谈判战略的突然转变使李奇微大为愤怒，他的回答既坚定有力又措辞尖刻。“过早地接受”目前的战线而不顾以后的任何调整，“一定会不可避免地推迟取得一致意见和实现体面停战的可能性”。李奇微在回顾了以往所放弃的立场之后，以麦克阿瑟式的语调说：

我认为，向共产党方面宣布你们所指示的立场，很有可能会加强共产党的不妥协立场，并削弱我们以后在每一个实质性问题上的立场。在亲身经历了这一发展变化的形势之后，我有一种内在的强烈信念，这种信念毫无疑问是基于朝鲜形势与世界形势的对比，那就是：多一点钢铁少一点丝绸，多一点美国对我们立场中不可撼动的逻辑直率的坚持，就会达到我们为之光荣奋斗的目标。

相反，我认为，你们所指定的方向将一步步导致牺牲我们的基本原则，摒弃如此之多英勇无畏的人们为之献身的事业。我们正站在一个严峻的关头。如果我们立场坚定，就将收获良多；如果退却让步，就会一无所有。我以我的全部良知，呼吁我们要立场坚定。

然而，李奇微的呼吁未受重视。杜鲁门政府再次屈从于国际压力，并把其他地方扬言可能发生的事件置于朝鲜战争的紧迫性之上。11月14日，在一份经总统批准的命令中（但奇怪的是，命令的正文并未说明），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李奇微接受共产党的提议，在停战的其他问题上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为一个月。

华盛顿的决定使李奇微感到痛心。他觉得自己处在一个打牌人的境地，他必须不断地征得别人的同意去打自己手里的牌。海军上将乔伊则与共产党面对面地打交道，熟知他们谈判立场中的细微差别。李奇微不能把一个“最后立场”放在谈判桌上，然后对之表示支持。乔伊对这一苦楚深有感触，正如他在关于停战的回忆录中所写：“代表团，甚至是李奇微将军，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华盛顿又会发出一道命令，把我们获得一项体面、稳定的停战协定的基本目标又改变了。”乔伊写道：

在此种情况下，要形成健全的计划，令人信服地提出见解，表现出无懈可击的坚定立场和最终言行，都是极为困难的。

在我们看来，美国政府没有确切地了解它在朝鲜的政治目标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结果，联合国军代表团总是瞻前顾后，生怕一道新的命令又来自远方，而这一命令要求采取的行动与目前的做法大相径庭。

若干年后，陆军参谋长劳顿·柯林斯将军承认，李奇微有足够的理由来抱怨。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给李奇微的指令经常是“犹豫不定”的，显得“缺乏坚定性”，这当然让李奇微和联合国军代表团感到苦恼。柯林斯写道：“我必须承认，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于我们跟国务院和那些对美国人民负有更直接的政治责任的文职领导人所进行的磋商，偶尔也会有此同感。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不能保证李奇微将军或者我们自己赞成的军事行动都能成功。”

李奇微这位忠实的士兵执行了命令，尽管不很情愿。11月17日，他的谈判代表对共产党方面说，联合国军将同意把目前的接触线作为分界线，条件是在一个月内解决其他问题。共产党方面感到他们占了上风，因而对此表示异议。他们坚持说，即便超过了一个月的期限，分界线也不能修改，直至议程上的所有其他问题都得到解决。根据指令，联合国军代表团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开始按野战地图核查接触线。

李奇微在其他问题上也感到失望。在他应该要求以何种停战后的核查方法来对付共产党的问题上，他整个秋季都在试图说服参谋长联席会议制订一个坚定的立场。李奇微三番五次地警告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说，中国人将利用这一间歇加强其部队。他希望以三种方式进行核查：在朝鲜全境的进口海港和交通枢纽设立联合观察组，他们可以在交通线上自由行动；在朝鲜全境联合进行空中观察和空中摄影侦察；联合观察非军事区。作为最终立场，他可以放弃空中观察。他在11月13日要求立即就此做出决断。他在一份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电报中指出，经验使他认识到，除非联合国军的谈判代表能够对“坚定的国家政策”充满信心，否则他们将处于不利地位。共产党方面一见到联合国军的代表稍有摇摆不定，就会变得咄咄逼人。李奇微恳求无论如何也要做出决断，如果华盛顿不支持他的立场，“我请求尽快地告诉我，在这个将作为最终让步来接受的问题上，应该持何种立场。……”

参谋长联席会议11月16日通知李奇微说，尽管地面和空中观察都是可取的，但都不值得因此中断谈判，这使李奇微大失所望。李奇微抗议说，联合国军代表团一直奉命采取一种对共产党方面“更为有利的”立场，甚至超过共产党自己的建议。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份电报还说，“美国无期限地拴在朝鲜”，这不符合美国的“军事利益”。李奇微对这种语言也感到震惊，他说，在停战后18个月内以任何方式撤出朝鲜，其结果都会对美国在远东的地位造成“无法计量的损失”，而且等于背叛朝鲜人民。

参谋长联席会议在一连串和解性的电报中试图使李奇微放心，它没有打算“立即撤军”，尽管军事和外交的现实也许会导致美国部队“分阶段地撤退”，但参谋长联席会议保证不会突然抛弃韩国人。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再次强调了他们的主要观点：他们不希望谈判因核查问题而中断。

正如李奇微所预料的那样，当谈判代表们试图在地图上划定一条分界线的时候，他们与共产党方面在特定地段的控制权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有一次，双方都声称控制了朝鲜中部的一个高地。亨利·霍德斯将军确有把握地认为联合国军的部队占据着有争议的高地，他安排那里的美国指挥官与联合国军的“核查组”通了电话。是的，美国指挥官回答说，他的部队控制着高地。联合国军的一位翻译无意中听到一位中国谈判代表低声对一位参谋官说：“不要紧，今晚就会成为我们的。”那支联合国部队接到了要受到攻击的警告。尽管如此，中国人还是夺取了高地。

及至11月27日，分界线终告建立。协议指出，双方均接受将接触线作为军事分界线的原则，并且在停战协定完成之后，双方将后撤2公里，以建立一个非军事区。如果在30天内停战协定得以签署，联合国军和共产党的参谋军官已确定的接触线就应成为分界线，而不考虑在此期间战局所造成的变化。李奇微明确指出，他的部队在30天内将继续战斗。

现在可以设想，战争将在30天内结束。尽管有违李奇微的意愿，但这件事很快就在美军士兵中不胫而走。这一错误显然跟第8集团军司令官詹姆斯·范佛里特将军用词不确切有关。范佛里特在给各军团司令的命令中说，尽管他的部队应该意识到敌对行动将继续进行，但第8集团军应该“明确展示其愿意达成协议的意愿”。这一命令传到连一级时，有人对记者说起了这件事，美联社发出一篇文章说：“西线的联合国部队今天奉命停止所有针对共产党进攻的火力，并且只是在自卫时才开火。”消息接着说，这一命令“是在联合国军和共产党的谈判代表就一项临时停火线达成协议约24小时之后发出的”。

这条消息并不属实，它给人们的印象正是李奇微所担忧的：就军事分界线达成协议便意味着战斗结束。电报在华盛顿、东京、罗马（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将军正在那里访问）和正在基韦斯特度假的杜鲁门之间川流不息。参谋长联席会议承认“此间对此迷惑不解和情绪激动”，并询问李奇微是否他或范佛里特“有可能引发了这些报道”。两人都否认对此负有责任。（第8集团军后来找到了对此显然负有责任的一位连长，他无意识地对一位美联社记者谈起了他刚接到的命令。）

这条新闻报道以及部队对此的反应，有力地支持了李奇微对政府谈判策略表示反对的论点。杜鲁门参照迪安·艾奇逊和其他顾问们的意见否定了李奇微的这些论点，因此杜鲁门的反应是恼羞成怒，他攻击新闻界，而不谈他的政府含糊不清、令人困惑的谈判技巧所造成的无可挽回的局势。“我希望现在每个人都明白，朝鲜并未实现停火，而且在停战签字以前也不会停火，”杜鲁门说，“任何过早的斗志涣散，从长远来看都会增加美国不必要的伤亡。”

这样，政府和联合国军现在只能拭目以待，看看让步是否能带来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