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期间，敌方几乎没有表现出有兴趣来讨论战俘的处置。这个问题引发了国际法与人道主义之间不同要求的冲突。就此而言，对这样一位热衷于不停提出节外生枝的新问题，以此来拖延谈判的对手来说，这显然是正中下怀。

用一句也许过于简单的话来说，这个问题就是：在停战之后，什么样的战俘应当在什么环境下释放给什么人。从表面上看，国际法是很清楚的：1949年《日内瓦公约》第118条（美国立刻就签署了，但是一直到1951年中才批准）说得很明白：“交战停止后，战俘当毫无拖延地遣返回国。”这一条款旨在直接防止重新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很久，共产党还把成千上万的战俘羁留在劳改营中的这种情况。这一条款的起草者并未预见到大量战俘可能不愿意被遣返回国这一情形。朝鲜战争开始后不久，三个主要交战国，即美国和两个朝鲜政府都宣称他们将恪守《日内瓦公约》。实际上，在战争头几个月中，两个朝鲜政权都经常违反对待战俘的规定。南朝鲜人照例射杀北朝鲜战俘，而不愿自找麻烦来照应他们；北朝鲜人也如法炮制，他们捆绑并杀死大批美国士兵。北朝鲜人还把《日内瓦公约》关于交换战俘名单的明文规定置于不顾，只提供了110名联合国军人的姓名，而他们的战俘营里关押着超过6.5万名联合国军战俘。

先不谈这些法律问题。联合国军扣押的大量“共产党”战俘以前都是韩国士兵或中国国民党士兵，他们被迫加入北朝鲜军队服役。此外，成千上万的中共士兵对盟军审讯人员说，他们希望去台湾，而不是回中国。强行遣返这些士兵回国，意味着他们可能会沦为奴役，甚至死亡。一个必然的问题是：在战争的头几个星期，几千名南朝鲜老百姓被北朝鲜军抓去强迫当劳工。从法律意义上讲，这些老百姓不是战俘，但是他们身陷囹圄，不可忽视。

大体说来，自1951年11月，共产党开始第一次表示有兴趣讨论战俘问题时，联合国军面临的复杂形势就是如上所述。

1951年初，参谋长联席会议和联合国军司令部曾讨论过对待这一问题的许多办法。从一开始起，具有吸引力的一个主意就是“依法办事”，让战俘们选择他们愿意被遣返的地方。这一主意是陆军心理战首脑罗伯特·A.麦克卢尔准将提出来的。在7月5日致劳顿·柯林斯将军的一份备忘录中，麦克卢尔提议，把那些原是国民党人，以及那些害怕因投降而受共产党惩罚的中国战俘送到台湾去。台湾在法律上还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共产党政府所强烈坚持的立场），这一计策可以保证美国至少在法律意义上是遵守《日内瓦公约》的，也可以避免强行把战俘送往一个他们所不愿居住的国家或地区去。麦克卢尔甚至觉得，一些中国战俘会愿意被秘密地送往大陆登陆，然后回到自己的家园或国民党游击队占领区去。

然而李奇微认为这是“不现实的办法”。他赞成一对一地交换战俘，这将意味着在共产党手中的联合国军战俘将更早地交还。这一计划会给联合国军带来很大的数量优势，因为它关押的战俘远比共产党关押的要多。李奇微将先甄别，然后向韩国政府释放被联合国军关押的大约4万名南朝鲜人，其中大多数人是被迫加入北朝鲜军队的。在一对一的交换之后，仍被关押的战俘将自行选择他们的去向。但是一旦正式的和平协议签订之后，除了交还所有共产党战俘外，李奇微将别无选择。其他的做法（即使动机是人道主义的）都会开创违反《日内瓦公约》的危险先例，可想而知在今后的战争中将阻止美国战俘的遣返。

差不多整个秋天，辩论继续在华盛顿进行，参与的各方（参谋长联席会议、洛维特、艾奇逊）立场频繁变化。参谋长联席会议最初认为，如果联合国为那些不愿返回中国或北朝鲜的共产党士兵提供了庇护所，这有可能是宣传上的一大成功。但是他们也承认，把战俘当成“意识形态斗争”的一部分会使共产党方面中断会谈，并拒绝交还联合国军战俘。迪安·艾奇逊采取了合乎法律的观点，他呼吁“恪守《日内瓦公约》的条款”。洛维特希望进行全体对全体的交换，以避免“同我们自己战俘的福祉讨价还价”。

1951年10月29日，杜鲁门总统也加入了讨论。他对于和谈缺乏进展已感到越来越不耐烦，他认为，联合国的谈判者们在战俘问题上必须立场坚定，尽管存在着履行国际法的义务。由于双方关押的战俘人数悬殊，全体对全体的交换是不公平的。如果把那些“自愿向联合国军投降”的战俘交还给共产党，他们会“立即完蛋”。无论情况如何复杂，杜鲁门都不接受全体对全体的交换，除非联合国军得到“某种重要让步”，而且这种让步以其他方式无法得到。他的立场已于11月底作为美国官方谈判立场传达给李奇微将军。

美国调查人员立即对战争爆发前居住在三八线以南的战俘进行了审查，在几天之内判明37 000人是被拘留的平民，并把他们安置在单独的营房里。在会议桌上，联合国军提出，在释放战俘之前，先由交战国组成的“联合小组”对所有战俘进行甄别，那些不愿被交换的战俘将继续留在俘获一方的控制之下。但是李奇微仍然不相信共产党会接受除了“全体对全体的交换”外的任何交换。他认为，敌方“根本不可能”同意“由个人选择”的交换，这很可能会引起共产党战俘的大规模变节。他把“全体对全体的交换看成是最后的立场，其中也包括强迫交换那些不愿回到共产党控制下去的战俘”。

共产党很快就证实了李奇微的预言。12月9日，他们的谈判人员坚持，停战签字后，双方应立即释放全部战俘。在要求得到联合国军战俘名单的催逼之下，共产党在12月18日申报关押了4 417名联合国军战俘（其中3 198名是美国人），以及7 142名韩国战俘，总共11 559名。联合国军谈判人员认为这些数字不可信。战争最初几个月，共产党电台曾报道俘虏了65 000人。美国情报界估计，这一名单只包括了实际被扣押的美国战俘人数的一半左右。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告诉李奇微，不要对新闻界透露任何关于名单的消息，“以免激起这里（美国）的感情风波，并避免出现任何一方都无法后退的局面”。

相反地，联合国军的名单中包括了132 474个名字——95 531名北朝鲜人，20 700名中国人，还有16 243名原韩国人，他们先是被俘虏，然后被迫加入敌军。（另外37 000多名原韩国人如前所述，已接受甄别并重新归类。）

共产党在被迫解释早先宣布的俘虏数字与正式名单不一致时，提出了各式各样的理由：许多战俘因病或因战俘营遭到轰炸而死亡；另外一些战俘已在前线释放，他们愿意回家而不愿再去打仗。联合国军对这些说法不予置信，把共产党的名单称作是“欺诈和不诚实的”，并对释放13万名共军战俘以交换不到12 000名联合国军士兵这一前景大为愤怒。共产党的回答是要求释放37 000名“重新归类”的韩国人，这些人曾经加入过他们的军队。共产党谈判人员争辩说，释放战俘不应当是一种“奴隶贸易”；联合国军是想把一部分战俘移交给在大韩民国的“可靠朋友”，把另一部分移交给在台湾的“另一位朋友”。

对李奇微将军来说，1952年1月是这场战争中最令人沮丧的几个月份之一。共产党显然不想在遣返战俘问题上讨价还价，他们希望他们的每一个士兵都返回，而不论其原来国籍如何，并且不准备讨论其他的变通办法。李承晚总统由于和平在望，更为有力地坚持自己的主张——从1950年中以来，李承晚在战争中根本没有起过决策作用——他对穆乔大使说，他并不反对吸收那些不愿回去的北朝鲜战俘，但是他希望能把大批的中国人送回去，他不想让他们遥遥无期地待在韩国“只是白吃饭”。蒋介石对于接纳中国战俘到台湾也没有热情，虽然他批准他们可以选择不回到共产党控制之下去。蒋介石显然不愿冒险把成千上万名忠诚难保的士兵纳入他的武装力量中。

对李奇微来说，更苦恼的事情是，在美国反对强行遣返的“坚定”立场中，出现了进一步妥协的迹象。1952年1月15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告诉他，经杜鲁门总统批准的美国“最后”立场是，“只要不要求进行强行遣返战俘”，联合国军将同意进行全体对全体的交换。但是在把这一立场拿到谈判桌上去之前，联合国军谈判人员必须确定已经排除了其他所有可能性。参谋长联席会议警告说，如果以失去将近3 000名联合国军战俘，来换取“我们手中的数量不明的共产党战俘的幸福”，“我们面临的压力可能还会增加”；在此情况下，可能有必要进一步改变谈判策略。李奇微可以体会到其言外之意：杜鲁门政府——也就是总统和迪安·艾奇逊——是如此急于从战争中脱身，只要共产党继续不妥协，美国就会一步步地放弃其谈判目标。李奇微实际上是在哀求尽量不要公开谈判情况。每次只要共产党在报纸上看到“华盛顿决策高层”进行了讨论的报道，他们总是毫无例外地等待着进一步的让步。李奇微希望不要再有来自华盛顿的所谓“据权威人士推测”的说法。

但是在哈里·杜鲁门看来，和平的主要障碍并不在板门店，而在莫斯科。总统在他1952年1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他曾考虑要给苏联“一份限期10天的最后通牒”，除非苏联人敦促中国人达成和解，否则美国将轰炸“满洲”的军事基地、封锁中国，如果有必要的话将同苏联打一场“全面战争”。杜鲁门还同助手们讨论了如果中国人违反任何停战协议时使用原子武器的可能性。

各种证据有力地证明了杜鲁门的看法：苏联人不想让会谈取得进展。1952年2月初，谈判人员讨论了如何组成拟议中的“中立”机构的问题——该中立机构将保障停战不遭到破坏。联合国军通过国务院提议挪威、瑞典和瑞士三国，并征得了该三国的同意。共产党在提议把该机构命名为“中立国监督委员会”之后，提名了苏联及其两个卫星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代表团还若无其事地补充说：“如果苏联不能被提名为中立国，那么世界上就根本没有中立国了。”海军上将特纳·乔伊怒不可遏地叫喊说：

共产党军队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的枪炮、飞机、坦克、水雷、弹药、燃料、卡车和军事顾问都来自苏联。当我的高级联络官在开城第一次同共产党进行接触时，曾在配有俄国机枪的哨所被扣留，并乘坐一辆俄国吉普车被送往会晤地点，他们甚至还送给他一瓶伏特加。

但是令乔伊大为惊讶的是，联合国军代表团接到指令反对苏联担任委员会成员，并不是出于它在战争中支持北朝鲜这一理由，而是因为这两个国家有着共同的边界线。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李奇微说，宣布联合国军认为苏联不是中立国，这是“不妥当的”，因为苏联参战的证据“将很难证实”。李奇微在答复中抱怨说，华盛顿不愿说明把苏联排除在委员会之外的真正理由，这将使共产党方面能够任意地进行赞美苏联的宣传说教，而使他无法加以驳斥。使乔伊委屈的是，共产党一次又一次奚落他的代表团：“你们为什么拿不出正当的理由来反对伟大的、热爱和平的苏联作为中立国的一员？你们拿不出理由来，因为你们没有理由。你们无法否认苏联在朝鲜冲突中是真正的中立国。”甚至经过多年反思之后，乔伊还是“不能理解如此怯懦的原因究竟何在。……”在他看来，共产党坚持要接受苏联人作为“中立国”是在耍“障眼法”，意在转移对其他事务的注意力，并迫使联合国军做出让步。乔伊和其他官员还不想让苏联观察员在检查运进南朝鲜的物资时，窃取美国设备的技术秘密。乔伊说：“任何国家要是把它最关键的军事机密暴露在敌人眼前，这完全是匪夷所思。”但是共产党坚持一定要如此，于是一无所获的讨价还价又延续了好几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