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选时，一位沉默不语而又兴趣盎然的旁观者就是李承晚总统。不论美国人的选举结果如何，他都不打算在任何可能被联合国认为是可以实现的条件下讨论和平。当美国——还有联合国——进入朝鲜战争时，李承晚已经取得了他们的诺言，现在他要抓住他们兑现。1951年6月和谈开始的那个星期，李承晚在致美国国务院的一封信中提出了他的要求：

——中国部队从朝鲜完全撤出；

——北朝鲜进行裁军；

——联合国承诺防止任何第三方支持北朝鲜；

——南朝鲜参与联合国关于“朝鲜问题的任何方面”的任何安排；

——保障朝鲜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总而言之，李承晚希望联合国坚守其决议，呼吁实现一个自由和统一的朝鲜，不要让任何外国军队存在。这位年迈的总统已经看到，在追求这些目标时他的国家的一大部分已被摧毁。他不打算再做任何进一步的妥协了，不管美国是多么急于摆脱这场战争。他很显然害怕美国将在三八线上解决战争（华盛顿确实正准备这样做，在战线上做一些相互迁就的调整）。

1951年末至1952年初，李承晚一直持续进行的发难并没有引起约翰·穆乔大使和其他在朝鲜的美国官员的特别担心。但是穆乔的确注意到，李承晚“对于每一个最终可能要出现停战的迹象已越发感到气恼”。当美国最著名的天主教领袖、纽约州的弗朗西斯·斯佩尔曼红衣大主教访问汉城时，李承晚很欣赏他在穆乔和范佛里特面前“要求美国每一个天主教徒都祈祷停火无法达成”。使穆乔烦恼的是，这种反停战情绪竟蔓延到了李承晚政府里一些稳健派成员之中，一位部长就指责联合国军“向背信弃义的共产党的骄横气焰和轻侮行为卑躬屈膝”。

阅读着这些材料，以及1952年头几个月由汉城发至国务院的相类似的数十份电报，笔者得出了一个严峻的结论，这个结论是美国政府任何一级机构所撰写或评论的任何文件都不能驳倒的，这就是：杜鲁门政府期望，出于某种原因，李承晚能够接受联合国军可能达成的任何谈判解决。在这里，穆乔和其他外交官陷入了几乎是致命的幻想之中。杜鲁门总统的确曾希望在他任期结束之前能有一项解决办法，因为朝鲜战争是他政府任期中的重大事件，他不想把它移交给艾森豪威尔。但是穆乔不但没有去寻找迁就李承晚的办法，反而按照艾奇逊的命令，实际上告诉这个南朝鲜人必须合作。于是李承晚“变得怒火中烧”（穆乔的话），坚持说他的政府绝不接受停火，杜鲁门应当晓得同共产党谈判是“错误的”。李奇微一直注意着穆乔的报告，穆乔警告说，李承晚的态度将会“严重危及”解决办法。他觉察到李承晚威胁要把韩国部队从联合国军中撤出，而且李奇微也不能保证停战签字后他是否能控制韩国军队。

但是在华盛顿，没有人（即总统、国务院或参谋长联席会议）想同李承晚讨价还价，甚至都不愿意向他做出进一步解释。1952年2月27日致李奇微的一份电报建议他提出任何形式的停战作为“既成事实”，然后采取“最强硬的措施以确保韩国人服从”。在这份电报之后，杜鲁门紧接着向李承晚提出了一项个人警告，相当于一个讹诈要求：李承晚必须遵照美国人的指导，否则就要失去战后的任何支持。这一照会虽然是用委婉曲折的外交语言表达的，但它是一份给一个盟国不折不扣的表示威胁的最后通牒：

贵国政府和朝鲜人民将继续获得援助以抗击侵略、谋求公正的政治解决，并修复这一侵略造成的破坏。但是此种援助之程度将不可避免地取决于贵国政府所展示之责任感、其维系朝鲜人民团结之能力，以及它对民主理想之忠诚程度。

但是李承晚不想被吓倒，他暗示要把韩国军队撤出联合国军的指挥之下。他对穆乔大使暗示说，他“非常高兴地看到有证据表明，他正在让别的国家”对他的行动“费心猜测”。他的一位官方发言人甚至宣称，韩国将否决在“不光彩的情况下”签订的任何停战协定，而且南朝鲜的谈判代表实际上不能代表他的国家，因为该代表是由联合国军任命的。在4月24日的一项公开声明中，李承晚对停火不屑一谈。“我仍然反对任何使我国处于分裂的停火，”他说，“无论别人有什么论点，我们决心用自己的双手来统一祖国。”

然而，他即使要保持控制南朝鲜也很成问题。许多南朝鲜人对李承晚的独裁方式怀有怨恨，这种敌意在1952年夏天的国民议会上将一触即发。根据朝鲜宪法，总统要由议员选出，而这年夏天的迹象表明，李承晚将不能重掌权柄。李承晚以他固有的对政敌的蔑视，要求国民议会修改宪法以规定进行一次全民普选，他对自己左右舆论的能力颇为自信。当议会表示拒绝时，李承晚宣布在釜山地区（这里正是议会所在地）实行军事管制法，还以显然是虚假的指控——叛变和通共——逮捕了20多名议员。他搬出“军事需要”作为理由，并宣称得到了范佛里特将军的支持，说他的军队在这个地区一直受到游击队的骚扰。（范佛里特将军否认了任何这类支持。）李承晚、杜鲁门和国务院之间电文频驰。李承晚把危机又升一级，扬言要把韩国部队撤出作战地区以“保障釜山地区的秩序”。联合国军对军事管制法提出了抗议，李承晚不为所动。

马克·克拉克将军分身乏术，既要从事一场战争，又要对李承晚进行安抚。他在5月31日向上司提出警告说，也许有必要“容忍李承晚的丑恶行动，并要忍受他一手造成的难堪的政治事件”。但是当李承晚的阴谋诡计威胁到克拉克的军事局势时，后者就准备采取两个行动之中的一个：继续敦促他缓和镇压行动，抱着“一线希望”指望他能听从道理；或者“接管并建立某种形式的过渡政府”——换言之，以一次政变来推翻李承晚，并安排更顺从的领导人。

但是克拉克在对付李承晚方面是悲观的。他已经命令陆军的一个团级战斗队处于戒备状态，随时准备从日本开往朝鲜。他还跟韩国陆军参谋长谈过如果李承晚企图利用军队来反对内部敌人时，如何保证对韩国军队的支持问题。克拉克说，任何被取消战斗任务的韩国部队都将失去联合国军的后勤支援，第8集团军将阻止他们开往釜山地区。然而，克拉克又告诫华盛顿不要“仓促行事……（或是）虚声威胁”，他手中没有部队来抵挡共产党的一次重大攻势，维持对巨济岛上不服管教的战俘的控制，“同时还要对付我们背后大规模的平民骚动”。他建议联合国军暂且忍气吞声，直至李承晚用“非法而凶恶的行动”造成军事上无法容忍的局面为止。克拉克说，那时候他就要集中全部部队，在有必要时实行军事管制法或建立军政府，并根据美国政府的指示采取“任何步骤”来扭转局势。

6月2日，克拉克将军和范佛里特将军亲自面见李承晚，指出共产党军队有可能趁乱发动一场重大攻势的危险性。李承晚无动于衷。他可以控制住任何局面，可以不打扰这场战争，但是他“将遵从人民的意志”。他情绪如此激动，以致美国将军们都怀疑他是否已失去理智。李承晚甚至一度谴责美国在集结日本军队，以便在美国军队撤出之后“接管朝鲜”。克拉克是愿意给李承晚更多时间的，尽管如他对参谋长联席会议所说：

……直至我们被迫采取极端的军事行动之前，还必须通过外交渠道向李承晚施加压力。我还相信，我不能采取任何部分行动，诸如为国民议会议员提供保护，而又不引起动乱。这种动乱可能要求我们实施全面控制，这又是我们无力承担的。

穆乔大使恐怕是李承晚在美国人当中最友好和最耐心的朋友了，他在这位总统这儿也毫无进展。李承晚不打算同国民议会打交道，因为“共产党控制了它”，而他导演的群众示威又具有难听的反美调子。6月14日，穆乔举手认输，并告诉国务院，联合国军直接威胁进行干预的时候到了。他可以把韩国军队当作代理人，在通过第8集团军传达的联合国军命令下行动。

杜鲁门总统同意穆乔的意见。6月25日，国务院准备了一项向穆乔和克拉克将军下达的训令，并获得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总统的批准。他们将“尽早”进行磋商，准备好采取军事行动和政治行动的计划，以免在一旦需要进行干预时让联合国军的军事行动受到干扰。最好是由杜鲁门下令进行干预，但是在情况紧急时克拉克有权自主行动。行动方案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条：

如果李承晚采取任何行动危及美国在战争方面的努力，或者对国民议会实施进一步的限制，克拉克和穆乔将代表美国和联合国要求他停止行动。如果李承晚拒绝，克拉克将下令韩国总参谋长对南朝鲜军队实施控制，并控制釜山地区。 韩国政府的权力和功能仍将尽量长时间地保留，宪制政府将维持不变。

克拉克大权在握，准备了一项发动政变的应急计划。李承晚将以某种借口被邀至汉城。一俟他离开，联合国军即以武力开进釜山，捉拿李承晚的主要支持者，夺取重要机构如政府和通信设施，并通过韩国总参谋长控制现存的军事管制法政府。命令李承晚宣布结束军管法并允许国民议会的行动自由，如果他拒绝，他将在严密看守之下被单独囚禁，总理将发表预期的公告。

使克拉克如释重负的是，政变无须实现。7月3日，国民议会改弦更张，投票修改了宪法，允许总统由普选产生。在押的议员得到了释放，李承晚也于7月28日取消了军事管制法。8月5日，李承晚以压倒性优势再度当选。这样，迫在眉睫的危机化险为夷了。但是杜鲁门总统已经做出了一项基本的政策决定，这一决策将成为今后的行动指南：如果对美国实现战争目标是必需的话，它将毫不犹豫地以武力让李承晚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