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交换”行动结束后，4月26日，共产党又把会谈向前推进一步——用克拉克将军的话来说，是要“趁热打铁”——提出了一项综合性建议。共产党组成开战以来最庞大的代表团，还首次包括了一名苏联《真理报》记者。南日将军提议，在停战协定签订3个月之后，拒绝遣返和要求政治避难的战俘将被转移到一个中立国家去。在下面6个月当中，这些战俘的政府的代理人可试图劝说他们回国。任何拒绝遣返的战俘将继续被拘押，待一场“政治会议”来决定他们的命运。

克拉克认为这一建议十分荒谬。“归根结底，”克拉克说，“这就意味着，一名战俘为了得到政治避难，就必须在停战之后至少还要受9个月的监禁，然后当联合国和共产党政客们……试图在如何对待他的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时，他还得遥遥无期地待在战俘营里。”对于这样的会议会不会举行，战俘们毫无把握，而克拉克认为其绝无召开的可能。最后，战俘们为了走出战俘营，只有接受遣返。

南日的建议使“小交换”行动带来的乐观情绪一扫而光，克拉克抱怨说，共产党已经得到了“外交上的出奇制胜”。再者，在“小交换”行动中被释放的战俘们报告说，有大约400名美国和韩国伤病战俘还没有归还。这一违约行为使联合国谈判代表大为愤怒。

南日意识到他走进了一条死胡同，于是在5月7日修改了建议。在甄别期间，战俘们将留在朝鲜，但是他们在印度人的监督下，仍受到他们政府代理人的规劝。克拉克提出反建议：中国人将转交给中立国家，不愿遣返的朝鲜战俘则在停战签字当天予以释放。南日把这个建议称作“倒退了一步”，他的谈判人员把联合国军谈判小组责骂了整整四天，直至宣布休会。

接着，传来了华盛顿的决定，这一决定使克拉克感到震惊，也使他相信，艾森豪威尔政府已经决定做出以前所不能接受的让步：

我奉指示同意把所有不愿遣返的朝鲜人和中国人都转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这一点使韩国政府中许多人认为我们背叛了他们。此外，我还奉指示同意共产党这一要求：遣返委员会中的争端由多数票决定而不是由一致票决定。由于印度——尽管公开宣称是中立国——承认并同情红色中国，这一方式就把优势给了共产党。

但是克拉克仍然想坚持不强行遣返这一原则，并保证不对战俘进行威胁恫吓。另外，仅允许印度派出唯一的中立武装部队驻在朝鲜。如果联合国军的提议不为共产党所接受，会谈则将终止。

把美国谈判政策的变化通知给李承晚总统这一不愉快的任务，就落到克拉克和布里格斯头上了。正如预计的那样，李承晚的反应是勃然大怒。“我感到极度失望。”他对美国人说。他绝不允许印度部队或其他任何“中立国”部队待在韩国后方地区。他最后说：

你们可以撤走所有联合国部队，撤走所有经济援助。我们将决定我们自己的命运，我们不要求任何人为我们打仗。我们可能一开始就犯了错误，依赖外交手段来援助我们。

很抱歉，但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不能向艾森豪威尔总统保证我将合作。

如布里格斯后来所说：“这位德高望重的朝鲜政治家使我们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而且他知道这一点。”克拉克表示同意：“在李承晚说出来的和没有说出来的所有威胁背后，他就是想让我们在心理上受到打击。他知道，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在经历了三年战争，毕竟是损失了这么多鲜血和财富之后，我们不会因为‘家庭内部’的争吵就把朝鲜扔下不管，任其落到赤色分子手中去。”但是，由于韩国提供了前线三分之二的人员，李承晚突然决定把他们撤离联合国军的指挥，将使军事局势陷于一片混乱。

这样，在停战谈判进行的同时，美军司令部就开始筹划以双管齐下的战略来对付李承晚——胡萝卜加大棒。克拉克和其他军官理解了（但是在思想上并不接受）华盛顿给他们下达的明确指示。艾森豪威尔赢得大选靠的是众望所归，要他结束这场不得人心的战争。他正在着手这样做，所依据的条件是相对软弱的杜鲁门政府在政治上根本不能接受的。

双管齐下战略之一即“大棒”政策，已在远东进行策划。根据克拉克的指示，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一位老空降兵军官，他已于1953年2月接替了范佛里特任第8集团军司令）开始策划被军方认为是“最坏情况的应急计划”，也就是应对李承晚可能把韩国军队撤离联合国军的指挥。第8集团军总部撰写的“永远准备着”计划得到了克拉克的批准，然后又送交华盛顿。这一计划甚至比1952年第一次研究的搞掉李承晚的方案还要强硬，当时杜鲁门政府曾考虑以武力来除掉南朝鲜总统。“永远准备着”计划预想了三种紧急情况：（1）韩国军队对联合国军队的指示不予置理；（2）韩国军队单独采取行动；（3）最极端的情况：韩国军队和平民与联合国部队处于“公开敌对”状态。

在第一种情况下，美国和联合国部队将着手保卫大城市周围的重要地区；海军与空军将进入戒备状态；对韩国军队和政府的情报活动将增加。在第二种情况下，将做出某种“保护性”撤退以确保基地之安全；韩国警卫部队将被撤换，代之以可靠的联合国部队；平民的动向将受到控制。

第三种情况要求采取最极端的措施。克拉克在5月27日致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封电报中概述了“永远准备着”计划的这一部分：

李承晚总统将被邀至汉城或其他地方——任何能使他离开釜山（韩国临时首都）的地方。联合国军司令官将在合适的时候开进釜山地区，拘捕5至10名在李承晚的专制行动中担任过领导人的韩国高级官员……并通过韩国军队总参谋长接手军事管制法，直至取消之时为止。

如果李承晚拒不接受联合国军停战条件，“他将受到保护性拘押，被单独监禁。……”联合国军司令部将着手建立一个由总理张泽相领导的政府；如果张拒绝，则将建立一个在韩国军队或直接在联合国军领导下的军政府。

“永远准备着”计划被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官员们欣然接受，然后于5月29日呈交国务卿杜勒斯和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审批。他们的决定中有很多防卫性的谨慎成分，他们没有直接授权实行该计划中要求扣押李承晚的那一部分。但是杜勒斯和威尔逊确实命令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知克拉克，在“极其紧急”的情况下，他有权“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你的部队的完整”。有了克拉克所建议的行动的主要内容，这些话就构成了事实上的授权，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把李承晚搞掉。克拉克也是这样理解的。

在同一会议上，杜勒斯、威尔逊和将军们还讨论了双管齐下政策的另一条政策即“胡萝卜”，这有可能诱使李承晚改变主张，在方式上又不致使他丢失面子。一个在李承晚心头挥之不去的合理担心是，一旦战事结束且美国开始削减其军事力量时，南朝鲜是否有能力保卫自己。李承晚明显感到，美国和联合国军已经背叛了他，他们不去力争战争在军事上的胜利，以此来重新统一朝鲜。于是，杜勒斯和威尔逊就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询问克拉克，李承晚是否支持停战，以此来换取一项长期安全条约。根据这项条约，美国在今后共产党攻击的情况下将保障韩国的防务。克拉克表示同意，认为这有可能使李承晚“步调一致”。他还觉得，现在李承晚在不事先警告联合国军的情况下不会采取“严重的单方行动”。

第二天，5月30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决定，把提供一项安全条约作为李承晚接受停战条件的正式先决条件。但是他不希望把这一建议公开，以免在和谈之中纠缠不清。

与此同时，在板门店的谈判也进展迅速。6月5日，共产党暗示他们大体上同意联合国军5月25日的建议。很明显，只需弄清几个微不足道的细节就可以正式签字了。克拉克将军急忙出动，去把即将发生的情况通知李承晚，他知道这将会对这位年迈的总统产生严重的心理打击，他要去缓和一下。

克拉克马上就意识到，这次会晤将十分艰难。每当李承晚心境平和顺遂时，他的奥地利出生的妻子弗朗西斯卡总是穿着一套飘拂如仙的朝鲜长裙参加他们的谈话。这一天没有看见李夫人，只有总统和一只小狗在场。（克拉克回忆说：“只有那只小狗看起来很高兴见到我，也许它是把我当成了狗舍里的同伴。”）

正如克拉克在当天晚些时候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电报中所说，他在劝说李承晚接受停战条件方面“毫无进展”。“我从未见过他这样神志恍惚、情绪激动和感情用事。他告诉我，他不大舒服，十分疲倦，而且昨夜通宵未眠。”

克拉克试图再一次让李承晚放心，但是未获成功。不过克拉克强调指出：“我国政府已经决心向前走，并在5月25日条件的基础上签订停战协定。战俘问题的协议马上就要达成，现在只有几个问题留待解决了。”布里格斯大使将在这天晚些时候带来艾森豪威尔的一封私人信函，概述美国将采取的支持南朝鲜的步骤，“其中不包括以继续作战的方式来保障朝鲜的统一”。

李承晚激动地回敬说：“美国采取这种绥靖策略是犯了一个大错误。”韩国政府绝不接受这些停战条件，它将“打下去，即便这意味着自取灭亡也罢，而且李承晚将领导战斗”，他现在认为“可以自由自在地采取他认为是合适的步骤了”。

克拉克要求他对最后一点做出详细阐述，但是李承晚“感情过于冲动而做不到这一点”。当被具体问到是否会把韩国军队留在联合国军统辖之下时，他却闪烁其词。克拉克告诉他，“单打独斗是多么徒劳无益，他……没有必要的后勤支持，这将导致他自己和国家的毁灭”。李承晚反驳说，他的国家“将要变成另一个中国（指共产党国家），这是不可避免的，他和他的人民现在死和以后死都一样”。

克拉克在向华盛顿报告这次谈话时强调说，虽然他尚不能肯定李承晚是否已下定决心要破坏和平，“但他确有能力来违反停战条件，让联合国军大为难堪”。这位韩国总统“根本不讲道理，而且拿不出任何理由，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将要走多远。但是毫无疑问，他要虚声恫吓别人直至最后”。

“我目前看不到任何解决办法，莫如静待事态发展。”这种“事态发展”很快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