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广州会战之后，中国的抗日战争从战略防御阶段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此时，挺进敌后的八路军已发展到了30万人。蒋介石没有料到把共产党放入敌后，让他们混入老百姓中间，恰如放虎归山，送龙入海。

八路军的力量已经使他寝食难安，再搁置下去，恐怕就养虎为患了。他已经沉不住气了，他要寻找合适的机会向共产党下手。

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一种不仔细琢磨还难以理解的新的斗争——“摩擦”与“反摩擦”。所谓“摩擦”顾名思义就是没有全力以赴地去打，但又充满了敌意，既包含着挑衅，又有试探对方的意图。

华北地区的国民党地方军、中央军打日本虽本事不大，但对搞“摩擦”却个个在行。在打退了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和山西军阀阎锡山的“摩擦”之后，国民党军庞炳勋、朱怀冰、石友三等部自南而北，与日军自北而南的“扫荡”相配合，又要和八路军发生新的“摩擦”。

“摩擦”是来自“友军”的“动作”，“扫荡”是来自敌人的威胁，在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在八路军正成为敌后抗战的中流砥柱时，谁又能说来自“友军”的“摩擦”不是另一种“扫荡”呢？

华北的正面作战结束后，留下了很多“真空”地带。八路军按照既定的发展敌后游击战的方针，开始“向真空地带进军”。这原本是体现中共及其所领导的八路军抗战之志的计划，却触到了蒋介石的痛处。蒋介石明白，这样发展的结果，只能对共产党有利，他不管共产党，日本人管不了共产党，长此以往，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就会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完全失去控制。他要从八路军的手中“收复”丧失于日军的失地。

为此，1939年1月，国民党的五中全会通过了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在其统治区内大肆迫害共产党员；在敌后，则以“合法”“统一”为名，限制我党我军及抗日群众团体的发展。蒋介石还增派大军，妄图向我抗日根据地的人民“收复失地”。他们逐步从政治上的“溶共”“限共”，发展为“军事反共”。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鹿钟麟、石友三、张荫梧、乔明礼、侯如墉等人各施计谋，与八路军搞“摩擦”活动。

石友三与鹿钟麟、张荫梧等人互相配合，网罗地痞流氓，依托反动的土豪劣绅，疯狂地侵占八路军根据地，向人民群众横征暴敛，残酷屠杀共产党、八路军人员和家属、摧残抗日民主政权和人民团体，其罪行累累，可谓罄竹难书。

1939年2月22日、23日和3月10日、25日，国民党河北游击总司令部所辖之津浦纵队赵云祥部分别在冀县宋家庄、广宗县刘家庄和威县枣科庄，4次共活埋八路军东进纵队五支队副官吏炳银、李化一及纵队司令部管理员康建修、2团8连政治指导员何宜昌、王伸元以下共44人。

2月12日，东进纵队2团事务员王茅南等8名同志带马1匹、步枪4支、子弹40余发、大洋64元及一部分军用品，在束鹿与日寇作战时失掉联络。在其南下归队途中，路经新河县的邢家庄时，被国民党民军第10团全部捉去。他们把我方人员的武器、财物抢光之后，一面鸣枪威吓，一面把他们全部推入河中。幸好由于水浅，这8名同志才侥幸逃了回来。

5月5日，129师某部队回民连被日寇袭击于馆陶、大名间的公路上。当该连转移到馆陶县善乐村时，被国民党河北省濮阳专员丁树本部保安第3旅偷袭，该连战士60余人被其解除武装，是为“回民连事件”。

5月15日，石友三部将八路军在清河以北所存的迫击炮2门、步枪600余支及许多炮弹、炸弹、军衣抢走。

王子耀部则另有高招，他让部队控制住滏河上游的水，不许老百姓随便用水浇地。如果要用水浇地，每浇一亩地必须交给他们3角钱。其“刮油”手段之卑鄙，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乔明礼部也不甘落后，在宁晋东北一带大肆搜捕八路军侦察员数次，以向张荫梧表功。这些国民党顽固派的军队，还经常假冒八路军，四处抢劫、绑票、奸污妇女，蓄意败坏八路军的声誉。他们还在大营一带贴出了伪造的“奉朱彭复电取消冀中冀南两行政主任公署”的布告；到处造谣说，“八路军不打仗，光吃小米”“八路军不是河北人，却要向河北人民要吃的；他们不会在河北久住，将来一定会逃跑”“八路军没有弹药，又没有粮食，就要垮台了，老百姓不要参加八路军游击队”等。他们还穷凶极恶地吊打了许多乡、村的农会主任，边打边喊叫说：“因为你们是共产党，所以要打！”尤其恶毒的是，他们派人在我驻地水井内投放毒药，企图大批毒害我抗日军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