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次反“扫荡”战役前，罗荣桓的女儿出生了，因为当时部队正从抱犊崮山区向南面的郯马（郯城马头）地区进军，这女儿就叫南下。

5月反“扫荡”战役中，有一天夜行军，在过封锁线以前，躺在挑筐里的小南下，忽然哇哇地哭起来。在静寂的夜空里小孩的哭声显得格外刺耳，很可能被敌人听到影响部队转移。

平时很少发脾气的罗荣桓，这时却恼火了。他严厉地对妻子说，一定要制止小南下啼哭！以免暴露目标。

妻子林月琴抱起女儿，把她哄睡了，部队才继续前进，顺利地通过封锁线。

小南下是罗荣桓的第二个孩子，第一个孩子罗东进是在1938年部队向山东进军的路上出生的。罗荣桓与林月琴是于抗战爆发前结婚的。

1937年的罗荣桓时年35岁，已然身经百战，就任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

这年春天的一天黄昏，刚吃过晚饭，罗荣桓便骑上一匹大白马向延河奔去，警卫员急忙跑步跟上。罗荣桓笑嘻嘻地回过头对警卫员说：“我要到河边练骑马，你不用跟了。”警卫员和很多人一样感到很纳闷：罗荣桓是从井冈山下来的，他难道还不会骑马？

其实，罗荣桓会骑马，他每天之所以要“练骑马”是为了与心爱的人约会。

西安事变后，红大学员陆续分配工作。1937年1月，“红大”随中共中央迁至延安，罗荣桓任红军后方政训处主任。

此时，内战已经基本停止。延安各个机关相继实行了星期天休息的制度。分布在各个单位的罗荣桓的战友，比如罗瑞卿、张爱萍、冯文彬、莫文骅、许建国等，每逢星期天，常常到后方政治部来找罗荣桓。他们或是围着火炉摆龙门阵，或是到延河边散散步。

这些红军干部此时都已30岁左右，战争已推迟了他们的恋爱、婚姻。当时，延安抗大和党校都已经有了一些未婚的女同志，她们很自然地成为未婚男同志追求的目标，一些捷足先登者陆续办了他们的“终身大事”。

春节期间，许建国和在党校学习的刘桂兰结了婚。许向刘桂兰谈起，他有许多老战友，包括罗荣桓主任，都没有结婚。刘桂兰感到罗荣桓老练忠厚，和自己的同学林月琴倒是非常合适的一对。他们商量了一下，便向罗荣桓提出。罗荣桓感到抹不开面子。冯文彬自告奋勇陪同罗荣桓去见面。大家考虑到，女同志脸皮薄，决定先不向林月琴挑明。于是，刘桂兰便邀请林月琴星期天到自己家做客。

林月琴去时，只见满窑洞的客人，其中最活跃的是冯文彬。他主动同林月琴搭话，询问林的家庭情况、个人经历、脾气爱好等。林月琴以为他是组织部的，休息时间也没有忘记了解干部情况，便很大方地一一作答。她也注意到席间有一位戴着眼镜的30多岁的干部，很拘束地坐在一旁，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嗨嗨地笑。

以后，林月琴每次去许建国家，发现客人尽管经常有变动，而那位戴眼镜的同志却总在座。林月琴也知道了，他就是后方政治部主任。

延河解冻了，风吹到脸上不感到扎人了。两岸的山岭尽管还是光秃秃的，可春天已经悄悄来到延安。刘桂兰感到向林月琴挑明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其实，此时林月琴已经模模糊糊有了预感。当她了解到罗荣桓是一位大学生，又经过井冈山斗争的严酷考验，已经脱尽小资产阶级的习气时，当她看到罗荣桓虽然沉默寡言、十分憨厚，却深受周围同志爱戴时，进一步互相了解的条件就具备了。冯文彬等人纷纷告退，罗荣桓和林月琴单独相处的时候越来越多了。

那时，党校设在小卞沟的一所教堂里，和后方政治部中间隔着一条延河，春天延河涨水，徒涉已比较困难，成了他们见面的障碍。有同志就开玩笑地把延河说成是银河，把罗荣桓和林月琴说成是牛郎织女。

牛郎织女相会需要鹊桥，可延河这一段却什么桥也没有，过河如果不浮水的话，就得靠牲口。罗荣桓有一匹大白马，每天晚饭后他都要骑骑马。警卫员、马夫从首长的安全考虑，要跟着，罗荣桓每次都是笑嘻嘻地把他们支回去。政治部的干事们问警卫员：“罗主任呢？”

警卫员回答：“练骑马去了。”

大家纳闷：“罗主任是从井冈山下来的，他难道还不会骑马？”

对此知道得最清楚的自然是林月琴。她只要看到那匹大白马过了河，便悄悄走出学校。于是，宝塔山下，延河岸边，到处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在交谈中，罗荣桓详细谈了自己的家庭状况和经历，同时也了解到林月琴虽然比自己小12岁，但已经有了8年的斗争历史。在长征中，她是红四方面军供给部的妇女工兵营营长。罗荣桓还通过他的老战友何长工了解到，在红四方面军转战川陕、三过草地时，林月琴带领一批童养媳和丫环出身的女战士抬担架，运送粮食弹药，缝制军衣……什么活都干，养成了忠实积极、吃苦耐劳、艰苦朴素、严守纪律的好作风。能有这样的女同志作为终身伴侣，罗荣桓感到十分欣慰。

5月间，崖畔上的山丹丹开花了，在朝阳的映照下，红得像是从天而降的朵朵彩云。在这大好春光里，罗荣桓准备办喜事了。林月琴利用一个星期天把罗荣桓的狗皮褥子拿出来翻晒，又将他那床毯子用碱水好生地洗了一洗，再加上两人的床单和被子，这就是他们仅有的铺盖。两张铺板一拼，这就是床。再加上老乡家里的1张黑色的桌子、1把老式的木椅和1个脸盆，新房里也就别无他物了。

1937年5月16日，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闭幕了，这一天正好是星期天，于是便被定为大喜的日子。战友们早早都来帮忙，远在西安的宋裕和捎来半袋面粉，罗荣桓请伙房帮助擀面条。炊事员在院子里安了锅灶，支起了案板。有的在烧水，有的在揉面，忙个不停。

这时，警卫员来报告，有一位客人来到。罗荣桓出来一看，原来是红29军政治委员甘渭汉。他长征初期任8军团组织部部长，同罗荣桓几乎每天都在一起。

这次甘渭汉从定边来到延安出席全国党的代表会议，会后便来看望老首长。两人兴奋地握手问候。

甘渭汉看到炊事员们正在院里忙个不停，禁不住奇怪地问道：“今天又不是过节，和这么多面干什么？”

罗荣桓笑眯眯地回答：“下面条，欢迎你。”

甘渭汉诧异地问：“你怎么知道我要来？”

罗荣桓答：“我有情报嘛！”

甘渭汉怀疑地摇摇头，随后进屋一看。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两块铺板拼成很宽的床铺。上面铺的毯子刚刚拆洗过，散发着阳光晒过后淡淡的清香。甘渭汉按照过去的习惯，吩咐警卫员把自己的马褡子搬到屋里来。

警卫员扛着马褡子，刚到门口，罗荣桓指着隔壁一间屋子说：“放到那里去，打扫一下，搭个门板。”

“怎么？”甘渭汉心想，罗主任可有点儿变了。他纳闷地问道：“不让我跟你住在一起啊？”

罗荣桓笑道：“隔壁不是蛮好嘛！”

“好久不见了，有些工作上的问题正要向你汇报，住在一起好谈啊！”

“有话明天再说。马上就要开饭了，面条管饱。”

“咦？”甘渭汉还是摸不着头脑。战友们推门进来听到他们的对话，不禁哈哈大笑。有的便开甘渭汉的玩笑：“人家结婚，你把行李搬进去，算是唱的哪一出？”甘渭汉这才恍然大悟，指着罗荣桓说：“哦，是这么回事啊！”

罗荣桓佯装生气地说：“小孩子，不要乱说！”

随后，甘渭汉便同战友们一起，津津有味地吃开了面条。面条里油放得很少，只放了一点白菜、萝卜，但大家仍然吃得很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