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困长春 四、围城部队救饥民

我军采取的“久困长围”办法,在不长的时间中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使长春守军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粮食不继、人心动摇、矛盾加剧,再加上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据不完全统计,从6月25日至9月底,就有1.35万人出城投诚,其中新七军3700人、六十军3800人、土杂部队6200人,在投诚者中有的是一个班一个班地集体投诚。在长春的国民党军队中流行着一些顺口溜,当兵的说:“豆饼面子是好饭,提心吊胆把岗站,心一横来牙一咬,去投八路见晴天。”当官的说:“中央军官有三怕:一怕光发本票不发粮,二怕战场遭黑枪,三怕当兵的不打仗,成队成帮去投降。”

但是,长春守军驱赶饥民出城的这一招,我围城部队事先是未曾预料到的。当发现了这一严重问题时,围城部队立即上报了东北局,东北局也立即责成军民联合斗争委员会采取紧急措施,既要保证围城的成功,又要救助饥民。8月14日,军民联合斗争委员会发出了《关于处理长春外围难民的决定》,并成立了以一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为主任的“难民处理委员会”,长春附近的九台、伊通、双阳等县的县长全都参加。由这个委员会负责组织了兴隆、净月、长南等三个办事处,进行饥民的收容救治工作。正如前述,在8月份时就已收容了两万多人。不过这时我围城部队并未放开哨卡,只是少量收容,饥民还不能自由出城。

9月间,出城的人数大增,“真空地带”滞留的饥民愈来愈多,而且有一些人死亡。我军在长春城外负责对敌工作的杨滨发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后,立即给围城指挥所写了报告,报告很快转到了东野总部领导手中。东野总部一方面将这一情况向中央报告,一方面迅速采取措施,在中央指示还未下达之时,东野总部领导于9月11日电令围城指挥所:

从即日起,阻于市内市外之长春难民,即应开始放行,凡愿出来者,一律准其通过。因长春民食早已用尽,如不放出,将使市民大批饿死。望你们依此作出计划,分批地但又是尽早地开放,做到于十天内放完。对出城之难民,应发动地方党及军队力量,尽一切可能组织救济,宣传慰问,对老弱走路无力者帮助人力及马车的输送。第一步应就附近各县分批疏散安置,发动群众救济,使其出城后不再死去,或者少死,借以挽回影响,取得民心。混在难民中的特务,应予以清查扣留;敌方官兵一律收容,送吉林解放团训练。中学二年以上学生、技术人员、专家等应努力争取来我区服务。以上开放难民出城,不是对长春敌人解围,围困敌人的工作,仍需继续,不得松懈。关于防止敌人利用秋收出城抢粮,应组织军民及时抢割抢收等,即照兵团指挥部的计划加紧进行,将执行情况望随时电告。

这是我军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为了进一步瓦解敌人而采取的一项重要行动。长春前线的围城指挥所立即遵照东总的指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将饥民全部放出并给予安置。为了保证放出城的饥民都能得到安置,这种放行未敢无限制地敞开,而是每个哨卡一天放出2000人左右,将其安置在临时赶建的几十个收容所中。为了防止饥民在饥饿衰弱的情况下一下子吃得太多而使肠胃出毛病,收容所头两天先给饥民吃稀饭以后逐渐改吃正常食物。这项工作是以流水作业的方法进行的,收容所中的饥民送到可以生活的农村去之后,又接纳下一批饥民,一直到长春解放为止。当时只是在收容所中就发放了4000吨粮食、250公斤盐,方才把从“真空地带”放出的饥民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在一个多月中,总共安置长春的出城饥民20万人左右。

在长春城中,由于蒋介石命令郑洞国必须死守,郑洞国明知守不下去却也不得已而为之。在“杀民养兵”的指导思想之下,在“只要长春城,不要长春人”的残酷驱赶下,10万军队活下来了(为了对付我军的进攻,郑洞国直到长春城破时都还控制了一大批军粮,以备在最后关头时让军队作战。所以,城中的军人有不少饿得发病、水肿,但没有饿死的。在所有当时守城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有关记述中,一致承认当时没饿死过一个军人),大批的老百姓却饿死了。当时的长春市长尚传道在他的回忆录中有一节的标题是《杀民养兵政策的结果》,文中说:当时所见是“饿殍载道,白骨累累”,“尸横遍野,呻吟之声不绝,俨似人间地狱”,“到10月19日长春解放为止,根据人民政府进城后确实统计,由于国民党‘杀民’政策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12万人。人民政府进城以后,在卡哨内外地区掩埋尸体约8万具(按:尚传道回忆的上述两个数字可能不很准确,我军在长春解放以后的一份报告中说是1.3万多具)。卡哨以内居民,几乎每家都有亲人死亡,这是亘古少有的对人民的浩劫。”郑洞国在晚年回忆一生时说:当时长春的“悲惨情景,目不忍睹,长春市变成了阴森森的世界”。正因为如此,“多少年来,每每追忆起长春围城时的惨状,我都不免心惊肉跳,尤其对长春人民当时所遭受的巨大灾难和牺牲,更感到万分痛苦和歉疚,此生此世我都将愧对长春的父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