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死了三个酒鬼，全部死于上消化道出血。基尔戈尔下去为他们一一作了检查。他们中有两个是在同一小时中死的，第三个则死于五个小时之后，吗啡帮助他们或是在没有知觉的情况下，或是在没有痛楚、仁慈的昏迷中结束他们的人生历程。那样一来，原先的十个实验对象就只剩下五个了，他们中能够拖到这个周末的将一个没有。湿婆病毒的致命性一如他们所希望的，而且似乎还具有玛吉所许诺的一样的传染性。最后，它的传播系统也是有效的。它在女四号试验对象，即玛丽·班尼斯特身上得到了证明。随着明显症状的出现，她刚被转移到治疗中心来。所以，到目前这一步为止，湿婆“工程”可谓全面告捷了。一切都与试验参数和实验预期十分接近。

“痛得怎么样？”他问他的病人，她已注定来日无多了。

“绞痛，痛得怪厉害的，”她回答说。“像是得了流感，加上别的一点什么。”

“嗯，你的确有一点发热。知不知道你是从哪里感染来的？我的意思是，有一种新的流感病毒在香港流行，看上去你是感染上它了。”

“也许在我来这里以前，在我工作的地方……记不得了。我会好的，对吗？”尽管她每天所吃的食物中充满了安定这种镇静药，使她思维迟钝，但她的忧虑之情还是溢于言表。

“我想会好的。”从露出在外科手术口罩外面的脸上看得出基尔戈尔在微笑。“这种流感可以是很危险的，但仅对婴儿和年迈的人，而你不是这两种人，是吗？”

“我想不是。”从医生那里得到了定心丸之后，她也露出了微笑，定心丸总归是讨人喜欢的。

“好吧，我们准备开始为你做静脉点滴，保持你的体内有足够的水分。并且我们还将对你身体的不舒服采取一点措施，给你吊一点吗啡，好不好？”

“你是医生。”女四号试验对象回答。

“好吧，伸出手臂不要动。我必须给你扎根针，有点儿疼……好了，”他说，手起针落，针头已扎好。“怎么样，疼不疼？”

“不太疼。”

“好吧。”基尔戈尔在“圣诞树”上键入启动的数码。吗啡马上就开始滴下来了。大约十秒钟之后，它就进入到病人的血流之中了。

“哦哦……哦，好了。”她说。她舒服地闭上了双眼，第一批药物已经进入她的身体系统。虽然基尔戈尔从未有过亲身的体验，但他想象，从这种毒品使她整个身体得到安抚的方式来看，它几乎就等同于一次性爱的感觉。她肌肉的紧张顿时消失殆尽。你可以看出她的身体放松下来了。而变化最大的是她的嘴巴，已从紧张缓解为沉睡时的那种松弛。太可惜了，真的，女四号算不上真正的漂亮，但她自有她的可人之处，而且从他在控制室监控电视上的所见来判断，她还能给她的性伙伴带来极大的快感，尽管那都是因镇静剂的作用而起的。但是，不管她是不是好的性交对象，她都将在五至七天内死掉，无论他和他的同事做出什么最好的努力。在她床边的输液架上挂了一只小的白细胞介素-3a点滴瓶。它是史克必成公司的优秀研究科学家团队最近研制出来的治疗癌症的新药——在对抗病毒方面，它也已表现出了一些希望，这在医药领域还是独一无二的。反正，它对人体的免疫系统起到了一种激励的作用，尽管它的作用机理还不为我们所理解。一旦湿婆病毒造成的疾病广为传播之后，它将是受害者的最可能的治疗药，而他则必须证实，它不会有用。在那些酒鬼们的身上，它已经得到证实，但他们也需要在本质上健康的病人身上对它做试验，男女都要试，以便确保万无一失。她太不幸了，他想，因为除了一个号码以外，她还有一张脸蛋和一个名字。还有其他千百万的人——实际上是数十亿的人——他们也太不幸了。但是，对他们的情况他将比较容易接受。他或许会在电视上看到他们的脸，但电视并非真人，不是吗？只是荧光屏上的无数小点子而已。

其实，这个概念是够简单的了。老鼠等于猪、等于狗、等于小孩——在这里等于女人。大家都有平等的生存权。他们已经在猴子身上进行了广泛的湿婆病毒试验，已证明该病毒对它们是致命的，无一能够幸免。他观察了所有的那些试验，并且还与那些次等有感动物一起分享了痛苦，它们所感受到的痛苦就像女四号所感受到的一样真实，不过在猴子的情况下，打吗啡针是不可能的，而且他还痛恨那样做——痛恨把痛楚施加到他不能对话、不能对其解释事情原委的无辜生物之上。虽然从大局上来看，它是有道理的——他们将拯救千百万，甚至亿万只动物免遭人类的蹂躏——见到动物受苦实在难以让他和他的同事承受得了，因为他们都已经把他们的情感倾注到所有的生物身上，不论它们是大是小，与它们建立起心灵相通的情感，对于弱小、无辜和无助的生物尤其如此，超过了对于比它们大的、丝毫不把它们放在心上的两条腿的生物。至于女四号或许并非如此，他们从未过问过，归根结底，你又何必使问题复杂化？他再次低头看他的病人。在他所施毒品的作用下，女四号已经陷入昏迷状态。至少，与实验猴子不一样，她并不痛苦。那就算得上慈悲为怀了，不是吗？

“那是个什么隐蔽的行动组织？”办公室值班军官在保密电话里问。

“我不知道，不过他是个认真的人，记得吗？S总局四处的一个上校，你一定回忆得起。”

“啊，想起来了，我认识他。他在芬斯特沃尔德和卡罗维发利待过很长时间。他跟那里所有的人一起被缩编裁掉了。他现在在做什么？”

“我不知道，但他会向我们提供有关这个克拉克的情报，用以交换我们的一些资料。我建议我们做这笔交易，瓦西里·鲍利索维奇。”

“克拉克是一个我们熟悉的名字。他与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直接见过面，”值班军官告诉常驻代表。“他是一名资深的外勤军官，基本上属于准军事类型的，但他也在弗吉尼亚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情报学院任教官。众所周知，他与玛丽·帕特里夏·福利和她的丈夫关系密切。也有人说，美国总统很喜欢听他的。是的，我想，我们对他当前的活动有兴趣。”

他们谈话使用的电话是俄罗斯版的美国STU-3，大约三年前，它的技术被在第一总局的T局长手下工作的一个小组窃取。它的内置芯片被一成不变地拷贝过去，该芯片采用一种一百二十八位的编码系统对进出的信号进行编码加密，系统的密匙每个小时都要更改，而且在每一个使用者使用之后也都要进一步更改，而使用者的私人代码就在他们所使用的可插入的塑料钥匙卡上。尽管俄国人作了最大的努力来破译，但是STU系统最终还是将他们拒之门外，尽管他们对系统硬件的内部工作原理的了解已经分毫不差，所以他们想当然地认为，美国人也有同样的问题——毕竟，几个世纪以来，俄国诞生过世界上最好的数学家，甚至连他们中的最杰出的人才也还未能拿出一个破译这种加密系统的理论模型。

但是，随着量子理论在通信安全上的革命性运用，美国人已经有了一种解码系统，它是如此复杂，以至于只有美国国家安全局的“Z处”的一小撮人实际上懂得它。不过，他们实际上也无须真正懂得。他们有世界上功能最为强大的超级计算机为他们做实际的工作。这些计算机就安装在庞大的国家安全局总部大楼的地下室里。这是一个像地牢一样的区域，它的顶是用裸露的工字钢支撑的，因为它当初就是为此目的开挖建设的。那里的顶尖的计算机是一台由一家已破产公司生产的机器，即由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思维机器公司生产的一台“超级连接者”。有六年时间，这台专门为美国国家安全局定做的机器却基本被闲置那里，因为没有一个人能想出一种有效的编程方法，但量子理论的发展也改变了那种境况，所以这台庞然大物现在正快乐地在那里欢唱，倒是它的操作者们心中在问，制造下一代这种复杂机器的人哪里才能找到。

送到米德堡国家安全局来处理的信号是各种各样的，它们来自世界各地，其中的一个来源就是GCHQ，即切尔特南的英国电讯总局，它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在英国的姐妹机构。英国人知道俄罗斯大使馆里谁用哪一只电话——即使在苏联解体之后，他们也没有更改过电话号码——这一个电话是来自常驻代表桌上的。由于俄罗斯版的STU系统的信号数字化并不如美国版的那么有效，所以送来的信号声音质量不够好，是不可能用来做声纹分析的，但只要破译它的加密编码方法，也就很容易辨别讲话的内容了。解密后的信号然后被交叉输入进另一台计算机，以便以很高的准确率将俄语的对话翻译成英语。由于该信号是驻伦敦的常驻代表发给莫斯科的，所以被排在一大堆电子信号的最前面，得到优先的处理，于是就在通话后还不到一个小时，它已经被破译、翻译和印制成文。接着，它马上就被发送到切尔特南去了，而在米德堡，它则按常规被送到一个信号分析官员那里，他的职责是将截获的情报分发到对其内容感兴趣的人手里。不过在本案例中，它被直接送到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手中去了，同时由于该通话的内容明显是在讨论一个外勤特工的身份，所以也被送到主管行动的副局长手中去了，因为所有的外勤特工都归她管。虽然前者要比后者忙，但那也无甚大碍，因为后者是嫁给前者的。

“埃德吗？”他老婆在电话中问。

“是的，亲爱的？”福利回答。

“英国那里有人在动脑筋想查明约翰·克拉克的身份。”

听到这个消息，惊得埃德·福利把眼睛瞪得老大。“真的？是谁？”

“伦敦站的站长跟莫斯科的值班军官在电话里谈，电话被我们截获到了。这份文件应该已经在你的收文堆里了，埃迪。”

“好的。”福利拿起那叠文件翻了一遍。“找到了。嗯嗯，”他在电话里说。“要情报的那个家伙，德米特里·阿尔卡季耶维奇·波波夫，以前是一个上校，服务于——一个搞恐怖主义的家伙，呃？我还以为它们全部都被缩编裁掉了……是的，他们都被缩编裁掉了，至少他是的。”

“是的，埃迪，一个搞恐怖主义的家伙对彩虹六号发生兴趣了。那不很有意思吗？”

“我认为是的。要把这个东西发给约翰吗？”

“绝对要发的，”副局长马上回答说。

“有没有关于波波夫的任何资料？”

“我把这个名字输进计算机里去了。结果零蛋，”他的妻子说。“我正在为这个名字开一个新的档案户头。也许英国人会有点资料。”

“要我打电话给巴兹尔问一下吗？”中情局局长问。

“先看看我们会搞出点什么眉目来再说。不过，传真要马上给约翰发过去。我在前面加个批语，一加完就发出去，”玛丽·帕特·福利承诺。

“今晚有冰球赛。”华盛顿的首都队离开取得季后赛的资格越来越近了，今晚与飞行者队的一役可谓旗鼓相当。

“我没有忘记。回头见，小亲亲。”

“比尔，”四十分钟以后约翰拿起他办公桌上的电话说，“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好吗？”

“就来，约翰。”大约两分钟之后，他走进了克拉克办公室的门。“什么事？”

“好好看看这个，伙计。”克拉克递给他四页传真。

“真该死，”这位情报官员刚看到第二页就不禁脱口而出。“波波夫，德米特里·阿尔卡季耶维奇。我毫无印象——哦，我明白了，兰利那里也不知道这个名字。不过，你总不能知道他们所有的人。要打电话问问‘世纪大楼’吗？”

“我想，我们的档案与你们的是互相索引的，但问问总没坏处。在这件事上，丁好像是对了。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你想赌多少？安全局里谁是你最好的朋友？”

“西里尔·霍尔特，”托尼立即回答说，“副局长。早在拉格比公学求学的时候我就认识西里尔了。在那里他比我低一年级。一个极为优秀的小伙子。”他无须向克拉克更多地解释，昔日同窗的关系仍是英国文化中的重要一环。

“想拉他进来吗？”

“一点没错，约翰。”

“好吧，我们打电话吧。如果我们决定走向公开，我希望由我们来做出这个决定，而不是由可恶的俄国人。”

“那么说，他们知道你的名字？”

“岂止名字。我与他们的主席戈洛夫科见过面。他就是去年把我和丁两个送进德黑兰的那个人。我已经与他们有过几次联合行动了，比尔。他们对我的一切，小至我的鸡巴大小，都了如指掌。”

托尼对他的粗话没有任何的反应。他正在学会适应美国人的讲话方式，而且它往往是非常逗人有趣的。“你知道，约翰，我们不应该为这个信息兴奋过头。”

“比尔，你干这一行的历史与我一样久，或许还更久一些。如果连这个信息都不能刺激你的鼻子的话，找点东西来彻底通通你的鼻子，好不好？”克拉克在这里稍稍停顿了一下。“我们发现了一个人，他知道我的名字，并且还在暗示他能告诉俄国人我现在正在干些什么。他一定知道我了，老兄。他选择了告诉驻伦敦的常驻代表，而不是驻加拉加斯的。一个搞恐怖主义的家伙，也许还是一个知道他们的联络名字和电话号码的家伙，自从我们来到这里以后，我们已经碰到三起恐怖事件了，我们都一致认为，就这么短的时间来说那确实是很多了。现在，这个家伙冒出水面来了，还在打探我的情况。比尔，我想是到了稍稍兴奋一点的时候了，对吗？”

“当然，约翰。我这就给西里尔打电话。”托尼说完就出了房间。

“操他娘，”门关上后约翰低声骂了一声。那就是隐蔽行动所面临的问题。或迟或早，有一个混蛋会“啪”的一声打开灯光，把黑屋子照得雪亮，而他往往又是一个你不想让他进这屋子的人。这一次究竟是怎么泄密的？他低头看着自己的办公桌，他的脸阴沉了下来，逐渐露出一种表情，知道的人都晓得，这实在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表情。

“妈的，”联邦调查局局长默里吼道，他坐在总部他的办公室前。

“是呀，来龙去脉大致就那样，”埃德·福利在兰利总部七楼他的办公室里表示了同感。“这件事到底是怎么泄漏出去的？”

“打死我也不知道，老兄。你有没有我不知道的关于这个波波夫的任何情况？”

“我可以跟情报处和反恐处核对一下，不过所有情况我们都是向你们转送不误的。英国人呢？”

“要是我了解约翰没错的话，他已经在给军情‘五处’和‘六处’打电话了。他那里负责情报的是比尔·托尼，比尔随便放到哪里都是第一流的。你认识他吗？”

“模模糊糊有点印象，但是他的脸对不上了。巴兹尔对他怎么个看法？”

“说他是他最好的情报分析员之一，一个一流的外勤情报人员，直至几年前。他的嗅觉很敏锐，”中情局局长告诉默里。

“这种事情的危险性有多大？”

“还说不清。俄国人对约翰从东京到德黑兰的这一段知道得一清二楚。戈洛夫科本人也认识他——关于德黑兰的事他曾打过电话给我，就他和查韦斯完成的任务对他作了表扬。我猜想他们还蛮合得来的，但这是公事，并非私人交情，你知道吗？”

“我懂你的意思，唐·科莱昂，你想让我做什么？”

“好吧，我们出了漏洞了。它可能在哪里，我还没有一点线索。迄今我唯一听说的关于‘彩虹’的谈论出自获准知道代码秘密的人之口。他们理应知道应该闭紧他们的嘴巴。”

“是的。”默里也是颇为不满。能泄漏这样级别的秘密的人只会是你所信任的人，是通过了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的严格的背景审查的人。只有得到信任，通过彻底审查的人才能真正背叛自己的国家，但不幸的是，联邦调查局尚未学会看透一个人脑子里和心里在想什么。况且倘若是无意的泄漏又该如何？你可以面对面向当事人对质，但他或她本人甚至都可能回答不上来，不知道已有泄密这种事发生了。在已知的宇宙中，安全保卫和反间谍是列在最困难的任务中的两件。多谢上帝，他想，美国国家安全局有了破译密码的手段，一如既往，它始终是国家所有的情报机构中最可信赖和效率最高的一个。

“比尔，我们有一个两人小组在监视基里连科，几乎不间断。昨天晚上，他们刚拍到了他在他通常光顾的酒吧与一个人喝啤酒的照片，”西里尔·霍尔特告诉他“六处”的老同事。

“那人很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人，”托尼说。

“完全可能。我们需要看到你们截获的电话记录。要我开车来吗？”

“是的，尽快。”

“好的，给我两个小时，老板。我桌上还有几件事要处理。”

“好极了。”

他们可以感到宽慰的是，他们用的这部电话有双重保险确保安全。STU-4密码加密系统只能用美国人掌握的技术才能破译——或者他们是这样认为的。更加令人叫绝的是，他们所用的电话线路是计算机生成的。英国的电话系统本质上是政府所有的，这个事实的一个优点是，计算机控制下的电话交换系统能随机决定路由，这就否定了任何人想窃听电话的可能，除非你在电话的发话端或受话端建立硬接线连接。关于那一点点的安全隐患，他们依靠每月检查线路的技术员就解决了——除非他们中有人脚踩两只船，同时效力于他人，托尼提醒自己。你不可能面面俱到，一切都防范到的，保持电话的沉默固然可以阻止信息流向潜在的敌人，但同时它也有停止信息在政府内部转移的后果——以致那个机构的运作立即磨擦丛生而停顿下来，机构内部因此而烽烟四起。

“说吧，把它说出来，”克拉克告诉查韦斯。

“悠着点，C先生，不要搞得像是我预测到了下一届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的结果似的。已经是很清楚的事情了嘛。”

“也许是的，多明戈，但总归是你第一个说出来的。”

查韦斯点了点头。“问题是，我们到底怎么办？约翰，如果他知道你的名字，他要么可能已经很容易地找到你的位置了——而那就意味着找到我们了。鬼都知道，他所需要的就是在电话公司找一个人，让他开始监听我们的电话。或许，他还有你的一张照片，或一个文字描述。那么，他就能给你挂上一个号码，开始跟着你到处转了。”

“想不到我们竟会有这样的运气。我懂得如何反监视，我无论到何处都带着一个鞋子电话。我倒愿意有哪个敢到我身上来试试。我会把你和你的几个队员叫到这个国家，来一个瓮中捉鳖，把那个混蛋拿下，然后，我们可以跟他友好地小叙一番。”他那番话使听者的脸上泛起了一阵淡淡的笑容。约翰·克拉克这个人懂得如何从人嘴里挖出情报，尽管他做这种事的手法与发给一般的警察部门遵循的指南并不严格相符。

“我想是的，约翰。但在目前，除了睁大我们的眼睛，等待别人为我们制造一些信息以外，我们还是无论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我以前还从未像这样成为目标过。我不喜欢这样。”

“我懂你的意思，长官，不过我们生活在一个并不完美的世界上。比尔·托尼怎么说来着？”

“他有一个‘五处’的朋友今天晚些时候要来。”

“嗯，他们是来自多佛的这方面的专家。就让他们去做他们的事吧，”丁劝告说。他知道这是个好的建议——确实，也是唯一可能的建议——并且知道约翰对此很清楚，另外他还知道约翰会痛恨这个建议。他的上司喜欢自己亲自动手，而不是等着别人为他做好事情。如果说他们的C先生有一个弱点的话，那就是这一点了。在做事情的时候，他可以耐心十足，但在等待他视野之外的事情发生时，他不。不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嘛。

“是的，我知道。”这是他的回答。“你队员的情况如何？”

“士气高涨，如日中天，长官，就像冲浪正好处在浪卷之中，正准备继续劈波斩浪一样。我从未见到士气有这么高涨过，约翰。‘世界乐园’的成功把每个人的士气都点燃了。我想只要坏蛋们规规矩矩排着队来，我们能征服全世界。那个金鹰徽章放在俱乐部里还挺神气的，不是吗？”

“那当然了，C先生。这一次没有噩梦出现……嗯，那个小姑娘除外。那可不是件有趣的事，即使她是快要死的人了，你知道的？但是，我们让这些狗娘养的罪有应得了，卡洛斯先生也仍在牢里。我想再也不会有其他任何人去营救这个可怜蛋了。”

“他知道，法国人告诉我。”

查韦斯站起身来。“很好，我该回去了。这件事一有消息就告诉我，好吧？”

“我当然会的，多明戈。”彩虹六号承诺。

“那么，你做的什么工作？”那个管道工问。

“我卖管道用品，”波波夫说，“扳手之类的，批发给经销商和零售商。”

“真是。有好用的吗？”

“刚性管扳手，美国牌子。它们是世界上最好的，它们保用终身。断一个，我们就免费换一个，即使是现在开始二十年以后。我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刚性扳手是我的看家产品。”

“真的吗？我听倒是听说过的，但从来没用过。”

“它的调整结构要比英国斯蒂尔森扳手更加稳定一点。除此之外，它真正的优势也就是它的包换政策了。你知道，我销售这些东西已经有……多少年了？十四年了，我想。在我售出的成千上万把扳手中我只遇到过一把断了。”

“哼哼。我去年就断了一把扳手，”管道工说。

“基地里工作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没有？”

“一点都没有。管道总还是管道嘛。我修理的有些东西真的老掉牙了——例如，冰水机。要找到那些该死的东西的零配件可麻烦了，但是，他们又不能决定买新的来换。政府的死官僚们真是要命。每个礼拜他们花在他们该死的机关枪子弹上的钱一定有成千上万英镑了，但是买几台人们天天要用的新的冰水机呢？他妈的不可能！”骂过之后，这个人痛快地笑了，从自己的杯子里喝了一大口啤酒。

“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

“你指皇家空军特别空勤团吗？好人，非常讲礼貌的人。他们从来不给我和我的伙伴们添丁点儿的麻烦。”

“那些美国人呢？”波波夫问。“我从来没有真正认识过一个美国人，但是，你耳闻的他们自说自话一意孤行那些传说，还——”

“我经验当中倒是没有。是呀，我的意思是，基地里也是最近才有美国人，但我为他们工作过的那两三个人就跟我们的人一个样——你还记得吗，我告诉过你，他们还想给我们小费！该死的美国佬！不过待人倒是友善。他们大多都有孩子，那些孩子也可爱极了。现在正在开始学习踢真正的足球，我说的是他们中的有一些。那么，你到这一带是来做什么的？”

“与当地的五金商们见见面，设法说服他们，把我的品牌工具也捎带着一起卖，同时和本地的经销商们也见见面。”

“李和多普金吗？”那个管道工摇着头说。“两个都是老家伙了，他们都不会再有多大的改变了。你找他们，恐怕还不如去找那些小商铺更好一些。”

“咳，那你的修理铺呢？我能卖一些我的工具给你吗？”

“我没有多少预算可用——但是，嘿，我会看看你的扳手的。”

“我什么时候能送进来给你看？”

“安全，伙计，这里的安全工作抓得很紧。我怀疑他们是否会允许我开车带你进基地……不过，好吧，我也许可以带你进去——怎么样，就明天下午？”

“很好，什么时候？”

“明天下午怎样？我可以到这里来接你。”

“好的，”波波夫说。“这样很好。”

“好极了。我们可以在这里吃顿农夫午餐，饭后我自己带你进去。”

“明天中午我就到这里来，”波波夫保证，“带着我的工具。”

西里尔·霍尔特已年过五十，一脸的英国高级公务员的那种疲倦神色。他衣着考究，一套西服是精工细做、度身定制的，所配的领带也价格不菲——这里的服装，克拉克知道，是一流的，但价格绝对不便宜——在克拉克的办公室里，西里尔与大家握过手之后，便找个座位坐了下来。

“那么说，”霍尔特说，“我想我们这里遇到问题了。”

“你看那份截获的电话记录了吗？”

“看了。”霍尔特点着头说。“你们国安局的人干得很漂亮。”他们的人也是，找出常驻代表所用的那条电话线路，已无须他再费口舌赘述了。

“给我们说说基里连科，”克拉克说。

“一个能干的家伙。他手下有个十一人的外勤班子，或许还有几个编外的帮手，帮助做点到联络点把情报拣回来之类的工作。那些人都是有外交身份掩护的‘合法人员’。当然，向他报告情报的也有非法人员。我们已经知道其中的两个，他俩都以经商做掩护，除了做间谍之外，也真的在经商。记录这一本账我们已经有一些时日了。不管怎么说，瓦尼亚是个能干、有办法的人。利用大使馆的三秘身份做掩护，他像一个真正的外交官一样履行他的外交职责，并深得他所接触的人的喜爱。他聪明、机智，是一个很好的一起喝酒的朋友。够奇怪的是，他爱喝啤酒胜于伏特加。他似乎很喜欢伦敦的生活。已婚，有两个孩子，没有已引起我们注意的不良嗜好。他的妻子完全不工作，但我们没有发现她有任何隐秘的活动。只是家庭妇女一个，就我们迄今能够发现的来说。她在外交社团中也是深得喜欢的一个。”霍尔特拿出两人的照片让大家传阅。“现在，”他继续道，“就在昨天，我们的朋友在他最喜欢的那家酒馆里与友人一起喝酒。酒馆离开肯辛顿他们的大使馆仅几条街的距离，离肯辛顿宫很近——他们的大使馆可以追溯到沙皇时代，就像你们在华盛顿有的那个一样——这个酒馆是相当上档次的。这里是跟他一起喝啤酒的那个家伙的一张照片，已经做过清晰处理了。”他又递过来一张照片。

这张脸，克拉克和托尼看到，再普通不过了。这个男子是褐色的头发和眼睛，五官端正，少有个性，就与放在胡同里的铁制垃圾筒差不多。在照片中，他身穿一件夹克，戴领带。他脸上的表情无甚特别之处。他们或许是在讨论足球比赛、天气，或者如何去杀死他们两个都不喜欢的某个人——反正一切都无从说起。

“我想，他不会有一个固定的座位吧？”托尼问。

“没有，他一般坐在吧台前，但有时也坐包厢，很少连续两次坐在同一个座位上。我们曾经考虑过放窃听器，”霍尔特告诉他们，“但技术上有困难，它会使我们暴露的，让酒馆老板知道我们在搞什么名堂，再说，是否能够通过它搞到有用的东西也是一个疑问。顺便说一下，他的英语极佳。酒馆老板似乎还认定他是一个来自北方的英国人。”

“他知道你们在跟踪他吗？”托尼抢在克拉克的前面问了。

霍尔特摇摇头。“很难说，但我们认为他不知道。我们的几个监视小组是交替着上的，他们都是我手下一些最出色的人。他们常去那家酒馆，即使他不在那里的时候，以防他派了他自己的人在那里做反监视。由于那个地区的建筑物的原因，所以我们能够相当容易地用摄像机对他进行跟踪。我们已经看到几次可能的擦身传递情报，但你俩都知道那件事是怎么做的。在拥挤的人行道上，我们谁都会撞到人的，不是吗？但撞着人并非都是在传递情报。正因为这个道理，我们也教我们的外勤情报人员这一手。特别是在街道拥挤时，就是配上一打摄像机跟踪拍摄你的对象，你也未必能够看到情报的传递。”

听了霍尔特的那番话，克拉克和托尼都点头同意。世上自从有了间谍这个行当，这种假借擦身而过来完成情报传递的方法或许就已经有了。你需要做的只是沿着大街走路，最多你再假装与某人相撞。在相撞的过程中，他的手已把东西送进你的手中，或把它已掉落进你的口袋。只要经过最少的练习，即使在有心观察的人面前，你也可以做得人不知鬼不觉。只是要做成功，在交接的双方中，有一方身上必须有鲜明的特点，它可以是插在你纽扣孔里的一朵康乃馨，领带的颜色，或者拿一份报纸或太阳镜的方式，或者只有这次迷你行动的当事人知道的大量的其他任何识别标记。在谍报技巧中它最简单，也最容易使用，为此也就成了所有反间谍机构的噩梦。

不过，假如他确实把情报传递给了这个名叫波波夫的家伙的话，他们就已经有这个混蛋的照片了。也许有了，他提醒自己。谁也不能保证，昨天与他一起喝酒的那个家伙就是这个叫波波夫的人。基里连科也许是够机警的，所以跑到一个酒馆去与其他某个顾客瞎攀谈，纯粹是为了给“五处”的人下药，再给他们添加一个被他胡乱选择出来的人去作彻底审查。须知，做那件事既很花人力又很费时间，而这两样东西安全局都不是无限量地拥有的。间谍和反间谍依然是伦敦城里的最折磨人的游戏，甚至就连参赛者本人都从不真正知道它的比分是多少。

“这么说来，你准备增加对基里连科的监视了？”比尔·托尼问。

“是的。”霍尔特点点头。“但请务必记住，我们对付的是一个技术高明的对手。保证是没有的。”

“这个我知道，霍尔特先生，我也做过外勤，克格勃的第二处从未逮到过我，”克拉克告诉英国秘密保安局的来访者。“那么，有任何关于波波夫的资料吗？”

他摇摇头。“我们的档案里没有那个名字。这是可能的，我想，我们有的是他的另一个名字。或许，他一直在与我们的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的朋友们联系——那实际上似乎有很大的可能性，如果他是一个搞恐怖主义的专家的话。以前这样的联系人很多。在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中我们有内线，我正在考虑拿他的照片给他们中的几个去看。但是，做这件事我们非得小心不可。我们的一些内线是双重间谍。我们的爱尔兰朋友也是在进行他们自己的反间谍战的，记得吗？”

“我从未与他们有过直接的交手，”约翰接着说，“他们有多棒？”

“棒得很。”霍尔特肯定地对他说，同时看到托尼也赞许地点了点头。“他们都有高度的奉献精神，组织极度严密，但现在他们的组织多少已经四分五裂了。显而易见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并不希望和平从此降临。我们的好朋友格里·亚当斯的职业是酒馆老板，而如果北爱尔兰的纷争一旦最终结束，他又未能使自己当选高级公职的话，显然这是他所希望的，那么到那个时候，与他现在所享有的声望和地位相比，他可作为退路的旧业就差得非常远了——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似乎还是愿意终止他们的行动，宣布胜利，给和平一个机会的。那个因素在我们招募内线时多少有点帮助，但是，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中也有今天比十年前更加好斗的成员。这是我们需要担心的一个原因，”霍尔特告诉他们。

“在贝卡谷地也是同样一回事，”克拉克同意道。当撒旦来到耶稣面前时，你怎么做？有些人是决不愿意停止与罪恶作战的，即使那意味着他们本身也将制造某些罪恶的话，那没关系，那只是做事情的成本，不是吗？“他们就是不愿撒手放弃。”

“那是一个问题。我也用不着告诉你们，那些家伙的主要目标之一就在这里。皇家空军特别空勤团绝非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的所爱。”

那也不是什么新闻了。英国皇家空军特别空勤团的突击队已经有够多的开赴现场、对犯了违反纪律和暴露自己这两大严重错误的爱尔兰共和军的成员进行“清算”的业绩了。约翰认为，使用士兵去执行本质上是警察的功能是一种错误——但接着他又不得不承认，在某种意义上，“彩虹”被授予的恰恰也就是那个使命。不过，英国特别空勤团做过的事情在某些背景下也许是可以被称为有预谋的谋杀。英国，尽管它有这么多的方面与美国何其相似，但毕竟还是一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法律，在有些领域的规定还极不一样。所以，赫里福德的安全措施十分严密，因为说不定在哪一天，可能会有十几名心怀不满的坏家伙带着AK-47步枪就出现了，而他的人都有家室在这里，就像常驻在这里的特别空勤团的许多人一样，但是恐怖分子并不始终尊重非战斗人员的权利，不是吗？几乎可以肯定。

莫斯科捷尔任斯基大街二号楼做出决定的速度之快异乎寻常，一名特快信使现在已经在路上了。收到这条加密的信息使得基里连科大吃一惊。信使正带着一个外交邮袋搭乘俄罗斯国际航空公司的班机飞往伦敦的希思罗机场。外交邮袋只要在信使的手中就是不可侵犯的——历史上有过国家偷窃外交邮袋内的公文信件之事发生，因为它们常常是不加密的，但信使们都知道那些历史，所以都严格地按章行事——他们上厕所，邮袋也上厕所。这样，凭着他们的外交护照，他们可以飞快地通过控制点，带着他们的通常是帆布制的、往往是装满了宝贵机密的邮袋，走过宁肯舍弃女儿的贞操也要换取一窥其详的人的眼前，径直走上始终在那里等着他们的汽车。

这一幕今天在这里重演。特快信使搭乘从莫斯科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起飞的晚班航班到达了，海关的人挥挥手就让他过了海关，他随即跳上那辆正在等他的车，它是由大使馆的一名雇员驾驶的。在现在这样的交通高峰时刻，从那里开车到大使馆所在的肯辛顿也只需要四十分钟的时间，他要从那里再到基里连科的办公室去。牛皮纸的公文袋是用蜡封口的，以确保它不能被擅自拆开。常驻代表收下了这个公文袋和另外两包文件，谢过了特快信使，然后就埋头到他的工作中去了。时间已经够晚了，他喝惯的那一品脱苦啤酒今晚只得割爱了。这使他有点不痛快。他从心底里喜欢他最爱光顾的那家酒馆的气氛。莫斯科和他供职过的其他的国家没有一个酒馆可与它相比。所以，他现在手持美国中央情报局资深外勤特工约翰·克拉克的完整档案，正在阅读。它足有满满二十页，此外还有三张照片。他耐着性子把这一整袋档案资料从头看到底。它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根据这份档案，在他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会见克格勃的主席戈洛夫科时，他就供认不讳，是他将克格勃前主席格拉西莫夫的妻女偷运出国的……使用一艘潜水艇干的吗？基里连科不禁联想翩翩。这么说来，他在西方媒体上读到的故事还都是真的？真像是好莱坞大片中的事。这以后，也就是在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总统下台前后，他在罗马尼亚活动，再后来，他与东京站合作救出了日本首相，在俄罗斯的帮助下，又参与了消灭马默德·哈吉·达叶兰吗？基里连科收回了联想，翻到档案最后的分析页，该页称“相信他深得美国总统的器重”，——他理当如此！基里连科心想。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戈洛夫科也亲自给档案加了评语，称他是极为能干的外勤特工，一个独立思考的人，以主动出击先发制人著称，相信还从未犯过错……在弗吉尼亚约克城的中央情报局情报学院当过教官，相信分别出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和行动副局长的埃德和玛丽·帕特里夏·福利均出自他的门下。这是一个令人敬畏的军官，基里连科想。他给戈洛夫科本人都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就算在俄国人中间，能达到此种境界的也寥寥无几。

这么说来，现在，他正在英国的某地，从事着某种隐秘的工作，而他所属的组织又想要了解他，因为这样的人物的行踪总是你竭力要跟踪的。这位常驻代表从他的皮夹子里取出那张小纸片。看上去那是一个手机的号码。在他的办公桌的抽屉里他也有几台那种机器，全都是盗用现有号码的“烧机”，因为它既可保持他的信号监管人忙碌，又不花大使馆的一文钱，还非常安全。要窃听一个已知的手机是困难的，而在不知道它的电子代码的情况下，更如大海捞针，它无非只是在已经充斥城市上空的信号上再增加一个而已。

德米特里·阿尔卡季耶维奇有同样的手机。世界上每一个大城市里都有“烧机”并在街头非法出售它们的人。伦敦也不例外。

“哪位？”一个冷淡的声音说。

“德米特里，我是瓦尼亚。”

“什么事？”

“你要的包裹我拿到了。我要求按我们商定的条件付款。”

“一言为定，”波波夫打了保票。“在哪里付款交货？”

那个容易之极。基里连科提出了时间、地点和方法。

“同意。”电话开始后仅七十秒钟就被挂断了。或许，波波夫虽然已被缩编而裁掉了，但是通信的纪律他仍还记得。